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前的旧中国:约翰·汤姆森游记》作为一本摄影家的游记，其内容涉及广泛，既记录了汤姆森与清政界要员的官方会见，又为我们讲述了许多民间的传说。无论是照片，还是文字，对于我们从侧面了解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历史和文化，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你不可能再看到”，费迪南·蒙特在《每日邮报》上评论精装版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古堡》时说道，“比这照片上更深情的英格兰乡村古堡，古堡主人那些声名远扬的怪癖也早已不复再现。”同时，国家信托基金会的格威斯·杰克逊一斯托普斯在《乡村生活》上发表评论，形容克里斯托费·赛科斯的照片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品……他把那里的一切都拍得真实而充满诗意。” 这本书堪称描写乡村古堡的经典之作，如今它以平装再版，将英格兰威尔士的25座定时向公众开放的宅邸再一次呈现在大家面前。入选的除了查特伍思、霍华德城堡、布伦海姆、朗里特和哈伍德之类的名胜，还包括一些不甚知名的杰作比如特雷迪加、格雷姆斯索普、伯顿和布里克林。克里斯托弗·西蒙·赛科斯的照征成功捕捉了这些杰出建筑的楼上楼下的意蕴风情，而休·蒙哥马利一马森伯德清新随意的笔锋则集中在了家庭的逸闻野史上，正是他们创造了古堡，很多人至今仍住在里面。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古堡》简精本展现了人类所能创造的视觉光辉的极限，并且呈现出这些古堡的现状：生机勃勃，在新千年伊始将古老的文明融入真实生活。 附180张插图。

本书在苏格兰众多出色的古堡中挑选了25所气派而又富有传奇故事的宅院进行了介绍。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古堡是大家族的宅邸，所以书中不但描写了这些宅邸的建筑风格，苏格兰历史上的大家族也是主要的陈述对象，书中也有相当的文字是来介绍这些宅邸所属家族的传奇甚至血腥的家族故事。可以说这些古堡既反映了几个世纪以来苏格兰建筑的进化与演变，也是苏格兰松散的编年史。最重要的是书中所列出的大量的、精美的原始照片比文字更能体现宅邸的精神和风貌。对喜爱文化、历史、旅游与建筑的读者来说，这本关于苏格兰古堡的书，实为一本视觉与精神的盛宴。

In one of the most intrepid travelogues in recent memory, Emma Larkin tells of the year she spent traveling through Burma, using as a compass the life and work of George Orwell, whom many of Burma's underground teahouse intellectuals call simply the Prophet.In stirring prose, she provides a powerful reckoning with one of the world's least free countries. 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 is a brave and revelatory reconnaissance of modern Burma, one of the world's grimmest and most shuttered police states, where the term Orwellian aptly describes the life endured by the country's people. A truer picture of authoritarianism than anyone has written since, perhaps, Orwell himself.

《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繁体)》内容简介：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晋代的法显、唐代的玄奘、义净是西行求法运动中最为著名、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三位僧人。其中义净的时代较晚。他生于唐代初年，在唐高宗咸亨二年（671）从海路赴印度，武后证圣元年（695）绕回到洛阳。义净一生，译经甚多 ，因此又与比他时代更早的鸠摩罗什，比他稍早的真谛，与他同时代的玄奘等并称为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

本书是一本“游记版”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纲。 继本书的姊妹篇《寻找法律的印迹——从古埃及到美利坚》的“环球法旅”之后，作者三年前又再次孤身上路，去展开了另一场波澜壮阔的“中国法律之旅”——从黄河两岸的黄土高原，到长城内外的万里戈壁，从“铁马秋风”的塞北，到“杏花春雨”的江南，作者一步一个脚印地寻找着5000年来中国法律的遥远故事，聆听着中华文明一路走来的依稀足音。翻开这一部文笔生动而思想深沉的法学游记，你可以看到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一幕幕悠长的《月光》和《悲怆》，读出了中国文明进化史上一个个跌宕起伏的《命运》与《英雄》……而读完本书之后，对“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特色”，和“今日中国立法改革和司法改革的道路方向”等现实问题，读者或许可以产生出许多更明晰或更深刻的感悟。

