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孟子》一书详加注释，并作了全译，对文中的某些问题作了考证。书末附有《孟子词典》，与《译注》相辅相成。不但能帮助一般读者读懂《孟子》，还能给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和参考。

《全宋词(套装全5册)(繁体竖排版)》讲述了：旧版《全宋词》在一九三一年着手编纂，至一九三七年初稿竣事，商务印书馆曾予排印，一九四○年抗战时期在长沙出版。这部书的印数无多，流传不广，而且存在着很多缺点。最严重的，就是由于条件和时代的限制，在材料上有许多书不知道或者无法见到，在体例上则参照了《全唐诗》的做法，首以“帝王”宗室”，而殿以“释道”“女流”。一九四○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对于研究工作者说来，《全宋词》仍然为他们所需要。如果用旧版重印，显然是不相宜的。在南京师范学院党委的关怀和鼓励下，得以对旧版《全宋词》进行重编；其后，又由中华书局文学组对全稿作了订补加工，並使之和读者见面。重编订补后，不论在材料上或体例上，较旧版都有一定的提高：：以某些较好的底本代替了从前的底本；增补词人二百四十余家，词作一千四百余首（不计残篇）；删去可以考得的唐五代、金元明词人和作品；重新考订词人行实和改写小传；调整原来的编排方式；增加了若干附录。现在谨就编订情況说明如下： 宋人词集的编纂，从宋代本朝就开始了。在北宋，词虽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体，但似乎还没有被普遍承忍为“正统”文学，所以北宋人的词一般不收入文集。如欧阳修的《平山集》、晏殊的《珠玉集》、苏轼的《东坡词》、贺铸的《东山词》，都是集外单行的。到了南宋，这种情況有所改变，词作一般收入文集。如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有词四卷，陸游《渭南文集》有词二卷，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有词五卷，等等。南宋人编刻北宋人的文集，也往往採用同样的辦法，乾道刻《类编黄先生大全文集》有乐章一卷，庆元时编刻欧阳修全集有词三卷，都是明显的例子。另外还有一种情況，即已收入文集的词，又另有单刊本，而且内容也不尽相同。如欧阳修另有《醉翁琴趣外篇》六卷，张孝祥另有《于湖先生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这是宋人编刻词别集的情況。当时流行的词别集很多，据《直齐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所载，陈振孙见到的，包括所谓《百家词》在内，就有一百零三种，另有注本三种。年经代远，这些词集很大部分已经亡佚；就是幸而流传到今天，其名称与卷数也常有出入，未必是陈振孙所见之旧了。 除单行的词集以外，还有彙刻的词集。宋有长沙书坊的《百家词》（今佚）、闽刻《琴趣外编》（今存五种）、《典雅词》（今存十九种）、《六十家词》（今佚）。明吴讷有《唐宋名贤百家词》，当时未刻，今存传抄本和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内宋词亡佚十家，尚存七十家。明末毛晋汲古阁刊《宋名家词》六集六十一家，为宋以后大规模刊刻词集之始，其书流传最广。清中叶以前，有侯文燦《十名家词集》，中叶有秦恩复《词学丛书》。至于间有刊入丛书如《知不足齐丛书》、《别下齐丛书》内的，则为数不多，影响不大。晚清以来，词学在士大夫中一度得到提倡，彙刻词集因之而蔚为风气。王鹏运的《四印齐所刻词》、《宋元三十一家词》昉于其前；继之而起的是江标的《宋元名家词》，吴重熹的《山左人词》；最后有朱孝臧的《彊村丛书》，吴昌绶、陶湘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陶湘的《景汲古阁钞宋金词七种》。这些彙刻词籍，大多依傍前人，像《宋名家词》几全据单本词集 《彊村丛书》则有半数从文集中裁篇别出；，只有少数词集如《四印齐所刻词》本李清照《濑玉词》、《彊村丛书》本赵崇嶓《白云小稿》等，才是从各种载籍中收集遗佚而加以新编的。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有其资料价值：有的保存了底本今天已经亡佚的若干词集，如《宋名家词》；，有的影刊了今天已不易见到的旧本，如《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有的则编者本人就对词学比较有研究，如《四印齐所刻词》、《彊村丛书》，校讐增补，功不可没。 编纂《全宋词》，以上两类词集是我们最主要的依据。 