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是1984年原教育部约定的一本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当时写了一大部分，没有写完，因为赶别的工作，就放下了。这两年又拾起来写，断断续续，现在才算写完了。时过境迁，这几年文科教材似乎不怎么提了。但不管如何，《三国史》，是我作为教材写的，而且是作为高校文科教材写的。虽然拖拖拉拉写了十来年，但我确实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如何写好一本高校的教材，也确实并不容易。 作为历史教材，应当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基本历史事实；一是对这些历史事实的理解和认识。 叙述历史事实，就不容易。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只有一个。但一经人心反映、入手叙述，只有一个的历史事实会变成多个。秦始皇，只是一个人，他的一生经历也只有一条线，但自古及今历史家手下写出来的秦始皇，却有千百个，大别之也可以分为好的、坏的两个。又如曹操，只有一个，而历史家手下的曹操便有多个。

本书是唐长孺先生在中央党校讲课时的笔记，后附《魏晋南北朝史籍举要》，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习的必备书。

西晋永嘉(307～313)年间，五胡乱华，中原民众为躲避这场灾难性的战乱，以大族为核心，波浪般地涌向南方，从而拉开了流民南渡的序幕。至宋明帝泰始(465～471)年间，除小规模的南迁始终络绎不绝地进行着之外，相继出现了数次流民南迁的高潮。永嘉之乱后的流民迁徙，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谓前所未有。据谭其骧先生统计，南渡人口占北方总人口的1／8强，而在流民最多的南徐州，侨口已过全州人口的半数。其迁徙范围则遍及今江苏、山东、安徽、四川、湖北、陕西、河南、江西、湖南诸省，甚至远及福建。流民迁徙时间不同，经历各异，从而造成际遇有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大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都先后走上了东晋、宋、齐、梁四朝政治舞台。文化士族始终把持中央高位，次等士族即本文所论的边境豪族构成南朝武装力量的主干是四朝政权的共同特色。许多学者将东晋南朝政权称为侨人政权，不无道理。不过，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侨人政权不仅指南迁的王、谢等文化高门在政治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也包含了南迁的次等士族这一武力集团成为南方政权的军事支柱这一重要内容。从南北政权的对立及南方政权的频繁更替及内部斗争分析，拥有一定军事力量的次等士族比文化士族显得尤其重要。正是由于他们的竭力支持，南方政权才得以生存下来，并与北方政权对峙达两个半世纪之久；随着这些豪族的衰颓或北归，南方政权也渐渐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走向穷途末路。至于南方政权的内部斗争，也莫不与次等士族密切相关。每一个新政权都是在次等士族的支持下建立的，即使宫廷政变也不例外。从某个角度说，南朝历史实际就是以次等士族为主体的历史。至于北归的次等土族，在北方政权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在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基于次等士族在南北政权中所起的这种重要作用，对这一特殊阶层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遂成为必要，这也是理解南北政权互动性的必要条件。 　　最早对次等士族进行研究的是陈寅恪先生，他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以勇武善战见长的“次等士族”这一概念，对这一武力集团做出了概括性论述，指出此集团南迁后分别居于长江下游的京口与上游的襄阳这一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陈先生对次等士族与东晋、宋、齐、梁四朝政权的关系虽没有做出具体论证，但其高屋建瓴的史学眼光和境界对以后研究次等士族的学者不无深刻的启发作用，这篇论文也因此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之后，田余庆先生的《北府兵始末》一文，对居于京口的武力集团出现的时代背景、兴衰过程及其在东晋、刘宋早期所起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深入而又详尽细致的分析，清晰地勾勒出北府兵的发展脉络。唐长孺先生的《北魏的青齐土民》一文，则对徙自河北居于青齐的地方流民集团进行研究，翔实地论证了青齐豪族随南燕政权南下，以后又成为刘宋臣民，扎根青齐，及北魏献文帝时沦为平齐民，迁徙平城，并在孝文帝太和(477～499)年间“例得还乡”，重新在青齐得到发展的历史事实。罗新先生的《青徐豪族与宋齐政治》一文，对徙自河北居于青齐的豪族集团续有探讨，论述了青齐二州沦陷后迁徙郁洲(今江苏省连云港市)的青齐豪族在宋齐禅代之际所起的重要作用。