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对参与者进行了深入的访谈，是了解二战后到苏联解体期间苏联电影、电视和广播文化宣传方面别具一格的作品。 第一次从全新的文化视角剖析了拥有强大文化实力的苏联在与美国的文化冷战中最终落败的深刻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苏联媒体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格局，然而却成败参半。1959 年，赫鲁晓夫访问好莱坞，可是却在那里遭受一些女演员的恶意中伤。他表现出了十分强硬的态度：苏联文化定会将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扔到历史的垃圾箱。 本书作者描写了二战以后到20 世纪70 年代之后，苏联的广播电视业和电影工业的基本状况，向读者阐释了赫鲁晓夫构想苏联媒体文化的勃勃雄心最终未能实现的根本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全力发展现代媒体业，致力于为全国观众（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观众群）建设文化基础设施。苏联人民热衷于听广播、看电视、看电影。但是他们所收听、收看的并非西方媒体上作为重要新闻所播报的五彩纷呈的文化，而是典型的、正统的苏联式节目，这都是由于赫鲁晓夫对好莱坞的强硬态度所决定的。 这正是苏联文化真正的黄金时期，它向世人宣扬：社会主义文化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应该享有的。但是，这种苏联式的成功也带来了复杂的、始料未及的后果。 作者强调了苏联的独立自主的媒体文化、越来越复杂的消费者文化、国外媒体种种深谋远虑的诱惑性影响以及媒体的野心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向人们展示了战后苏联传媒帝国由内部发生的转变。 由此，作者还得出结论：苏联的新媒体文化越来越接近西方的大众媒体文化（比如好莱坞文化），也就是它所定义的敌方文化。20 世纪70 年代，苏联传媒帝国超越了赫鲁晓夫的雄心，开始不断将苏联特有的正统文化予以瓦解，并渐渐走出了文化冷战。

In the long-awaited follow-up to her Pulitzer Prize-winning Gulag , acclaimed journalist Anne Applebaum delivers a groundbreaking history of how Communism took over Eastern Europe after World War II and transformed in frightening fashion the individuals who came under its sway.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Soviet Union to its surprise and delight found itself in control of a huge swath of territory in Eastern Europe. Stalin and his secret police set out to convert a dozen radically different countries to Communism, a completely new political and moral system. In Iron Curtain , Pulitzer Prize-winning journalist Anne Applebaum describes how the Communist regimes of Eastern Europe were created and what daily life was like once they were complete. She draws on newly opened East European archives, interviews, and personal accounts translated for the first time to portray in devastating detail the dilemmas faced by millions of individuals trying to adjust to a way of life that challenged their every belief and took away everything they had accumulated. Today the Soviet Bloc is a lost civilization, one whose cruelty, paranoia, bizarre morality, and strange aesthetics Applebaum captures in the electrifying pages of Iron Curtain .

东德末任军职国防部长及国家人民军总司令，从个人的角度描述了两个历史性日期――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之日和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之日――间的日日夜夜。 这是一个政治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时期，国际力量对比形势和欧洲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霍夫曼将军以其特殊的身份，位居特殊的岗位，直接目击了一系列极其特殊的历史事件。如今，他记录了两支德意志军队合并的全过程。 他的描述比较客观，尽管难免带有个人的情绪。将军在描述这一切的同时，也认真地反思了东德崩溃的历史原因，字里行间充满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他的回忆，为这页特殊的历史篇章作出了精彩的背景注释。

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ISBN：9787801730282，作者：（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著；曹大鹏译 . 本书原名《谁承担后果——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其实也可视为美国文化冷战史，因其所描述的时间跨度起自二战结束直 至苏联解体，史料丰富翔实，从正文后所附的注释和资料来源即可见一斑。作者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是一位居住在伦敦的文献纪录片独立的制片人。她从开始研究到成书，历时七八年，辗转各地，查阅大量资料，遍访尚在人世的当事人，可见其态度之认真。由一个外国人来写美国，大概较少偏见与局限。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的知识界普遍减少了对苏联的偏见，思想上明显左倾，共产党力量壮大，甚至盛传意大利共产党可能执政。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向西"扩张"，抵制共产主义对西方的影响，发动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这已是大家都熟知的史实。不过，一般的论述都偏重于政治、军事领域，较少涉及文化艺术领域，而本书恰恰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领域。本书通过作者的详尽论述，读者会看到美国为进行这场特殊的战争，耗费了多少金钱，网罗了多少人才，费了多少心计进行策划和组织，涉及多少不同的文化艺术种类，又有多少世界名流卷入其中。透过这些触目惊心的论述，我们不难体会到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确实根深蒂固，并可以进一步认清当今一些美国人，尤其是决策者和政客仍摆脱不掉冷战思维的本质。

