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初，作者在湖南电视台“湖湘讲堂”栏目中，连续作了45集的“湘军传奇”讲座。本书就是在讲座的基础上精心裁剪、补充润色而成。虽然是讲故事，但处处又显露出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深厚的学术功底，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对湘军事迹及人物的“误解、误读”，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书中提出并解答了一些湘军史上绕不开的问题，譬如湘军转战南北，前后期的领袖有什么风格上的差异；胡林翼、曾国藩的独特风格对湘军的影响又如何。同时，作者也在通过事实和合理的逻辑推理澄清一些个人的逸事流言。还有一些重要事件，作者详细加以证明，将真相揭示出来。湘军在朝廷的奥援是什么情形，朝中有哪些高官亲贵明里暗里帮助他们；湘军统帅与权势集团——譬如“肃党”的关系，又是怎样。上述所谓的“揭秘”，既能满足“讲坛学”的需求，也是考验一位严肃的史学作家搜罗史料和分析能力的关键。

由于《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在2003年初由Rotledge公司出版发行后在欧美学术界的广泛影响，作者得以荣获美术国会图书馆基辛格讲座教授的资格。这不是一部寻常历史著作。作者以其深厚的国际研究与历史学的学术素养，选择了一个似已为国人耳熟能详的义和团问题作为《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题材，却开拓出一片为前人所未见的宽广领域。《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对义和团问题的解读既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也不同于现代帝国主义理论的一般理解。而是从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与广阔的国际背景的互相联系入手，从思想与行动的互动中去探求义和团战争的真谤所在。 作者具有熟练运用多国外语的卓越能力。《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是在广泛搜集并掌握中、英、法、意、日、俄等各国珍藏的档案文献，包括大量的私人信件与手稿的资料基础上，以面壁十年的功夫从事写作，因而使得这部著作得以反映百余年前义和团战争恢宏图景中所包含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既包含晚清中国内部的帝党和后党、维新与守旧、满族与汉族、民间与朝廷、教民与拳民以及南北清流之间乃至于朝廷内部各种派系这间的交合与分争，体现了更为宏大背景之下的晚清政府与各国列强、各国公使与朝廷内部、儒教与洋教、民间社会与教会、各国的中国通与外交官、各国外交官与各国政府以及洋教中的新教与天主教，乃至列强各方之间的纵横交织与抗衡。 凭借作者二十余年海外游学的体察与历练，《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也远非仅是一般地记录上述诸种矛盾的展演过程，而是把渗透于列强对华政策中的各种不同的文化活灵活现地中以揭示与比较，因而不仅使得《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读来饶有趣味，而且大有裨益于从历史的角度把握西洋各国对华政策的内在思想背景与行为特征。

《晚清变局与民国乱象》精选《南方周末》“往事版”作品，关注晚清及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多角度解读中国传统集权社会瓦解及“亚洲第一共和国”创立的艰难历程。对于晚清变局和民国乱象，我们的认知正日日廓清。而《晚清变局与民国乱象》，就可能提供一个标本和范例。

《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京官时期）》重点讲述了晚清时期曾国藩任京官时期的收入来源。这些收入中，哪些是国家俸禄，哪些是灰色收入。其支出中，哪些用于生活，哪些用于送礼。通过细节恢复了曾国藩的生活状况——生活水平如何，吃什么样的饭，住什么样的房子，坐什么样的车子。同时，作者的文笔还深入到了晚清社会的很多侧面，比如清代督抚衙门的运转、官场潜规则的具体运作方式，等等。

《晚清碎影:约翰·汤姆逊眼中的中国》介绍了：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是中国第一家以世界艺术为收藏、展示、研究对象的公益性国家文化事业机构。该馆通过与全球其它艺术博物馆、学校和教育机构的合作，旨在向中国民众推介人类文明发展历程，推动文化交流和艺术教育的发展，成为世界艺术展示和多文化交流的平台。参展照片均摄于北京、广东和福建。汤姆森在广东和福建拍摄的是他风光照片中的代表作。这些照片不仅再现了美丽的风光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内心体验。而那些反映穷苦人民的照片更加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充满人性的同情心。从在广东和福建的拍摄开始，汤姆逊便关注着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随着旅程的展开，这种关怀也越发深切。从北京的照片来看，汤姆逊不但在人像摄影方面的才艺卓著，他的街头摄影也是同代人中的姣姣者。在20世纪，能够拍出这样生动的街头纪实的影象的大师也仅有柯特兹、布列松和杜瓦诺而已。更重要的是，这些照片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了解19世纪末在挣扎中刚刚开始步入现代社会的中国和普通中国人的当时生活。