田余庆、滕昭宗二先生合著的《南北对峙时期的彭城丛亭里刘氏》一文则另辟新径，将彭城丛亭里刘氏这一地方豪族放在南北对峙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讨论了刘氏凭借其可南可北的地理条件，反复于南北之间，以求保护和发展其宗族势力的历史事实，揭示了不同于王、谢高门的另一类型士族的特殊发展历程。本书对边境豪族的研究是在上述诸学者所做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上述文章均有所借鉴。而书中所讨论的边境豪族也大都有自北人南、复自南人北的历史，情况与彭城丛亭里刘氏有些类似，所以本书也尽量将边境豪族放在南北对立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 　　这里有必要对本书边境所涵盖的地域范围做一解释。从历史上看，南北政权的对立多以江淮地区为缓冲地带。刘宋何承天在谈到三国对峙的情况时说： “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吴城江陵，移民南涣，濡须之戍，家停羡溪。”可见，辽阔的江淮地区基本上是作为边境线而存在的。但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对立却比较特殊，南北政权之间可以说几乎没有一条较为固定的边境线。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如石赵、苻秦固然可以做到胡马临江，东晋政权也曾数次收复旧都洛阳。而且南北政权在这一地区基本上都是倏忽来去，其所占领的地区也因此很难巩固，这就使得南北政权之间的边境线变得更加难以确定。由于江淮地区经常遭到军事威胁，边境豪族很难在这一地区立足并发展起来，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边境豪族此时并不存在。而且其时胡汉矛盾尖锐，即使有豪族存在，南北政权也不会允许其反复于南北之间，因此，东晋十六国对立时期的边境情况基本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东晋末年，刘裕灭南燕，亡后秦，收复青齐和关中地区，但关中旋复即失，南北政权东以三齐为界，由此往西，则以淮北、沔北地区作为缓冲地带。此时，北方已统一在北魏政权之下，而南方东晋政权则由刘宋代替。宋魏对峙时期，南北力量基本处于均衡状态，双方均无力向前推进。崔浩所说的刘宋不能守河南，北魏无力定江东就是这种情况的体现。这为强宗豪族在这一地区扎根并发展起来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本书所指的边境地区就是处于这种均衡状态下的缓冲地带，包括了刘宋泰始以前的青、冀、徐、兖、豫、雍等州。所论述的豪族强宗则是自宋魏对峙开始，在这一缓冲地带发展起来的地方家族，包括了清河崔氏、河东裴氏、河东柳氏等北方旧族。 　　魏太武帝太平真君(440～450)末年以后，北魏政权力量有所增强，遂采取逐渐南进的蚕食政策，将本来是缓冲地带的地区逐步纳入自己的疆域范围。献文帝皇兴(467～470)年间，北魏攻克淮北四州及淮西七郡；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北魏占领沔北五郡；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北魏又将豫州纳为已有。南方政权的防线则步步退缩，由防河退而防淮，由防淮退而防江。北魏向南推进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北方疆域的扩大和南方疆域的缩小，更深层的影响在于，随着北方政权的南进，许多居于缓冲地带的边境豪族人北，成为北方政权的臣民。即使仍旧效命南朝的豪族，由于家乡沦陷，也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根基，不得不四处漂泊。因此，北方政权向南推进的过程，实际就是逐渐消灭南朝有生力量的过程。当隋政权南下灭陈之际，在江淮及襄阳一带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的边境豪族已不复存在。这样，以边境豪族为支柱的南朝政权随着边境豪族的衰落，在难以寻找到也不可能寻找到新的支撑点的情况下，其灭亡也就成为势所必然了。 　　本书自东到西选取了在南北对立时期较有代表意义的三个地区，即青冀二州、豫州、雍州。居于这些地方的边境豪族势力较为强大，他们在不同时期分别支撑过南朝不同政权。以后，这些豪族相继人北。而且崔、裴、柳等家族在北方又上升为名门大族，不像王、谢等侨姓高门那样，人北后便寂而无闻。这些边境豪族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历程，这是本书将这些豪族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本书共分六章，前五章对青齐、豫、雍等豪族武力集团做个案研究：一、三、四章分别把这三个地区的豪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论证，探讨他们在南北政权尤其在南方政权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二、五章则抽取这些豪族集团中较有代表性的家族清河崔氏和河东柳氏进行个案研究，以进一步加深对边境豪族的理解。第六章作为后论，对边境豪族进行综合论述，讨论他们作为一个特殊阶层所具有的独特性及其在南北方的门第，并对其在南北政权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进行论证。

