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个西方传教士对晚清福州社会历时14年的精密观察的结果；是西方汉学界推崇备至的中国人生活记录权威著作；是福州民俗文化的里程碑著作140年后绝世再现；是对福州民俗的历史轨迹全面重新审视。它被“美国各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视为经典”，“在西方很有影响，曾多次再版。”

《帝国崩溃前的影像:晚清连环画中的晚清社会》对于看惯了大江大河的滔天巨浪的人们来说，有时看看山问谷底的涓涓细流，自然别有一番意味。同样地，对于看惯了都市霓虹闪烁的人们来说，偶尔观赏观赏柔美的烛光，也别有一番情调，因为那也是一种美。在喧嚣的都市中，寻找一处属于自己的静谧夜色，点一盏灯，沏一杯茶，在品读这些图画中，去追寻那些逝去的世事风情吧！ 在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史中，如果说革命与战争是滔天巨浪的话，那么，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和油盐酱醋则可以说是涓涓细流。这些细流虽然不那么让人惊心动魄，但也别有自己的意味号情调。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份清末上海《神州画报》(节选)就具有这样的品质。它虽然也关心时代命题，但更多的是关注芸芸众生，尤其是市井小民的世俗风情，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讲述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帝国崩溃前的影像:晚清连环画中的晚清社会》由柯岩初等编著。

本书作者蒲乐安（Roxann Prazniak）现任教于俄勒冈州立大学，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跨文化研究。 清末政治剧变时期，与“新政”交织于一体的是此起彼伏的乡村民变。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当时任教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著名的汉普顿－悉尼学院（Hampden-Sydney College）的蒲乐安，为了了解清末乡村民变发生的背景，深入中国内地考察，采访当地干部和老百姓，获得不少珍贵的一手资料。口述史料与文献资料的有机结合，是蒲著的一个特色。 蒲著通过叙述清末发生在山东莱阳、直隶遵化、四川威远、广东连州和江苏川沙等地的民变，揭示了清末民间社会所蕴含的潜能及其如何通过民间秘密结社等势力激发出来的历程。清末乡村民变是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到辛亥革命爆发前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现象，也受到中国学界的持续性关注，但大多属于零散的个案研究。蒲著把地理空间跨度大、时间无序、组织上毫无关联的各地民变组织到一个论述框架里展开讨论，颇有挑战性，也为我们研究晚清中国社会史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和方法。 更值得注意的是，蒲著还灵活运用了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在华做田野调查时所获得的史料，其中有著名的“穷棒子合作社”领导人王国藩的口述史，揭示了清末民变对“地方性”的影响——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乡村社会变迁。恍如隔世的时空在一位老人那里获得了“关联性”。 该书译文流畅，图文并茂，适合研究人士和文史爱好者阅读参考。

《德国公使夫人日记》是德国公使夫人伊丽莎白·冯·海靖在中国期间（1896年—1899年）所写的日记节选。 《德国公使夫人日记》在德国军事强占胶州湾和戊戌变法的历史大背景下，详细描写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现状。全书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十章，依次介绍了海靖在北京、武昌等地公使生活，和当时社会上各色各样的人物。作者海靖夫人用她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细腻隽永的文字，再现了晚清时中国的内忧外患，落后残败的现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这才是晚清:帝国崩溃的三十二个细节》内容简介：王朝的兴替，如同潮涨潮落，终究是有始有终。每个王朝兴旺的原因各有不同，但衰败灭亡时却都是一样的，用四个字来形容便是“内外交困”。清朝的历史是断裂的，晚清七十年是其中的一个特殊时期，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发生激烈的碰撞甚至对抗，而其中也不乏妥协与融合。历史并不遥远，《这才是晚清:帝国崩溃的三十二个细节》精心抽取了晚清时期的32个细节，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了一个古老帝国在全球化时代来临前不断挣扎与沉沦的沧桑历程。

