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此，经史等等亦然。史籍不必说了，史迁孤怀闳识，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班固密栗沈实，皆非后世史著所能方驾。经学章句，虽遗佚者多，但相关之训释笺注，毕竟仍是后人掌握儒学的渊薮或键钥，不可不考。且寻索玩绎愈久，愈能感觉其中含蕴弗穷，足供沉潜。就连习学者视为畏途的文字训诂材料，其实也有许多道理可说，可惜现今学者未能发挥罢了。诸如此类感受，越来越强烈之后，我才逐渐体会到对汉代的轻忽或贬斥，本身就是具有思想史意义的事。中国学术，本来即有汉宋两大思潮体系。宋学崛起，原就具有革命性质，所以认为汉魏南北朝所讲之经学儒学均未能延续孔孟之道，必须等到周敦颐、程明道等人，才接上了正道的统绪。可是宋学传至明末，学者又觉得它恐怕与孔孟有些距离，原始儒家之真面貌，或许仍应由汉人所传的经学中去找寻。故又推崇汉学以反宋学。此一风气，发展到晚清民初，渐渐形成了几种路向：一支继续提倡汉学而以经学考证为主，既将其范围扩及史籍与诸子等领域，又以文字声韵训诂为主要方法及学术内容。另一支则觉得汉人经学之真精神并不在考证，而在于发扬孔子的微言大义。故此一派学者以西汉公羊学为主要典范，讲通经致用之学，影响了清末的中兴、维新、革命等运动。还有一支则是起于对这种强调汉学风气的反抗，认为宋学仍有其价值，不宜废弃，且逐渐从汉宋并重发展到愈来愈偏于宋学的形态。五四运动后，胡适等人标举汉学，称为科学方法，但反对汉学的思想内容。谓汉儒天人感应之类说法及独尊儒术的做法，是将专制王权与神权结合于学术权力，致使儒学为专制帝王服务，其内容又充满了迷信与虚妄。反对胡适这一类讲法的人，则提倡宋学，说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人士未能理解中国文化之大根大本。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是什么呢？就是孔孟所开，而为宋明理学所承继发扬之道统云云。在这种情况下，汉学除了作为一种方法的意义之外，几乎是毫无价值了。这样的学术发展，形成于历史的脉络中，我人虽感遗憾，而实亦无可奈何。对于整个学界鄙薄汉代思潮的状况，我并无力扭转。但我深知这种态度是不对的，近人对汉代之认识实多偏差。我之所见，固然未必真确，却也不妨随便写写，在这个大时代的边缘唱些不同的调子，世或有善听者，能因机而悟，亦未可知。这里所收录的，就是一些对汉代思潮的简笔勾勒。没有一篇不是在唱反调，也没有一篇不在想办法开辟新的窗牖、新的径路，希望帮后来者指划一些新的星图与新的前景。如此老婆心切，或许反而会遭致反感与讥诮。倘若这样，那就当这是庸人呓语，聊抒己见好啦。第一章《汉代哲学的定位》，乃1989年赴日本九州中国学会议担任主题演讲时的讲稿，权充导论。次章《自然气感的世界》，讲汉代气类感应的观念，以及环绕着“情”而展开的人性论。1987年蔡英俊将赴英伦深造，我写这篇文章与他商榷并以送行。友朋论学之乐，析疑问难，至今缅念不已。第三章《风俗美善的追求》，讲汉人的政治理想。这种移风易俗的态度，既是政治的，又是美学的。1998年我另出版一册《饮食男女生活美学》，即是由汉代这一思路发展演绎而成，可以互参。第四章《文人传统之形成》，论作者观的演变，借以说明我国文人传统如何形成于汉代、确定原本与探寻本义的汉学方法为何又出现于汉代。乃1991年我与蔡英俊、吕正惠等人办《中国文学批评》时所作。 第五章《文字意义的探索》，续论汉学方法。认为汉人对文字的辨析，已成为我国学人在进行思考时最基本的方法，依此方法而形成的哲学文字学亦与西方哲学有显著之差异。第六章《儒家的星象政治学》、第七章《儒家的历数政治学》，则以汉代言论为主，申论儒家观象授时、结合天道以论政治的思想，说明太一北辰及历数在其中之作用。民国以来，学者对于这一部分的思想都缺乏理解，今始为粗发其凡。 第八章《学圣人的儒家》以韩婴为例，说西汉儒者如何成为经生；第九章《世俗化的儒家》以王充为例，谈东汉儒者如何成为文人。前者原为参加1992年政治大学所办汉代学术研讨会而作，后者是1991年与陈茂进、林安梧、王樾、郑志明等创办《当代中国学》时写的，如今陈茂进已归道山，思之不胜悯痛。 第十章论太平道、十一章论天师道，这是汉代道教两大教团，颇有渊源而内涵各异，也拥有不同的经典。因道教研究仍在起步阶段，相关问题尚少人董理，因此我想讲得详细些。论《太平经》一文曾收入我《道教新论》中，论《老子想尔》则1994年曾刊于堂兄龚群所办《道教文化》中，原本也想和谈太平道一样，详细展开申论，因事搁下了，遂仅成这个部分。 第十二章《游民社会及其思想问题》，乃1996年我写《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时，以汉代为例所做的考察。这样的考察，充分说明了以往我们对中国社会文化基本状况的掌握有多么偏宕、对其中包含的思想问题又有多么陌生。 综合这些篇章来看，论旨纷论，涉及者广。但事实上对汉代思潮的描述，还只是鼎尝一脔，该谈且值得谈的问题仍然很多，本书姑以此为鼓吹罢了。闻风遥契者，必有其人，余企望之矣。

