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韪良的《花甲忆记》是一部自传体的作品，它详实地记录了作者在华生活的头四十七年中的感受和他所观察到的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由于其独特的在华生活经历，丁韪良在漫长的岁月里扮演了各种身份不同的角色，接触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亲自参与或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尤其是他长期担任同文馆总教习的职务，跟总理衙门大臣们毗邻而居，朝夕相处，从内部观察到了中国的官场，因此对于大清王朝的腐朽和中国社会的落后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批判。但正如丁韪良自己在原书序言中所强调的那样，他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和历史，尤其是勤劳善良的普通老百姓的描述还是富有同情心的。他的回忆录无疑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本书是作者近年研究新题，涉及专题十四个。即：经世之学的延伸和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起点，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19世纪后期中国的绅士和绅权，捐纳、保举与晚清的吏治失范，“丁戊奇荒”：19世纪后期中国的天灾与赈济，中西交通和进入了中国历史的外国人条约制度：西方世界与晚清中国之间的改造和被改造，中西交冲：晚清中国的传教与教案，晚清兵工业的起始与困境，甲午乙未之际:清流的重起和剧变西潮与回澜：清末民初的一段思想历史，近代中国的两个观念及其通贯百年的历史因果，历史中的儒学，科举制度的历史思考，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与政治---《东方早报》访谈。

在中国历史上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二十年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期,在西方挑战的持续冲击下,在民族危机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人开始自觉地通过体制创新来谋求国家富强,此后中国便进入大规模变革的历史时代。

《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对于这场战争的反思随着更多的史料挖掘而日益深刻和全面。在甲午战争史料挖掘中，本书的两位作者选取的角度是：西方媒体对于甲午战争的关注和报道。 在报刊的收集过程中，有一个现象也引起了两位作者的注意和思考。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翻看这些西方报道，却看不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同情。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日本还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媒体战。 日本在进行战略包围时，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就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在他有计划的包装下，西方媒体对中国与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的认识，形成了一种潮流与共识。比如纽约《先驱报》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 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这是当时世界最典型的看法。亚特兰大《先进报》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与进步。当时美国公众中有一种说法，把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觉得跟日本人很有认同感。而这些实际上是媒体包装出来的。 本书收集了1850-1895年，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十几种报刊近300个版面，在这些报刊中有日报，也有周刊，图文报道之外还有大量的述评，使得报道角度非常丰富。 此外，由于120年前，摄影术刚刚发明，印刷手段也是木板铜版多种印制手段并行，也还没有统一的通讯社报道模式，更个媒体采用的报道模式是编辑记者文字描述外许多报刊配备了现场素描编辑，通过现场素描再现场景，前线的文稿和画稿通过商船来传递。 这就使得本书的图片资料除相片外，还有大量的现场素描。这也是本书特色之一。 今天，在回头看120年前西方媒体对于东亚局势的观察，丰富了我们对于历史的思考角度。

本书从大量报刊图书文献中爬梳史料，重现晚清国内学生群体活动的史实，展示这一新兴群体的思维和行为倾向。在注视学生参与爱国民主运动的群体表现的同时，着重考查他们的社会联系及其在社会变迁各方面的角色、功能和作用，使得学术界对近代学生群体的认识增加了五四以前的重要一段，并拓展了研究的层面。

《晚清史事》内容简介：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开端时期，风雷滚滚，烟云迷幻。或许正因如此，历史的真实面目常常被遮蔽在众多的野史和戏说之后。《晚清史事》提供了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真实而深入的叙述。作者从对大量珍贵史料的钩沉与梳理入手，以生动的文字、抽丝剥茧般的层层推理，严密论证，拨开迷雾，抹去偏见，还原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人的真实面貌，揭开戊戌维新时期翁同稣罢官、康有为密谋政变以及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等这一时期中发生的许多历史谜团，如“围园杀后”、“倒孙（中山）风潮”、章太炎“背叛”、汤化龙“伪装革命”等事件的真相，描述了活跃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爱国、维新、革命志士的面貌与事迹。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相关的研究已经很多，本书的研究仍能使人耳目一新： 大量档案材料的披露，资料来源包括收藏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东京的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台北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故宫博物馆文献处。 重大史实的精心考证与重要场景的细密描述：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中下层官员与民众对变法的建策；张之洞调京主持朝政与机会错失；光绪帝的对外观念；日本政府的观察与反应。 旧说的认知、补正与修正，新说的展开、论证与建立，作者集五年半的全部精力于此。