宋人选词选，从宋词别集在当时流行的情况来估计，为数一定是不少的。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有《梅苑》、《乐府雅词》、《草堂诗余》、《唐宋以来绝妙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乐府补题》八种。可以考知名称而已经不传的，还有五六种。其中《羣公诗余》一种，曾由清初的钱曾、季振宜收藏过，后来就不知下落了。元人的选本，现在所知道的只凤林书院辑《草堂诗余》一种。这些宋元人的选本，往往有不见于专集的词作，特别是小家的作品，率多赖是以传。至于明清人的词选，像《词林万选》、《彙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花草粹编》、《续草堂诗余》、《词综》、《历代诗余》、《词综補遗》等等，有的出自学人，有的成于坊肆，精粗不一。然而除了《花草粹编》等个别選本以外，就他们所见的材料而言，已经很难为宋人编订的别集、选集增补过多的作品了。 这些选本，也是我们编纂工作中的重要依据之一。 综合地利用上述资料编纂《全宋词》，我们遇到过不少困难。有的书由于刊刻不精，有的书限于编辑者的水平，经常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错误；即使是编辑得比较认真的书，如果和其他材料综合比照来看，也时会显出它们零乱和芜杂的缺点。因而，选择底本和考订作品的真伪是我们利用这些词籍时付出劳动最多的工作。 在底本的比勘选择上，尊重旧本而不迷信旧本，择善而从。例如北京图书馆藏陸贻典、毛展手校的《宋名家词》，陸、毛二人所据校的本子都是旧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而从校勘记的实际情況来考察，他们所据校的本子確乎胜过现存的本子，因此这一部分的底本我们基本上选择了陸、毛的校本。然而他们所据的旧本也决不是完美无缺的，如卢祖皋的《蒲江词》，汲古阁本只二十余首，陸、毛的校本也没有增补，但《彊村丛书》本所据的是明抄本《蒲江词稿》，纵然其中杂有个别伪词，但在数量上比汲古阁本多出七十余首。对这种情況，我们当然选用了《彊村丛书》本。又例如黄庭坚的词集，现有宋本《山谷琴趣外编》，但《彊村丛书本》的《山谷琴趣外编》是经朱孝臧校过的，我们把两本比勘以后，也選用了《彊村丛书》本。 关于作品的考订，情況要更複杂一点。宋词作品互见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作家的集中，为数甚多。汲古阁刻《宋名家词》本《珠玉词》、《六一词》、《寿域词》、《惜香乐府》，就颇多这一类的例子。词选中如《类编草堂诗余》误题作者姓名的约有八十余首，《词林万选》约有二十余首，《续草堂诗余》约有三十余首。后人失考，陈陈相因，也有误补于各家词集的。辨伪存真，宋朝的罗泌已经做了一些，他校勘欧阳修《近体乐府》，在校记中作了说明而不下结论。毛晋刻词，也间有考证，然而缺乏冷静和严肃的态度，隨意判断，误删误补，不免流于武断。我们在编纂的过程中，力求改正前人的错误，澄清前人的混淆。如欧阳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时”一首，杨慎以为是朱淑真的作品，毛晋承谬踵误，以之补入《断肠词》，不久以前还有人发表文章力辨杨慎之说不误。其实此词既见于宋元本的欧集，宋人又别无異说，隨便推翻这个结论是很不妥当的。又如《蒲江词稿》中末一首“洞仙歌”，已见于曾慥《乐府雅词》。曾慥的时代比卢祖皋早得多，这首词决不是卢祖皋所作。《彊村丛书》本朱翌《灊山诗余》，仅存词五首，而其中有一首是王庭珪所作，有一首是张元幹所作。凡此种种，我们都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了比较认真的考察。 宋词的辑佚工作真正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已经是清末的事了。前面提到的《潄玉词》和《白云小稿》，就是王鹏运和吴昌绶的成绩。之后，刘毓盘的《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开始了大规模的辑佚，内收宋词四十四种六十四家，可惜出处不明、真伪不辨、校勘不精，颇为学者诟病。到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利用的材料更为广泛，收宋词五十五家，内五十一家为裒辑遗佚而成。此外也还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尽管各家的工作还都有不足之处，然而没有这些成果，《全宋词》的编辑工作就会困难得多。 本套书包括《全宋词一》、《全宋词二》、《全宋词三》，《全宋词四》和《全宋词五》。

