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台湾著名学者刘淑芬关于佛教与我国中古社会关系的论集，收入“社会· 经济·观念史丛书”。本书涉及中古社会民族、政治、民俗丧葬、养生等诸领域，以多种视角反映出当时佛教与中国社会互相渗透、影响的立体景观。其中有关北方少数民族与灭佛、宦官与佛寺兴建、斋戒与断屠、福田思想与社会公益事业。中国撰述经典与民间佛教、露尸葬、塔葬等对中国葬俗的影响、寺院茶汤丸药的普及等内容，尤其具体深入。本书观点新颖，涉及面广，旁征博引，有助于读者全面理解佛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关系，是一部颇具参考价值的学术专著。

《两晋南北朝十二讲》是中国历史大讲堂丛书中一本。本套丛书作为“历朝史话”系列的姊妹篇，力求发扬其长处，弥补其不足。“历朝史话”强调的是内容全面，对各时段的历史进行综合系统的介绍，以使读者能总体性地把握；本套丛书则把重点放在讲解每个时段的特色问题上，希求引领读者走进历史的深处。 在编辑体例上，每个断代为一册，每册选取12个能够代表这一时段特色的大问题，进行细致人微、通俗深入的阐释，以使读者明了该时段在中国历史发展序列中的独特地位，改变认为中国历史只是王朝的循环更替、皇帝家史的变化的习惯看法。因本丛书着眼于为大众传播历史，为他们提供把握每个断代的线索与框架，所以在夹叙夹议的基础上尽量做到通俗易懂，深人浅出，严肃而不失活泼。