本书从章太炎儒学思想的学术渊源流变入手，分别从其学术成就、对儒家思想的阐释、他的儒学思想与时代思潮的关系，以及其思想对传统儒家的冲击等方面，对章太炎的思想进行了深入论述。该书对章太炎思想和学术成就的重新评价，堪称开了章氏学术思想史研究之先河。

从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到1904年立宪呼声高涨，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十年间内忧外患频仍，导致清廷朝局波动，政潮迭起，这个时期深受慈禧宠信的满洲权贵荣禄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本书通过研究和剖析这个时期荣禄的复杂表现，对了解清末政治的变迁和走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荣禄出身满洲世家，以难荫起家，通过结纳醇亲王奕譞、军机大臣李鸿藻等人，参与管理神机营，充任内务府大臣，取得两宫太后信任，在光绪初年权倾一时；后虽一度遭受挫折，但从甲午战争期间自西安重返京城后，荣禄审时度势，周旋于各派政治力量中间，协调满汉矛盾、调解中央与地方纷争，协助最高统治者慈禧度过重重艰难，竭力维护风雨飘摇中的清朝政权；在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己亥建储、义和团运动、庚子新政等历史事件中都曾发挥了重要影响。身为满洲贵族，出于“忠诚”，荣禄事事以慈禧的意志为转移，最后数年政以贿成，无所作为，为时论所讥评，也有其悲剧性的一面。

《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探讨了地方督抚在清末新政过程中的思想与活动，尤其是地方督抚对清政府新政决策的参与及其影响，为清末新政史和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项实证性科研成果，为观察晚清政治史上中央与地方的微妙关系以及晚清政治改革所体现的中国政治近代化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还可以为当今改革开放形势下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获奖辞: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近代史专家雷颐的新著《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以晚清名臣李鸿章从发迹到去世的重要奏折与信函为切入口，进行了独到的解读。表面上看，他从“为官”、“外交”和“洋务”三个方面考察了李鸿章一生的为人和事功，实际上作者在展现李鸿章由幕僚到封疆大吏到晚清重臣的发迹轨迹的同时，更向读者展现了这一幕背后，晚清帝国逐步崩溃的全过程。 既要做官，又要做事，但首先是自保，这才是李鸿章的立场。全书由这点出发，论及李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对李鸿章作为改革先锋的一面大为褒扬。 本书从李鸿章一生的重要奏折和信函切入，从“为官”、“外交”和“洋务”三个方面考察了李氏一生的为人和事功；既有对其官场老谋深算和打报告艺术的精微探析，更有对衰世忠臣在大变动时代里努力有所作为、又终不能有所大为的无奈与凄凉的同情与感叹，同时那个时代的政治与社会现况，在书中也有深刻的反映。 本书对晚清名臣李鸿章从发迹到去世的重要奏折与信函进行了独到的解读，从中可以看出李鸿章由幕僚到封疆大吏到晚清重臣的发迹轨迹，也可以看出晚清帝国逐步崩溃的全过程。李鸿章的官场心机、政治手段，尤其是其向“中央”打报告功夫堪称一绝。可以这么说，凡是有上下级关系存在的地方，本书都值得反复研读和收藏。

庄士敦，1934年出版的这本《紫禁城的黄昏》在伦敦出版，轰动全世界。1960年代，溥仪编撰《我的前半生》一书，大部分史料即参照庄士敦这本书。1987年，以此书为底本的电影《末代皇帝》公映，获得多个奥斯卡奖项。1988年，李敖“真相丛书”将此书选入，认为此书“的确是一部极难得的时代记录。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剖面，令我们从惊叹中认识中国”。

本书收录了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染启超《戊戌政变纪事本末》、袁世凯《戊戌日记》及陈庆年《戊戌已亥闻录》四种，从不同角度全程记录了戊戌变法始末。

《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是对清后期外务省档案与晚清史的研究，内容包括：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慈禧首次盛宴洋人纪实，戊戌维新前后的张之洞、康、梁与日本，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闹剧等。