明代袁了凡所著的《了凡四训》，是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一本劝善书。该书一经问世，便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人们修身立命的理论指导。该书主要阐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思想；讲述“趋吉避凶”的方法；强调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积善累德，谦恭卑下，感格上天，就能够求福得福，善报无尽。该书糅合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学说，运用因果报应、福善祸淫之理，阐明忠孝仁义、诸善奉行以及立身处世之学。通过对此书的阅读，我们可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感性的认识，从而一窥儒佛道三家之学的梗概；同时也对我们个人品格的修养大有助益。

《春秋左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起自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是学习、研究先秦历史、文学、哲学和语言必读的典籍。作者积数十年之力，对左氏《春秋》经、传作详细校勘、分段、注释，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及近代考古资料，融会贯通，时出己见，是为当代《春秋左传》集大成之全注本。

本书为“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之一，北魏杨炫之撰写，又称《伽蓝记》。梳理了洛阳各寺庙的地理概况及历史沿革，极富文学色彩，是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为一身的经典名著，历来与郦道元的《水经注》被称作北魏文学史上的双璧。

本书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这部书大约最后编定于战国初期。因其成于众手，具体作者已难考定，但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 本书包括正文和注解两大部分。正文选用杨伯内峻《论语译注》本，并参考其他版本校勘。《论语》一书是集章成篇的体例，各章间的关系性较小，故题解首先介绍分章情况，再逐章解说大义，如该篇内容有较为集中的主旨也给予说明。 《论语》是孔子与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结集工作是由孔子门人及再传弟子完成的。《论语》名称的来由,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一说法，大体可信。原始记录杂出于众手，最后编定当在战国初期，以曾参门人为主。

本书是杨勇先生一九六一年至六八年花了八年时间，搜集了二百四十余种有关《世说新语》数据，对《世说新语》所作的系统整理，一九六九年九月由香港大众书局出版。一九九八年九月，杨勇先生自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不断访求当世有关《世说新语》新着一百余种，又穷八年之力，重新为之写定，修订旧作数百处，新增三万余字。此次由中华书局重新刊印，杨勇先生又精益求精地订正了近百处讹误。本书后附有关图表、汪藻《世说新语人名谱校笺》、《世说新语人名异称表》、《世说新语人名索引》等，为读者使用提供了极大方便。

《围炉夜话》(插图本)(中华经典随笔)是清人王永彬所撰写的一部劝世之作，它与明人洪应明的《菜根谭》、陈继儒的《小窗幽记》一起被后世并称为“处世三大奇书”。自其面世以来，一直盛传不衰，成为人们案头的必备之书，深受世人的推重而闻名遐迩。

《论语译注》内容包括：试论孔子、导言、例言、学而篇第一、为政篇第二、八佾篇第三、里仁篇第四、公冶长篇第五、雍也篇第六、述而篇第七、 泰伯篇第八、子罕篇第九、乡党篇第十、先进篇第十一、颜渊篇第十二等。

《诗经》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现存诗歌305篇，包括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民歌和朝庙乐章，分为风、雅、颂三章。“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颂”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本书由著名学者程俊英教授翻译并注释，深入浅出地阐释了这一古老民歌的丰富内涵，且配有精美生动的插图，使读者亦能享受到阅读的趣味。

