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后的晚清，在国人的记忆里，耻辱之迹遍地，而李鸿章却成了闻名世界的风云人物。 李鸿章一生操办洋务，半辈子和洋人打交道，洋人说到大清国总绕不开他。1896年李鸿章欧美八国行，《纽约时报》日夜跟踪，天天见报，可说是世界级明星的待遇。庚子事变，李鸿章以一人当十一围，更是成为各国报纸版面的头条。 本书作者张社生先生因为投身干他所热衷的历史纪录片，多年来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收集到千余幅封存了100多年有关晚清的陈年老照片和铜版画，还有《纽约时报》、《伦敦新闻图片报》、《哈珀周刊》等西洋老报刊上的“时闻”。这些“时间”一股以细节见长，比较写实，报道以“白描手法”为多。作者从中选取近500幅图片，其中200幅为首次发表，引用60多段“时闻”报道，均为首次披露的“绝版”史料，编撰了“绝版晚清系列”的第一本《绝版李鸿章》，以轻松诙谐的笔调，为我们呈现出李鸿章的另一半面影。 “绝版晚清系列”还将聚焦以下五位人物：光绪、恭亲王、袁世凯、梁启超、赫德，作者仍将以绝版的陈年老照片，多国的视野，鲜为人知的段子和鲜活的叙事风格，还原那段风雨飘摇的晚清岁月。

曾国藩是一个性格表现多侧面的复杂历史人物。他一手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使腐朽的满清封建王朝延祚了半个世纪，严重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但其为官治学又不无可取之处。 本书详细介绍了曾国藩的人生经历，全书主要分人生道路与学术思想两部分，而重点在学术思想，概括较全，论述较深，把握较准，于零散中理其脉络，在批判中寻其旨归，录人所未录而发人所未发，既有利于对曾国藩的全面了解，又有助于今日为官为学的借鉴，将曾国藩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左宗棠传》是国内首次原版引进的由西方学者撰写的左宗棠传记。《左宗棠传》的作者采取了通常的以叙述为主的传记笔法，但在史料甄别、背景分析、观点评价和谋略阐释等方面，都经过深思熟虑和精雕细琢，让读者更真切地感受到左宗棠的人生和智慧，及其所处的晚清大变革时代的风云变幻与历史脉搏，是西方数十种《左宗棠传》中的经典之作。 晚清时期出生于湖南湘阴的左宗棠，生性颖悟，少负大志，但青年时怀才不遇，直到中年才因友人推荐步入仕途。随后，他在对抗太平天国运动、收复边疆战役和洋务运动中证明了自己是一名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时人称之“再世诸葛亮”。 海报：

一个末代王朝的公主，一个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女人，面临新与旧、发展与没落，她将何去何从？如何思考？在这里，将以她亲身的经历，一幕幕展开…… 20世纪初，驻法公使的女儿，漂亮、聪慧的德龄公主，走进了充满神秘、诡异又异常险恶的皇宫。在这里，她窥见了一个没落王朝在历史的烟云中慢慢走向衰亡的最后挣扎，亲历了中国封建君主制被社会变革思潮冲击的剧烈震荡，同时，中西合璧的她，也给这个清宫大内带来了一次次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引发了一幕幕出人意料的故事…… 在本书中，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叙事依据，记述了作者随侍慈禧期间的亲身见闻，披露了许多常人无法得知的宫廷内幕。其中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当时中国的最高女统治者慈禧太后的饮食起居、服饰装扮、言行举止和习性品格。书中的许多章节，足以和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相互印证，因而以其无可辩驳的充分可信性，显示出了其应有的历史价值。