秦汉以来，中华大地上崛起又覆灭过十个一大统王朝，西晋厕身其列，不过它是最不讨后人喜欢的一个。 西晋承接三国乱世，但是人们还没来得及从消弥战乱的喜悦中回过神来，随即又落入另一个更大的乱世深渊。西晋覆灭得如此之快，兴衰转换如此之剧烈，让后人觉得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过渡乱世，设下镜花水月般繁华安逸的骗局，然后把人们引向灾难与死亡。 西晋皇帝谱系上传了四任，实质上是二世而亡。西晋从第二任皇帝开始就大权旁落，第三、第四任皇帝都是在天下大乱、国土沦丧的大背景之下仓皇登基，在兵荒马乱之中度过自已的帝王生涯，然后又都在强敌围城、粮尽无援的绝境之下黯然出降，最后以俘虏的身份饱受侮辱，凄惨死去。 本来中国历史上二世而亡的王朝并不鲜见，前有秦朝后有隋朝，但是秦末与隋末的乱世全都适可而止，时间跨度在十年左右，这些乱世就像社会动了一场大手术，血流遍地，然而伤口愈合之后，崛起了“汉”与“唐”两位不可仰视的巨人。 西晋则不然，它亡得不仅快，而且还亡得很彻底；不仅亡了国，而且还亡了天下。西晋末年，胡人的铁骑在中原大地上往来践踏，世居于此的华夏子孙在屠刀下呻吟号哭。西晋的都城，也就是东汉的都城洛阳，被匈奴人占领；不久之后，西汉的都城，那个号称有“百二雄关、金城千里”的天朝上都长安，也落入匈奴人的手中。胡人军队从极北苦寒之地一路向南，径穿黄河流域，踏过淮河，史上第一次染指长江流域。 两汉以来的赫赫武功扫地无遗了，世无陈汤霍去病，“犯我强汉者，虽然必诛！”成为笑谈痴语。残存的晋宗王公心惊胆裂，龟缩到江南一隅，依仗长江天险偏安苟活，罔顾江北生灵涂炭家园尽毁。 这个残局，后人拾掇了三百多年才重新拾掇出一个完整的王朝。其间有多少人受戮于战场，有多少人枉死于暴政，又有多少人瘐毙于颠簸流离？这已经无法计量，但是肯定数不胜数。 晋朝由治转衰的转折点就是“八王之乱”。 晋朝的第二任皇帝就是有名的晋惠帝司马衷，据传他是一个痴障。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已经不容易证实，但是很明显司马衷无法行使皇帝的职能。这个荒谬的现实诱发了那些觎觊权力者的野心，他们相互争夺嘶咬，丑陋血腥的一幕幕组合而成“八王之乱”。这场血腥的闹剧将持续十六年，贯穿晋惠帝一朝的始终。 一开始，这只是历朝历代都不鲜见的宫廷政变。受命辅政的外戚杨骏因为贪权独揽，引起了宗室的不满，试图参政的皇后贾氏因为受到杨骏的阻挠，也对杨骏充满怨恨。于是贾皇后就与宗室成员楚王司马玮等人联手发动政变，消灭杨氏，改立宗室元老汝南王司马亮为执政。但是没过多久，汝南王与楚王之间的矛盾激化，贾皇后在幕后推波助澜，先利用楚王杀死汝南王，随后又以“矫诏擅杀大臣”的罪名治楚王以死罪。 二王殒命之后，政权落入贾皇后手中，她重用名臣张华、裴頠来主持朝政，在贾、张、裴等人的努力之下，晋朝天下勉力维持了九年的和平。 可惜这和平是脆弱不堪的，九年之后贾皇后冒天下之大不韪，害死了被武帝寄以厚望的太子。宗室趁机发难，赵王司马伦与齐王司马冏发动兵变废黜并诛杀了贾皇后，赵王司马伦成为新的执政者。 “八王之乱”发展至此，依然没有离开宫廷政变的范畴，它发生在最高权力层，对于普通的晋朝百姓并没有造成多大影响。但是不久之后，权欲熏心的赵王司马伦逼迫惠帝禅让，自已坐上了皇帝的宝座。这一愚蠢的举动招来全天下的反对，赵王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篡臣贼子，一时间风起云涌，手握重兵的各地方都督纷纷起兵勤王，整个中原变成了战场。“八王之乱”从此由宫廷政变升级成为大规模的战争。 勤王讨伐赵王的主力是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在交战两个月牺牲了近十万士兵之后，他们攻入洛阳，处死了赵王，齐王成为新的执政。这是西晋历史上第一次地方势力战胜中枢，并且入主京城，齐王的成功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八王之乱”彻底沦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游戏。 齐王的执政时间并不长久，仅仅一年之后，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领着关中大军挥师东向，进攻洛阳讨伐齐王，洛阳的长沙王司马乂在腑肘之间发难，生擒齐王并将其杀死；长沙王成为新的执政，与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共同主持朝政； 这种共同理政的局面只维持了十个月，成都王嫌长沙王碍手碍脚，想除去而后快，同时河间王上次发兵讨伐齐王，却替长沙王做了嫁衣，心中也愤愤不平。于是成都王、河间王二王联手，从东西两个方向夹攻洛阳，成都王的军队被长沙王击退，河间王的军队则攻进了洛阳，长沙王被左右出卖，成为河间王的俘虏，最后长沙王被河间王手下的将领张方活活烧死。 长沙王死后，成都王在邺城遥控朝政。长沙王虽死，但是他在洛阳的势力并没有被肃清，长沙王的故将上官巳等联合对成都王不满的东海王司马越等人，挟持惠帝亲征邺城，讨伐成都王。东海王等人与成都王的军队在荡阴展开决战，成都王大胜，连皇帝都成为他的俘虏，失败了的东海王逃回自已的封地，谋图卷土重来。 擒获了皇帝的成都王并没有能够得意很久，东海王的兄长、镇守并州的东嬴公司马腾，联合镇守幽州的安北将军王浚进攻邺城。为了增加胜算，王浚向北方鲜卑借来凶残强悍的鲜卑骑兵，成都王抵抗不住二人的强劲攻势，只好放弃邺城，带着惠帝逃到洛阳。当时驻守洛阳的是张方，张方于是挟迫惠帝退入关内，成都王兵败被废黜，河间王成为执政。 张方强迫惠帝入关，给蛰伏的东海王提供了借口。东海王宣称“张方劫迁车驾”，与豫州范阳王司马虓、幽州的安北将军王浚、荆州的镇南大将军刘弘等人结盟，被推举为盟主，再次集结大军，进攻关中。 关东诸军来势凶猛连战皆捷，河间王大为恐慌，他杀张方向东海王谢罪，请求与东海王分陕而治，但是被东海王拒绝。最后，关东诸军攻破关中，占领长安，河间王单骑逃入太白山中，成都王则向南方逃窜，试图逃回封地成都国。成都王在途中被擒，被缢死在邺城；河间王在山中躲了几天，他的故将重新占领了长安，迎回河间王，但此时的河间王已是强弩之末，朝政大权尽数落入东海王的手中。 东海王让皇帝下诏，任命河间王为司徒，河间王日暮途穷，明知这可能是个陷阱，也只有起程去洛阳赴任。东海王的兄弟南阳王司马保派人半路截获河间王，将河间王及其三个儿子扼死在车中。 随着河间王的死亡，“八王之乱”落下了帷幕，东海王笑到了最后。但是东海王赢得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天下，持续的杀戮严重削弱了中枢的力量，激化了原本潜伏在社会表皮之下的各种矛盾。匈奴人刘渊在并州建立政权，羯人石勒往来纵横于兖、冀、豫、青、徐诸州，巴氐李氏割据了蜀中，流民充斥荆州、司州，叛臣陈敏在扬州发动叛乱...... 天下无处不起硝烟，国家濒临土崩瓦解，紧随“八王之乱”而来的是永嘉乱世，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乱世之一，它开启了五胡乱华三百余年的分裂战乱之门。

