内容简介: 唐朝是让我们为之自豪的一座历史巅峰，大唐盛世的辉煌始终令我们向往。一个伟大而又神奇的王朝，为什么会在“安史之乱”后就走向了衰亡?唐朝是如何在雄浑宏阔的历史运动中拔地而起的?在将近3个世纪的时光里，她又经历了怎样的波峰低谷，直至腐朽败。...

陈寅恪集之一种，分上、中、下三册。以柳如是和钱谦益的姻缘为核心，考察明清之际社会与思想文化之变迁，揭示历史存亡关头的士人心灵和生命形态。作者通过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藉以揭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是作者在“失明膑足”的晚境中，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心血结晶。 〔编辑推荐〕 陈寅恪的名著《柳如是别传》撰于暮年，版于身后。作品虽以传记形式写成，实为一部反映明末士人动态的史诗。以甲申前后天翻地覆的历史为主轴，通过柳如是这位奇特女子的经历，展现柳氏身边钱谦益等士人在严酷的命运面前如何抉择自己的归宿，以其对待国家命运的态度为准，予以表扬或贬斥，以达到“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目的。这一巨著，为阐扬中国文化的精义做出了新的贡献。 对于这部著作，曾有种种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以作者这么高的声望却去表彰一个妓女，真是匪夷所思。何况柳氏其人，历史上不乏丑诋她的记载，作者是否想做出奇制胜的翻案文章？然则本书自初版至今35年，深受读者欢迎。仅三联版的十数年间即印行七次，销售四万多套，是《陈寅恪集》中关注度最高的作品，具有长久不衰的文化魅力。 《陈寅恪集》十三种十四册，含专著、论文集、书信、诗作、读书札记、讲义、备课笔记及其他杂著，总计约三百五十万字，另附各类图片一百四十余幅，全面呈现了作者平生的著述。 《陈寅恪集》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文献，受到学术文化界和社会各界的长期关注，2001年1月初版。八年后，2009年第二版（精装本）全集整套上市。此次应广大读者的要求，重装再印第三版，单品种销售。 〔学者推荐〕 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流之行事…… ——吴宓 我认识、了解得陈寅恪先生，是否可以用这样12个字来概括：儒生思想、诗人气质、史家学术。 ——周一良 《别传》熔史识与情思于一炉，充分表现出义宁之学“史有诗心，诗有史笔”的特色。洋洋80万言，证明陈寅恪先生是在“卧榻沉思”中追寻那种他唯恐失落的民族精神，自觉地承担起华夏文化的托命，决不可与“文儒老病销愁松送日之具”等量齐观。 ——蔡鸿生