四十五年前，两位加拿大政治家特鲁多和赫贝尔应邀来到中国，在北京、长春、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参观了工厂、农村、街道、学校、监狱、教堂等地方，了解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教育以及中国人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他们看到的是和当时西方舆论的谎言迥然不同的风景、事物和人，他们不得不对此有所思考，并且真诚地希望自己能站在较为公正的立场上看待中国。《红色中国的两位天真汉》就是他们中国之行的真实记录。他们中的特鲁多后来成了加拿大总理。

《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全译本)》作者伊本·白图泰生长于丹吉尔，在那里一直待到公元1325年。他的名字是：穆罕默德·伊本·阿布杜拉·伊本·穆罕默德·伊本·伊布拉欣·赖瓦蒂·团智，号称阿布·阿布杜拉，闻名于世。于回历703年（公元1303年）七月十七日生于丹吉尔，在丹吉尔一直住他二十二岁时。他在家里过着安逸富裕的生活，从未有过离乡背井与家属分别的念头。后来终于为了朝觐而应邀出游。 序言 在隆重纪念中摩建交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期待已久的《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全译本）》终于问世了。这是中摩关系、中阿关系乃至中非关系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是献给各国人民的一份厚礼。 伊本·白图泰是中世纪四大旅行家中的佼佼者。《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给予他高度评价，说他是“在蒸汽机时代以前无人超过的旅行家”。他的成就远远大于马可·波罗。有人说，如果将马可·波罗与伊本·白图泰他们二人进行比较的话，人们不得不说，马可·波罗只不过是个“矮子”，而伊本·白图泰则是名副其实的“巨人”。 《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全译本）》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在中国出版从阿拉伯语直接翻译的全译本这还是首次。这部书忠实地纪录了摩洛哥伟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将近30年的旅途各国见闻。这部巨著内容丰富，语言生动，朴实无华，资料翔实，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是研究中西交通史、海上丝绸之路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也是研究中阿、中非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史料。 这部书距今已经六百五十多年了。沧海桑田，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的许多名声显赫的地方与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今天看来都是那么遥远，那么神秘莫测。 翻译这么一部巨著所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没有足够的阅历，深厚的语言翻译功底和征服一切艰难险阻的毅力，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决心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的。 译者个人在家人的鼓励下，默默无闻地从事翻译、考证、诠释、注解工作。几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爬格子，坚持不懈做学问，其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人，生活中就要有这么一种精神作为支柱。阅读这部巨著过程中，我对译者个人这种顽强的奋斗精神，深表敬佩。他独自闯出一条翻译与科研兼顾的家族式的译研结合、同时并举的新路。 在翻译方面，他坚持精益求精，力争做到信达雅，尽善尽美，还要表达出原作的精气神。他认为这就是“译魂”。他说，如果译文“失魂落魄，读起来味如嚼蜡，那就大失水准，对不起读者，对不起历史，成了千古罪人”。 中译者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毅力？ 一方面是他从青少年时期就有一个远大理想，用他的话说就是学做唐玄奘，做一名翻译家，使自己变成一座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让中外文化、经济、政治交流得以顺利进行。一个好翻译就要将外国的好经验拿来为我所用，将我国的友好情谊传播到世界各国去。这是他一生为之而奋斗的目标。 为了给历史留下一点精神财富，他甘于寂寞，苦心钻研，艰苦奋斗。终于，他在翻译研究过程中有所发现，有所感悟。因此，在翻译这本巨著之余，他还写出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伊本·白图泰中国纪行考》一书，也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发行。 另一方面是他深受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影响，他知道周总理对伊本·白图泰很是器重。