本书所收文章，是作者二十多年来发表的主要作品，内容涉及两汉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制度史和思想史，讨论较为集中的是汉代《春秋》学、东汉政治、西汉王国和侯国制度、南北朝散官制度等问题。作者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政治史、制度史和思想史领域，既重史实层面的发掘考证，也努力探求各领域间的深层关联。故其文章不仅在观点和结论上有新意，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也有所创新。

《梁书(套装共3册)(繁体竖排版)》由姚思廉主编，其内容：皇后、太祖张皇后、父穆之、高祖郗皇后、太宗王皇后、父骞、高祖丁贵嫔、高祖阮修容、世祖徐妃、秦弟藻、永阳嗣王伯游、衡阳嗣王元简、桂阳嗣王象等。

本书从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理论中提炼出核心区和核心集团观念，将这两大主题贯穿于北魏至北宋建立前后约六百年的历史中，探求中古时期核心区与核心集团的凝结及转移轨迹等。

本书探讨了西汉至初唐之间史学发展的线索与特点。作者指出在此期间，经史分离突破了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汉末皇权的衰落导致了私人修史的盛行；隋唐皇权对修史的强力干预导致了官修正史传统的形成。

《南齐书(繁体竖排版)(套装共3册)》分为三册。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着《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烦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藉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

《建康实录(套装上下册)》全书共二十卷。是一部记述公元三至六世纪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事的史籍，因为先后建都建康（今南京地区），故以为名。书对研治魏晋南北朝历史以及南京地区历史地理，都很有参考价值，但可惜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连一些史学史的专著，也隐而不述。本书史料来源广博，可补正史之不足、匡正史之谬误，书中引征的大量史籍中，有许多今已亡佚。整理者以十种不同版本进行校勘，并参校了正史、类书。笔者因整理校点此书，查阅了有 关的史料，今稍作归纳，对该书作者生平、文献价值及版本作初步探讨。

