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田是福建省西部山区的一个客家古村落。本世纪初，培田独特的山光水色、文物历史与民俗风情进入了一些中外学者的视野，培田被称为“辉煌的客家庄园”，成为不同领域的学者研究客家历史文化的一个标本。对于追求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而言，这是一件幸事。在时代变迁的加速器里，人类的古老历史已被渐渐撕裂，成为一个又一个远去的、破碎的、残缺的梦。也许，培田的建筑、培田的文献、培田的民俗风情，可以帮助我们追溯久远的历史，找回失落的记忆，重温一段古老的岁月。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培田，在文献、文物与民俗的对话中，开始我们的考古之旅吧。

描写衢州的风土民情与历史文化。

此书以陕西关中地区的秦窑人民法庭为个案，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当代中国基层司法的实践及其逻辑；对199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的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由“基于政策的治理”转向“通过法律的治理”）作出了理论上的回应；透过“合法性/合法律性”（legitimacy/legality）这一分析框架，作者阐释了中国法律新传统——政法传统——的内在理论。 人民法庭是最基层的司法审判机构，它将抽象的国家与具体的乡村社会直接联系起来，其行使的审判权在权力性质上不同于行政管理权，其裁判过程受到最为严格的程序理性的规限，因而直面乡村社会的基层司法活动有助于增强国家的合法性权威，此所谓“通过合法律性获得合法性”（legitimacy through legality）。与西方社会不同，司法机关在中国的语境下并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但它又必须对外界表现出极大的中立性，透过这两重身份与角色之间的内在紧张，此书揭示了基层司法所依循的政法逻辑。 作者以司法审判活动的“观察者”及“参与者”的双重视角展开叙述。“观察者”喻示着外在的视角，而“参与者”则指称内在的视角。在“观察者”眼中，法律是一组客观存在的规则系统，它因为具有强制性而获得了有效性。在“参与者”的视野下，司法的具体过程得到了全景式的呈现，法官的行动逻辑也尽可能地展示和表达出来，其中任何不“合法律性”的行为也因此能够得到“参与者”充分的理解。 该书在叙述形式上另辟蹊径，作者不时转换叙述视点，力求全景式地展现乡村基层法律运作的真实原貌；在内容和结构安排上，它避免落入既有程式的窠臼，注意将微观行动者纳入宏观的历史过程予以观照，试图在特定的语境中理解人的活动并解释事件的意义。对于中国的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研究及其阶段性发展而言，此书是一部具有原创性的著作。

自1985年至2008年的20多年中，美国学者先后有200多人次到邹平进行连续性、蹲点式社会研究，邹平从而成为美国学者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观察并记录乡土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美国学者以“山东省邹平县区域性研究项目”为起点和平台，通过对邹平农村的持续性考察和跟踪式研究，亲历了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的深刻变化，见证了改革开放30年来乡土中国的重大变迁。 《乡土中国的变迁--美国学者在山东邹平的社会研究》一书通过对美国学者这一持续考察过程的回顾和描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及深远历史意义.本书纪实性、研究性相结合，以点带面，史论兼具，述评结合，图文并茂，具有客观性、真实性、生动性、可读性的特点。

《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吴毅关于“三农问题”的学术随笔。

《云南三村》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先生上世纪30 年代末40年代初在云南内地农村所作的调查报告，包括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其中的“禄村”、“易村”、“玉村”分别是指禄丰、易门、玉溪的一个村庄。 进行这些调查的时候，正值“强敌压境，家乡沦陷”的抗战初期，“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的序言里边问边答：“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从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里，我们清晰地读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这一目的，费孝通先生利用类型比较法，有的放矢地选择了中国农村的几种“类型”，进行调查、分析和比较，由一点到多点，由局部到全体，进而认识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在尝试了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苏太湖边上的江村调查之后，1938年至1942年，任教于云南大学并主持社会学研究室工作的费孝通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利用6年时间完成了“云南三村”的调查。以当时的条件来做这样细致的工作，其艰辛可想而知。正如费孝通先生描述：“易村的工作环境，实在比我们所有的工作地方都困苦。不但我们曾好几天除了花生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下饭的东西，而且人地生疏，没有半点借径。一切都得硬硬的打入这个陌生的社区中去。”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社会学家们不畏艰难，不辞辛劳，以坚强的意志和严谨的治学做成了不同凡响的事。这是一种何等的求知精神，何等的治学态度！也因了此，《云南三村》才折射出它永恒的价值，闪烁着它不朽的光芒。 而今，时间过去了六七十年，捧读手中的这本《云南三村》，我们为之动容。三个村庄的调查报告，超过30万字，六七十年前的农村社会生活，一目了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农作活动、土地利用、家庭消费、农村金融，甚至成年男子年产人粪、上门姑爷的经济因素等等，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学家们均以详实的数据，生动的实例，科学的剖析，具体而微地调查出来。其中的细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譬如在调查干田冬作物的劳力费用时，社会学家们列表细分，蚕豆种植过程中的拨豆、挑豆、打豆、挖沟、按豆等项工序，每道需要多少男工，多少女工，每天工价多少，工食多少；计算嫁娶费用时，回婚、吃大箩、压定、过大礼、酒席各要多少钱，男方收支多少，女方又是多少；介绍土纸的制造时，社会学家们甚至将舀纸房、炕纸房的全套工具，标明尺寸绘制下来。 态度决定一个人的成就，决定一件事的价值。看了这些，我们也才能明白费孝通和张之毅何以成为享誉中外的知名学者，才能明白《云南三村》何以具有深远持久的社会意义。为避日机轰炸，费孝通和张之毅是在呈贡的一座魁星阁上完成这部著作的。“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在这本书里，我们更读懂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从司马迁的发愤著史到明清“小学”学者的考据作风，从闻一多的“三月不下楼”到费孝通的《云南三村》，这种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始终贯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世界，成为文明传承和社会进步的不尽源泉。 时下的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文化的多元使我们这个时代更加绚烂多彩。然而不幸的是，即使是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浮躁的空气也弥漫了知识的殿堂，不少的学者和更多的学人，追求的往往只是物质的利益和虚假的声名。他们中许多人的智识，仅仅局限于查找他人的成果和网上的资料并组织成篇，这种缺乏创造性的工作，可以肯定对社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面对《云南三村》，我们又该怎样看待这种治学精神的普遍断层呢？ 我们需要《云南三村》，我们需要传统的治学精神。 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串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也表现得最为清楚。因之，要理解魁阁所进行的这些的社会学研究，最好看一看这本《云南三村》。 《云南三村》是从《江村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江村经济》是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其运作的素描，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在解剖这一只“麻雀”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论问题，看到了在当时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等等，因而提出了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侵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的见解。