1949—1972年间美国不承认中国，并且不承认中国独立于苏联之外，与苏联的政策也不同。以往的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中国与苏联没有不同。这种观点一直蒙蔽美国政府。张少书教授利用多国文献（包括中国材料）证明：尽管美国政府从杜鲁门开始到约翰逊时期在公开场合没有承认中苏的分歧，但是大量文献表明，这几任总统不但认识到中苏的不同，而且还利用这种不同和分歧。本书重点分析了冷战时期的复杂问题并对以往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全书的结构和写作清晰，出色地使用大量原始和多国档案，结论令人信服。 ——斯图尔特•L.伯纳斯图书奖（The Stuart L. Bernath Book Prize）获奖评语

1940年代末，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成千上万的苏联科学家、工程师、教授和各方面的技术专家纷纷来到这片陌生的国土，他们胸怀革命的理想，本着国际主义精神，把知识、经验和技术传授给中国，并与中国人民一道挥洒汗水，为新中国政权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工业化基础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然而，1960年7月，苏联政府一道纸令，所有的苏联专家突然撤退回国…… 为了再现这段真实的历史，作者参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档案文献，走访了当年聘请苏联专家的一些单位和有关人员。在充分使用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的基础上，对苏联专家来华的基本状况、中苏双方在专家问题上的政策方针、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条件和环境、苏联专家的作用和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和论述，使读者能够对这段人所共知但又语焉不详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和真实的了解。 【编辑推荐】 本书是中国第一部专门研究苏联顾问和专家在华历史的学术性著作。 自出版后，反响颇佳，俄罗斯、美国等正在翻译英文、俄文版，足见其影响。此次第三次再版，作者补齐疏漏，内容更完善。 作者长期研究中苏关系史，为该领域权威学者，不乏知名代表作。 曾主编《中苏关系史纲》《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史纲》获教育部学术著作一等奖，《一个大国》被中宣部列为党员干部推荐书目。

《金门:内战与冷战:美、苏、中档案解密与研究》根据新近解密的美国、前苏联、中国大陆和台湾档案，以及日记等大量的历史资料，对20世纪40年代以来围绕金门发生的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事件，进行了多角度的全新解读，剖析深刻，见解精辟，对于探究金门炮战前后四十年的历史真相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949年前后，金门在国内和国际政治军事舞台上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围绕着金门的归属以及台海关系等问题，既爆发了国共双方激烈的政治博弈、军事冲突，也彰显了国际上两大阵营之间的角力争夺。

二战以来，美苏这两个庞然大物像是绕着圈子的相扑手，不断找寻着对方的弱点。官僚主义、互相的恐惧令它们无法冷静地思考，海洋、陆地、天空甚至太空都成了它们打斗的场所。然而作为处心积虑才得以“获胜”的美国一方，在面对苏联的轰然崩塌之时，竟然是大为惊讶。苏联解体前的诸多端倪何以被彻底忽略？美苏双方的情报信息中究竟有多少误解与错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猫鼠大战”中，最该保持客观的情报机构又扮演了何种角色？诚然，“胜利者不受审判”，但这份错愕与尴尬仍然化作了一连串的迷思，待人探察。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作者进行了大量采访，受访者包括政府官员、学者以及情报官员，一场神秘知情人的隔空对话将在本书中精彩呈现。 《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1980~1990) 》按照时间顺序，首先从历史的源头进行考察，先从客观原因出发，历数了美苏之间的种种矛盾与误解。自二战以来，这种不和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武器的不断升级，尤其是核威胁的出现；另一方面，历史记忆的残渣似乎又误导了大众甚至是决策者的思想。这两个因素导致了美苏安全感的缺失并使双方无休止地相互猜忌，令军备竞赛陷入了病态的疯狂。接下来作者又将注意力投向了主观的因素，讲美国的最高决策者们始终无法摆脱自己的偏见，抱定苏联是“邪恶的帝国”这一理念，不断对其进行打压。在苏联逐渐显露倾颓之势时，美国无视其虚弱，乘胜追击，依靠高科技的优势大大消耗了苏联早已濒临崩溃的国力，进一步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最终苏联轰然崩塌，然而由于在这之前情报一直未能被准确地传达，致使这种看似欢喜的结果在美国的官员们中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详述完苏联崩溃的历史渊源与进程之后，本书又展开了分析，回顾了苏联解体前的各种不祥之兆，紧接着书中又解释了美国为什么没能看到这种不祥之兆。本书在最后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详细阐述情报与政治的关系。正如书中所说，在这场疯狂的竞赛中，以中情局为首的西方情报机构看起来似乎掌握着某种能左右局势的神秘力量。作为信息资料与分析评估的提供者，它们最应该保持客观公正。然而从结果来看，情报机构在决策过程中的角色始终是边缘化的。情报的政治化使得少数进行了理智判断的情报人员被冷漠地撇在一边，也使得情报机构始终无法摆脱自身的命运，即沦为决策者证实自己想法并游说他人的工具。 在本书的后记中作者从现实的状况反思了“911”恐怖袭击事件，认为当今的美国的情报机构并没有从苏联解体事件中得到教训，依然没能成功发挥其作用，因而使得时隔十年、原本没有必然联系的两个事件，意外地关联了起来。