不争两字见平生，全部工夫铸史成。 ——潘光旦（1899—1967） 他走进教室，摘下那顶旧呢帽放在台子角上，一枚校徽老是倒插在上面，他真没工夫管这些。你看他，喘着气，脸上的红潮还来不及退，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战国之社会经济”，信口讲了下去，讲来又是那么的轻快、流利、生动，使历史上一个个人物都活了起来，一件件事都在墙壁上来回地撞…… ——《教授印象记》（《清华暑期周刊》第九卷第八期，1934年） 193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读书，必修课中有中国通史，教师是雷海宗先生。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课时的情景。我们将近一百人的一年级学生坐在生物馆的阶梯教室里，气氛极其安静，又稍有一些紧张，等待讲课的雷先生。上课的钟声还没有响，一位衣着朴素的先生走进教室，把几支粉笔放到讲桌上。他没有带书，也没有讲稿，和蔼但又有些严肃地看了看学生们，首先说了学习祖国历史的重要意义，就开始讲课。他讲话声音不高，极有条理，我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写笔记。最使我们敬佩的是，一次讲课有许多人名、地名、年代，他记得那样准确，那样熟练。全年讲课都是如此。入学时间长了，接触三、四年级同学，才知道雷先生学识渊博，对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造诣很深，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秦汉史的研究，也造诣很深，是贯通中西史学的学者。我们都为能听到他的教诲而感到高兴。 ——王永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在1932－1933年听中国上古史，1936－1937年听中国通史……在我听中国通史时，先生已编有《中国通史讲义》930叶，分订七册，供同学课下阅读。……雷先生谓世界各民族文化只有一大周，独中国文化有两大周，现在向第三周迈进。在1932－1933年“中国上古史”课上，以西晋灭亡为下限，至1936－1937年“中国通史”课上，则以淝水之战为第一周和第二周的界限。可见雷先生的观点是逐渐明晰的。雷先生说第一周是纯华夏民族的古典中国，第二周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中国。第一周，除所谓史前期外，分五个时代。第二周也分五个时代。兹列简表如下： 第一周 第二周 一 封建时代（前1300－前771年） 南北朝、隋唐、五代（383－960） 二 春秋时代（前770－前473年） 宋代（960－1279） 三 战国时代（前473－前221年） 元明（1279－1528） 四 帝国时代（前221－88年） 晚明盛清（1528－1839） 五 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88－383年） 清末中华民国（1839－ ） 雷先生谓：“第一周的时代各有专名，第二周的时代只以朝代为名。这并不是偶然的事。第二周的各代之间仍是各有特征，但在政治社会方面一千五百年间可说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大体上只不过保守流传秦汉帝国所创设的制度而已……只在文物方面，如宗教、哲学、文艺之类，才有真正的演变。” 雷先生说，华夏民族，在世界民族勉强，已创建了唯一的历史第二周。只是最近百年来，外力入侵，中国文化遭受极大冲击，第二周已快到结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再创造第三周，就靠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去争取了。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卞僧慧（天津社科院研究员） 我通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学科研卷”，发现1938－1939年钱穆的中国通史列为甲组，雷的通史列为乙组；自1939－1940年起吴晗授甲组中国通史，雷师的通史列为乙组；1942－1943年，吴晗、孙毓棠、雷海宗分别讲授甲、乙、丙三组中国通史。当时的理由是甲组较详于史实与制度，最适合人文社科学生的需要，乙组史实及制度稍为简略，宏观视野及分析综合比较适合理工及不以历史为专业学人的需要。 当时雷先生为历史系主任，始终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在此之前他早已解释过何以他在中国通史故意略于制度：“著者前撰‘中国的兵’，友人方面都说三国以下所讲的未免太简，似乎有补充的必要。这种批评著者个人也认为恰当。但二千年来的兵本质的确没有变化。若论汉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续《通考》中也有系统的叙述，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难事。但这样勉强叙述一个空洞的格架去凑篇幅，殊觉无聊。反之，若从侧面研究，推敲二千年来的历史有甚么特征，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探求。” 对历代宰相制度、内廷外廷、宦官等等，雷师也采取类似的简化处理。再加上采用施本格勒的形态文化史观把国史分成两大“周”，当然不免引起少数同仁的明讥暗讽。 但可喜者有三。 一、当时联大助教学生求知若渴，胸怀开朗，决无门户之见。例如1939年秋我初抵昆明，丁则良学长即兴奋地告我，年前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尤以唐宋间经济重心之南移，甚为精彩，其《国史大纲》即将问世，不可不读。钱氏之长无伤于我们对雷氏通史的服膺。我们那时吸取各家之长还来不及，怎会尽先去挑剔老师们的短处。 二、当时助教、学生中不少人相信欲知中国文化的特征，多少必须略知人类史上其他文化的同异与盛衰兴亡的各个段落，否则难免井蛙之识。翁同文早在六十年代初在巴黎期间即接受我的请求，对雷师的通史作一扼要忆评。他强调指出雷师为介绍当时风弥世界的文化形态史观“到中国之第一人。虽形态史观之价值尚无定论，且施本格勒、汤因比（Arnold Toynbee）诸人原著因篇幅巨大亦尚无译本，但开风气之功，实舍雷先生莫属”。再则，“雷先生本人中西史讲义既依形态史观架构编制，其影响及于清华联大后学之任历史教席者必不在少数。就所知丁则良学兄授西洋史即沿其体制，弟去国前滥竽授中国史亦复循其规模……”三十多年后应该补充的是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我个人在海外讲授中国通史四十余年，亦大多采取雷师的看法，因早在三十年代他已纠正施本格勒对两汉以后中国文化长期停滞，丧失生命力的错误看法。甚至当时联大学生方面，历史系最优秀的刘广京和任以都都是选雷师的乙组通史。…… 三、尽管六七十年前雷师以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理论架构应用于国史，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评讥，但经雷师修正以后的文化形态史观，确颇有裨于中国通史的宏观析论。