位于深山之中的泰顺并不以文化闻名，闻名的是它的贫困。在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为了躲避泰顺的“大刀匪”，我们的学校不得不从刘伯温的老家南田镇迁到了青田县的水南村。但是刘杰的书稿告诉我，古代的泰顺农民和别处一样，也都是勤劳淳厚的，也都是聪明灵巧的，也都是追求生活的美。他们在几百年里创造下来的建筑是我们这个民族极宝贵的文化财富。文化定期的生要性决不亚于金矿。金矿是老天爷给的，而文化定期是世世代代人们智慧、坚韧性和创新精神的结晶，它不但使我们富有，而且使我们充满了信心，增长了对故国家园的爱。 　　乡土建筑是乡土生活的舞台，深入地了解到了乡土建筑，也便了解了一大部分乡土生活。所以，乡土建筑的研究著作，便是一种乡土生活的研究著作，它是我们民族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史。它的意义和价值会远远超出建筑学的兴趣范围。刘杰的这份书稿便是这样。 　　2000年，又是一个仲秋季节，我第三次去了西文兴村。这回背包里装着的是《泰顺》的定稿。还是坐在那棵柿子树下的那个大碾盘上，我高高兴兴读完了它。回村的牛铃越来越近，夕阳又照亮了满山的红叶黄花，我写下了这么几名话，刘杰把它们叫做“序”，那么，就叫序罢。 刘杰　1970年生，重庆人。1993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建筑系，毕业后进入广州佘畯南建筑师事务所工作，1998年获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专业讲师。 　　1995年起，开始中国传统建筑及古典园林的理论学习和研究，在此领域有二十余篇论文发表。同时任《建筑技术及设计》特约编辑，多次对国内知名建筑师进行过专访。 　　李玉祥　1962年8月出生，江苏南京市人。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礼堂艺术硕士。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有《老房子》系列图集等专著。作品多次在海内外展出刊载。

《找寻蔚县古堡》讲述了：翻过北京西面的山，那里不只是塞北的雪、塞上的风。那里有一座明代的古城，这古城和我45年前玩耍过的北京古城一样迷人。那里有近200座古堡，这古堡和我15年前走过的闽南土楼一样震撼。那里还有谜一样的文化、风俗、观念。在一些偏僻的堡子里，我看到现代化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是那样的遥远，仿佛相隔三十年。面对塞北大地，我追问：是谁在这里留下了蔚州独特的地域文化？面对蔚县古城堡，我深思：这里发生过什么，这里的人膜拜着什么？

《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是近年来在“三农”问题和“乡土中国”研究领域的一本有相当分量的文集，作者有著名的社会学家、“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有蜚声海内外的（黄河边的中国》的作者、社会学家曹锦清，有人文精神的提倡者、文化研究学者王晓明，有在学院工作和就读的师生，也有来自农村第一线、从事乡村调查或者在乡村挂职锻炼的学者，这些年龄不一、专业不同的作者却有一种共同的倾向，他们对农村社会及文化的危机都有着深深的忧虑，他们或探索历史，或实地调查，或理性思辨，为探索一条新的农村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道路而努力。