内容提要 本文目的，在观察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内部情势演变 之过程，明其所以为近代史上一转捩点之故，以求与远东 国际局势之演变相表里。 甲午战争中国之所以失败，其内政上之基因，在于前 此三十年间自强运动之未能大规模积极进行。推究其所 以然，可得三大线索：其一，则由于一般认识之不足，致使 求自强之洋务工作，饱受牵制，而李鸿章尤成守旧士大夫 之矢的；其二，则由太平天国起事后，汉人新兴势力之崛 起，使满清帝国在事实上渐由中央集权变为地方分权， 以 致不可能形成一领导全国之有力 限制；其三，则北京满人统治集团 士大夫之门户党援又从而推波助 日趋分化，而自强工作乃益难推 遂终食其果，后此政局形势乃迥异 甲午战争历时年余，其间政局 则李鸿章与淮军在日本与清流主 地，大为失势，其三十年来在中国 其二，则受抑十年之清流势力，在 同�一系，尤为之重心，上结德宗，外联湘军，一方面猛烈 打击李鸿章之主和，与淮军之战败；另方面则力攻其十年 来之政敌孙毓汶等，皆获相当成功，但其主战政策，则为太 后所抑，亦由其惟事高论，无术挽败局也。其三，则经此一 战，德宗与太后之见解益分歧，而宫廷内之矛盾亦愈演愈 烈，“帝党”、“后党”之对立，乃逐渐表面化。其四，则经此 一战，中国军队之弱点毕露，于是北洋新军，遂于战争末 期，创建于小站。 战争以后，外患日张，国势日颓，中国政局遂失其稳定 性。李鸿章既去，北洋军权渐归荣禄，而袁世凯接统新军， 大加整顿，亦渐露头角。中枢则翁同�主政，而清流势力 因康梁维新运动之大起，又趋分化，上与宫廷矛盾相结，于 是帝后党争益烈，遂终爆发戊戌之变，大局从此益不可问。 而革命势力，则始于甲午，乙未间萌芽海外，随时势之推 移，逐渐孳长，遂终成倾覆满清帝国之先驱矣。

张鸣的读史随笔——解放妇女小脚这一运动放在戊戌变法前后来看，竟然染上了那么一点闹剧的性质；义和团的 “刀枪不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董仲舒的求雨结局让人啼笑皆非；刚解放时，我们也有一本《新名词综合大辞典》……随意进出历史，读史读成侃史，不是材料罗列，不是无的放矢，张鸣的历史有些与众不同。

晚清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的开会时间是从1910年10月3日到1911年1月10日，共召开议员全体会议42次。《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就是这42次议员大会的会议原始速记录，除了文字上由点校者有所润色修饰外，没有任何删节。晚清资政院议员，不管是钦定的还是民选的，除了极个别的，绝大多 数都是改良的主张者和实践者。封面底图为资政院议场座位分布图。

《沉没的甲午》援引大量原始档案资料，深入展示历史细节，并试图用这种细腻的方式引导读者更为深入客观地理解这场意义深远的战争。在朝鲜平壤及中国黄海海域、辽东、山东半岛等战场上，中国方面不乏甘愿为国抛洒热血的将士，无奈的是，这并不能弥补晚清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与日本的差距。更无法挽回因国力落后以及应战策略失误而早已预定的失败的战果。这一现实的结局颇值得今人为之深思。 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一场改变中国命运、影响极为深远的战争。1894年这一年。大清帝国在对日的海陆战场上节节败退，全无招架之功。以往尚能藉余威而勉强维持弧洲强国的表象，及至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署，晚清这一纸老虎被全然戳破，列强瓜分的狂潮随之而来。

《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是关于戊戌变法最新的权威研究。作者由此关注其中的细节：“公车上书”的背后推手，戊戌前后的“保举”及光绪帝的态度，康有为与孙家鼐的学术与政治之争，下层官员及士绅在戊戌期间的军事与外交对策，张元济的记忆与记录，康有为移民巴西的计划及其戊戌前入京原因，康 有为及其党人戊戌真奏议之补篇，康有为《我史》手稿本之考察……