《史间道:1840-1949中国历史的非常话语》内容为：鲁迅先生曾言：“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确是惊世之语！晚清至民国，整个一部近代史，真可谓是一部伤心史：1841年1月27日，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1860年9月12日，成丰皇帝对英法宣战。1894年8月1日，光绪皇帝对日本宣战。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对诸国（13国）宣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本书作者是美国人依查克·泰勒·黑德兰（1859～1942），中文名字何德兰。他是美国以美会教士，1888年来华，任北京汇文书院文科和神科教习，亲眼目睹了清朝的全部最后岁月。他留华既久，又与上层社会多接触，依据自己的见闻的写的此书颇能幸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也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比如对于光绪的喜欢看书和慈禧的书画曾有不少材料提及，但书中披露的那些详尽细节却是前所未闻。

全书除了绪论、小结，分为十九章，凡64万字。第一章，回溯明末清初西学传播情况，及其对晚清的影响。第二章，述鸦片战争以前，西学在南洋及广州等地传播情况及特点。第三、四章，述鸦片战争以后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西学传播的内容、影响。第五至八章，述新式学校包括教会学校与西学传播的关系，重点解剖了同文馆、广方言馆和格致书院。第九、十章，述报刊与西学传播的关系，解剖了《万国公报》和《格致汇编》两个典型。第十一至十三章，述出版机构与西学传播关系，重点分析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广学会的情况。第十四至十六章，论述传教士中传播西学的三个代表人物，即傅兰雅、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贡献。第五至十六章，研究的时间都以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为主。第十七至十八章，述二十世纪初年，即庚子以后、辛亥以前西学传播情况，对通过日本转口输入西学的内容与影响着墨较多。第十九章，综论西学传人以后的；中国社会的几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反应。全书章节编排，兼顾到历史逻辑与西学传播内在机制两个方面。书中附有35份统计表格，包括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传播西学录要、受西学影响伪明清学者录要、不同时期西学书刊目录和数量分析、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广学会等机构出版西书目录、不同时期翻译出版西书的机构目录等。 作者在西学资料的搜集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除了查阅收藏晚清西书丰富的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国内重要图书馆，作者还利用出国作访问研究的机会，查阅美国加州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图书馆，特别是利用了一些重要的档案资料，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藏的傅兰雅的私人档案，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所藏的关于来华传教士的图书和档案资料，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理雅各从东方带回英国的各种图书，上海亚洲文会发起人伟烈亚力在中国搜集并带回英国的大批中译西书，使得此书的资料基础非常扎实，也使得建立在这样资料基础上的理论分析，全面而中肯。 本书对西学东渐史上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重要人物、事件的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作者介绍了此书的研究对象与学术界研究概况，对这课题的研究动态进行了学术清理，指出了此前研究的成就和不足，存在问题的原因所在，阐明了本书的研究重点。书中认为，对于晚清西学东渐史这一课题，学术界对此课题已有不少研究，有了不少成果，但从总体说来，个案研究多而综合研究少，零散研究多而系统研究少，存在许多空白和薄弱环节，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一段、从庚子事变到辛亥革命一段，研究更少。作者对晚清西学东渐史的阶段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分为四段，即1811-1842，1843-1860，1860-1900，1900- 1911。对每一阶段西学传播的机构、人物、西学书刊的数量、西学内容、传播特点，都有数量统计和内容分析。对于西学在晚清中国传播的走势，作者通过翔实的资料，清晰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书中指出，从1811年马礼逊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到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首尾100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2291种。四个阶段中，以年均翻译西学书籍(不包括纯粹宗教书籍)计算，第一阶段，年均1种；第二阶段，年均6种；第三阶段，年均14种；第四阶段，年均145种。前三个阶段，年均译书种数成几何级数增长，第四阶段，年均译书数量猛增为第三阶段的10倍以上。由此可见，晚清中国输人西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急速增长趋势，20世纪初达于极盛。以传播西学主体而言，第一阶段，基本上是西人的事；第二阶段，西人为主，少量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其事；第三阶段，西译中述，中西传播机构共存并进；第四阶段，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主体。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传播过程中，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附从地位升为主导地位。 本书对于早期传教士在南洋传播西学的研究，对五口通商初期西学传播的研究，对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傅兰雅、李提摩太、林乐知、格致书院、《格致汇编》、广方言馆等人物、机构、杂志的研究，或填补了重大空白，或对此前研究有重要推进。作者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对晚清西学传播的全过程，·进行了分析，包括传播主体、受传对象(受众)、传播媒介、译书方式等因素对西学传播效果的影响，对晚清西学东渐的了解世界、求强求富、救亡图存、民主革命、科学启蒙这五大主题逐一进行了讨论；对于传教士与西学传播这一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书中认为，传教士与西学传播、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远比人们传统的印象要复杂得多，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科学结论以其严密的逻辑。历试不爽的实验，为社会普遍接受以后，宗教也会调整教义，适应科学。对于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差会、不同的时期传教士与西学传播的关系，更要具体分析。 本书的绪论部分，曾被译为英文，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翻译学研究》杂志(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1996．1)上发表；关于五口通商时期的内容，曾被译为英文，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上发表。 本书获得院科研成果(1993-1994年)特等奖；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94-1995年)著作二等奖；获得华东六省一市优秀政治理论读物二等奖。