《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内容简介：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枯拉朽，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当中国社会跨进20世纪80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广东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被置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沿，沿改革、开放、探索之路突飞猛进；历十年艰辛，轰轰烈烈，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岭南大地，勃勃生机，繁花锦簇，硕果累累。

鸦片战争常被认为是传统中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书根据时人观点及更多分析指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因拉丁美洲白银减产而起的危机，比战争本身带来的影响更深。拉丁美洲白银的骤减几乎颠覆了清王朝，其稍后的骤增，虽协助清廷平定相当因白银不足所引发的大规模动乱，但也使得中国的地位相对较不依赖美洲白银的东亚邻邦邻夷。在王权备受挑战之际，支持多元权威并存的传统思想涌现，于王权再行稳固之时，绝对权威的思想抬头而留存至今。全书可供了解世界货币史、清朝中衰史、清朝经学史、清朝文学史及中西政治经济思想比较之参考。

历史的中心是人物的活动，由学人而见学术。所谓学术史与学人的历史，二者之间，分别显然。前者偏重于专门史，后者则以学人作为历史整体的一部分，进行研究。作者认为，研究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一是了解前人已知，如何知，为何如此这般认知，避免以不知为无有，或拾人唾余，或重蹈覆辙，以致无知者无畏。二是由学人而知学术，历史人物形形色色，而人有思维行为两面，由学人见学术。三是以学人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为历史整体的一部分，而非仅为专门的学术史。学人亦为社会一份子，既有一般体验，又有独特感受，其思维行为包括学术活动在内，牵连广泛，与整个社会的脉搏跳动息息相关。 近代以来，受西学影响以及新式学堂教育的制约，分科治学，已成体制。新锐学人以分科治学为科学，其实分科究竟如何发生，为何发生，还有待研究。在书中，作者对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会作了详细的论述。而于民国学界的老辈，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学术视差与胡适的学术地位，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等亦有不同的解析。 本书作者为国内近代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其学术成就已为学界认同，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本书征引资料翔实可靠，论述精辟平正。

当代国人应该怎样认识慈禧与晚清？ 1860年，在古老的中国经过3000年轮回历史之后，满清第十位帝王咸丰新死，贵妃慈禧联手恭亲王奕，一手粉碎了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开始了她撑中国危局50年的生涯。 “愚昧而保守”似乎是人们对慈禧的固有印象，但是在洋务运动中，慈禧批驳理学名家倭仁，表现出了对西方文明的包容和接受。她支持洋务派的器物改革，大规模启用汉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一时人杰都为慈禧所用，从而创造了“同治中兴”局面。 甲午海战，一场掺杂着内部高层权力之争的对外战争，让慈禧骂名遗千古。但是在光绪与帝师翁同龢希冀借着一场战争而获得主政权的情况下，主战还是主和，成了慈禧的选择。战事的失败，不在慈禧，而在洋务运动的不足。 在激进的戊戌变法中，慈禧有所保留。虽然百日维新因她而废，然而，偏激而不顾现实的书生康有为显然不足以主导一场国家变革。 1900年，端王载漪为皇位误导慈禧，为保权力，慈禧“引进”义和团对抗列强。一位精明的政治强人终因贪权而变得狭隘而被愚弄。 清末十年，由慈禧以及行政经验丰富的官僚所主导的清末新政，带领中国迈出了走向近代化的步伐。然而封建帝国晚钟敲响，历史老人拉开了新的序幕……