甲午惨败，洋务派李鸿章失势，变法派康有为上位，然而变法图强最终以宫廷政变收场，学习西方的初衷不知不觉沦为了野心家的工具——¬改革是共识，是晚清最大的利益蛋糕，更是派别政治的决斗场，无论是慈禧太后、保皇党、满清权贵，还是亲西方势力、义和团，所有人都被裹挟其中，轮番登场。最后八国联军借护卫使馆之名兵临北京城下，动荡混乱的大清朝局终于重新洗牌，有人出局有人上位。而当改革最终不得不被推上快车道，满清皇族与实权派袁世凯展开了对改革主导权的殊死争夺；随着武昌城中的一声枪响，革命者喊着激动人心的口号踏入权力中心，袁世凯、宋教仁和孙中山之间新一轮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又揭开了序幕……看似荒诞诡异的史事背后，是无比清晰的利益选择和权力博弈。 翻开本书，读懂戊戌变法为何沦为戊戌政变、慈禧为何先炮击大使馆再屠杀义和团、袁世凯为何既是改革推手又是亡清关键……看透层层诡异的历史迷雾背后无比清晰的权力逻辑。

为晚清画报打开一扇小窗，接晚清社会文化“地气” 以画报介入历史，以图像解说晚清， 现晚清画报灼灼其华， 读晚清生活万千风貌， 解画报掌故百般风情。 本书选择了《点石斋画报》以外的二十八种晚清画报，所选画报均遵循当年较为重要、存世较多、制作相对精美的三个原则，且每种画报配十到二十幅图像，通过二十则短文介绍二十八种晚清画报，为读者展现了晚清社会生活、教育文化、民俗礼仪的方方面面。这些徘徊于“娱乐”与“启蒙”之间的晚清画报，对于今人直接“触摸晚清”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也为我们了解晚清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视角。

中国文化本有文史传统，而自史学群起借法于社会科学之后，这种传统已日趋而日益凋零。我与陆胤至今没有见过一面，读其文字而受到打动的，是他出自文学专业而沉潜于晚清史事，并在后生一辈里少见地能够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在熟视史学为社会科学所困之后，保留在陆胤笔下的文史传统能给人以一种亲切感。（杨国强） 以往学界讨论学术转型，多偏向于“在野”的知识精英，近年亦开始留意朝廷的举措。本书专力考察张之洞及其周边的学人群体，不但得以揭示晚清督抚对士林社会的实在影响，更因督抚地位的上下勾连，使得其所描画的近代中国学术文化转型图景更为完整。（夏晓虹） * * * * 随着晚清“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督抚集团依托固有学术传统与行政资源，在学风引导、学制厘定、机构建设、舆论控制等方面作用显著。清季张之洞任督抚时期，凭借自身的“清流”背景与学术威望，在其周边形成了以“清流”士人为核心的学人圈子。他们未必具备趋新学者的超前意识或专业精神，却善于将外来新经验制度化、常识化、普及化，使其更易为士林社会及政教体制接纳。 本书强调张之洞作为政治庇护人、学术赞助者和交游组织者的角色，进而讨论这种“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自我认同，如何作用于学术组织与学制规划。正是通过以张之洞为中心的学人交游，同光之际“清流”的学术传统才得以在清末十多年中持续发挥作用；“清流”士大夫执着的义理、学理，才有可能充实到以器物为主的早期近代化进程之中，成为康、梁等趋新人士意见的先声。 利用诗文集等常见史料与张之洞档案等未刊资料互证，本书以人物的交游群体为考察单位，期待能将近年日益倚重社会科学的学术文化史研究还原到人物本身，提倡一种带有人物面目、人文感觉、人情况味的学术史。

本书主要以晚清时期（1840－1911年）的海外旅行写作为研究对象，这一文体作为近代中国人认知世界的重要途径，在当时逐渐形成一种影响深远的"游记新学"。作者将旅行写作从西式理论化的研究模式中复归于文献考辨和史料钩沉的基础工作，搜寻冷僻的文献，考证稽查相关文史资料，对于以往研究多有发覆。在研究方法上，强调了传统学术的地域色彩与近代文化传播的多点扩散式地理图景，虽然谈的是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世界，但是其关注点和思想趣味往往与其文、其学的地域渊源密切相联系。其特点在于，不仅仅是分析文学文本，而是充分关注了中西文化交汇背景下的晚清士人社会。