乱世出学人。近代中国学是名家辈出，形成宋以来学术发展的又一高峰。究其原因，史料大量涌现，承袭清学余荫，沟通域外汉学，当在首要之列。如果说不通域外不能知近代史，那么不知中外学术交往，则难以恰当体验近代学术发展。国际汉学家对近代中国学术大家的评点有与国内公意不尽相同之灼见。对王国维、陈垣的推崇中外一致，对梁启超、胡适的看法则相去甚远，对国人推崇陈寅恪则多少有些莫名所以。这其中之因缘，颇值得玩味……

禹贡学会 1934~1937

本书收录纬书辑本十三种及有关资料五种， 有易纬， 说郛、古微书、纬书、七纬、诸经纬遗、七纬拾遗、诗纬集证、玉函山房辑佚书、纬捃、通纬、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纬书佚文辑录。

本书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解读我国惟一一部流传至今的人才学理论著作《人物志》的知识读物。 作者王晓毅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从攻读硕士学位开始就潜心研究《人物志》。为了让当代读者更好地了解《人物志》这部奇书，作者分别从四个方面来介绍本书：1、从该书形成的历史背景、作者生平、图书形成的过程和流传的历程，让读者对该书有一个历史的认识；2、从该书的写作方式和写作内容方面进行了精辟的介绍；3、对原文进行校注和译解；4、集中介绍了该书形成的社会思潮背景。并在附录中集中了刘邵和该书版本的原始资料。 本书是了解我国古代人才观的较好的入门书，对于企业和单位管理人员也有极高的借鉴意义。

讨论阴阳五行的文章和书籍虽然已有不少，有一阵子似乎还成为时髦。可是，读者只要细读一下此书所收的文章，就会发现它跟大部分其他的书刊不一样。首先，此书作者都是对这一专题素有研究的学者，并且来自世界各地，论文显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同一间题的最新研究成果。此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编选的角度有独特的着眼点，并不是就阴阳五行论阴阳五行。我们认为解决阴阳五行的问题，必须首先弄清它与思维方式的关系。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 Granet)早在三十年代就提出了关于“中国思维模式”的命题。一种哲学理论的产生跟它自身的文化习俗、思维方式往往密不可分。 中国早期的思维方式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表现在注重具象和直观思维，强调哲学的人本精神;同时也建立了成熟的宇宙论，着重探讨人在这个宇宙中的位置和与自然的关系，并且创造了成套的占理数术与之相应。近年来，中外学者对中国古代宇宙论的研究有较大的突破。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宇宙论的深厚内涵，特别是它跟早期神话和科学思想的联系，这一点在过去往往被忽略了。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此书所选的头四篇论文就是专门探讨阴阳五行说和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以及它与传统科学、神话背景的关系。

