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古希腊文明》概述了古希腊青铜器时代、黑暗时代、古风时代、古典时代以及希腊化时代近3000年的文明史，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古希腊文明的发生、发展和衰落，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发明与创造。·城邦和帝国·宗教和神话·经济、贸易和运输·艺术·城市和乡村·科学和哲学·文字·日常生活。

《西方古典学研究·希腊罗马史料集（1）：古风时代至公元前5世纪末的希腊（英文影印版）》旨在辑录重要却稀见的古典世界原始文献，并译成英文，翻译尽量忠实再现文献，包括晦涩与暧昧之处。每则史料附以简要评注和参考书目。详尽的附录与索引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帮助。因其权威性与可靠性，这套史料集现已成为全世界古典研究必备的工具书。 第一卷所关注的时期，始于希腊殖民时代，讫于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

本书是英国著名希腊历史学家奥斯温·默里与西蒙·普赖斯主编的关于古希腊城市研究论文集，初版于1989年。本书汇集了欧美古典学名家的14篇古希腊城市研究大作：从古希腊整体的地貌到具体的城乡地貌；从城邦的资源和规模到城市私人空间的布局；从城市的集体、政治活动到民众法庭、公共财产；从城邦的德莫制度到城邦的宗教；从城市的理性到城邦的没落与拯救。

本版由牛津大学发行于1991年，已经是第三版。所涉时代始自希腊化时代，迄于文艺复兴末期，两位作者可以说面面俱到，也提供了自古代至现代之前的扼要学术史。 《抄工与学者》勾勒了希腊拉丁文献传播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古昔先贤在文献保存与传播方面的工作和影响，并从文本传承的角度展现了教育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的一些侧面。

这本《古希腊哲学史纲》因其材料的丰富、方法的谨严以及立说的新颖与翔实，而被公认是一部杰作。当代研究古希腊思想方面的通史著作或专题著作都以它为必要参考书。但它原初是作者为听课学生设计撰写的，因此又具有简法周至、取精用宏的特点。它既可供专家学者备之于案头，又可作为引领一般读者进入古希腊哲学殿堂的思想入门书。本书在义理阐释方面，不仅透彻，而且颇富新意。比如，他解释柏拉图的理念具有本体认、目的论和逻辑学三重意义；解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具有意志决定等三种特点，都精理迸露，使人疑窦释然。本书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对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和罗马帝国的哲学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并对有关资料作了颇为丰富的搜罗，许多一向沉晦但十分重要的哲学思想得到点化评析。