世界读书日特刊·专家荐书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刘兵的推荐理由：这本书2001年昆仑出版社出过，去年海南出版社又出了一版。如果从装饰的角度来说，海南版要好些，如果从阅读的便利性方面来说，昆仑版更好。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丑之辱，历史的复杂幽深之处，被作者笔力千钧地铺陈出来，给了我们新的材料，新的发现，新的感悟。 莫言 王树增：回到《1901年》 -------------------------------------------------------------------------------- ★《1901年》不是写“皇上”的书 莫言：树增，首先祝贺你在《远东朝鲜战争》之后又写出了《1901年》这样一部大书。我觉得这两本书都具有以往纪实类文学作品中比较少见的宝贵素质：客观性。后者比前者更为明显。我很想知道，面对浩如烟海的素材，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判别和选取的？ 王树增：书写的历史毕竟不是历史本身，所有关于历史的记述都难免评价，因此，“客观”地叙述历史只是相对的。这个客观不仅仅是叙述历史事件进程的客观，还包括“评价”上的“客观”———这个客观也许更有意义些，因为对历史的回顾，其有价值的意义在于回答当代人生存状态中的某种困惑。 写《1901年》的时候，我对野史笔记给予了极端的重视。我赞同鲁迅先生的论断，从更“接近真实”的角度上讲，野史笔记比官修正史可靠得多。但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有一个取舍问题。我对史料的判定原则是：有明显标榜其政治立场者，剥其伪装反向取证；对人物、时间、地点有明显编造者，究其为什么编造后弃用；故弄玄虚装神弄鬼者，当戏剧剧本看待；躲躲闪闪吞吞吐吐者最有价值，其忸怩之处往往就是真实所在。莫言：去年的5月份，我们一起专程去保定参观了直隶总督衙门。当时，我正在创作《檀香刑》，我去保定的目的是想看看衙门的布局和结构，以免犯了技术性的错误。你的《1901年》中的好几个重要人物都在这座衙门里当过总督，而总督府对面的莲池书院里也发生过触目惊心的故事。我想知道的是，在那次参观中，你想了些什么？你还记得总督衙门前那座刚刚修建起来的、肯定比过去的要辉煌的牌坊吗？ 王树增：当时我感觉你不是去游览一个古迹，而是如同回老家，去见一个值得纪念的先人。作为中国人，我们有理由对历史中的“权势”存在一种畏惧和仰慕，仅仅看见总督府里的那顶官轿就足以令我们这些草民心灵颤栗想入非非了。当时你举起相机要拍照，结果被看轿子的工作人员教训了一顿，似乎你的闪光灯一闪，轿子就可能灰飞烟灭。其实，整个总督府、整个清王朝就是一顶大轿子，尽管你我的先人当年无不抬得有滋有味。 一进莲池书院就看见了民国要员修建的别墅，然后就是几对耳鬓厮磨的恋人，只有你我两个心怀鬼胎的家伙一路东张西望。1900年夏天，70多岁的清廷重臣、户部尚书、道光皇帝的老丈人崇绮自己搓好了一根绳子，吊死在书院的偏房里。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没有记载他到底死在哪间屋子里，于是我觉得每间屋子里都阴魂缭绕。 历史是平民创造的，历史是平民的历史。我对当今电视电影中那个拖着辫子神气活现的“皇上”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如果说到历史的辉煌的话，和那些个“皇上”无关，包括风雅的乾隆和懦弱的光绪。《1901年》不是写“皇上”的书。在《1901年》中，我过多地使用了“平民”这个字眼，这是中国人不太习惯的名词，但我觉得只有这个名词才具备广泛性，它包括除了“皇上”和“皇亲”之外的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日子过得远不如今人想象得那般滋润豪华的官吏们。就政治而不是文化而言，大清国从来没有辉煌过，即使今天的人修建了辉煌的牌坊。那座今人修建的牌坊下有个小广场，孩子们在嬉戏，恋人们在亲昵，倒是一派温情。这是我们留恋生活的最充足的理由。 ★我对“纪实文学”这个名称感到疑惑 莫言：在你的这部著作中，涉及到了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等诸多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我想知道您如何评判这些人物？ 王树增：许多人都自称懂点辩证法，但是到了用的时候又大都糊涂。 《1901年》第一章中关于康有为的篇幅不少，我喜欢这个性格和行为都颇奇特的知识分子。他是试图改变中国政体的一个伟大的先驱者。但也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一个“士”，这就使他在100年前居然主张在紫禁城里实行西方的议会制，同时又对封建帝制的留恋到了至死不悟的地步。这水火不相容的两面，才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而对李鸿章的评判更是历史上的一大难点。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使我们只要听到这个名字，就会联想到一个阴险的卖国贼，好像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没干别的事，整天就忙着把中国人往深渊里推了。可今天的中国人依旧在享受着百年前洋务运动的成果，而李鸿章恰恰是引导中国走上强国之路的洋务运动的无可争议的首脑。恐怕最不好评价的就是袁世凯这个人物了，因为他不但是封建帝制下的二品大员，到了民国他居然当了一届共和制政体的总统。中国近代史上没有比他更复杂的人物了。 我不是历史学家。在任何场合我都心虚地宣布：《1901年》不承担对历史上那些不一般的历史人物定性的任务，当然也就无法承担歌颂谁或谴责准的任务。 莫言：根据我的阅读经验，我认为《1901年》是一部既让人感到热血沸腾、痛心疾首但同时却又妙趣横生的书。我想，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是因为你在书中使用了许多一般读者很难见到的素材。譬如辜鸿铭充当李鸿章的幕僚参加对外谈判，怒斥他当年的学生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譬如李鸿章去日本谈判被刺；譬如李鸿章访俄竟然由一个俄国商人接待，等等。《1901年》里许多生动得比小说还要小说的细节，你认为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 王树增：“比小说还要小说”的细节不是小说，是历史事件。写小说的人对所谓情节的编织其实远不如历史生活本身奇妙生动。 和《远东朝鲜战争》一样，在《1901年》中我没有做任何历史事件上的虚构，不是我不会，是不能，也不敢。《1901年》的写作艰难得多，仅仅依据正史不甘心，大量参考芜杂的野史笔记也头疼。近代野史和笔记虽然率真天然，但多如翰海，良莠混杂，年代久远，考证起来颇有难度。我的原则是，我认为可信，或者我拿不准但有提供给读者判断价值的史料，小心慎重地采用。 莫言：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年来，所谓的纪实文学，已经有走到了穷途末路之相，有的人甚至将此做为求名求利的手段。前几年历史散文很红，赢得了大量的读者，但这些文章篇幅都比较短小，像你这样，用洋洋60万言的巨大篇幅来全方位地描述一个封建王朝的断年史的，实属罕见。接下来，你是否还要按照这条路子写下去？ 王树增：我不知道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纪实文学”这个名称是不是中国所独有，我一直对这个名称的定位是否恰当感到疑惑。“纪实”和“文学”似乎有点不搭界。文字的东西大概只有虚构和非虚构之分，国外把除了虚构的文字之外的东西统统称做“非文学类”。看来“文学”二字不是可以随便标榜的。《1901年》只是一种文体样式，叫做“纪实文学”有点不敢当。 除了写字，我不会于别的。以后还要继续写点“非文学”的东西，直到写的东西没人看了为止。 （《1901年》王树增著，昆仑出版社2001年8月43．00元） 《中国青年报》2001年11月7日