康、梁曲意隐讳的真历史，与其有意捏造的假历史，对当时及后世均已发生影响。本书则意在揭发被忽略的真历史。 　　在清末那个时代，康从事政治活动，是不可避免地要玩弄权术的。现在是实行民主政治，权术的玩弄应越少越好。诚实的政治家将得到历史家的欣赏。 　　康将他的托古改制哲学运用于现实政治，遂改窜日本历史以配合他的变法主张。他所写的《日本变政记》及《日本变政考》，在戊戌年即不敢刊行，即足资吾人鉴戒。 由于治戊戌变法史，这使作者想起治民国史，特别是治现当代的历史，在史料鉴别与诠释方面，恐将遭遇到较上述更多的困难。只要文献足征，这些困难应仍可逐渐克服。 　　本书写作时，承科学委员会聘为研究讲座教授，近又改称研究教授。本书计收论文十二篇。为了证实作者的说法，及免读者复检原书之烦，故引书较详。所见史料，虽有极珍贵难得的，但毕竟有些资料作者无法看到。本书所论仍不无揣测之词，未定之论。补充修订，谨俟之異日。 　　梁启超曾说，戊戌变法是新中国史的一章。新中国史有几项大事： 　　一、推翻清朝统治。 　　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三、实行自由平等的新伦理道德，实行 民主政治。 　　四、发展科学，发展农工商业，以期消灭贫穷，实现大同理想。 　　本书所论康、梁、谭、唐的政治活动，正与新中国史的大事有关。谨以此书献给关心新中国国运的学人，并敬祈教正。

人们已多次详细描述过太平天国叛乱期间（1850-1864年）华尔与戈登所部常胜军传奇般的业绩。然而时至今日，很少有人将这支外国人纺率的部队置于由中国传统、晚清社会和政治制度、中西关系与中国军事改革构筑而成的宏大历史框架之中。本书在这种更为广阔、更为意味深长的历史进程里考察常胜军，它空前详尽地论述了该军的起源、发展、组织、管理与成就。 中国近代史教授理查德·史密斯深入研究了中西双方的文献记录，从而对关于中国19世纪动乱时期内西方人作用问题的若干常见论点提出异议。他发现了隐藏于“合作政策”融洽表象背后的各国间的竞争和阴谋，发现了支撑西方官员军事援助中国的复杂动机，还发现了人们想象里虚弱而屈从的清政府，如何出人意料地成功抗御了外国压力、控制了“蛮夷”雇佣兵并使西方人不知不觉地顺从于中国人的意图。 作者对中国行政事务中的外国援助问题进行了有启迪的实证研究，运用比较方法，考察出常胜军不但与帝国海关总署和李泰国——阿斯本海军纵队等其他中——外联合机构有关，而且与通常为“勇营”的“临时”中国军队这类土造的制度改革的产物相联系。此外，他还将中国雇佣外国人一事置于漫长历史演进的过程与文化交叉的背景之中来考察。 这些比较研究表明常胜军在很大程度上与一般人的理解不同，它是中国传统的产物，是独特的中国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反映。常胜军的历史从诸多方面微观地反映出自太平天国时期至中日战争（1894-1895）期间，得到西方协助的中国军事改革所经历的极度痛苦与种种挫折。

1898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值得感念的一年，在那年发生了许许多多值得细说的故事，中国一度成为世界舆论的中心，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变革不仅将给中国人带来一个新的时代，而且也使西方国家欢呼雀跃。然而仅仅一夜之间，中国的政治发展突然转向，慈禧太后举手之劳就成功地阻止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人开启的政治变革，中国的政治发展似乎又回到老路上去了。这一年的故事一直引起百年来史学家的重视，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大体上是遵循康有为、梁启超一系的“话语强势”进行解释。 本书依据新旧史料重新架构戊戌维新与戊戌政变的叙事模式，以“同情的了解”评析那一年中的风云人物、是是非非，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著者多年来提倡的“善待先人”的学术理念，为一切关心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读者提供历史学的思想资源，再现1898年那激动人心、扣人心弦的历史场景。

晚清的最后十年，到底是王朝衰世的末日，还是被打断的大国崛起？这个似乎不能算问题的问题，实际上却是很成问题的问题。 庚子年后的这十年，也就是清朝覆灭前的最后十年，这段历史让人眼花缭乱，说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缩影，实不为过。在这段短短的十年间，各派人物、各种观点，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你搞维新，明天他要守制；今天你说立宪，明天他要革命，这热热闹闹的一台大戏刚刚开场，还没有等到各方人物进入角色，便突然嘎然而止。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为清廷专制腐败到了极点，而恰恰是因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宪的改良措施。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却是近乎残酷的历史现实，便是晚清的最后十年，一个在改良、创新与革命中挣扎的混乱年代。