史记》博极古今，包罗万象，流传既远，由于后人的传抄、刊刻甚至妄改，难免存在很多错误。王叔岷先生广泛运用经、史、子、集以及古注、类书等校证《史记》，解决了前人根本无法解决的重要问题。作者对《史记》的校证，以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为底本，参校刊本，最早者为北宋监本；次为南宋黄善夫本；最晚为清乾隆武英殿刊本。作者的主要工作包括：一、字句整理；二、史实探索；三、陈言佐证；四、佚文辑录；五、旧注校补。作者以一人之力，历经十七年的时间完成了全部文字校勘工作。《史记校证》是近人整理《史记》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为《史记》校证本中最权威者，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有些时候，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他想看的东西或能看的东西。我们看不出近代思想史有什么值得研究之处，有没有可能正是因为依现有的诠释眼光，无法掌握此一时代之复杂面貌呢？我们说乾嘉以后的思潮，“处处令人丧气”；可是当年谭嗣同却认为“千年暗室付喧豗，汪魏龚王始是才”。汪中、魏源、龚自珍、王间运，被谭嗣同认为是超越宋元明诸朝的人物，此与我们现在的评价岂非相去甚远吗？

本全集以时间为序，共分十二集。汇辑了康有为已刊和未刊作品近千万字，包括书信、奏折、专著、游记、诗作等不同类型的作品，其中有《新学伪经考》、《大同书》、《孔子改制考》等经典著作。这是世界范围内对康有为著作的一次全面整理。对于研究康有为本人以及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学术发展演变的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与以往的整理工作相比，《康有为全集》除了收录完备以外，还首次刊布了一批从未整理出版的珍贵康氏手稿。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言论总集，主要记录当时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谋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全书以国别为体例，共三十三卷。书中那些主张合纵或连横的谋士说客们善于审时度势，揣摩人物心理，以打动对方为目的，言辞格外地精准生动，其中不乏流传甚广的历史典故，其智慧与闪光点值得现代人学习、借鉴。

杨守敬、熊会贞撰写的《水经注疏》，是明清以来郦学研究的一次全面总结和发展，代表了郦学地理学派的最高水平，备受学术界重视。经著名学者段熙仲、陈桥驿整理的新校点本，糅合北京、台北两种影印本之长，兼收已有的研究成果，融入个人的研究心得，更臻完善，被学术界称誉为“除了熊氏最后定稿本以外最完整的《水经注疏》版本”。今新编“水名索引”，改正部分讹误，予以重印，以应读者之需。 　　《序》曰［一］《易》称天以一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玄中记》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不至，万物无不润。［二］及其气流屈石，精薄肤寸，不崇朝而泽合灵宇［三］者，神莫与并矣。是以达者不能测其渊冲而尽其鸿深也。昔《大禹记》［四］着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共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五］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阙旁通，所谓「各言其志」，而罕能备其倡导者矣。今寻图访迹［六］者，极聆州域之说，而涉土游方［七］者，寡能达其建照，纵仿佛前闻，不能不犹深屏营［八］也。 　　余少无寻山之趣，长违问津之性，识绝深经，道沦要博，进无访一知二之机，迟无观隅三反［九］之慧。独学无闻，古人伤其孤陋，捐丧辞书，达士嗟其面墙。默室求深，闭舟问远，故亦难矣。然毫竹阙天，历箭时昭，饮河酌海，从性斯毕。窃以多暇，空倾岁月，辄述《水经》，［十］布脚前文。《大傅》曰，「大川相间，小川相属，东归于海。」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经有缪误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载，非《经》水常源者，不在记注之限。 　　但绵古芒昧，华戎代袭，郭邑空倾，川流戕改，殊名异斗，世乃不同，川渠隐显，书图自负［十一］或乱流而撮诡号，或直绝而生通称，枉渚交奇，［十二］洄湍决液，［十三］躔络枝烦，条贯系伙。［十四］十二经通，尚或难言，轻流细样固难辩究，正可自献径见之心，备陈舆徒之说，其所不知，可却盖阙如也。所以撰证本《经》［十五］，附其枝要者，庶备忘误之私，［十六］求其寻省之易耳。［十七］