《不容青史尽成灰:三国两晋南北朝卷》系列图书将目光对准那些被常规历史图书所遗忘的，不为人知的，但又确实在历史进程中起到过关键作用的人和事。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历史现场，亲近历史人物，寻找那些不为人知的人与事。魏晋风度，故名士风流。《三国两晋南北朝卷》带你走进华丽的魏晋风流，三分天下始于何人，而谁又奠定了一统天下的根基。欧洲人最敬仰的中国医生干了什么，而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最低潮是什么造成的，本不该发生的八王之乱为何发生了，而南渡的东晋，北伐双壁为了北望长安做出了何等努力，不名垂青史，亦遗臭万年的是何等人物，谁又终结了西晋，南北朝的人工印刷机是如何形成的，而梁武帝时为何爆发了世界蚕丝战争，“百家讲坛”现于南北朝时期究竟为何，最弱的南朝陈是如何立国，所有的所有，等待你的发现。

本书记述了南北朝时期北周的官制，资料宏富。举凡北周一代的典章故实几网罗贻尽，既是北周职官志，又起到《北周会要》的作用。

前言 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 清谈与清议 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 《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 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 九品中正制度试释 士族的形成和升降 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 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 西晋户调式的意义 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 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 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 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 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同泽佔领 南朝寒人的兴起 论南朝文学的北传 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 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 魏周府兵制度辨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 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 南北朝后期科学制度的萌芽 唐代的客户 唐代色役管见 唐代宦官籍贯与南口进献 唐修宪穆敬文四朝实录与牛李当争 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西州府兵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综论 《文心雕龙》“士衡多楚”释 太平道与天师道 葛荣未任怀朔镇将辨 后记

《三国志》为前四史之一，在二十四史中有重要地位。陈寿所作《三国志》过于简略，经裴松之作注，内容充实了很多。但裴注主要充实了史实，典章名物方面尚多缺失。近人卢弼先生博采众书，精加校释，误者正之，缺者补之，核正地理，诠释名物，大大有益于本书的研究者。集解除排印错误径加改正外，所引旧说，均不增改。作者评议，亦加注明。卢弼先生生于清光绪二年（1876），幼习举业，后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学贯中西，积数十年之功力，始成此书。原书初版于1957年。此次出版，又经著名学者钱剑夫先生作了标点整理，读者更为方便。

本书分5编，对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对禁卫军权与魏晋南北朝政治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书中通过对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的勾稽考索，厘清了不同层次的众多的禁卫武官的变迁历程与政治职能，揭示出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及其制度的本来面目，得出了许多重要的和具有启发性的认识。

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学贯中西，在中国史、日本史、亚洲史、敦煌学及中外关系史诸领域均有很高造诣，尤其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用功颇深。《魏晋南北朝史十二讲》为周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文章的选集，按照时序与专题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编排。

