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诺在《解析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问题才应该是中国的核心问题。他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倾向于把中国的出路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这将导致中国知识分子脱离社会、轻视经济、生搬硬套西方制度和纸上谈兵。他还分析了处于变革中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其中不乏先见之明。 本书还录有露存的《心文》，此书堪比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露存这位嫁给中国人的洋媳妇，以极其辛辣的笔锋评议了中国人及当时社会的种种问题，至今读来犹如芒刺在背，发人深省。

一些欧洲的中国问题专家在语言不通、相互陌生的中国旅行的同时，潜心观察民情、社情，并且日夜不停地做着手记与报道。为了使欧洲的读者进一步丰富有关中国的知识，这些专家们以极大的耐心与研究着中国的语言――它们游戏般的文字，甚至是艰涩难懂的专业称谓。《尘埃》就是一部由中国问题专家马克戈万先生编著的有关中国民生，民情的专著。该书里，读者不会再赘读到枯燥无味的有关政治、宗教方面的说教。书中图文并茂，不仅写有中国北方民众的生活状况，而且还有我们所陌生的那个时代中、西、南部平民百姓的生活真实写照。那时中国人的欢乐与痛苦是该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的英文名为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扬子江流域及以外地区》)，是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 1831～1904)在中国的游记，这是她在长江流域及川藏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向英国教会和商业集团提供的关于大不列颠这片“势力范围”的第一手信息。译者将其名为《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意在使人一看就知道是本百年前的老书，内容涉及到中国的晚清社会。 晚清社会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正逐渐改变，从本书中可以看到，虽然在长江中、上游地区自给自足的经济仍是主体，而长江下游尤其是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比重正不断增加，银行、信贷、金融保险等商品经济的保障系统已很发达，上海已经是个东方的金融之都，“处于世界最大商业中心之一的重要地位，1898年进出口价值为37,6870,875镑，”沿长江一线“通商口岸芜湖和九江各有自己的船队，年贸易额达数百万镑。重要大城市如南京、扬州和安庆都有高度组织化的商业和社会生活、商会和慈善团体，只要瞥上一眼即可知道这里百业兴旺。”杭州也已是个“拥有7千台手工丝织机 ”的丝绸之都，能“为成千上万人提供了长期的工作。”19世纪末期的中国，工厂、铁路、轮船、码头等近代企业不断涌现，近代经济体系已初具雏型。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晚清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出现一系列重大变化。 然而，晚清社会转型的动力不是发自于内部，而是在外力胁迫下的无奈之举，缺乏与近代经济体系相适应的制度建构，加以传统文化未能转化为支撑中国近代化的精神动力，致使社会转型遇到巨大阻力。晚清社会吏治腐败，卖官鬻爵，贿赂公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作者在长江流域的旅行之季，正值中国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整个社会弥漫着仇洋、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正处于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前夕，此时，清王朝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相继出现了功能性故障，这些故障最终导致清政府的灭亡。研究、借鉴和汲取晚清社会转型失败的教训无疑是一项有意义的课题。 《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就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完成的，它第一次在英国出版时就被英国媒体誉为“对那些有关中国和中国问题方面的公众意见的形成，提供了一手资料”(《作者自序》)，成为当时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文献。作者伊莎贝拉·伯德女士这次长江流域及川藏地区的旅行，历时15个月，全程5千多英里，她经历了三峡的急流险滩，跋涉了四川东、西部的崇山峻岭，穿过了富庶的成都平原，翻越了海拔4、5千米的川藏雪山，历尽艰险，旅行结束后回到英国，根据日记和随笔写成此书，并将沿途拍摄的照片附于书内，计有113张(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时代及当时社会风貌，编者在出版本书时又增加了十余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全书图文并茂，是研究晚清社会的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籍。 伊莎贝拉在长江及川藏地区的游历路线，可分为七个阶段。第一段，乘当地人的木船从上海到杭州，经绍兴、宁波又返回上海(1～3章)。第二段，乘外国的轮船从上海经镇江、芜湖、九江至汉口，再由汉口经沙市到宜昌(4 ～9章)。