当今中国正在继续发轫于近代的借鉴西方走向富强之路的现代化进程，而中华民族悲壮的近代磨难的主要原因便在于对西方文化的跨文化误读，进而反思近代中国的悲壮历程对当前中国或许尤为紧要。很多中华学人矢志于辨析近代悲剧，不断阐发各自的宏论新见，以期尽可能认知近代悲剧的历史语境，而成为当前中国之鉴。袁伟时先生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便是辨剖近代悲剧的近著中极蕴新见的佳构。 作者在书中主要剖析了鸦片战争后五十年间(一八四○——一八九○)中华文化的能动表现者面对突然不期而至的西方文化的思考与迷失，从多方面揭示从经世致用思潮到洋务思潮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面对亘古未有的大变局，究竟什么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的殚精思考。作者高度评价魏源、郭嵩焘、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有识之士，充分肯定他们的思想，称他们为“早期民主思想家”。 这些有识之士虽不曾执掌大权，甚至不曾入仕，但他们位卑不忘国忧，面对西方文化，他们广泛学习，认真观察，竭智思考，著书立言，为中国抵御侵略走向富强而呕心擘画，形成对西方文化的合理认知，并积极倡导中国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教育制度，走向富国强民的现代社会。 这些有识之士尽管囿于当时的有限认知，没能象作者那样明确指出“华夷之辨是传统文化留给中华民族的历史重负”，“是中华民族步履蹒跚的直接原因，也是这个古老民族仍在沉睡的重要标志”，但他们已经认识到西方人不是夷狄。进而他们认识到西方“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汽轮车船夺天工造化之奇，横行江海，无以为敌”(郭嵩焘)，西方“以礼义为教，而不专恃甲兵；以仁信为基，而不先尚诈力；以教化德泽为本，而不徒讲富强”(王韬)，而中国则已落后于西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冯桂芬)。 至若向西方学习什么，这些有识之士指出，中国若要富强，首先应学习西方建立私有经济主导的工业化经济制度，“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夫将欲使中国火轮船与洋人争胜，徒恃官置之一二船无当也。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利，能与洋人分利，即能与争胜无益”。(郭嵩焘)。 那么，这些有识之士的对西方文化的合理认知以及据此对中国发展取向的合理选择为何不能为当权者所认同接受采纳呢？ 我以为关键在于这些有识之士对西方富强的跨文化误读，他们误读了西方社会富强的起始条件，以为在当时中国的专制制度下是可以建立起富强的现代化社会的，而实际上西方建立富强的现代化社会的起始条件完全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基于小农经济的专制社会制度和封闭保守的文化传统。 专制制度与富强有重大的不相容性。专制制度下只能实现有限的富强，而专制制度下的富强往往潜生民族和文化毁灭性因素。社会富强最终需要打倒专制。当时有识之士没有认识到西方思想家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批判，因而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建议根本不可能为当时中国的专制制度的当权者所接受采纳，或者说他们的建议不可能使当时专制制度下的中国真正走向西方式的富强的现代化社会。 作者在书中还理性地分析了当时对西方民主和策略的合理性，指纠了一些人对郭嵩焘、徐继畬甚至李鸿章的投降、卖国的不实斥骂，同时对赫德、林乐知、傅兰雅等西方在华人士对中国学习西方的建议作了冷面周细的分析，直斥一些人对西方人建议的纯情绪化反应，并坦陈了作者对太平天国、学习西方三阶段说、曾国藩、群众性等问题的思考和理解。这些闳见同样惠人新识，启人深思。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历史说明，虽然也感到“时局艰难”．但清廷对历史大势和局势的紧迫并无真切了解和感受。它似乎对民意全然不解．也不愿放弃任何权力，并过于相信自己力量的强大，仿佛历史可以按照它理想的节奏发展。因此，它只是被动地在重重压力之下“走一步算一步”，却又基本踏步不前。这时，政治的逻辑只能是革命。