《帝国沧桑：晚清金融风暴幕后的历史真相》讲述了1872年，大清王朝拉开了一场华丽的改革开放大幕。慈禧、李鸿章、盛宣怀、唐廷枢、伊藤博文、胡佛……各路风云人物逐一盛装亮相，合奏了爱新觉罗王朝的最后一曲挽歌。百年前这一曲悲壮挽歌背后，是谁在推动大清改革开放？又是谁在操纵稚嫩的大清股市？ 风雨飘摇的大清复兴之路上，是谁在导演连环金融风暴？又是谁在操控资本将大清埋葬？诡异的间谍背后，是谁在扼住大清改革开放的咽喉？又是谁终结了最后的希望？是她？是他？是他？还是他？《帝国沧桑:晚清金融风暴幕后的历史真相》重现了1872-1911年间的晚清王朝的资本市场，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今昔会否惊人的相像。中国官僚和资本家、股份制改革、内幕交易、金融骗局、国家诚信缺失等，带领我们找到了当今中国资本市场的成长基因。金融资本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怎样地发挥着作用？读罢全书，你会发现，大清帝国所交的学费和金融沧桑正是今日之鉴。 《帝国沧桑：晚清金融风暴幕后的历史真相》的新观点： 1、晚清资本市场的多元化 2、晚清股市内幕交易案 3、晚清金融危机的政府救市 4、光绪皇帝操纵舆论发行债权融资 5、慈禧太后的金融改革贡献 6、晚清重工业复兴计划遭遇商业间谍 7、戊戌变法首领、一代国学大师康有为涉嫌非法集资 8、美国孤儿总统在中国一手导演的旷世股权欺诈案 9、国学大师严复远赴伦敦打世纪股权大案官司 10、晚清虚假发行股票引发的金融危机案 11、股市黑嘴左右晚清资本市场 12、晚清改革开放过程之中，政府制定法律卖官 13、晋商错失晚清金融改革机遇，江浙资本的历史性崛起 14、商标案击垮晚清的烟草工业 15、晚清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生丝泡沫环环相扣的国际阴谋 16、孙中山跳楼价发行债券的隐秘历史。