第三段，乘帆船从宜昌起行，穿过壮丽的长江三峡，经奉节(夔府) 、云阳到达万县(10～16章)。第四段，从万县走陆路经梁平(梁山县)、渠县、营山、南部到达阆中(保宁府)，再经苍溪、剑阁、梓潼、绵阳、彭县、灌县到达成都(18～28章)。第五段，由灌县经汶川(威州、理番厅)、理县(杂谷脑)、米亚罗到达马尔康的梭磨，再从梭磨返回成都(29～34章)。第六段，由成都乘“乌榜船”(一种无帆而有竹篷的小船，形似乌鱼，四川人称为 “乌棒”)沿岷江顺流而下，经眉山、乐山(嘉定府)、宜宾(叙府)、泸州到达重庆(35～37章)。第七段是回程，在重庆买舟东下返回上海。 书中作者以旅行到达地点的先后为序，记叙沿途见闻，同时发表议论，这些议论看似随感而发，却是具有匠心的选择和布局。尽管伊莎贝拉曾经受到“暴民”袭击，有着身陷绝境的恐怖经历，却能始终以冷静、理性、客观的态度看待和记叙周围发生的一切，我们可以通过她不同的文化视角，体会到作者无比敏锐的观察力。书中记叙沿途的风光古迹，民风民俗，文字优美、真挚，尤其对于长江三峡和川藏地区的壮丽风光的描写，读来使人心向往之。 考察长江的西方人，常常被这个拥有众多人口的伟大流域及其宏伟容量和丰富资源激发出了探索和冒险精神，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不少探险家，先后出版了诸如《中央帝国》、《中国西部行》、《通过长江三峡》、《金沙江上游》、《长江上游》等一批介绍和研究长江流域的著作。然而，面对滚滚的浑黄浊流，伊莎贝拉却认为，“写长江流域，一点不涉及它的居民这样重要的因素会是个错误”，因此，她的考察侧重在人文社会方面。在旅途中，她广泛接触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官吏、文士、商人、衙役、军士、农民、苦力、乞丐、船工、轿夫、川江上的纤夫、慈善家、中国基督教徒、藏族的土司和喇嘛，观察的范围涉及到清末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教育、交通、民俗、对外贸易、城市建设、慈善事业、医疗救助、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毒品在中国的泛滥情况等诸多方面，时人评论认为，该书向世界 “传达了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真实印象”。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生活在19世纪末叶，她的思想中有许多同情中国、关心下层人民的意识，这是难能可贵的。当然，她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难免受当时英国占统治地位的大英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文章中不免时常流露出一些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观点，这是其时代局限，我们对此不必苛求。在本书正文中，译者已有一些注释说明，在此，仍提醒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加以注意。 伊莎贝拉在1896年来中国时，已经是位65岁的老人了，并且身患“血脂性心脏衰弱”、肺部感染、痛风和“周期性脊柱痿弱”等多种疾病，竞能远涉重洋，独闯长江的惊涛骇浪，深入川藏人迹罕至的地区，写出数十万字的考察游记，这在100年前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个壮举。1904年伊莎贝拉在爱丁堡去逝，大夫们在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她的生理与心理在构造上存在着神秘的矛盾，有人这样写道：“她在国内疾病缠身，而一到国外就变成了参孙一般的大力士，疾病与力量是如何并存于一个极为平常的肌体之中呢，然而，她的情况却是这两者并行不悖地运行许多年。”伊莎贝拉的研究者认为，人们“完全由所处环境以决定成就某种事业的可能性”，艰苦的环境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个人潜能。实际上，她的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直到今天仍鼓舞着无数严肃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不懈的探索努力。 《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曾被评论家誉为“十九世纪末，一本最耀眼的，彻底证明中国价值的书”。今天翻译此书，希望能够为治中国近代史者，提供一些资料，而对于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中国国情，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冬季，时年四十五岁的毛姆来到中国，溯长江而上一千五百英里，《在中国屏风上》即是他此次行程的产物，五十八篇或长或短、原本可以写成小说的“素材”，连缀成“一组中国之行的叙事”。 这组“叙事”的读者当然是本国人，毛姆为英国同胞展现的是一幅古色古香、散发着浓郁东方情调的“中国屏风”。毛姆在这架屏风上描绘了遥远、古老而又神秘的中国景致，她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令人敬畏的长城、急流险滩的长江、天光云影的水田、纪念先祖的牌坊、筑有雉堞的城墙、各式各样的庙宇、竹林深处的农家、山上的婴儿塔、路边的小客栈……当然，相对于“风土”他更感兴趣的永远是“人情”，他以一颗久经世故又不失赤子纯真的悲悯之心感受着、传达着他所碰到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的形象；尤其重要的是，他在满怀同情地试图贴近中国风土人情的同时，毫不留情地以批判的态度反映了在中国的英国人的生活真相。因为他始终认为：“写作中，更重要的不是丰富的材料，而是丰富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