政治家－人物研究－中国－清后期－文集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5610号 令狐瓜子新书《叫床》自序 作者：谭伯牛 自 序 这本书是一个杂集。所谓杂，首先是体裁的杂，有专栏短文，有图书评论，有述史长篇，还有考证兼抒情的散文。其次，是文体的杂，既有大白话，也有浅近文言。再次，则是图文相杂；如此，虽有趋附潮流的嫌疑，但是每幅彩图，都细心写了说明，释文以外，或对书画内容作一些解说，或对书画作者的故事做一点考证，或离开内容发几句感慨，总希望能在“看图说话”一类书中稍稍显得别致一点，庶幾不致太招人厌。 因为杂，所以不好取名字。不好取名，就偷懒，例如人名中的“港生”（生于香港）、“建国”（生于四九年）之类，就地取材，无所寄托。于是，想了个《曾国藩叫我起早床》，即取材于书中某文题，小作改易。前撰《战天京》，也是这般偷懒取的名字。这个书名被朋友们简称为《叫床》，大受好评，但是，出版商不同意，说了两个理由：一，“曾国藩”三个字，今已成为书市中各类假冒伪劣书籍的代名词；二，近来好卖的历史类书籍，书名都很“大气”。“曾国藩”如何与假冒伪劣挂上钩，我所不解，“大气”是什么模样，更不可想见。然既有此说，就不得不重视，盖因已是二十一世纪，各行各业都应重视专业人士的意见，不则逆潮而动，是所谓“拍脑袋决策”，将被讥为土老财、暴发户之作派矣。从善如流，改。怎么改？却没了主意，一球踢回出版商，让他想辙。彼心早有成竹，报曰：残局天下。 释名是这样的。残局，自然是说晚清的时局。虽有十年的“中兴”（此据美国汉学家芮玛丽的定义，指1860-1870年），终不免分崩离析，一朝倾塌。天下，比国家大，照顾炎武的说法，亡国犹不可怕，怕的是亡天下。于是，残局天下两个词合在一起，既有历史判断，也有对未来的期许，生灭常变，爱恨情仇，大道混沌，一锅煮了。我说，纯属瞎掰，下不为例。因此，有了这个书名。但心有不甘，还要加个尾巴，曰：断章取义晚清史。鄙见正题未免过于“大气”，添一条小气的补充说明，或能取得燮理阴阳、调适胃肠的作用。若说老实话，则是犯怯发虚，不敢以讲大话而自喜自欺也。读者其能亮之，则某幸甚。 虽如此这般与专业人士、商业策略做了“和奸”，但犹有几句议论，不吐不快。前谓甫闻“曾国藩”三字成了假冒伪劣书籍的代名词，蒙所未解，稍稍一想，却又解了几分。 出版商所说，无非是指那些打着曾文正公招牌的各类“权谋”、“秘术”的“成功学专著”。挺经、冰鉴之类，是假冒。前者虽见于湘、淮元老的函札及同时後世的笔记，但未有成书；後者，则直是以讹传讹，曾氏固尝以貌取人（见曾氏家藏史料之“会客单”部分），但何曾为此撰写过专门著作！何谓伪劣？愚见：自民国以来，市面上全部挂羊头卖狗肉的曾氏“心法”类书籍，不论分类辑录还是夹叙夹评，都是伪劣品；只有两种例外，一是王定安《求阕斋弟子记》，一是蔡锷辑《曾胡治兵语录》，前者比次史料，後者兵家别裁，对读者来说，有利无弊。 假冒伪劣，实不足论，值得讨论的是，明明是假冒伪劣的东西，却群趋若鹜，何解？ 曾国藩以书生带兵，勘定大乱，本就是桩奇事，何况这桩奇事距今不过百馀年，依能近取譬之旨，取之为素质教育、终生教育的教材，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梁启超、蔡锷、蒋中正、毛泽东等近代伟人都说过服膺曾氏的话，至奉为国人楷模，正合名人广告的通例，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社会人群之争竞，于今为烈，而人性莫不渴望捷径、乐闻秘技，恰有人投其所好，炮制出借名曾氏的成功指南，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有此三般不得已，此类假冒伪劣书籍欲不大行其道真不可得也。于是，造成了怪现状。一边是曾国藩被神化，其人之名号，幾能点铁成金，促成书籍的畅销；一边，却是曾国藩被庸俗化，大书其名的印刷品，竟成了劣质书籍的代名词，他那幅头戴官帽的苦脸标准像，竟成了劣质文化生活的注册商标。曾氏地下有灵，将以为幸耶，抑为悲也？ 当然，曾氏之灵的悲喜，不足概括世人的悲喜。鄙人之浅识，亦不足体会世人的悲喜。编撰这册小书，于世人之悲喜，亦无能增减之。更何况假冒伪劣之讥，实亦未自信能毫不领受也。但是，这些败兴话，还是得说，决不後悔，哪怕读者一朝省悟，误将鄙人也划入劣质书籍作者的行列。嘻。 牢骚发完了，读者请翻至任何一页，胡乱读之，聊作遣日。 是为序。 二月十一日，岁在丙戌。长沙谭伯牛。