盖两河（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欧西七大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征与风格，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异；但以上七大文化亦标示彼此之间确有类似的发展阶段、历程，以及最后大一统之出现、崩溃、没落的共同之处，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同。因此，仅置中、西两文化于一个视景（perspective）之下，本已是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征及其同异的最有效方法。遍观二十世纪治史或论史对象最“大”的史家，施宾格勒外，如英国的汤因比，德国的雅斯贝斯（Karl Jaspers），中国之雷海宗，美国与我同僚及学术关系久而且深的麦克尼尔（W. H. McNeill）等无一不预觉到世界之进入“大一统”局面，无一敢深信这行将一统世界的大帝国（及其盟属）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义、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长期控御无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规模大一统帝国继续发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没落与崩溃，正是关系全人类命运不能预卜的最大问题。治中国通史不能仅凭传统经史的训练，必须具有近现代世界眼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回忆清华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何以堂堂华夏世界竟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何炳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 雷先生毕生从事于中国史和世界史的研究和讲学，故能从世界历史的背景观察中国历史，并酝酿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求之于当代史学界，是颇为罕见的。他的历史理论脱胎于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论，而加以自己的改造，即每一种历史文化都有一个生命周期，但唯独中国的历史有两个周期，他期待着中国迎接自己第三期的历史文化。他的这一文化形态史观，可能为许多历史学家所不同意，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提出的许多新颖而独到的见解是启人深思的。例如，他从中国的“兵”的角度来界说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又如，他从君臣关系的演变来观察中国皇权专制制度的不断加强与恶化；二战期间，他还介绍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地缘政治学。无论读者同意作者的见解与否，大概都不会不同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术和思想进步的最重要的保证。以雷先生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史学派，要不失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园地中不可忽视的一家。 ——何兆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1992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因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曾到洛氏基金会档案馆查档案，忽然发现几份饶有兴味的文件。 1943至1944年间，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的著名中国通费正清与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联名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信，大意谓，中国最著名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现在生活陷于极端困境，连温饱和健康都难以保证(其中提到闻一多罹患肺病等等)，为抢救这批对中国的复兴极为宝贵的知识精荚，建议洛氏基金会有选择地分批资助一些教授赴美讲学，既可以对他们改善生活不无小补，又可以加强美国的中国学。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尊心很强，直接由基金会出面，他们可能不肯接受，因此建议由美国国务院出面与中国政府谈，作为两国文化交流项目，中美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名单，再由洛氏基金会拨款给美国有兴趣的大学，由他们出面聘请对等学科的教授。这一方案果然付诸实施，名单分A、B两批，A是被认为不但著名而且最有创造力的学者，雷海宗在这一名单上。其他有闻一多、费孝通、冯友兰、梁思成、罗常培等十几位教授，多数都应邀成行，利用这一机会，在学术上成绩斐然。例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英文原著)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冯友兰也是在这一年中开始与卜德教授合作翻译他的《中国哲学史》。雷海宗先生却婉拒不就，理由是现在正是学校最困难时期，西南联大需要他，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梅贻琦校长曾亲自动员他接受邀请，但是他留意已决，终于没有去。这一情节见于基金会在华工作人员向总会汇报工作的信中，完全事务性一笔带过，未加任何评论。而这几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引起我很大的心灵震撼。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先生生活在20世纪上半期苦难的中国，大气蓬勃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文化自觉是先生思想的“大本大原”。他以世界史的眼光治中国史，给予中国史新的解释，描述中国历史文化既往历程，寄希望于未来的开展，从而为当下注入精神动力；其研究有意侧重中外比较的观察角度，但绝非盲从外国史的观念和理论，而是始终保持民族文化独立的警觉。 ——刘桂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书摘：“*”为上下结构，由“艹、为”组成。