名号制度是在北族政治发育过程中，从政治领袖的称谓名号所发展出来的一整套既复杂又多变的政治制度。本书通过对中国中古时期北方诸民族的政治名号制度的分析，特别是对这些名号的结构、功能、性质与变迁的分析，揭示中古北族政治发育及制度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并强调在起源意义上有着明确连续性的政治名号，随着政治题的演变发展而向广义上的专名方向辐射，由此为深入认识中古北族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精)》(作者古川道雄)是一本以十六国北朝政治史为具体内容，而以隋唐帝国形成根据和历史本质为问题意识的实证之作，也是作者著称的“豪族共同体理论”由以提出并得以成立的奠基之作。对于这本成名之作，作者自称：“如果说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何自负之处的话，那便是密切注意民众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点。”《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精)》作者从十六国北朝寻觅隋唐帝国的原始形态和形成动力，指出国家与民众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相互依存的一面，“没有民众的积极作用，隋唐帝国便不可能出现”。作者深入到六朝隋唐社会的内部和基层，把摸这一时代的精神脉搏，揭示出从纷乱的十六国发展到强盛的隋唐帝国的历史内在逻辑，突破了战后日本中国史学界强调世界史基本规律而忽视中国历史特色的研究范式，标志着一种新的中国中古史阐释体系的成立。

本书以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官阶制度为研究对象。作者采用“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概念，构建了一个新鲜的分析框架。通过这个新视角，作者对周代的爵命，秦汉二十等军功爵和禄秩，魏晋南北朝的官品、中正品、勋品、将军号、文散官，直到唐代的文武散阶进行了细密考察，将之勾勒连缀为一条演进变迁的线索，并对其性质和意义提供了一系列独到解释。进而对整个帝国时代的官僚等级制度的发展，提出了划分为五个阶段的分期模式。

本书共收作者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论文13篇，文章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土地和赋税制度、兵制、门阀政治、民族问题、宗教及文化等问题详加论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195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1978年重印时曾做了一些修改。此次收入《唐长孺文集》，除进行了核校外，部分内容恢复了55年版文字。

《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内容简介：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这是坏现象，也是好现象。这正好促使中国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者，对中国社会历史作更深入的研究。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与发展，我们策划组织了《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并把它作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主流，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史应该是研究中国史的主流。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一些心得、成果的汇集，从三十年邓文如先生领进门开始，六十多年来对魏晋南弱朝史的研究，一直用力较勤的方向。 本书所收论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12篇大多写于1949年之前，极少几篇发表于其后，但构思属稿仍在以前。下编的22篇文章大都写于七十年末以后，只有《论诸葛亮》一篇写于1954年。 上编的论文属早年之作，行文格式与今天通行者多有不同。为便利读者及全书体例的统一，做了一些技术上的处理。部分论文补充了一新发现的资料，同时订正了原文中排印及行文中的一些讹误，但文章的整体框架则一仍其旧。

《北史(1-10)(二十四史繁体竖排)(套装共10册)》纪传体的通史，与《南史》一样作者都为李延寿。有本纪12卷，列传88卷，共100卷。共80卷，有本纪10卷，列传70卷。记事起于北朝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年），止于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年），包括北朝魏、齐、周和隋四个封建政权230年间的史事。《北史》和《南史》都是在记述南北朝至隋历史的《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8部纪传体断代史基础上修成的。它们是对八书的成功改编和成功的再创造。《北史》和《南史》打破朝代体系，把这一时期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分别撰写出通贯各朝代的通史，编成互相联系，互相配合的两部书。把整个南北朝到隋统一的长阶段历史，完整溶合，从而克服了史实断裂、重复记载、难于剪裁、卷帙繁冗、不便阅读等诸多弊病，且以简明方式记述具体事实，给读者提供全面系统的历史知识。从而有利于比较出各朝代、各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准确勾勒的历史形势和历史变化趋势，体现历史发展的本质性特点。另《北史》和《南史》如此篇修，也有利从中华民族历史的总体中启发人们的历史思考，消除南北长期分裂、隔阂，培植天下一家的统一意识。但二史未能制出有关南北关系的年表来，体现作者缺乏总揽全局的观点。对于南北各代的变异，作者交待也很不明确，不能很好地达到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要求。

《魏晋南北朝史》，《王仲荦著作集》之一种。作者据唯物史观研究分析魏晋南北朝这一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在重视总结历史治乱兴衰经验的同时，对经济、文化、少数民族、中外交流方面等进行了详细深入的论述，全书体例严谨，资料丰富，是魏晋南北断代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自初版以来。多年作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影响深远，同时也是广大专业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的必备之书。此次据上海人民出版社版收入本著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