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作为清朝的一名忠臣耿将，力挽狂澜于既倒，成为大清的一根柱石。他在满清排汉的背景下能官居三品，穿黄袍马褂，正是因为，他重视人才，善于观人，敢于用贤，而成就了事业。 从《曾国藩家书》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在治政、治军、治学等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而他的观人之术，鉴人之略，也是他治政、治军、治学、治家全套智略中的一部分。他观人鉴人，目的都是为了选贤任能，为了发现人才，重用人才。他摒弃了江湖中那种重形轻神、重奇轻常、重术轻理的俗习。他的鉴人专著《冰鉴》则是重神而兼顾形，重常而辨别奇，重理而指导术，从整体出发，就相论人，就神论人，从静态中把握人的本质，从动态中观察人的归宿。讲究均衡与对称、相称与相合、中和与适度、和谐与协调、主次与取合等等，是我国古代专论文人的理论著述之一，被称为“书房派”，亦称“文士派’’。 冰鉴，取其以冰为镜，能察秋毫之义。原著以有限的篇幅，囊括中国古代道家、阴阳家及医家之精华，体小而思精，言少而意深。然而，文辞简却不通俗，今人读之费解。本书在原著的基础上，谨慎注释，详作评解，以便于读者阅读。

《群书治要360》将《群书治要》的嘉言整理为六个大纲：君道、臣术、贵德、为政、敬慎、明辨，每个大纲中，又归纳了若干条目，对现代人的德行、修养、工作、学习、生活等都有着宝贵的指导和借鉴。唐朝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曾令谏官魏征及虞世南等，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取名为《群书治要》，“治要”，即治国必须遵循的纲要、理论与方法。《群书治要360》不仅是魏征向唐太宗进谏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思想源泉和施政参考。

《了凡四训(注音版)》杂糅了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精华。佛之慈悲，道之空灵，儒之入世，结合起来，就是最为完美的中国智慧，被誉为400年来深刻影响中国人的“传家之宝”。清朝曾国藩将此书列为子侄必读的第一本人生智慧之书。近代大德印光大师一生极力提偈并大力刊印此书，还曾亲自为《了凡四训(注音版)》作序。日本当代著名汉学家安冈正笃先生更建议日本天皇及历任道相将此书视为“治国宝典”，应当熟读、细读、精读。他还盛赞此书为“人生能动的伟大学问”。《了凡四训(注音版)》除《了凡四训》外，还收录了《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俞净意公遇灶神记》、《心命诗》，均为流传千古的传统文化瑰宝，值得熟读百遍，传诸子孙。

本书为历史类图书。是宋代苏易简系统地论述纸墨笔砚的远流、制作、轶事的谱录类著作。

《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套装上下册)》为清人十三经注疏中的一种，其内容是对《春秋》三传之一的《谷梁传》在吸取前人注疏成果基础上所作详细的补注补疏，网罗面广，内容翔实，考订精细，是研究《春秋》经与《谷梁传》的必读参考资料。

《悟真篇浅解》(外三种)是道家内丹功法的主要经典，总结了唐宋以前的内丹功法，并融进作者本人炼养内丹的实践经验。“浅解”融合自己炼功的心得体会，是气功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黄元御医学全书》收录了《四库全书》著录的黄氏存世医书11种，即《素问悬解》《灵枢悬解》《难经悬解》《伤寒悬解》《金匮悬解》《伤说意》《四圣心源》《四圣悬枢》《素灵微蕴》《长沙药解》《玉楸药解》，凡101卷。 黄氏之作，是积20余年研习医学经典的心得体会写成。书中对《素》《灵》《难经》《伤寒》《金匮》诸书，进行了重新编次、厘定；对其原书文字，逐段诠释，阐发其经旨微义，确有独到之处，诸如对天人相应、阴阳五行、沉经络腧穴、病能脉法、气血营卫、泻南补北等经旨医理，多有创见、发挥。 《黄元御医学全书》，除收载黄氏医书11种外，还收录了本书主编写的“黄元御医学学术思想研究”一文，凡数万言，可供今人及来者对黄氏医学建树、学术思想、医术特色及治学态度的研究等有所参考。