本书是在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全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991年出版）基础上，改编增订而成。新版保持原书分列专题的框架形式，但对部分专题进行归并简省，调整篇章序次和作者，并增加了一些新专题，大量增加了图版。 本书采用专题的形式，分门别类地讲述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文化艺术、科技创造、工艺成就、衣食住行、日用器具诸方面内容，主要目的是传授历史文化知识，增进读者对先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了解。本书的专题包括了中国哲学史、文学史、通史所不能容纳或语焉不详的内容。它所提供的知识，连接多种学科，左右逢源，是探讨中国古代文化所必须研究的问题。各专题均由该领域专家撰稿，内容可自成体系，并充分吸收近年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发现，力求反映学术前沿。

《格蕾丝:一个美国女人在中国》(1934-1974)从她写给美国家人的信中，我们看到这位曾在天津的外国租界里过着养尊处优、无忧无虑生活的美国女子，是怎样从自己沉醉其中的充满了异域色彩的浪漫奢华生活中一步步走出来，直面战争、饥荒、洪灾、革命及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的疯狂，最终直面自己的命运，无怨无悔，执著、勇敢、乐观地走完生命的历程。　　上世纪20年代后期，出生在美国家的梦想，前往纽约学习声乐，在那里遇到了来自中国的康乃尔大学毕业生刘弗祺并与其结婚。1934年，格蕾丝离开美国，前往中国天津与丈夫团聚。从此，直到1974年，格蕾丝一直生活在中国，其间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的成立、抗美援朝、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司马迁《史记》写下了楚汉之争的千古绝唱。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列国争雄，再到统一于汉，仅仅八年。项羽随叔父项梁在会稽起兵时二十四岁，到乌江自刎年仅三十一岁。八年间，一幕幕历史大戏可歌可泣，经历了秦崩、楚亡、汉兴一系列重大转折，终于使五百余年来的混战征伐归于安定，中国历史迎来西汉的全盛时代。 历史学家李开元在研究、细读这段历史的过程中，结合文献史籍、出土文物，并实地踏查地上遗迹，揭示了一系列未解之谜。书中还描绘出众多英雄豪杰卓尔不群的面目，像以一人之力转动大局的韩信、张良、陈平，接续战国纵横家余绪的郦食其、随何、侯公等。作者对史书记述的辨正和还原，尽可能地丰富了那段历史，使楚汉相争这出大戏更为惊心动魄。

本书选自《内藤湖南著作选集》[日本筑摩书房，昭和四十四年（公元1969年）出版]的第五、八、十等卷，由译者编为上下两编。上编包括中国古代史第一时期，中国上古史，从远古到西晋；第二时期，中古史，东晋至唐五代；第三时期，近世史，宋元。下编为清史。 余之所谓东洋史，即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 通观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宛如一棵树．由根生干，而及于叶一样，确实形成为一种文化的自然发展的系统，有如构成一部世界史。日本人、欧洲人都以各自的本国历史为标准，所以把中国史的发展视为不正规，但这都是谬误的。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文化确是真正顺理成章、最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这与那种受到其他文化的刺激，在其他文化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文化，是不同的。

帝制中国的官僚政治由拥有人文教养的儒生文士承担，“文人”和“官僚”一身二任，由此塑造出了一种“士大夫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独特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探讨“士大夫政治”的演生过程和这种政治文化模式的特点、机制。作者采用结构性视角，把士大夫的最初形态追溯到周代的“士”与“大夫”，战国以来他们分化为“学士”和“文吏”两个群体，汉代又发生了儒生与文吏的合流、儒家与法家的合流，由此初步奠定了帝制中国“士大夫政治”的基础。