春蚕到死丝未尽——忆李天祜教授 作者：张克非 原载：《历史学家茶座》第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书架上有一部厚厚的《古代希腊史》，蓝色封面，共20章，50多万字，系统介绍、论述了从公元前20世纪的爱琴、克利特文化到公元前200多年亚历山大帝国崩溃期间，古希腊的主要城邦、地区及其工商业、军事、政治、文化、哲学、戏剧、艺术等。该书1991年出版，当时仅印了1000册，装帧、用纸和书中图片的质量都很一般，再加上发行渠道不畅，当时并未受到学界和读者应有的重视。然而，今天它却被国内许多治古希腊史的学者视为必读之书。该书凝聚了作者李天祜教授毕生的心血，也是由中国学者所写的首部“希腊史”著作。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其《中国史学名著》中曾说：“……在每一部书的背后，必然当注意到作者其人。倘使这部书真有价值，不专是些材料的话，则书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个人。”每次看到《古代希腊史》，眼前总会浮现出李先生那满头白发、腰板挺直的高大身影和一桩桩、一件件或大或小，虽朴实无华却无不令人崇敬的往事。 记得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风甚好的兰大校园里一天又贴出学术讲座的海报：基督教的起源，主讲人历史系李天祜教授。刚吃过晚饭，可容纳上百人的阶梯教室里已座无虚席。七时半，李先生准时登坛开讲。那略带河南口音的普通话十分洪亮，一边井井有条、深入浅出地讲着，一边用粉笔在黑板上整齐地书写着，不一会，就写满了一黑板，亲手撩掉，再继续不停地讲着，写着……这时，不仅过道里站满了人，就连教室的每一个窗子上都挤满了听讲的学生。20多年过去了，大学期问的许多事都已逐渐淡忘了，而李先生那晚讲座的盛况和内容，却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永远不会消失的记忆。它不仅使大学生们在经历了长期的文化饥渴，有关西方宗教的图书、资料和知识又严重匣乏的情况下，对作为西方文化重要源头的基督教，从茫然无知到有了初步的了解，不少人也由此萌发了进一步学习钻研西方宗教、文化的浓厚兴趣；同时，这次讲座也让我初次见到了李先生这位已年过花甲且令人肃然起敬的老教授，并又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什么是学者的风范。于是，下学期我便选修了先生讲授的“俄国史”，得以亲聆声嗽，对先生的深厚学养、为人等有了较多的感受，也从其他老师、同学口中陆续听到了先生的一些往事。后来留校工作，对先生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李先生乃河南汲县人，1916年生，19岁即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两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沦陷，先生随学校师生千里跋涉，先后辗转至西安和汉中的城固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本科学业，于1939年毕业。两年后，又考入了由母校迁往兰州改建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研究所，继续深造。当时，尽管办学条件简陋，图书资料缺乏，生活也很艰苦，但在黄河岸边新建的西北师范学院却荟萃了黎锦熙、陆懋德、袁敦礼、张舜琴、谌亚达、郭毓彬、李建勋、何士骥、许寿裳、董守义、罗章龙、黄文弼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教授。李先生就是在这些名师的指导下，继四年的本科学习之后，又经历了研究生阶段更加系统、深入的三年专业训练，获得硕士学位。这种经历，不仅为先生此后的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使他深深地受到西北师大传统学风、教风的儒染，并内化为他近半个世纪教书育人中始终保持的作风。 抗战胜利后，李先生曾先后受聘到河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大学历史系任讲师、副教授，并加入了民盟。1950年，先生到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同时兼系主任，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50年代初，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李先生被选派至北大参加由苏联专家授课的“俄国史”培训班，攻克了俄语关。虽然他自己一直钟情于古希腊、罗马史，却又不得不致力于俄国史的研究和教学。50年代后期开始，世界史教研室集中了欧阳珍、毕业于北大的赵辉杰、李建等一批造诣颇深且勤勉敬业的学者，兰州大学的俄国史研究在全国也开始有了较大的影响：60年代初，李先生又在全国率先培养俄国史专业的研灾生。80年代初，李先生指导的研灾生一批批地成长起来，相继成为国内俄国史相苏联史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作为系主任，李先生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上做了许多工作。