1963年访问摩洛哥时，周总理曾提出到伊本·白图泰的家乡凭吊，但由于日程安排等原因未能实现。中译者从那时起，就萌生了翻译这本巨著的想法。现在可以告慰周总理的在天之灵，《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全译本）》已经正式出版发行了。 后记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可以放下这管翻译之笔，喝口水，喘口气了。 多年的翻译感悟就是翻译工作是艰苦的，翻译古代作品就更加艰苦。但是，枯燥、艰苦之外，收获的却是喜悦，难以言传的喜悦。 这是因为：具有8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的交流有过曾经的辉煌，今天，这两个文明的友好对话，必将再一次将人们带回到源远流长的中阿友谊的长河中，继往开来，在推动和发展中阿友好关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使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在2l世纪的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重新扮演令人羡慕的角色。中阿文化交流肯定会随着中阿友好关系的发展而绽放出璀璨的花朵。中国的东方学研究、伊本·白图泰学研究必将登上一个新的台阶。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张开双臂迎接这一个新的研究时代的到来。 回首往事，展望未来，一个和平、发展、公正的世界必将展现在人们面前。在此新世纪开元之时，《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全译本）得以问世。这是我们多年的愿望。这是一件富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是中阿友好史上的新的篇章，是中非友好史上的新的篇章。因此，它的出版、发行也必将推动中阿、中非友好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旅途各国奇风异俗珍闻记——伊本·白图泰游记》，简化为《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这是一部奇书，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一部闪烁光辉的不朽之作。为翻译出版这部书，前前后后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变迁。爬格子不易，出书更不易。然而我却乐此不疲，一生都在追求我在考大学时所表露的理想“愿做20世纪的唐玄奘，让自己变成一座友谊的桥梁，为加强中外友谊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一切。” 我这一生为实现理想而踏上了默默耕耘的道路。曾经翻译过大量外交文件，政府文件，也曾参加字典的编辑工作，而我收益最深的则是参加了《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军事著作选》及样板戏的汉译阿的翻译定稿工作。这是一件政治性极强的工作，对每一位参与工作的人都是极大的锻炼，极大的考验。在那个“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时代，“翻译毛泽东著作，向全世界人民传播毛泽东思想，是在搞世界革命，是最重大的革命工作”。所以，我们参加翻译工作的人个个都是不需加鞭自奋蹄，加班加点，日夜奋斗。我不敢稍有懈怠，以至于1968年我的高堂慈母辞世，我都未能回到她老人家身边一尽孝道。 我也曾翻译过一部四十多万言的名叫《赛福奇遇记》的神话小说。这部小说被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员菲尔钦斯基誉为“阿拉伯文学中最优秀的典范”，是一部“罗曼蒂克式的英雄史诗”。我还翻译了一些阿拉伯语书籍，如《科威特宪法》、《科威特概况》、《阿曼概况》等等。此外，还撰写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系列丛书中的《拉宾——和平进程中的殉道者》、《萨达特——中东和平进程的先行者》、《一代天骄阿拉法特与巴勒斯坦问题》、外交官回忆录丛书中的《科威特8年外交生涯》、《阿曼苏丹国之旅》、《幸福之国也门》以及《戈尔巴乔夫——通向政权之路》等著作。比较起来，哪一部书也没有这部《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这么难懂、难译。 关于翻译出版这部书也是一波三折。1980年文化部下属文化艺术出版社将出版《异境奇观》一书的汉语版纳入其出版计划。于是，我和新华社徐留英同志约定共同翻译这部书，选定了贝鲁特出版的凯塔尼博士审定的版本。最后，由我统一修改审定。经过了500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并请了许多亲朋好友帮助誊写，终于在1981年11月将《异境奇观》的齐、清、定稿连同27幅旅游路线示意图和段永智教授木刻的伊本·白图泰头像一并交给文化艺术出版社。该社当时责成张章女士作为责编对其全面负责。她认真地进行了审核编辑后，并发排，打出清样整整1000页。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清样打出来了，但是没能正式印刷出版。我当时在国外工作，也无法过问此事，待我回国后查询时，原稿又不知去向，全部丢失。二十余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但这种损失是巨大的，也是无法弥补的，只要一想到此失落之稿就不免心痛不已。