作者始终以封建社会的全部社会现象为讨论的对象，注意其整体的社会结构及功能；不论我们以为封建社会发生于何时代，崩溃于何时代，此文都不失为我国封建社会制度概括的描写。详细内容因时代不同或有变更，特征或一般的现象却是不会变的。从这一点来看。这篇论文，是对于研究我国封建制度不无参考价值的。

范文澜是当代公认的史学大家、史学权威。 本世纪四直年代，他在安窑洞的油灯下写出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向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的那种体系、观点写下去。 范老生前完成《中国通史》的前四卷。他逝世后，蔡美彪毅然担负起这项未竟的事业…… 这部半个世纪写成的书，真实再现了华厦文明的历史轨迹。 该书代表了我国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书中论点鲜明但不失于偏颇，叙述详密又不失于琐碎。 该书虽是一部严紧的学术著作，但却极富可读性，是公 认的雅俗共赏之作。 本书第一册收入了原自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成立即秦朝的统一。共为五章，分别叙述了原始公社时代，夏商时期、西周时期、东周时期和战国时期的政治史事、经济发展状况=制度的演变和文化思想状况。 本书第二册收入了秦汉至隋统一时期。共为六章，分别叙述了秦朝、西汉、东汉三国、西晋十六国、东晋和南朝、北朝时期各王朝的兴亡、经济概况、文化概况和各族间的交往与融化。 第三册是中国通史第三编隋唐五代时期的第一册。共三章，第一章叙述隋朝的兴亡和经济、文化状况。第二章叙述唐朝的政治概况和经济概况。第三章分别叙述了五代十国时期——五个王朝和十个割据国的兴亡及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 第四册是中国通史第三编隋唐五代时期的第二册。由本编的第四、五、六、七章组成。分别叙述了吐蕃国、回纥国、南诏国、大理国，亦即藏族、维族、彝族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唐五代时期的文化概况。 第五册是中国通史第国编宋辽金元时期的第一册，共两章。第一章叙述宋王朝的建立与南迁，即北宋时期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第二章叙述宋王朝的南迁与灭亡，即南宋时期的政治状况与经济状况。 第六册是中国通史第四编宋辽金元时期的第二册。由本编第三、四、五章组成。第三章叙述辽朝包括西辽的政治、经济、文化。第四章叙述西夏的兴亡和经济、文化。第五章叙述金朝的政治史事和经济状况。 第七册是中国通史第四编宋辽金元时期的第三册。由本编第六、七章组成。第六章叙述元朝的政治史事、经济状况和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状况。第七章叙述宋金元时期的文化状况，包括经学与理学、文学艺术、学术著作、科学技术、文化交流。 第八册是中国通史第五编明清封建制时期的第一册。共两章。第一章明朝的建立与集权统治的发展，叙述明太祖至武宗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第二章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明朝的衰落，叙述明世宗至神宗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 第九册是中国通史第五编明清封建制时期的第二册。由本编第三、四章组成。第三章综合叙述清朝的建国、农民战争与明朝的灭亡。第四章叙述清朝统治的巩固与疆域的奠立，即清圣祖至世宗时期的政治概况。 第十册是中国通史第五编有明清封建制时期的第三册。由本编第五、六、七章组成。第五章叙述清高宗、仁宗时期的政治史事和清朝统治下的各民族状况。第六章叙述经济状况。第七章是明洪武至清嘉庆时期的文化状况。 第十一册是《中国通史》第六编清朝的衰落与灭亡的第一册。共四章。第一章叙述道光帝的统治与英国的入侵；第二章叙述太平天国革命与英法联军的侵略；第三章叙述清末农民起义的失败与同治新政；第四章叙述慈禧后再执政与外国侵略的深入。 第十二册是《中国通史》第六编清朝的衰落与灭亡的第二册。共六章，即本编第五至十章，分别叙述了外国在华企业与民办新型企业的开设中日战争与清廷变法、列强入侵与清廷再变法、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形成、民主革命与清朝覆亡以及晚清时期学术文化概况。