《两汉思想史》三卷是徐先生于上一世纪70年代陆续出版的代表性巨著，那时他已是七十岁的人了。第一卷原名《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是《两汉思想史》的背景篇，后两卷是正篇。 徐著《两汉思想史》的鲜明特点是： 第一，通过对周秦汉，特别是汉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探讨，深刻揭露、鞭笞了专制政治。徐先生着力检讨中国传统政治，批判一人专制。在《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等长篇专论中，徐先生从制度上详考了中国专制政体的形成与演变，分析了宰相制度被破坏的过程，不仅指出“家天下的法制化”的弊病，而且刻划了专制者的心理状态。他说：“一人专制者的心理，即使是自己所建立、所承认的客观性的官制乃至任何制度，皆可由他一时的便宜而弃之如遗。”“一人专制，需要有人分担他的权力，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担他的权力。这便使宰相首遭其殃。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由一人专制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狂妄心理，以为自己的地位既是君临于兆民之上，便幻想着自己的才智也是超出于兆人之上。这种无可伦比地才智自我陶醉的幻想，便要求他突破一切制度的限制，作直接地自我表现。”（第一卷，第153页。）当然，在我们看来，专制者的心理是其次的，决定政冶结构的关键尚不在此。政治、经济资源配制的状况，军事的压力，财产与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成本和效益的问题，是制度建构与政治架构修正的主要原因。 钱穆（宾四）先生对汉代政治的描述与评价（请见《国史大纲》），与徐先生大相径庭。钱穆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指出汉代政治是文士政治，非专制政治，在制度建设上奠定了中国政治的格局，其成就大于负面。按钱穆的看法，秦汉以降，中国传统社会使平民通过教育可以参与政治的机制，特别是有“考试”与“铨选”制度为维持政治纪纲的两大骨干，沟通社会与政府，则不可以对两千年历史一言以蔽之曰“专制”、“黑暗”。徐先生曾经老实不客气地著文批判钱先生是“良知的迷惘”。徐指出他自己“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鸣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徐文见台湾《华冈学报》1979年第8期） 徐钱间的公案今且不表，由是大概可以知道徐氏是一位情感奔放的学者。读《两汉思想史》，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民主政治的情意结。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见萧著下册，第947页）按萧公权的看法，这二千余年，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袭而少创造”。而徐复观先生则充分论证了周室宗法封建解体的原因、过程与秦汉专制政体的形成演变问题，乃至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结构、专制政治与宗族的关系等。请注意，徐先生使用的“封建”概念是准确的，是中国古代的原始涵义，而我们现在习见的“封建社会”概念是不准确的，是西方史的涵义，类似于徐著中的“专制政治”的意思。 第二，与上一个问题有关，徐著特别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第一卷有《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的专论，第二卷有关《吕氏春秋》、陆贾、贾谊、《淮南子》与刘安、董仲舒、扬雄、王充等思想的论述，第三卷有关《韩诗外传》中士的立身处世和“士节”的强调，及有关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表现的史学精神与目的的论述，都涉及到知识分子问题。徐先生说：“若不能首先把握到两汉知识分子的这种压力感，便等于不了解两汉的知识分子。若不对这种压力感的根源——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及在此种政治下的社会作一确切的解析、透视，则两汉知识分子的行为与言论，将成为脱离了时间空间的飘浮无根之物，不可能看出它有任何确切意义。”（第一卷，第167页）西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秦？反秦实际上即是反汉。为什么喜欢《离骚》？那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处境与心境之自况。司马迁的“意有所郁结”的感愤之作，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等等，都是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对命运、遭际的情感抒发。 在第三卷《原始——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这一专论中，徐先生不仅考察了“史”的原始职务，与祝、卜、巫的关系，尤其论述了史职由宗教向人文的演进，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优秀的史官，实际上正是以“代天行道”的宗教精神来执行他的庄严任务的。这就是一种“书法”。孔子赞扬的“古之良史”董狐和为了写出“崔杼弑其君”而牺牲的兄弟三史官及前仆后继的史官即是明证。徐先生说：“这不是西方‘爱智’的传统所能解释的。因为他们感到站在自己职务上，代替神来做一种庄严的审判，值得投下自己的生命。”（第三卷，第143页）全书对汉代优秀知识分子以理想指导、批判现实政治的研究，甚有独到之见。这也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入世关怀、政治参与和不绝如缕的牺牲精神。 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价值理念指导、提升社会政治。请读者读一读本书二卷《刘向 、 的研究》第五节有关刘向针对现实政治、突破现实政治的理想性的讨论和第六节“以士为中心的各种问题”以及《贾谊思想的再发现》第五节“贾谊政治思想中的现实性与理想性”。从这里可知儒家政治理念的功能和儒家政治思想不同于、高于法家政治思想的缘由。“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过失，都由君与吏负责，决不能诿之于民。”（第二卷，第85页）徐先生特别肯定“政治以人民为主”的观点，又善于发掘传统政治思想的资源，没有陷于今天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某些人的浅薄与狂妄。 第三，学术上的贡献与严谨的学风。徐先生的《两汉思想史》反映了作者的创慧。在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序》、《说苑》中引用孔子的材料在比例上超过了《韩诗外传》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今天大量出土简帛的出现得到照应。我们很遗憾，徐先生写作本书时，只略为了解了一点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尚不可能知道帛书《易传》及儒家与诸子百家的帛书资料，更不可能知道90年代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中大量丰富的思想史资料。实际上，孔门七十子后学记述、传衍的大量资料，在汉代典籍中得到保留，除前述刘向所编书外，尚有陆贾《新语》、贾谊《新书》，乃至《吕览》、《淮南》等。地下发掘的竹帛与传统文献对比，诸如《诗》《书》传衍世系与家派，诗教、书教、礼教与乐教，思孟“五行”，先秦两汉心性论问题，都有了更丰富的材料，而超出于陈说。我们特别注意到，徐先生在没有获悉这些新材料时，由于他苦心研读文献，而有了突破前人的慧识己见。他超越了“疑古派”，依据自己的考据工夫，把“五四”以来认为不可信赖的文献重新加以定位，大胆地加以证实与运用。举凡有关汉代思想史上的大家和重要典籍，他都有讨论且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不肯阿附陈说。他尤其重视孔子人文精神在两汉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春秋学的问题，礼乐的问题，天、命、性、道、身、心、情、才等人性论问题的展开等。又如他说，《吕氏春秋》最要者是《十二纪》纪首，其中积淀了汉代以前的宇宙——世界观，又规定了影响了两汉学术与政治。他认为，董仲舒成就的“天”的哲学大系统是当时专制政治趋于成熟的表现，但董氏仍然持守儒家政治理念，批判现实政治，力求限制专制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 从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作者严谨扎实的学风，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基本资料的考证、解释、批评上，他有识见，有眼光，他坚决反对浮光掠影、投机取巧。这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尤有意义。