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初年一大盛事，也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航海活动。然而，下西洋档案没有完整的保留下来，郑和本身又没有什么著述，今人所见下西洋原始资料中最重要的一部，即马欢《瀛涯胜览》，顾名思义就是海外游记。他的这部海外记录，具有丰富内涵，让更多世人了解下西洋的盛事，描述了世人鲜为人知的海外世界。 　　现存郑和下西洋三部基本文献，包括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都是当时跟随下西洋的人所著。其中，马欢《瀛涯胜览》一书，出自亲历下西洋的通事(即翻译)之手，更具原始资料性质，弥足珍贵。马欢《瀛涯胜览》是三部基本文献中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是研究郑和下西洋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从原始资料出发研究，才能对历史提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作为原始资料，郑和下西洋研究的深入，离不开对于《瀛涯胜览》的利用与研究，因此，对《瀛涯胜览》成书及其版本的整理和探讨，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基础工作；其中对版本流变的了解，可以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下西洋的原貌。近年郑和下西洋研究在国际上趋热，然而，大部分人的研究满足于成型的资料汇编，少有研究者对于基本文献加以整理、考证和研究，以致社会上仍很不了解郑和下西洋的三部基本文献。作为基本文献却受到冷落，这是不正常的。忽视了基本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将影响学术研究的水准和公正评价。

《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被誉为研究中国革命的“经典的百科全书”。堪称“红色经典”中的经典。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作家社此次出版的纪念珍藏版汇集1937年英文初版、1938年中译本初版、1939年英文修订版三个早期不同版本中的珍贵图片。

本书为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旅行时的日记，还包括部分手稿和一些私人信件（主要是给父母的），在李希霍芬先生去世后，由其学生整理而成。原书于1907年出版。 本书除了详细记载了李希霍芬在中国考察时的科研成果之外，也记录了他在中国的旅行见闻、经历、感受，以及对中国城市、农 村、交通、风土人情的评价。日记中不时出现他为了实现科研目标，与中国官民沟通过程中使用的种种有趣手段，让人忍俊不禁；还有他总充满自豪地讲述他是如何实现“精致奢侈”的欧式旅途生活的，让人对他的考察之旅充满艳羡；最重要的一点是，年轻读者在跟随李希霍芬“走完”中国之旅后，能够从他身上学到真正的科学精神和科研手段，这才是阅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虽然李希霍芬想要客观地介绍实际情况，尽量避免用华丽的词句描绘自己的旅行体验和冒险经历，但这仍不失为是一本生动有趣的旅行日记。 《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由李希霍芬的学蒂森根据他身后遗留的在中国进行考察时的日记、手稿以及数量众多的私人信件编辑整理而成，出版于1907年。与其学术著作《中国》不同的是，本书更多地记录了李希霍芬在中国进行七次考察时的所见所闻和个人经历，是一本生动的旅行日记。其内容丰富，包含了李希霍芬对中国山脉、地质结构、气候、人口、经济、文化以及殖民情况的介绍；语言通俗，为读者了解当时中国的面貌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李希霍芬在日记中对旅行中的水路交通、各地的物产、人们生活状况、太平天国运动造成影响、罂粟的种植情况等作出了细致精确的描述。将该书翻译成中文，首先对于全面客观地认识李希霍芬在中国的考察提供了依据，其次为地理地质学界对李希霍芬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更为清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海屯行纪》是13世纪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出使蒙古的“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是13世纪来华的意大利僧侣鄂多立克口述的“游记”；《沙哈鲁遣史中国记》的作者盖耶速丁是明永乐年间波斯国王的旅途见闻。该书涉及范围广泛，对研究中外交通史、中亚史、蒙元史、明史、历史地理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中国的历史文献也可相互参照。

《热河日记》主要内容包括：渡江录、旧辽东记、盛京杂识、粟斋笔谈、商楼笔谈、古董录、盛京伽蓝记、山川记略、汛随笔、北镇庙记、姜女庙记、关内程史、冽上画谱、夷齐庙记、滦河泛舟记、射虎石记、虎叱、东庙记、漠北行程录、太学留馆录、还燕道中录、倾盖录、黄教问答、班禅始末、札什伦布、行在杂录、忘羊录等等。