戊戌（1898）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清德宗「籲懇慈恩訓政」諭的頒布，形同開啟慈禧近半世紀柄政歲月中的第三次垂簾。綜觀西后三度垂簾（或訓政）之發展，幾乎皆是一段她在運用派系，與抑揚派系間，達到個人集權目的之歷程。而且，相較於前兩回垂簾，第三次訓政在權力集中效果上更為徹底。然而，慈禧個人權勢的迭創高峰，反襯的卻是晚清派系結構的沈淪，最終亦斷送有清一代。 事實上，清代後期政治派系運作之再起與變異，幾乎與慈禧擴權之歷程相重疊。不同的是，西后之權力，隨逐次利用派系對立格局，而開創自身操弄空間，愈趨攀升﹔相對地，原於太平軍之役後，因滿洲親貴與漢士大夫集團在政治運作上，漸見合流，而呈現多元發展之派系結構，卻於慈禧權力扶搖而上的同時，面臨土崩瓦解。晚清政局雖因此而又見權力集中之趨向，實際上卻是愈見孤立之滿洲親貴最後的虛幻榮景，而清室天下亦於不久後宣告終結。 無疑地，晚清政治派系活動之重振，與清廷為因應太平軍之役，而不得不進行之權力釋放，息息相關。派系之競爭，雖向來多為負面論述之題材，實亦有其正面功能。當人主可居於制高點，而掌握派系間之互動平衡時，則此一政治現實，未必不能使最高領導人更全面地吸收決策資訊，從中形成更見穩妥之決策模式，維持決策品質。在君主專制政體中，此一情形尤為明顯。以同治朝為例，儘管南北壁壘漸自明晰，恭、醇兩王之路線分立方興未艾，而歷如同治五年（1866）同文館擴大取才，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之交鋒，卻能創造後世史家所稱「中興」之世。「大亂初夷，群有致治之望」，洵非妄論。究其因，當時垂簾之兩宮－尤其實柄其權之西后－未逾人主尺度，而能收並取之用，應為重要因素。 然而同治朝之所以相對有成，亦正反襯光緒初年起，政爭所以漸趨激烈，而中興之望，漸去漸遠之底因。自光緒三年（1875）北派領袖李鴻藻丁憂，而南派領袖沈桂芬於恭王支持下援引門生王文韶入樞，一改南北平衡之局起，政見之爭，乃漸變質為純權力之爭，派系圍繞權力徵逐之根本矛盾，乃告圖窮匕見。尤其滿洲親貴集團中，恭、醇二王對立之表面化，更添問題之複雜性。如此赤裸之權力爭鬥，終令亦有其更大權力企圖之最高統治者，得以藉之操縱以逞其私願。晚清政治情勢，亦由此走上狹路。新局面之主角，以是歸於慈禧皇太后。 然光緒十年（1884）罷用恭王後，慈禧之專權固大為提升，但另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長成之德宗終須接掌政權—已擋在前方，遂使西后專權之路似不可能愈走愈寬。以下，則光緒結合以乃師翁同龢為首之新一代南派精英，圖為最終實現完整帝權之基本勢力，遂不可避免地將政局推向另一更為激烈之派系競逐階段。南派基於崇隆德宗，間取擴大派系權力版圖之連串作為，尤其以對李鴻章為首之淮系北洋所進行之壓縮，終令光緒親政前之各股勢力，舉凡淮系、醇系，與實力雖不之前勝，但終令猶有餘韻之北派，漸向應已退居二線，但影響力仍在之西后靠攏。經歷中日甲午戰爭期間之連番攻防，帝后黨立，終告難挽。自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間之連串內外紛擾，國勢日蹙，由帝后黨爭之線索觀，幾皆成派系權力抗衡之動線。較諸后黨，實力基礎相對不固之帝黨種種試圖一翻劣勢之派系結構調整，與藉變法力挽頹局之掙扎，畢竟指向光緒二十四年（1898）之戊戌政變，終而成就慈禧個人於前更勝之權力高峰。 后黨在戊戌（1898）政潮中，最終以零和式結局宣告得來的勝利，也徹底改變同、光兩朝延續逾三十年之派系結構。做為漢官僚核心之南北派系，在帝后黨爭中之消融與崩解，也使戊戌（1898）八月後之權力結構中，漢官僚之決策影響力，掉落到1860年代以來之最低點。滿洲親貴集團之重新抬頭，使彼輩試圖以最迅速有效之方式，重掌絕對主動，以充分抑制漢人勢力。由光緒二十四（1898）至二十六年（1900）間，「廢立」與「排外」兩大課題，誠即彼輩落實政治目標之具體作為。1900年「義和團事件」之背景，實亦肇於焉。 只是，經過戊戌（1898）至辛丑（1901）之一段曲折，中國近代將臨巨變之伏筆，亦埋於焉。本文透過對派系分合所進行之分析，實亦欲對清政權所以崩亡，提出另種觀察角度。以此，則以下兩點，或可為本文作結。 首先，袁世凱繼續穩控北洋新建陸軍，並在榮祿以軍權掌握布局主動之結構中，穩步向上的走法，已將彼置於他日接收榮祿所有權力基礎，乃至清政權最終資產之有利地位。此種現實，不因光、宣之交，袁氏因滿洲親貴之疑慮去位而消散，反而於三年後以不得不重用袁氏而證明其難以動搖。事實上，即令於袁氏開缺回籍期間，新建陸軍之領導層仍難更易，袁系要角，如徐世昌、楊士驤、楊士琦、張勳、段芝貴等，仍各據要津，而以攝政王載灃為首之親貴集團不敢輕言黜動，亦可見端倪。他日袁氏得居接收清政權與革命派草創成果之有利地位，未始非早植根於帝后黨爭前後之派系布局與資源分配。而一以實力及軍政資源為取得權力唯一可靠條件之政治人物，居清政權終結後，領袖群倫之地位，也預示體制全面成長之艱難，與政局之不免多事。 其次，回顧時值世紀交替之晚清政局，筆者不能不深感歷三十餘載之派系參商，於清廷之最大傷害，實在漢士大夫集團之淪落凋零。以歷代政局觀之，士大夫因理念、立場，甚或政治利益而介入黨爭，幾乎無朝無之，晚清亦不過其中一例。然而，士大夫之行事，畢竟有其門風與讀書人之基本原則，固不能不為黨同伐異而有所為，卻也總能因清流自許而有所不為。因此，以士大夫為主流之派系角力，大抵再如何激烈，亦不致形成國運之隆替。但晚清三十餘年之派系鬥爭，最傷根本者，莫如都推漢士大夫於第一線，而迭經傾軋耗損，至清季末葉之此時，士大夫階層做為一股勢力，幾已完全由政局中退潮矣。此不啻令此下十餘年之政局走勢中，全以最赤裸之軍、經資源構建權力營壘之政治人物，與看似當道，實益孤立之滿洲親貴為主流，而盡失一股制衡力量。少壯知識菁英，無論革命派或立憲派，更大地流向體制外，尋求改變現勢之途徑，遂漸成風潮。一旦彼輩漸得庶民階層，尤其地主、縉紳階級之同情與呼應，則滿洲政權便臨末日矣。