卫理贤在中国的日子，正是中国经历着巨大变革的岁月。他目睹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看到了辛亥革命如何席卷中国大地，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中国心灵》一书中，他不仅描绘了中国的政治变革、社会变迁，还为当时的著名人物、名山大川、风俗习惯留下了色彩斑斓的一笔。卫礼贤中文造诣甚好，对中国古诗词和传统典籍非常熟悉，对中国文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书中处处可见中西文化碰撞所进发出的火花。

张建伟是中国青年报的高级记者，1990年他一头扎进晚清的故纸堆中，10年间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温故戊戌年》、《最后的神话》、《流放紫禁城》、《世纪晚钟》、《老中国之死》五部作品，总题为“张建伟历史报告（晚清篇）”。张建伟认为，写历史，一定要坚持一个观点：历史没有定论。 日前，京城著名专家学者就这套“另类”写法的“历史报告”发表了看法。 评论家白烨认为，这套书注意文献引用、资料考证，同时注意引用不同看法的资料，既写出了自己眼中的晚清人物、事件，也写出了人物、事件的复杂性，让人耳目一新。这五本书反映出了新的创作倾向。他个人推崇这种写法，因为能让不了解历史的人更真实地知道历史。 学者李锐则认为，这五本书的最大贡献便是把过去一般读者没有接触过的晚清史料拿了出来。提到历史研究，他说：“研究历史有一定的危险性。搞历史需要一定的勇气。” 针对这种新的历史题材的写法，也有专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陈平原觉得这本书以政治事件、宫廷斗争为切入点，而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新的气象和空灵的感觉说得少了一些。虽然这套书令历史通俗化，把铁板一块的历史现象松动了，但书中的社会场景和细节被弱化。另外，书中使用的野老闲谈太多，致使一些人物被漫画化。在他看来，这涉及到一个如何把历史与文学结合起来的问题。 何怀宏则谈到了人物的动机问题。他认为这样的作品如何处理人物的动机和心理活动很难把握，因为人物的动机非常复杂和多层面。他也同样认为这部作品“过于从权力政治的层面考虑，对社会和历史文化的传承把握得不是很准确。”

甲午惨败，洋务派李鸿章失势，变法派康有为上位，然而变法图强最终以宫廷政变收场，学习西方的初衷不知不觉沦为了野心家的工具——¬改革是共识，是晚清最大的利益蛋糕，更是派别政治的决斗场，无论是慈禧太后、保皇党、满清权贵，还是亲西方势力、义和团，所有人都被裹挟其中，轮番登场。最后八国联军借护卫使馆之名兵临北京城下，动荡混乱的大清朝局终于重新洗牌，有人出局有人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