《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回首20世纪，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中苏关系无疑是最重要也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双边关系之一。虽然21世纪已进入所谓“后冷战”时期，但当前中俄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冷战”与“后冷战”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都无不向历史学家提出这一要求：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 ◇有鉴于此，为了“着重反映近年来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整体动向”，2009年初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在上海召开了题为“冷战与中苏关系：外交、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国际学术会议。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加拿大、日本、匈牙利、塞尔维亚、新加坡等国家的40多位学者出席会议，30位学者提交了自己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并分9个单元进行了主题发言。本文集就是在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

此书以生动的语言和睿智的视角解读冷战的始末。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研究的西方权威之一，梅尔文•莱弗勒探索了大量新资料，从美苏对抗史中截取了五个关键时刻，予以立意新颖又颇具启发的分析。他对冷战中历任领导人的刻画令人信服又言简意赅。正如莱弗勒所描述的，那些领导人所经历的内心挣扎、艰难抉择和最终成功显示了在这个动荡不定的世界中，领导层在维护和平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诺曼•M•奈马克，斯坦福大学 本书展现了20世纪后半个世纪美国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被迫式的压力，说明了为什么在斯大林死后，艾森豪威尔和Malenkov仍不能购销旧帐，赫鲁晓夫、肯尼迪和约翰逊如何反对联合国的压力和国内政敌，以及1980年代什么样的政治背景允许领导者更多的注重共同利益而非区别。

冷战在亚洲：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朝鲜，ISBN：9787510814983，作者：沈志华 著

The "dean of Cold War historians" ( The New York Times ) now presents the definitive account of the global confrontation that dominated the la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rawing on newly opened archives and the reminiscences of the major players, John Lewis Gaddis explains not just what happened but why —from the months in 1945 when the U.S. and the U.S.S.R. went from alliance to antagonism to the barely averted holocaust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to the maneuvers of Nixon and Mao, Reagan and Gorbachev. Brilliant, accessible, almost Shakespearean in its drama, The Cold War stands as a triumphant summation of the era that, more than any other, shaped our own.

《雅尔塔》以宛如说书的方式详细解读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到十一日这短短八天的雅尔达会议中，这三位政治领袖想了什么样的问题、作了什么样的分析以及算计了什么样的利益。情节复杂，叙事详尽，如同完整还原了这场重要会议的现场时况。 作为近代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和重要任务，作者极力把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重现在读者眼前，力求多方面、全方位反映历史现实，以此对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展开讲述，作者用一种令人惊叹的笔法在与庞大的历史对话，犹如将读者带到了“会议现场”。

冷战史研究经典著作。

尼克松是一位极具战略眼光的政治家，这在这本文集里完全可以感受到。可是他的所有外交才华，决策才华和政治才华在水门事件的阴影下仿佛被遗忘的一干二净。理查德·尼克松自己也没有料到水门事件给美国带来的影响。《美国国会研究》一书中屡次提及的水门事件：美国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模式在20世纪20，30年代及二战期间向行政部门倾斜，也就是总统权力的扩大。这种趋势直到水门事件的发生后才得到转变。水门事件的发生，使人们对政党政治失败望，对当权者不满，迫切要求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水门事件和越战直接导致了国会对战争权的回收，国会与最高法院一道行使包括弹劾权在内的监督总统的权力，美国国内的权力平衡才开始恢复。 尼克松用勉强的巨人和苏醒的巨人分别来形容日本和中国。170年前，拿破仑这样描绘中国的话：“一个巨人在沉睡，让他睡吧，一旦醒来，他会震动全世界！”而尼克松说，这个巨人现在苏醒了，他的时候到，他准备震动世界。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在尼克松，基辛格时期实现的。尼克松在试探和调整对华政策时，鉴于国会压力，采用了“秘密外交”的措施。基辛格的首次北京之行甚至连国务卿罗杰斯都不被告知。尼克松时常注意给国会传递有关中国缓和的信息，努力寻求国会支持。如在1970年初，尼克松就向国会提出一份外交策略报告，表示，“不应将中国人民这个伟大而重要的民族始终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否则就无法获得稳定而持久的国际秩序。”这份报告为基辛格秘密访华铺平道路。基辛格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在很多水均益的访谈节目中可以得到验证。1995年初，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收回他关于美国应该承认台湾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言论。因为在此之前，他接受了基辛格的劝告：孤立一个像中国一样的大国是危险的。 在《1999：不战而胜》中，尼克松将中美两国的和解称为战后最具有戏剧性的地缘政治事件，即便当时不存在苏联威胁，美国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一种新关系也是当务之急。他听从了戴高乐的建议：“虽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不抱幻想，但是美国不应该让中国怒气冲冲的陷于孤立”，“最好趁早承认中国，不要等中国强大了使你不得不承认它”。