他发表的论文数量虽然不很多，但皆为资料丰富、考订精详、富有见地的存世之作，体现了他对中外历史的深厚功底和独特见解，李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学养和长者之风。在国内世界史学界赢得了普遍的尊重。 1966年夏，“文革”狂澜骤起、当了16年系主任，爱生敬业、在历次运动中从未整过人的李先生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横遭一次次大会、小会批斗，身心都遭受严重摧残。家中多年的藏书被抄走，积累的大量手稿，包括他几十年潜心写成的古希腊史书稿也被毁之一炬……在这一系列横祸的打击下，先生的夫人精神受到刺激，一次悲愤地喊道：“毛主席，您老人家为什么不睁开眼，管管这些坏人呢！”她立刻被作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抓进监狱，险些被判死刑。遭此变故、先生几天之内变成了须发皆白的皤然老翁，但他却依然挺直腰板，承受着“反革命家属”的巨大政治压力，含辛茹苦地带着几个突失母亲照顾的孩子 。直到“文革”结束后，久陷囹圄的师母才获得自由，与家人团聚。 灾难过后，已年逾六旬的李先生又照旧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和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中。好像一切都未曾发生。他对人依然是那样宽容、大度。绝不作为受害者而还之以牙眼。当有人对“文革”中那些为了自保而落井下石者愤愤不平时，他却总是坦然地说道：“这一切都是时代造成的，也不能全责怪他们个人。”对于教学工作，他依然那样认真、投入。据历史系七七级的学兄们回忆，他们甫进校，即由李先生亲自讲授世界古代史。当时，先生不慎摔倒，腿部骨折，正打着石膏。第一堂课，他硬是让家人用自行车把自己推到教室。深受感动的学生们全体起立。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先生坐在讲台上，给大家上了终身难忘的一课。平时，他对待学生也总是那样尽心、负责，无论是谁向他请教，他都会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逐一介绍参考书，直到对方满意而去。对学生交来的论文习作，他总要逐字逐句地认真修改，并当面进行指导。每当这时，他绝无半点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总是和颜悦色，以平等、商讨的口吻，循循善诱，让学生在亲切、和煦的气氛中，自己意识到文章究竟怎样修改才会更好。先生就是这样将自己的知识、学问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学生，但却从不接受学生的帮助和礼物，唯恐给学生增加负担。一年春节，一位研究生买了一个大蛋糕去给先生拜年，先生热情地接待了他，但临走时却无论如何都让他将蛋糕带回去。所以，学生们都知道，李先生非常欢迎大家去他家里，但谁去都不能带任何礼物。 80年代初，李先生为了却多年的心愿，重写古希腊史，又风尘仆仆地亲自到国内一些高校和图书馆搜集、补充了大量相关资料。此后，他在繁重的教学之余，抓紧一切时间，开始写作《古代希腊史》。1988年年初，由于过度劳累，先生的冠心病日渐严重，不得不住进医院。即使在病房中，他仍不顾医生的劝告，争分夺秒地修改书稿。但天不假年，农历正月初三，仍在病房中修改书稿的先生，忽因对一条材料不放心，要重新核对，便让照料自己的亲人赶回很远的家中取书，接着又继续埋头工作。谁知竟错过了病房的开饭时间，只好请护土到食堂要了一个凉馒头充饥。不一会，无情的心脏病又一次猝发，使天祜先生永远搁下了手中的笔，撇下了日夜萦怀在心、还尚未最后杀青的古希腊史，也离开了深爱他的家人、同事和学生。 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面对先生用生命写就的《古代希腊史》，都似乎看到李先生和那一代师长们在战乱、坎坷中不倦探索、辛勤育人的身影——他们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承先启后、不可或缺的一代，虽然历史和社会给了他们太多的不幸，使他们丧失了成为学术大师的可能，但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从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总是默默地埋头耕耘，为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真正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为社会、为学生留下了君子风骨和师之风范。对于那一代人，后人需要有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在他们身上，原本有许多极可宝贵的品质，在平淡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与过往和现今的许多名人相比，他们更经得起历史、人心的检验!