《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46)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以近代中国绅士资本家盛宣怀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厂、中国通商银行四家官督商办企业为主线，大量使用中文、日文和西文的可靠资料，详细阐述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经济成就和问题、人事和政策、社会和制度诸问题，并将中国的经验与日本和西方的经验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人们深刻反思的问题。

《帝国政改》内容简介：晚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人说是李鸿章，那是不准确的，李鸿章无非是前台的操盘手兼新闻发言人，知名度高而已。真正画圈、掌舵的则是恭亲王奕。主观上不想折腾，客观上无力折腾，顺应潮流与时俱进，这是恭亲王发动体制内改革的基本特征，也是恭亲王能够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而且保持自我低调的原因所在。中国近代改革史那些公认的改革实践先驱们，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背后，其实都站着一个低调的恭亲王为他们保驾护航。尤其在早期的改革中，他们瞻前顾后、逡巡不前，恭亲王就在背后推着他们。 奕拉开了中国近代一个半世纪改革的序幕，从内忧外患的荆棘丛中辟开强国之路，摸着石头过河，他奠定了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的基调…… “中国近代改革史”研究者、澳大利亚华人学者雪珥，以独特的视角，犀利的笔锋，丰富的海外史料，为我们展现了恭亲王奕新被湮没的风采和晚清改革当家人的艰难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