乐天知命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 下来这一个小段说，《易经》这个法则与天地相似。天地就是宇宙、太阳、月亮的运行，有一个固定的法则，不能变。春、夏、秋、冬、白昼、夜晚、南极、北极，一切变化的法则都是固定的。而《易经》学问的原则也相似，真理的准确同宇宙的法则一样的固定，所以人类提出来的任何学问，都不能违反《易经》所提出来的法则，超不出《易经》的范围，不管人类任何学问，人类如何伟大。比如人类今日到达了月球，也只到达了月球，并没有超出宇宙，月球、太阳，都在宇宙的范围之内，而《易经》的学问，就有宇宙这样伟大，所以，没有办法违背。 “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这里说了，为什么我们要懂得《易经》这个学问？因为懂了以后，才能“知周万物”。知即智――智慧充满了，对万事万物的大原理无有不懂，然后“道济天下”，做人也好，做事也好，做官也好，随便做哪一行职业，都可以达到救世救人的目的，因此不会有错误了。在《论语》上看到孔子的感叹，他在四十九、五十岁的时候，才开始读《易经》，而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假如上天多给我活长久一点去学《易经》，可能达到没有错误。故以他的立场来说，人生的修养必须要学《易经》，才能智慧周乎万物，不致发生错误，也和无违的道理一样。如果欲济世救人，就要很大的学问，大学问的原则，就在《易经》，懂了《易经》才能济世救人，因为任何学问，没有超过《易经》的。 “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 旁行是什么？研究易数时说过，就是旁通，也是错综复杂的“错卦”，如乾卦的三交动了，就会成天泽履卦，等于大家坐在这里，只要其中任何一个人动了，都会影响每一个人互相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旁通，也是旁行。宇宙万事万物，不能永恒不变的，有纵的关系，还有横的关系，但旁行不流，流是散的意思。它是有规律的，不会散开，能旁行不流，对人生的生命非常清楚。乐天知命，知道自己，也知道天命，永远是乐观的人生。我曾告诉佛教界的人，一切宗教都是悲观的，尤其佛家的大慈大悲是讲悲的，只有中国儒家讲乐。像《论语》上几乎没有悲字，都是乐。有一本明朝的笔记，曾经统计过《论语》上都是乐字，而不谈悲，这也是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谈生命只谈生的这一头，不谈死的那一头。人多半是悲观的，本来生命是很可怜的，以另一个角度看是很令人悲观，但以《易经》的角度看生命，是乐天知命，很乐观的，没有忧愁。所以人欲达到真正的乐观，只有从观念中懂了《易经》的法则。