此书由作者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讲稿加工而成.作者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慈禧非同一般的人生,从人性的角度深入体察了慈禧曲折的心态.阅读此书,可以对慈禧的一生及她所处的政治情势有详细的了解。

本书选取百年中国历史中一页似乎久已被人遗忘的篇章——《清帝逊位诏书》，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挖掘了其中仍然富有生命的机理。作者认为，在走向共和的古今大变局中，现代中国的立国基础不单纯是辛亥革命那种激进主义立宪精神。它的另一个精神基础体现在《清帝逊位诏书》之中。逊位诏书虽不是一个形式完备的宪法文本，但它总结和承载了晚清以来若干次或被动或主动的改良立宪运动，有效节制了革命激进主义的潮流，弥合了革命造成的历史裂痕。可以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清帝逊位诏书》，共同构成和发挥了现代民国的宪法精神。 本书从五个方面论证了《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法意义。第一，它对冲、稀释乃或阻止了南方政权的种族革命激情，避免了类似法国革命的趋势。第二，通过清帝逊位，传统王朝屈辱而又光荣地把王权交给了一个立宪共和政体，整个改变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结构。第三，清帝逊位的优待条件不仅仅是一项政治赎买，更是一个建国契约，它对复辟帝制构成某种制约。第四，逊位诏书确立了中华民国的两个主题，一个是建立共和政体，一个是人民制宪，实现“五族共和”。第五，天命流转问题，逊位诏书隐含着承认人民主权是中华民国的新天命。基于此，作者认为，作为现代中国——中华民国宪制的一个重要构成，《清帝逊位诏书》不啻为一种“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学术界认为，这是一部极有分量的系统研究北洋海军的专著。 19世纪是一个海洋发展与海权争夺的时代，世界各大海权国家无不以坚甲巨舰重炮为其海军取胜的凭借。鉴于中国海防面临的空前危机，李鸿章以创建一支现代化的新海军舰队自任，在短短十数年间组成的北洋舰队，军威之盛，俨然成为远东西太平洋各国海军之首。可惜的是，因朝廷政治与财政等各种复杂因素，舰队装备等日渐落后于东邻日本，甲午一役，竟遭全军覆没的命运，中国海军的发展也自此一蹶不振。 本书中，作者谨严客观、整体深入，一一论列北洋海军的装备、人员培训，大沽、旅顺口和威海卫基地的布置，海军章程的制定，海军衙门的机构设置、俸饷和奖惩制度，海军的训练和各项特别活动，经费收支及与颐和园工程的关系，中日甲午之战以及福建舰队与江苏舰队的发展等，使我们对于中国近代海军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细节有了更为翔实的了解。 更进一步，作者企图经由海军现代化的“个案研究”，探讨中国在19世纪中叶开始现代化历程中所发生的有关问题，尤其注意到李鸿章，作为自强运动的重要领袖，中国现代海军北洋舰队的创建者，他对国际局势和中国所处的地位的认识；他的国防政策、建军理念，以及他所遭遇的问题与对困难的因应等，本书都有广泛的分析与讨论。