《长春真人西游记》是中国道教全真派道士李志常撰写的一本开篇游记，主要记述了其师邱处机和弟子应成吉思汗之邀远赴中亚途中的见闻，也顺道记述了一些邱处机的生平，是研究13世纪中亚历史、蒙古历史和中国道教历史的重要典籍。 此书分上下两卷，书前有孙锡所作序，卷后附录成吉思汗的圣旨等相关文字资料。上卷开篇记载邱处机拒绝金和南宋的邀请，认为蒙古方才是天命真主，故率弟子十八人于1220年自山东出发，经今北京、宣化、达赉诺尔、呼伦贝尔、乌兰巴托、杭爱山、科布多、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轮台、天山、撒马尔罕、铁门关等地，于1222年抵达今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脉觐见成吉思汗。下卷记述邱处机三次向成吉思汗讲道（具体内容见耶律楚材的《玄风庆会录》），并随从其返回蒙古，其间，邱处机多次劝谏成吉思汗戒杀，1223年，邱处机辞归故乡，1224年抵达燕京，主持天长观。 此书长期埋没于道教典籍《道藏》之中，直到清朝乾隆六十年（1795年），方由钱大昕和段玉裁在苏州玄妙观《道藏》中发现，由钱大昕抄出，得以大行于世。

《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广为流传。600多年来，世界各地用各种文字辗转翻译，译本之多，可能超过了100种，另外，还有许多学者对照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注释，做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我国学者根据不同版本也翻译过7种，其中1935年冯承钧将法人沙海昂的注本翻译过来译名为《马可波罗行纪》，在中国流行较广。

清王朝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端王载漪，伊犁将军、陕甘总督长庚，这两个显赫的人物，是作者追寻的源头——一个是外高祖，一个是舅高祖。作者长驱万里，沿着姥姥、老爷的血脉，追寻着祖先的踪迹，从呼和浩特开始，向西向南再向北，清绥远将军衙署、阿拉善亲王府、六世达喇仓央嘉措的广宗寺、宁夏高庙、兰州黄河铁桥、张掖大佛寺、嘉峪关老城、敦煌莫高窟，直到清代“伊犁九城”和伊犁将军府。一路上，时见“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显赫一时的皇族、贵族和他们的后裔，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却是曲折顿挫，颠沛流离，被推过来搡过去。作者沿着寻祖的路，得见大清将尽的祖辈的江湖，还寻到眼下的江湖，时空错落一百多年，从人的生存意义上说，是相通的。我们跟着作者旅行，感受到的不仅是旅行本身，而是十分厚重又有几分苍凉的历史和藏在普普通通老百姓中的我们民族的根。

《巴蜀》一书虽然是游记，但并不是一本简单的流水账，不像清代一般的国内游记多以记载沿途古迹名胜为主，而是在记载沿途的地理地势、风土人情、经济和物产状况、名胜古迹、社会交往等方方面面的基础上，突出对经济贸易、名胜古迹、社会交往的记载。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十分熟悉，故游记对沿途历史名胜不仅多有记载和感怀，还有一些考证和研究。如在宜昌对荆门、虎牙历史的描述，博采古史，古今融通；作者对南京范成大的《吴船录》和陆游的《入蜀记》十分熟悉，旅行中经常将七百多年前范成大和陆游记载的风物与当时的风物进行比较；如将陆游记载的黄陵庙卖茶妇女与清代的妇女进行对比，发现妇人肤色不像陆游记载的那样白，也不见缠着青斑布头巾。有时还对一些史迹进行考证，如在归州对秭归得名及与楚文化和屈原的关系的考证，也是有一定见解的。

一个时代的重要性完全取决于它留给后人的东西——无论那是学术、艺术，还是关于一个辉煌年代的记忆，抑或一位伟人的人格。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察，则就地中海的历史而言，雅典卫城远比整个摩洛哥的历史更为重要。 在这一宗旨指导下，作者从独特的角度，以讲述地中海在几千年中如何成为所有沿海政权希冀掌控的对象（像古希借的海伦，万众凯觎），在一个又一个主人之间辗转飘零为脉络，本着“智慧远胜武力”这一信念，回顾了那些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自己所处时代的事件与人物；并力图揭示隐藏在行为表象之下的真实面貌——这远比关注其行为本身要有意思的多，因为只有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支柱。

《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旅行记录1903》原外文版出版于1904年，是一本考察长江地理地貌及沿江风土人情的游记。书中一百多幅照片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是来华外国专家系统考察和研究长江的第一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