荷马社会研究，ISBN：9787542622839，作者：晏绍祥

《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通过毕达哥的斯学派、前苏格拉底时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们、希波克拉底医派的作者、柏拉图、公元前4世纪的天文学家们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勾画出了希腊科学的轮廓。作者劳埃德还探讨了科学与哲学、科学与医学之间的关系；论述了早期希望科学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分析了不同群体的著作者的研究动机和目的。

《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希腊史译丛：古希腊史》是一本译著，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古希腊文明的起源、形成及盛衰，从克里特早期国家开始一直到公元前1世纪末希腊化埃及被罗马征服为止，并特别关注了希腊民主制及其对以后世界文明产生重要影响的希腊文化。在附录资料中有希腊最重要的神祇和大事记。书中还有许多插图。

《苏格拉底之城：古典时代的雅典（第二版）》的探讨重点是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雅典的生活。作者研究了雅典卓越的文化遗产，包括民主、悲剧、喜剧、政治史、道德哲学、数学、天文学和帕特嫩神庙等，同时忽略了诸如血祭、妇女依附、奴隶和帝国主义此类容易产生歧义的问题。《苏格拉底之城：古典时代的雅典（第二版）》以对苏格拉底审判的调查研究结束。

《希腊化时代的科学与文化》是乔治·萨顿的《科学史》的第2卷，也是萨顿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著作。 这卷著作的主题是希腊化时期的科学和文化，萨顿把他讨论的范围限定为，始于亚历山大大帝去世的那一年，终于罗马帝国建立的当年，大致相当于从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30年。萨顿进一步把这个时期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篇专门讨论这个时期的第一部分，亦即亚历山大的复兴（大约是公元前3世纪）；作者以亚历山大城为中心，介绍了亚历山大复兴的历史背景，希腊文化从希腊本土向希腊以外的转移，世界上第一个国家资助的科学研究机构——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创建，以及围绕这个博物管所展开的各项学术活动；探讨了数学、天文学、力学、地理学、物理学、工程技术、解剖学、医学、哲学、宗教、历史学、语言学、文学以及艺术在公元前3世纪的进展。第二篇讨论了所谓的希腊文化的式微和衰退，亦即基督纪元前的最后两个世纪，介绍了多个科学中心的出现，罗马的崛起，以及最终，罗马成为了引领科学文化潮流的中心；探讨了前一篇所论及的诸学科在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的传承和进一步的发展。

“发现”希腊，与欧洲自我意识形成中的一个转折点直接相连。这是娜希亚·雅克瓦基所著的《欧洲由希腊走来(欧洲自我意识的转折点17至18世纪)》的核心观念。这是发生在整个欧洲的一次转变，摆脱了原有传统和象征指代，是一场不为人知的艰难转变。以此为切入点，作者进而探究现代人心目中的“欧洲”和“希腊”的概念。 《欧洲由希腊走来(欧洲自我意识的转折点17至18世纪)》旨在探究欧洲在构建其与希腊的关系时所面临的问题。这种关系既涉及古典研究，又涉及艺术技巧和美学的嬗变，却又不仅局限于两者。对于欧洲与希腊在18世纪形成的这层新关系，最有力、最实在的表达便是希腊之旅。这不再只是认识古代的问题，而是探究欧洲的自我意识。作者研究17、18世纪欧洲对待希腊的态度，却也着眼现代欧洲政治，史为今鉴。就其理论背景而言，与近十多年西方的新历史主义、东方学或文化帝国主义一脉相承，有明显的解构传统史学观点的意图。本书既照亮了欧洲现代史中许多未明之处，又从全新视角论述了那些为人所熟知的问题。以其新颖的思路、博泛的资料、大胆的结论，唤起人们的反思。

本书是一部以希腊古代经济史为考察对象的专著，分上下两编。上编研究希腊城邦制度的兴起和解体，下编研究三个希腊化王朝（安提柯王朝、塞琉古王朝、托勒密王朝）的建立和衰亡过程。本书认为，希腊城邦社会在世界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自由民中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城邦社会的基本矛盾。本书还分析了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的部分融合，产生了希腊化文化。即使在罗马先后灭掉三个希腊化王朝之后，希腊化世界结束了，但希腊化文化在罗马帝国东部依然有顽强的生命力。以后在希腊化文化的基础上，又吸收了罗马-基督教文化的内容，逐步演变为拜占庭文化。

本书是作者在爱丁堡大学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的内容。他运用了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等知识，以小亚细亚地区的考古、铭文、历史文献等证据进行论证，从小亚细亚的神话、神的崇拜、法律、婚姻、习俗、语言等文化中追溯希腊文化的源头。

《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主要内容：在西方产生的为数不多的伟大史家中，修昔底德被认为是最具政治性的史家、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史家，他最充分地理解并表达了政治生活的本质。……同时，修昔底德是一个温文尔雅的雅典人……如果政治史学背后有某种智慧，如果有某种智慧合理地说明了政治史学，那么在修昔底德的篇章字句中最有可能发现这种智慧。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史学方法，他把当时希腊哲学家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为后世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典范。《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收入的论著对修昔底德著作的历史学意义、其著作中的诸神以及他的文风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与论述。 修昔底德的著作主要致力描写一系列特殊事件（伯罗奔尼撒战争）。同时，它还要揭露政治生活永恒的或不变的品性。鉴于修昔底德称自己的著作是“千秋万世的瑰宝”：通过理解修昔底德对于其时代的政治生活的报道，所有未来的世代都可以理解他们自己时代的政治生活的真谛。