《幼学琼林》初为明人登吉编著，本名《幼学须知》，又称《成语考》、《故事寻源》，清人邹圣脉作了增补，改名为《幼学琼林》，也叫《幼学故事琼林》。《幼学琼林》集天文地理、历史人物、典籍制度、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鸟兽花木、朝廷体制、文事科第等与人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知识于一体，内容广博，包罗万象。

《智囊全集》和《古今谭概》是姊妹篇，是一部从先秦到明代智慧故事的总集。《智囊全集》分上智、明智、察智、胆智、术智、捷智、语智、兵智、闺智、杂智十部，其下又分见大、知微、雄略、敏悟等28类小类。不论是经邦治国，高瞻远瞩，还是出奇制胜，决胜千里，抑或是轻取富贵、全身持家，古人的种种智慧韬略，几乎收揽无遗。读此书如入宝山，金玉琳琅，美不胜收。愿大家在恣情赏鉴之余，都有所斩获，携得几件宝贝归来。

《小窗幽记》，分醒、情、峭、灵、素、景、韵、奇、绮、豪、法、倩十二卷，计一千五百余则，是一部纂辑式的清言小品集。以“醒”为第一，在“趋名者醉于朝，趋利者醉于野，豪者醉于声色车马”之时，无异于醍醐灌顶，一声棒喝，还原出一个本真的自我来。所以“醒”后言“情”，令千载向慕；“醒”后能“峭”，卓立于千古；“醒”后获“灵”，而百世如睹。一番洗刷之后，方能悟得“素”趣，会得佳“景”，品人生之“韵”，显生命之“奇”。其“绮”也，能尽红妆翠袖之妙；其“豪”也，能为兴酣泼墨之举；其为“法”而超越于世“法”之外，其赏“倩”而不限于一般“倩”意。故罗立刚先生称，清醒之后，经此一番洗礼，真个是俗情涤尽，烦恼皆除，人生的价值，才真正显现了出来。幽窗青灯，潜移默化，灵魂得以纯净，那小窗之“幽”，正是一种惊喜，更是超越后的清闲和孤独。

今本《老子》共81章，前37章为上篇道经，第38章以下属下篇德经，所以又称《道德经》。全书的思想结构是：道是德的“体”，德是道的“用”。 《老子》一书中含有精彩的辩证法命题，如“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等，早已为学人所周知。其他关于社会、关于人生的种种思考，也都耐人品味。

词是诗歌的另一种形式。作为一种运用广泛的文体，词形成于唐代，盛行于宋代。因句子长短不一，故也称长短句，又称乐府。文学史上，词以宋词，体现了宋词作为一代文学的重要地位。 对于宋词的辑录、编选以及品评、研究等工作，两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宋词辑録工作以肖代毛晋、王鹏运、吴昌绶、江标、朱孝臧等人成人成绩最为显著。宋词选本中，朱孝臧的《宋词三百首》，数量适中，而内容旨浑成为主，亦较精粹，大抵宋词专家及其代表作品俱已收录，尤以周邦彦、姜夔、吴文英一派作品选录较多；亦广泛采集，不弃遗珠，不失为一部较为精到的选本。

《梦溪笔谈》是中国笔记研究中被研究最多最深的本子之一，一直成为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重点。然本书内容涉及甚广，人事、官政、权智，下至闾巷之言，亦是研究北宋时期典制礼仪、财役制度、军事制度的重要史料。此次整理，《笔谈》部分以文物出版社影印的元刊本为底本，《补笔谈》、《续笔谈》部分以清光绪三十年陶氏爱庐本为底本。为便于读者阅读，本书目录的卷首条目标题按卷排比，文中出现的人物、典籍、年号编为索引，附于卷末。有价值的各种版本序跋和《沈括事略》收于附录，以见全貌。

《资治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和范祖禹，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它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0年），下止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分为294卷，共计300多万字；另外《目录》30卷，《考异》30卷。《资治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史，它不仅给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同时它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为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史学家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