从秦朝到民国2000余年历史，蔡东藩以正史为经、轶闻为纬，用《三国演义》式的语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写成了这套中国最完整的历史小说。 从1915年开始创作《清史通俗演义》，至1926年《后汉通俗演义》出版，整套《历朝通俗演义》耗时十年才全部完成。 这套小说除极具故事性、趣味性之外，还极其重视史料的真实性。不但可以作为一般的休闲读物，也可以作为历史爱好者的参考书。 本套书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出版。初版11部全部是石印线装本。1935年改为铅印，分装44册，增加了许廑父续写的《民国通俗演义》后40回。全套书名为《历朝通俗演义》，共11部，600余万字。

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观察隋唐五代这一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向读者展示了四百年间中华帝国的无上光荣与血雨腥风，并阐释出历史进程中，（偶然性）和（英雄）个人相结合时所释放出的惊人能量。

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积五十年治学研究之重要成果。着重论述战国时期从分裂割据走向统一，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和发展…… 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积五十年治学研究之重要成果。着重论述战国时期从分裂割据走向统一，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和发展，真实地再现了战国时代风云变幻、剧烈变革、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的历史与社会状况，是战国史研究的扛鼎之作。

本书107卷，是一部上起传说中的盘古，下迄明末的编年体简史。该书将我国清代以前几千年的历史大事系统而又删繁就简地记载下来。本书的内容分别辑自《通鉴外纪》、《通鉴前编》、《通鉴纲目》、《明纪钞略》等史书。书的整理者以脱误较少的扫叶山房石印本为底本，并以其他一些刻本相互参校，同时对照其所据原书予以校正，书中凡干支纪年，均添注了公元纪年。 予童年有志读史，然至老究未尝一卒读者何也？盖予性最拙，读时不能遽解，待解移时辄忘，又识字甚少，时须考登。且少以足疾废，六经、诸子无心涉猎，都邑山川不一遊覧，從有志读史，亦犹聋者之无闻，盲者之无见，故读未移篇辄生压倦。此予所以究未尝一卒读也。虽然，予既有志读史矣，而欲待博羣书以悉其所闻，历名山大川以窮其所见，度必不能。然则予将作如何读法而后可邪？常观世之乐於读史者，类多颖悟绝人之士，一目数行俱下，一覧终身不忘，读时不求甚解，会心在牝牡鹿黄之外。故观史务求其详，论史必归於雅，而若予之拙者，欲求读史之法寜简毋详，寜陋毋雅，庶乎其得之邪？ 周子静专、星若，予忘年友也。弱冠工举子业，而尤邃史学。乙酉歲，摧其手辑纲目全编以示予读史之法予遂与二子复相编辑，不閒祁寒暑雨者殆六载。苦简篇之汗漫，为之摘要而删繁；慮大羲之不明，为之提纲而挈领。典故则护摭源流，详笺细释，不必腹具经笥，胸藏史镜，而燎若指掌。兴地则溯厥沿革，援古登今，不必南浮北过，西至东渐，而宛如在目。分经别渭，辨淄知渑，则圈殊星列，妍媸烂然，而游移上下之见不设也。沉奥屈曲之句，险怪奇涩之文，则点读分明，鉤墨截然，而聱牙涩呐之苦不形也。迨夫字画较毫釐，音聲辨织悉，务绝篇以袭为、谬以承谬之弊则鲁鱼亥豕之误，杖杜伏猎之羞，殆可免矣。至 若覩此而失彼，记乙而忘甲，则注不胜注，解不胜解，失注则遗，复解仍晦，乃立见前见后法，如呼醉使醒，警梦使觉，则全部神理首尾贯穿，不犹全体血脈上下流通也哉。予乃今而知读史之法，其在是乎？ 予因之有感矣。向有志读史而未能一卒读，及欲求一读史之法而不可得，得与二子共相编辑以迄成书，纵不能博群书以悉其所闻，历名山大川以穷其所见，以视予前曰之耳无闻而目无见者，大有迳庭。然后知观史之不欲，论史之不明者，非尽天资犀钝，庸师误人，亦由编辑成书者引导无方而致然也。 二子属予镂版行之世，予曰：“是书未可遽以问世也，姑以私便检阅，自备遗忘，藏之家垫以课弟子已耳。”适予友朱子圣怀亦寄予明纪钞略一编，遂续辑而并付之梓，再阅岁工始竣。二子复谓予曰：“若得大人先生序引，则是书可行，且能及远。”予谓既无卓绝千古之识，论定百代之兴亡，复鲜著作辨论之才，品隲人事之得失，而徒沾沾於句栉字比，审音训义之末，是殆兔园学究之所为，行且不能，何望及远？颜曰“易知录”。同予之拙者几人，鲜不病予之简而笑予之陋也。 康熙五十年秋七月十五日，山会吴乘權楚材题於尺木堂。