《绝版恭亲王》内容简介：这是一位曾令周恩来魂牵梦绕的帝国总理，周恩来在百忙中曾多次前来凭吊他的王府，并将王府的开放列入临终嘱托。难道这只是因为恭王府被视作大观园的原型，还是另有深意？有人说李鸿章是晚清改革的总设计师，其实这位睿智的帝国总理才是航船上真正的舵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不过是桨手而已。是他拉开了中国近代一个半世纪改革的序幕，从内忧外患的荆棘丛中开辟强国之路，周旋于国际国内各种复杂的潜规则和显规则，摸着石头过河，他奠定了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的基调…… 有人说他“一生为奴”，岂不知这并非个性的选择，而是中国特色权力运作的定位结果。其实他是一位低调的帝国总理，他一边大刀阔斧实行改革，一边谨小慎微地恪守着“老二哲学”，将自己隐藏在太后们巨大的阴影之下…… 有人称他为“鬼子六”，其实他是一位宽厚的帝国总理，他以真诚、坦率和友善，在晚清最为艰难的时候维系了帝国罕见的向心力，无论改革派、保守派、骑墙派乃至 “洋干部”，都乐于团结在他的周围。他以自己的翩翩风度征服了美国总统、国务卿，令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中国近代改革史”研究者、澳大利亚华人学者雪珥，以独特的视角、犀利的笔锋、丰富的海外史料，为我们展现了帝国总理的绝版风采和改革当家人的艰难酸楚。

埃蒙德•特拉內•巴恪思男爵（Sir 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1873年出生於英國約克郡的列治文市（Richmond），祖上是曾經顯赫的奎克（Quaker）家族，後就讀牛津大學。 1898年，巴恪思來到北京，由於精通漢語、蒙古語和滿語，很快成為《泰晤士報》以及英國外交部的翻譯。 1903年，滿清政府擢升他為京師大學堂（後來成為北京大學）法律和文學教授；一年後成為英國外務處專員。 1910年巴恪思與《泰晤士報》記者 布蘭德(J. O. P. Bland)合作，出版了《太后統治下的中國》（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一書，風靡世界。該書首次以全面的視野向讀者展示了清朝末年中國帝制上最後一位偉大統治者慈禧太后的形象。 1913至1922年之間，巴恪思把大量珍貴的中文印刷書以及部分卷軸和手稿，都捐獻給牛津大學博多萊安（Bodleian）圖書館。 巴恪思於1944年1月辭世於北京，在臨終前一年，他完成了自傳體著作《太后與我》（DÉCADENCE MANDCHOUE）。在書中巴恪思以回憶錄的形式記錄了他在清朝末年寓居中國的生活。巴恪思身後，《太后與我》的手稿由其友人賀普利（R. Hoeppli）醫生轉交給牛津大學博多萊安圖書館保存至今。本書的出版是該手稿塵封68年之後首見天日。 巴恪思一生中稱自己不但見過許多赫赫有名的文學和政治人物，而且曾與他們同床共枕。他記述了他與不少名人的性交往，其描寫可說細緻入微，包括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保羅•魏爾倫（Paul Verlaine）以及索爾茲伯里（Salisbury）首相 。他所披露的曖昧關係幾乎都是同性戀，衹除了在本書中披露的一人例外，而此人竟是石破天驚的大人物：中國一代專制統治者慈禧皇太后。

《晚清有个李鸿章》不仅仅是一部传记，作者更是将李鸿章作为一个符号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晚清重臣李鸿章，以其风云变幻的一生成为晚清时期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去世不久，大儒梁启超便为他立传。李鸿章一个以喜剧的方式进入世界，却以悲剧终场的命运的宠儿。说他是命运的宠儿，是因为上天在铸造李鸿章的时候，充分彰显了人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神秘性。我写作李鸿章的动机却是非常明确的，那源于清醒和困惑的交织——一种极端的清醒，也是一种极端的困惑。这种困惑与清醒是相联系的，更是相融合的。它不仅仅是对李鸿章本身的困惑和清醒，是对中国文化的困惑与清醒，同时也是对于世界以及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困惑与清醒。