国际冷战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包括美国和前苏联等各有关国家大量解密与开放历史档案文献的基础上的，本套书就是在利用这些最新的档案资料作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撰的北京大学国际冷战史专题讲义。沈志华、吴伟、李锐等国内知名历史学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 本书着重讲述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主要内容涉及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及对捷的入侵、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冲突、苏联对东德的占领、苏联与波兰的关系、苏联与匈牙利的关系、苏联与东欧的经济组织——经互会、苏联与东欧的军事组织——华约。

《五十年伤痕(上下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是《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系列之一的《五十年伤痕（上下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书中考察了1945年至2002年间美国的对外政策：从二战结束开始，到纽约和华盛顿发生“9·11”突然袭击结束。《五十年伤痕(上下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冷战与革命》介绍了：冷战是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下半叶的重大历史事件。关于冷战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这种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广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冷战的结束拉开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使得学者们有可能打破冷战环境和思维定势的束缚，从一种“后冷战”的历史高度出发，对于冷战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进行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随着80年代后中国伴随改革开放而对有关历史档案资料的逐步开放，以及苏联解体后俄国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解密，学者们得以第一次获得了通过“多边档案研究”的方式，对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进行更为全面的探讨。所有这一切，导致了被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路易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称之为“冷战史新研究”（Zhe New Cold Way History）的一种新的国际学术潮流的兴起。挪威学者文安立（OddAm.Westad）于1993年出版的《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一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本在国际上受人注目、引起很大反响的专著。

里根、戈尔巴乔夫、无名间谍、外交官、科学家……炭疽工厂、太空战、核攻击自动化……谈判、迷失、大崩溃、末日恐慌…… 美苏之间，冷战军事对抗长达数十年。《死亡之手》讲了这样一群人的故事，他们先是竭力遏止军备竞赛这辆飞驰的列车，后又不免黑色幽默地，转而投入苏联解体后留存的核生化武器保护，这些邪恶武器，是冷战给我们留下的至今挥之不去的一份“危险遗产”。 冷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代。不仅如此，20世纪后半叶，美苏超级大国军事僵局及盟国生产并持有大量核武器，爆炸总威力已达上百万广岛原子弹。更糟的是，苏联的生物战机器，甚至准备制造足以感染和杀死几百万人的细菌和病毒，令人毛骨悚然。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结束冷战的两个关键人物，总统、科学家、外交官、军人、间谍们，如何直面，并改变历史危局？ 采访当事人，解密新档案，《死亡之手》敏锐地捕捉到当时的美苏内幕，描述冷战军备竞赛的最后一个时代，并且从克里姆林宫获得秘密资料，揭露久藏苏联的一系列阴谋撰成这部编年史。解体前，苏联偏执地认为美国将会发动核打击，遂竞争对抗“星球大战”战略防御计划，通过基因工程制造疾病病原体，险象环生。解体后，危险更甚，载有核弹头的列车吱嘎作响地穿梭在西伯利亚，数以吨计的高浓缩铀闲置于无人看管的仓库，微生物学家和导弹设计师四处找食养家糊口…… 《死亡之手》书名（The dead hand），源自苏联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开始构建的世界末日装置。该系统可保证苏联领导人在被美国斩首后，仍能发动报复性核攻击。因此，地球的命运落在地下深处的苏联地堡值勤官手上。这些在坚固的混凝土“球体”内按照既定命令“发射”攻击的人，便是“死手”那微颤的手指。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事，地球毁灭，全人类的存亡息息相关。

《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冷战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包括美国和前苏联等各有关国家大量解密与开放历史档案文献的基础上的,本套书就是在利用这些最新的档案资料作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撰的北京大学国际冷战史专题讲义。《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着重于讲述冷战背景下中国对外政策形成和变动的情况,涉及冷战的起源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朝鲜战争与冷战在亚洲的兴起、台海危机与中美之间的冲突、中国外交的革命化进程、中国联美反苏的战略出台、建立反对苏联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80年代中国外交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