《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讲述了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煙海，但像《孙子兵法》这样享受世界，留下永久魅力的书卻恐怕不多。国外有些军事学家封《孙子兵法》推崇僃至，例如英国戰略家哈特就忍为它不僅在思想深度上超过了一向为西方稱道的近代著名军事学家克勞塞维茨，而且其重要性隨着毁滅性核武器的发展正现得日益突出。有些企业家和商人也很懂得“活学活用”，竟直接搬用《孙子兵法》来管理工人，做生意——如同在戰场作战一样，其评化價之高有时连我们自己也感到驚讶。

本书论述先秦诸子学术，有三个特点：第一，全面分析先秦学派的源流，除道、儒、法、名、墨、阴阳等六家之外，兼及纵横家、兵家、农家、数术、方技、小说家、杂家。第二，着重分析各派源流和相互关系。第三，不仅分析各学派重要著作的内容，并论辨其真伪。本书在评论各个学派的著作中，颇多独到的见解。例如作者反对胡适的《诸子不出王官论》。又如近人都认为现在的《尉缭子》和《六韬》是伪书，作者却认为“此书义精文古，决非后人所能伪为”。现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士了两书的残简，足证作者论断的准确。

《校勘学释例》原名《元典章校勘释例》，是国学大师陈垣在校勘《元典章》基础上，分条陈列旧刻至误的类例，总结概括了校勘学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与校勘方法，是校勘学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重要著作。校勘之学起因于文件传写中的错误率太高，文件越古，传写的次数越多，错误的机会也越多。校勘学的任务就是要改正这些传写中出现的错误，恢复一个文件的本来面目，或使它和原本差别最微。

徐复观，中国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著作《中国人性论史》与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湛称是当代这一学术领域中的双壁。这部专门讨论人性论的著作，以人格为中心加以审视，尤其是注重以先哲在自己生命生活中体验所得为根据，把握先秦哲人完整生命体中的内在关连，所以能提要钩玄，要言不烦。 本书里，尽量使用归纳方法，以归纳出各家各人所用的抽象名词的具体内容，为他们补出一种明确的定义；把各家各人虽用了相同的抽象名词，但其关涉所及的范围并不相同的情形，明确的指陈出来，这对于从不必要的历史混乱中的脱出，或有所帮助。又如《论语》中“命”与“天命”，从传统的训诂上，不能发现二者间的差异；因而对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意义，发生许多不相干的争议。但经我用归纳方法，把二者不同的内容界定出来以后，便多少可以收点澄清之效。由此不难了解：以归纳方法补传统训诂之不足，是治思想史的人应当注意到的问题。 人格与一般物件不同。一般物件是量的存在，可以用数字计算，并可加以分割。人格是质的存在，不能用数字计算，并不能加以分割。人性论是以人格为中心的探讨。人性论中所出现的抽象名词，不是以推理为根据，而是以先哲们，在自己生命、生活中，体验所得的为根据。可以说是“质地名词”。“质地名词”的特性，在于由同一名词所表征的内容，常相对应于人格的“层级性”而有其“层级性”。例如《论语》中的“仁”，孔子常对应于发问者在人格上的层级不同，对仁的指陈，也有其差异。但这不是平列性的差异，而是层级性的差异。平列性的差异，当然彼此间也可以发生左右互相影响的关连；但这常常是不同事物间的外在关连。层级性的差异，则不论由下向上通，或由上向下落，乃是一个立体的完整生命体的内在关连。西方少数以体认为立足点的哲学家及大文学家大美学家，常把这种内在关连，组成思想体系，以相对应的文字组织，表达出来；这便使读者容易顺着他们文字的理路，一直追寻下去，作如实的了解。中国的先哲们，则常把他们体认所到的，当作一种现成事实，用很简单的语句，说了出来；并不曾用心去组成一个理论系统。尤其是许多语句，是应机、随缘，说了出来的；于是立体的完整生命体的内在关连，常被散在各处，以独立姿态出现的语句形式所遮掩。假定我们不把这些散在的语句集合在一起，用比较、分析、“追体验”的方法，以发现其内在关连，并顺此内在关连加以构造；而仅执其中的只鳞片爪来下判断，并以西方的推理格套来作准衡；这便是在立体的完整生命体中，任意截取其中一个横断面，而断定此生命体只是如此，决不是如彼；其为卤莽、灭裂，更何待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以正统派自居；但其中除了对名家（辩者）稍有贡献外，对孔、老、孟、庄的了解，尤其是对孔与孟的了解，连皮毛都没有沾上；这倒不是来自他的不诚实，而是因为他不曾透过这一关。我在此方面的努力，不敢说已经有了什么成就；但在内在关连的发现中，使散布在各处的语句（例如《论语》中的“仁”），都能在一个完整生命体中，尽到一份构成的责任，占一个适当的位置；并彼此间都可以发挥互相印证的作用。