《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以1911年的中国作为大舞台，刻画了中央权威丧失，各种政治势力在改革的名义下忙于争夺权势；民营资本大举进入铁路投资，带来一地鸡毛；地方官场的明争暗斗，北京的政争混乱激烈，川路公司挑动民粹，会党势力与革命组织结合的纷乱景象，剖析了辛亥革命的起源真相。

关于晚清的社会与思想变迁。晚清士人由传统中国的衰世走入中西交冲的变局。他们在古老中国和西方文明的撞击中间，一路徊徨，一路回应；其间的紧张、踔历、愤郁、歌哭与其自身的节节丕变相伴随，促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变迁。然而，这个过程中理与势的脱节、义理与事功的脱节、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脱节等，又深刻地说明了晚清中国的近代化是一种扭曲的近代化。

我是沿着曾文正公、胡文忠公、左文襄公、李文忠公，……沈文肃、彭刚直、丁文诚、曾忠襄、刘忠诚、张文襄、翁文恭，以及李越缦、王湘绮、盛愚斋、张季子等等留下的奏议、书信、日记、诗文，具体地进入19世纪中国士大夫的真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并由此形成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和判断…… 在晚清中国的最后五十多年里，曾国藩和李鸿章曾前后相连地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而来，成为士大夫中自觉地身当其；中者。与曾国藩之能够以人格超越事功比，李鸿章则是因事功淹没了人格而见弱…… 曾国藩和李鸿章出自中国人的三千年历史过程，又在时势的逼迫之下成了回应世界历史过程的人。他们徊徨于两个历史过程之间，这是一种深深的历史困境和个人困境……他们在数十年强毅力行之后都是带着一腔不甘心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悲哀越出了一己之私，因此这种悲哀便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杨国强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增订本)》内容简介：两次鸦片战争实为中国历史之转折，传统的国家进入了近代的世界。在此转折关头的若干细部，不可不察。作者由此考察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军事：清朝的军费、兵力、装备、训练水平，以披露西方新敌面前的“天朝”旧容；由此考察了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外交：广州入城、西礼觐、公使驻京以及叶名琛外交思想，以说明“天朝”观念下的外交失矩；由此考察了两次鸦片战争中的若干重要战例：虎门之战、吴淞之战、浙东之战、三次大沽之战，以测算近代尺度丈量下的实距。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增订本)》以《近代的尺度》作题，为明确地开出度量标准：战争不能分冠、亚军，没有第二的存在，只有胜者和败者。近代中国与外国的战争，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恰是一把尺子，量出了“天朝”与“泰西”之间在近代化上的差距。在那个时代，许多尺度与今有所不同，特别明显的是，强权是十九世纪通行的“公理”。

《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详尽叙述了晚清政府的中央及地方官员为“同治中兴”、挽救腐败清王朝的种种努力和实行的各种措施，其中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各个方面。并且阐释了“中兴”所依据的社会历史条件，揭示了中兴“几乎成功”的内在机制和最终失败的原因。

《曾国藩(全3册)》主要内容：梁启超对世人说：“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毛泽东对友人黎锦熙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这个曾文正究竟是何方神圣，他有哪些特别过人之处，值得这二位如此重视？ 但是，近世国人中也有斥曾文正为元凶、伪君子、汉之不肖子孙的，到后来，汉奸、卖国贼、刽子手，又似乎成了判定的铁案。 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一个人的盖棺论定，其反差如此之大，大概找不出第二个。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引发人们的无限探索兴趣。那么，就让我们一道推开锈迹斑斑的历史铁门，走进一百五十年前那段血雨腥风的时空隧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