《城邦的世界》是《秩序与历史》的第二卷。《城邦的世界》第一部分探讨米诺斯和迈锡尼的希腊前史。然后讨论荷马史诗，它被十分正确地视为希腊文明的决定性转折。第二部分涉及城邦的制度组织，但真正关注的是从赫西俄德到赫拉克利特的古风时代的诗人和思想家。其中包含了沃格林一些最有力、最动人的分析。最后，“雅典世纪”讨论阿提卡戏剧、智者和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这一部分显然是为下一卷主要的柏拉图研究做铺垫的。柏拉图其实已经出现在这一部分了，特别是作为智者讨论的资料来源和陪衬。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领教了沃格林酣畅淋漓的解说技巧和尖锐辛辣。

奇怪的是，像古希腊人这样似乎被研究得很透彻的民族，竟然还有许多东西有待发现。但经常发生的是，当被研究者自身已成为久远的过去，无法再澄清事实时，许多虚构的观念和真伪参半的陈述便涌现出来。现在考古学正致力于校正一些这样的不实之词。希腊人一度几乎被遗忘，而被他们称为自己的土地的那块地方也一度消失在幕后——这帷幕恰如冷战期间把现代欧洲一分为二的铁幕那样难以穿透。只是当人们对古典学的兴趣复苏之时，希腊人才重新进入人们的想象。

修昔底德的《战争志》通过考察伯罗奔半岛战争而洞察了人类政治事务的本质，堪称永世瑰宝。然而，穿越两千多年的历史风霜，修昔底德的身位依然扑朔迷离；在诗与哲学之间，修昔底德依旧让后人聚讼纷纭。果真是古事茫昧无稽？我们只知道，修昔底德示意自己不是“诗人”也不是“编年史家”，惟独对“哲人”保持了沉默：修昔底德式“政治生活”昭示着柏拉图式“哲学生活”的踵蹑而至…… 修昔底德的《战争志》记录到伯罗奔半岛战争第21年就戛然而止。“忾我寤叹，念彼周京”——修昔底德不忍亲笔呈现母邦雅典帝国最后的命运。这种“未完成”只能留待“未来”的人们去冥想：究竟何为帝国的本性？帝国兴废荣枯的命运究竟仅承于“神圣”的正义，还是肇基于“自然”的必然…… 本书系甘阳、刘小枫主编之“政治哲学文库”丛书中的一部。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不仅是古希腊史研究的基本资料，同时修昔底德洗练有力的文风也使得该书成为一本古典文学名著。本书是国内学者运用古典学、文献学对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进行的部分翻译与详细注疏。作者精通古希腊文，系中山大学双博士，师从刘小枫先生，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对古典学、古希腊哲学有较深的造诣。 本书是内学术界从希腊文原文注疏修昔底德著作的第一次尝试，观点新颖、在充分地阅读国内外有关修昔底德著作的基础上，对自身的观点进行了翔实的论证。 本书将有力地推动国内古典学研究的发展，提高人们对修昔底德史书的兴趣，也将促进一般读者对古希腊历史与政治的深入了解。

《古希腊罗马奴隶制》阐述了从荷马时代直至罗马帝国晚期的奴隶制度，展现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奴隶制兴起、发展、衰落的全过程。具体到每段历史时期，作者都尽可能全面地分析奴隶的来源、数量、使用情况、社会和法律地位等问题。在史料的收集和运用上，《古希腊罗马奴隶制》使用的史料包括古典作家作品、碑铭、纸草文献等，在这方面作者所下的功夫尤其突出，这也使得《古希腊罗马奴隶制》成为研究古代奴隶制度的重要作品。

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一书是现存的唯一一部这样的地理学著作：它范围最广泛、内容最全面地描述了直到罗马帝国时代的整个古代西方世界。他认为地理学应包括数理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两大部分：前者以天文学和数学为基础，后者研究地表和大气圈的自然现象。他指出要很好地认识地理学，必须掌握有关天文学、数学、大地测量学和地理学史等基础科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