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采取一种辩论的姿态，通过对当前关于传媒一后现代主义和信息社会理论这两个主工范工的一系列讨论，着手研究传媒引出的部下。本书提问，传媒这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引发了自启蒙运动一来，社会和政治理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在对传媒引出的几个不同系列的问题的连续探索后，本书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康德所说的人类之非社会的社会性问题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自律、自由的个体能生活在切实可行的社会共同体里；或者换句话说，与人类理性和解放相关的范围是什么，限制是什么。 为了引导这个论题，本书首先从必要的历史角度来讨论。接着考察了解放的含义：认为传媒是广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世界中的文化产业：认为传媒是科技；精神产品生产的专业化；符号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社会着距的分离和扩大。本书继而提出，反对当前在受众研究中的民族志学趋趋向，反对关注日常生活，赞成恢复对受众和效果的统计事实的研究兴趣，赞成通过回归商品拜物主义和黑格尔哲学本源，以及对认同的符号互动主义的创造，承认主动的受众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自身的控制当中。接着该讨论转向了我们怎样评价媒体传播的符号形式，这种评价是否能超出个人体验的问题。本书指出对传媒的评价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而没有某种标准仅凭主观来评判传媒的表现是不可能的。 经过对艺术社会学和美学之间的论争的考察，本书讨论了审美判断的伦理基础，并通过作为全书论证基础的话语伦理，讨论建立审美判断的统一标准。这种对话语伦理的强调进而引出了关于传媒和政治的讨论，这里的论点是，关于传媒和政治的讨论就是关于政治自身的讨论的核心。本书认为，这些讨论关注的是公众和私人之间不断变化的分界线。到这里，在卢梭关于公共展示在民主政治实践中的中心性的论证中，以及在康德关于公共理性在民主政治实践中的中心性的论证中，本收回到了公共领域理论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