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敏博士的专著《“习以为常”之蔽》是一部很值得一读的外国民族志，很了不起。该书反映了近年来中国东南亚研究中一个非常可喜的重要转向：即中国大学的博士生开始走出国门，奔赴东南亚国家从事田野调查研究。在此之前，虽然不乏海外中国留学生也到东南亚实地调查，收集资料，但一般都是受国外大学的派遣与资助，专门为国外大学学位论文而准备；同样，虽然中国大学也有部分学者、甚至博士生，曾创造条件到东南亚国家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研究，但一般或为短期肤浅粗放式的观光考察，或为长期交流学习式的进修访问；虽然中国前辈著名学者如人类学家林惠祥和社会学家陈达，也曾在东南亚从事过长期的实地考察，并有专门著作问世，但那毕竟是在战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就像台湾著名的人类学家李亦园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赴马来西亚柔佛州的田野考察一样，毕竟与内地大学和学者的境况不可同日而语。就社会科学在新中国半个多世纪来的独特历史遭遇和中国对外国地域研究的整体水平而言，像康敏博士那样从事为期近一年的专题田野调查，从学术的原动力到财物资助，完全靠自己筹措而不用依靠海外援助，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其闯劲之足，令人刮目。正因为如此，如果说北大社会学与人类学系高丙中教授麾下的博士生团队可谓开了风气之先，一点不为过。康敏博士论文的成功实践，从另一个侧面也展示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包括学术交流）近士多年来突飞猛进的飞跃发展和广阔前景。

《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讲述了：“到民间去”，曾经是一个世纪前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发生期所酝酿出来的口号。先有具备学术规范的社会调查，才有社会科学的出现。在少数人一段时间的尝试之后，一句凝结着共同体集体意识的“到民间去”成为1919年之后的知识界的运动，在中国促成书斋学问之外的社会调查之风蓬勃兴起。社会科学诸学科此前在中国主要是课堂传授的西方书本知识，“到民间去”的调查之风呼唤着以中国社会为对象的知识生产，这种知识生产逐渐造就了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