《十三经清人注疏:周易集解纂疏(繁体竖排版)》主要内容简介：周易集解纂疏十卷，清李道平着。道平字遵王，一字远山，号蒲眠居士，湖北安陆人。嘉庆戊寅《公元一八一八年》举人。二十余年，始终与修安陆县志。

《白虎通》即《白虎通义》，汉班固等撰集，系汉章帝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的记录。清代陈立的《疏证》，是《白虎通》校释中水平最高的。此次整理，还收录了卢文绍的《今本44篇阙文》、庄述祖的《白虎通义考》和刘师培的《白虎通义斠补》等8种资料，对研究《白虎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楚辞》包括了屈原、宋玉、贾谊等人的作品，本书作者聂石樵先生根据明人重印宋本《楚辞补注》和宋端平本《楚辞集注》编注，同时参考了历代其他重要注本，并对各本文字的不同，择善而从，并将有足资参考的异文，一一摘要注明。作者历经二十余年，完成本书。对于喜爱中国古典文学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雅俗共赏、值得一读的好书。

国语全译，ISBN：9787221034076，作者：黄永堂译注

《清人注疏十三经(全5册)》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四部备要》本缩印而成。收录惠栋《周易述》(附江藩、李林松《周易述补》)、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孙诒让《周礼正义》、胡培翚《仪礼正义》、朱彬《礼记训纂》、洪亮吉《春秋左传诂》、陈立《公羊义疏》、钟文烝《穀梁补注》、刘宝楠《论语正义》、焦循《孟子正义》、皮锡瑞《孝经郑注疏》、郝懿行《尔雅义疏》。所附王引之《经义述闻》、是研究经学极为重要的参考书。

1920年冬，梁启超应清华学校之邀，开设课外讲演“国学小史”。该系列演讲的讲稿，在梁氏生前，仅以论文或单行本形式发表部分内容。据国家图书馆所藏《国学小史》手稿及梁启超自述并与胡适通信，知该稿论述仅及先秦，分为六章。今据此重行拼合，厘定成书，以期恢复当年梁启超讲授先秦学术的原貌。本书另附有专业导读，揭示梁启超讲授“国学小史”的初衷与学术脉络，更钩沉出梁启超与胡适二人论学的种种砥砺与辩难。

本书是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生前主编的最后一部著作，以弘扬中华人文精神、展示国学精华为宗旨，全书分为文学、史学、哲学主编，以阅读学习经典为主，加以导读、注释、评析，辅以中外名家的相关评论，配有参考书目与思考题，普及与提高并重，方便适用，对提高读者的国学素养、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大有裨益。

《国学正义》内容简介：国学囊括中国人的精神信仰、认知方式、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它们或表现为文化，或表现为学术，或表现为典章制度，或表现为风俗习惯，国学常常寓于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人的思想与精神，使中国人成为蔑视物质财富而钟情精神建树，主动将“天权”置于“人权”之上，但求长治久安不求一夜暴富的特立独行的民族。

一位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的老外翻译的。中英对照。

林语堂利用他对东西文化的广博知识和深厚的学力，特别是他那运用自如的英文写作能力，先后在1938年和1949年在美国出版《孔子的智慧》和《老子的智慧》二书，现合编成一本为《中国先哲的智慧》，全书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评论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这部著作对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人 的文化心态有相当帮助，就是对现今的国人来说，在深入探讨和继承其优秀的古典文化哲学思想过程中，也是不可或缺和大有脾益的。

这是一部湮没久远的关于胜败荣辱的绝学，当你捧读本书时，你已经站在人生的高点上。凡是按《止学》要旨去做的人，均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本书不仅是传统文化关于“止”之思想集大成者，而且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凡按本书要旨去做的人，均取得了令人侧目的成就，如当属为政的曾国藩和为商的李嘉诚。他们的经历告诉读者：《止学》的影响是深远的，任何人都不该忽视，成大事都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