本书根据史传、姓书的记载，参以石刻、方志、文集、说部等材料，考证《魏书·官氏志》所载胡姓，兼及两汉以来质子降胡和隋唐蕃将胡商，共考证一百九三姓，填补了我国史学领域胡人姓氏问题研究的空白，可供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民族史研究参考。

本书为马长寿先生遗稿，系利用关中发现的碑铭25种，从其题名的姓氏、官爵、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阶级分化、部族融合等方面，研究这一时期关中各族的历史，初步解决了过去很难弄清的问题。此书系以碑铭证史的典范，得到了治史者的高度评价。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以成立于汉，并最终在隋唐演变为科举制的察举选官制度的七八百年变迁历程，作为研究对象。书中把官僚制理性行政、帝国政体下的特权分配与权力斗争，以及作为帝国官僚来源的知识群体的动态，作为制约察举制变迁的三个主要动因。由此出发，对大量相关史料进行了考订梳理，在此基础之上，对察举制中的“以德取人”、“以能取人”、“以文取人”及“以名取人”、“以族取人”因素的表现形式、相互关系及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精到阐述。从而对这一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向科举制的演变，提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解释。

《晋书斠注》系浙江钱塘吴士鉴所著，共一百三十卷。此书是《晋书》注本中最完备者，为集注体，汇集各家旧晋书佚文，和清代学者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洪颐煊、张熷等诸家校勘及考订成果，凡前人有关《晋书》的资料、议论、校语尽量收入，引书三百二十余种，前后二十余年，用力甚勤。编成《晋书斠注》。1928 年由刘承幹出资刊刻，所以他也列名为作者之一。是相关研究领域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此书过去印数较少，目前较难找到。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据民国十七年吴兴刘氏嘉业堂本影印出版。

本书共收作者20世纪50年代中期撰写的8篇论文，对魏晋至唐代之经济及阶级关系、工匠身份的变化、南朝寒人的兴起、拓跋族的汉化过程、科举制的萌芽诸问题详加论证和阐发，获得一系列重要结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则收入作者1958至1982年间论文15篇，分别对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制度、社会阶层。中西交通、宗教等专题，详为论证。两书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此次一并收入《唐长孺文集》。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 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 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今天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六朝事迹编类》是列入书局古籍规划中“中国历代都城资料选刊”中的一种。张忱石先生点校，曾于199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现已版权过期。张忱石在原书基础上，加上专名线，并修正一些错误，在书后补充了人名索引，使本书增添了价值。

魏晋处于汉唐帝国之间，是一个解构与重组的时代。在解构与重组的过程中，许多矛盾现象杂呈，最显著的是儒家思想失去其原由的权威地位，原来在经学笼罩下的其他学术，纷纷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但由于史学和经学的关系过于密切，所哟史学独立的步履缓慢而迂回。但在史学主流的编年和纪传二体之外，却出现了一系列非儒家价值体系的新史学写作形式。不过，这许多新史学写作形式的思想根源与社会基础，都深植在魏晋时代之中。逯耀东教授以其多年治魏晋史学的经验，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与流变，对这个问题作了较深层次的探讨与分析。 逯耀东教授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四十馀年，范围集中于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史学史、现代史学、中国饮食文化史。擅长历史随笔、文化散文的写作，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历年所撰史学论集、散文集二十馀种。本书为逯耀东教授研究魏晋史的代表作，广为学界所知。该书着重考察这一时期史学主流之外出现的一系列非儒家价值体系的新史学写作形式，并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流变，探讨这些新史学写作形式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基础。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是近代史学家蒙思明先生的一部未刊稿。作者指出：“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历史，实为一部世族兴衰史”，“以世族问题为中心，则一切问题皆有迎刃而解之势”。以此立论，《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对这一时期世族的形成、衰落、崩溃及其对当时政治、经济、社会风尚的影响与表现作了全面深入而集中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