本书收集了余英时论现代儒学的文字共八篇，以儒家政治、社会、伦理观念的变迁为讨论重点，从“形而下”的历史角度，揭示了儒学在现代遭遇的困境，以传统建制的消失揭示儒学的毁灭性危机，论证儒学随着建制的消失而成为“游魂”，别开生面地提出一个历史学者对传统文化式微的忧患之情。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编纂的一部著作，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160篇，体现了秦统一六国前夕的哲学和政治思想新趋势，保存了大量先秦史料和科学文化方面的珍贵资料。本次译注，作者以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刊刻的毕沅校本为底本，参校了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多种元明刻本，并吸收了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等著作和一些重要的现代研究论文的成果。全稿按题解、原文、注释、译文四部分安排。题解展示了各篇的主要内容，并对其文献价值与思想意义进行了简要概括，注释准确、简明，译文流畅，是帮助普通读者了解这部重要的先秦典籍的有益普及读物。

经学奠定中国文化的基型，因而也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线。本书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徐复观先生晚年的重要论学名著，包括《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和《〈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两种，前者从经学的形成与传承及其在不同时代中意义的发现两个角度上，奠定了一部全心新的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和体例。包含了经学的传承和经学在各个不同时代中所发现、所承认的意义。后者以《周官》（即《周礼》）的自身结构和思想特征为抓手，为治中国古代思想史、官制史及研究古典的人，奉贤摧陷廓清之功；是一部可资凭信的专著。

《汉代学术史略》主要内容：“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这十四个大字就赫然写在人民出版社创设通告上，成为办社宗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版宗旨的表述也许有所不同，但宗旨的精髓却始终未变！无论是在传播马列、宣传真理方面，还是在繁荣学术、探索未来方面，人民版图书都秉承这一宗旨。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批为世人所公认的精品力作。有的图书眼光犀利，独具卓识；有的图书取材宏富，考索赅博；有的图书大题小做，简明精悍。它们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一版再版，不仅在当时享誉图书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对“魏晋玄学”的现代研究，汤用彤是开创者。他首先提出以“自然名教”之争、“言意之辩”、“有无、本末之辩”来概括魏晋时期的主要思想论争。由此出发，历史地考察各派思想的演变，从而揭示出发展的主线。这是他对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贡献。 本书是作者有关魏晋玄学的主要著述。除去《魏晋玄学论稿》，还收有《魏晋玄学讲课提纲》和《魏晋玄学听课笔记》，这些著述多产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值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生活颠沛流离，原计划中的《魏晋玄学》专著终未能成书。但是这些陆续刊发的论文和讲课提纲、听课笔记，可以清楚看出他的魏晋玄学研究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体系框架，形成鲜明的学术特色，为后学的研究开创了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