《晚清小说史》紧密地结合晚清社会政治背景，对重要作家、作品作了比较中肯的介绍和评论。特别著重论述了谴责小说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小说和一向不甚为文学史家谈及的清末翻译小说。清末由於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看重小说的社会功能，小说的地位空前提高，晚清小说空前繁荣。这部断代专史，对晚清小说的发生、发展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讨论。

开篇就是1901年了 李鸿章就马上要死了。

《辛亥前夜—大清帝国最后十年》内容简介：仅靠“驱逐鞑虏”就能摧垮延续267年的庞大帝国？清末资政院顶撞摄政王、否决皇族内阁，权力到底有多大？晚清政要在夹缝中辗转腾挪，为何在教科书里成为反动面孔？中国在晚清七十年（1840～1912年）这段漫长的历史阶段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难道真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帝国的危机发自鸦片战争，然后历经肤浅的洋务运动和胎死腹中的百日维新，尔后一路狂飙至辛亥革命的发生，帝国大厦随即猝然倒塌？《辛亥前夜—大清帝国最后十年》将作谨慎解答。

《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将研究视角聚焦于长期处在五四重重遮蔽之中的晚清民初文学，但它并非全面叙述晚清至五四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而是以“现代性”作为理论资源和研究策略，严肃而深入地考察了这一时期几个十分突出而且意涵丰富的文学文化现象和作家作品，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学科领域内部形成了实质性的推进。 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说，这些话题都不算新，然而杨联芬女士对这些“老话题”的再解读却充满了新意且极富于启发性，这与作者的学术态度、学术修养、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密切相关。首先，作者能够深入历史发生的具体情境，充分尊重历史的细节和偶然性，细致入微地考察历史本身的复杂丰富与多元异质。以第三章为例，作者不厌其烦地具体考察了林纾用古文翻译一百几十部西方小说的情况，以及他为译者所写的大量序跋在共时性语境中的作用；还搜集了这一研究领域中尽可能多的资料，论证林纾的译作对几代文学青年，诸如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李吉力人、钱锺书等人，所产生的历时性影响。对于文学史重复论述的林纾与五四新文学家们的论争，作者也不忘做深入的考察，从而得出“林纾与新文化的分歧，并非是否使用白话，而是是否使用白话，就一定废除古文”这样的结论。据此，作者不仅恢复了林纾被“历史主义”叙述扭曲的原生态形象，而且俨然将林纾放在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和发展的重要环节上，更为可贵的是作者据此深入地接触并展现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本土性情境，摒绝了此类研究中较为普遍的理论与材料脱离的恶劣现象。其次，这本专著相当充分地体现出了杨联芬女士宽广而精警的学术视野，及其对纵横错综的比较研究方法的娴熟运用。这在最后一章的长篇历史小说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精彩。作者将曾朴的《孽海花》从鲁迅定位的“谴责小说”中提升出来，与李吉力人的《死水微澜》三部曲放在一起比较论证，将它们统称为“现代长篇历史小说”，并与法国文学中“从莫里哀到雨果、从巴尔扎克到福楼拜”的作品进行了广泛而精确的比较。作者认为曾、李二人小说的历史叙事的现代性体现在，它们摆脱了传统历史小说“以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历史人物为中心”的宏大叙事模式，而展现了一种由日常世俗生活构成的“风俗史”。这种见解很有价值，现代性文学的主要内涵之一就是对日常化私人生活空间的发掘与表现，作者以她的具体考察和研究将这种现代性内涵落到了文学叙事的实处，这也正是其高出同类研究的地方。此外，该书特别值得称赞之处还有作者卓越、敏锐的艺术感觉，以及富有灵气的文字表述。可以第六章具体论述为例，比如，“从意象、用典看，苏曼殊是古典的；但从表现的真诚、大胆，感情的纯洁看，苏曼殊的诗是现代的，充满了拜伦式的热烈情怀，也散发着雪莱式的忧伤。”作者的诗人文笔并非感性的无余流露，而是与一个学者的知性和理性相伴相随，这样描述作者的文字风格也许更为恰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