《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下卷)是《剑桥中国史》第7卷的中译本。由国外研究明代历史的专家执笔，吸取了中国、日本和西方的研究成果，也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主要论述明代的政治史，结合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剑桥中国史》的第8卷则对明代的制度、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和经济史、思想史、思想和宗教史进行详细的论述。

本次新版《隋唐五代史》(上下)，按作者原稿重新作了校订，全书包括“总论”部分共分十五章，章节顺序，章节标题及删节的正文叙述，均按原稿加以恢复补全。除将原书的繁体直排、雙行夹注必为繁体横排、单行夹注外，还改正了原书的一些讹误，其他如习惯用语、行文遣句、概念术语等，均未予必动。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导言的作者是本卷的两位主编，慕尼黑大学名誉教授傅海波和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崔瑞德。前者是著名的辽、金、元史研究专家，著述颇丰，尤长于金史研究，在本卷中还担任第3章金朝历史的写作；后者则多年来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亦是《剑桥中国史》秦汉、隋唐、明代等卷的主编，在本卷中还与克劳斯-彼得·蒂兹合写了第一章辽朝的历史。第二章西夏史的作者是肯永学院教授邓如萍，她已发表过一些有关西夏历史的论著。特伦顿州立学院教授托马斯·爱尔森主要研究早期蒙古国的历史，故撰写本卷的第四章。第五章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学院教授莫里斯·罗沙比，著有《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等著作，所以专写忽必烈一朝的历史。第六章的作者萧启庆原为新加坡大学教授，现为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著有《元代的军事制度》、《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等著作，此次担任元中期历史的写作，驾轻就熟。堪萨斯大学教授窦德士，主要研究元明思想史和政治史，著有《征服者与儒士》、《儒学与独裁统治》等著作，在本卷中撰写第七章元后期的历史。第八章作者是原在哈佛大学任教、现在米德尔斯伯里学院任教的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教授，她著有《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等著作，所以专述与元代政府和行政管理的有关问题。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牟复礼研究中国史多年，在本卷中写作第九章，专门讨论元朝统治下的社会问题。如本卷原书序言所说，牟复礼还通读了本卷全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应该承认，本卷是《剑桥中国史》中难度较大的一卷，因为它所叙述的辽、西夏、金、元四个王朝，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研究这些王朝的历史时，既要面临许多语言、文字问题，还要深入研究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社会风俗的变化等一系列问题。本卷的编著者对这些问题作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探讨。

聂隐娘身处的时代与周遭具体如何？ 诸侯割据怎样促成了大唐帝国的重建并走向了自身的终结？ 作者于盘根错节之中抽丝剥笋，给人以读推理小说的奇妙感 “安史之乱”无疑是中国中古史上的大事关键，但相对于其重要性，既往的研究却还远远不够。本书从政治地理学切入，通过对唐代后半期 最为重要的政治群体之一——藩镇的实证性考 察，对唐帝国得以成功度过“安史之乱”这一中古史上之剧变，并在由此创发的新兴的藩镇体制下，重建其政治权威与统治力的问题，给出了一个合理的历史解释，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古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