锦屏境内群山叠翠，山川秀丽、风光旖旎，古变众多、民风淳朴。由清水江苗侗风情风景名胜区和隆里古城风景名胜区组合而成的旅游区，分五 大板块，总面积420平方公里，景点160个，尢以隆里古城、飞山阁、龙大道烈士故居、八河电 站库区风光、亮江风景、清水江风光、青山界（五万亩天然草场、九十九天池）、九寨北侗风 情最为著名，以三板溪水电站库区为中心的三板溪水上民族生态旅游正在规划和建设中。县境 属中亚热带季风温润气侯区，冬可避寒、夏可避暑，年平均气温16.4℃。旅游区资源共自然、 人文两大类，是一个以绿色为特征，良好多样生态环境系统为优势的由民族风情、美丽山水、 历史文化方位一体组成的不可多得旅游之地。

摆贝是苗族的花衣苗主要聚住区。该服饰苗族主要居住点为林深叶茂的月亮山区，男女衣着华丽，色彩鲜艳。服装制作工艺有挑织、蜡染、平绣壮等技术。男女盛装均为传统“连衣裙”式样。摆贝村，居住着百来户人家，服装以绚丽多彩的刺绣和鸟的羽毛作装饰，头顶银冠，颈套银圈。村寨依山而建，房屋为全木结构，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为自家圈养的牲畜，上层则是人的居室，依据功能分为不同的隔间。村寨位于海拔高约580米的山上，坡间分布大大小小的田地，绿绿丛丛，气候怡人。在村寨的前下方，有一座晚清时的苗王坟，墓碑上记载了老苗王抵抗清兵和外敌入侵的历史。

《水乡绍兴》，沈福煦文李玉祥摄影“乡土中国”丛书之一种。绍兴曾为古越国都城，有着悠久的历史。本书有对水乡绍兴自然及人文景观的描摹，有对四五十年代绍兴生活的描述，其中饱含作者对儿时生活的回忆，亦情亦理，十分感人。本书描绘出典型的江南水乡文化类型，展示了富有人情味及乡土气息的绍兴本土文化。

《庙宇:乡土瑰宝系列》是“乡土瑰宝”系列中的一册，“乡土瑰宝”系列在众多建筑文化的读物中十分别致。她从建筑的具象入手，图文并茂地叙述着建筑艺术。这本《庙宇》为读者了解宗教和宗教建筑知识，呈上生动的形象，特殊的大十六开本，在众多书籍的形体中也是独具一格。

本书所谓“闽西”，是一个文化地理的概念，以明清时期的汀州府为核心，向东延伸互毗邻汀州府的漳州西部客家住地。明清时期汀州府辖属八县，即宁化、长汀、上杭、武平、清流、连城、永定、归化，府治为长汀。漳州西部的客家住地主要指漳州市辖属的南靖，平和，诏安三县的西部乡镇。 20世纪50年代以来，福建省的行政区划作了较大调整，旧汀州的长汀，上杭，武平，连城，永定五县与龙岩，漳平二县合并成为一个行政大区，成为龙岩专区或龙岩地区，最近又改为龙岩市，归化县改为明溪县，与宁化，清流二县一起划归三明地区管辖，三明地区也已改为三明市。但是，旧汀州八县作为一个有独特文化特性的文化单元，仍然鲜明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那些于明清时期移居台湾或东南亚的汀属台胞和侨胞，更把汀州作为永远的心灵归宿之地。本书以旧汀州为核心，介绍闽西客家的文化面貌，或可聊慰海外汀属同胞对故园的渴仰。 有的客家研究者认为，客家人是血统纯而又纯的中原世族的后裔，否定南迁汉人与闽越土著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分在血统上的混化和文化上的融合，有的认为客家先民都经宁化石壁后迁徒各地，有的认为客家文化就是土楼文化，通过对土楼文化的主观阐释来为客家文化作形而上的概括。此类论断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我认为，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某一些居高官，享大名的客家先祖思想性格的简单延续，而是由客家人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奋斗历史所决定的，是一代代客家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品格，兴趣爱好累积，发展，演变而成的。所以我在书中力图通过各种具体的事象，把客家人丰富多彩的生活面貌展现给读音，而不做某些流行观点的简单图解。书

和顺乡位于腾冲城西3公里。全乡有1300多户，6000多人。自古以来，和顺就是一个文化发达，地灵人杰的地方。走进和顺乡，只见古朴典雅的祠堂、牌坊、月台、亭阁、石栏比比皆是。水碓是和顺的名景，这里的风光如诗如画，青山如黛，绿影婆娑。碧波粼粼的元龙潭如一面明镜，倒映出古色古香的元龙阁，使人兴味无穷，流连忘返。玲珑典雅的和顺图书馆，始建于1929年，是中国乡镇创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图书馆，现有图书六万多册，其3中不少是国内珍本、孤本。

《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分三辑，每辑选十一篇文章，所选文章以“乡村文化和教育的重建”为核心展开。从现象、问题到观点、解决方法，本书较系统和立体的呈现了当前乡村教育和乡土文化的状态。面对目前乡村教育和乡土文化的现状，本书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展示了实践者的行动力和面临的阻碍以及困境。书稿以宏观、大视野的思路使读者认识到：乡土文化和乡村教育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每一个人。 本书选文的作者几乎遍布涉及到乡村教育与乡土文化的各个领域，体现了文化包容的精神，客观上也使本书可以全面而真实的展现乡村教育和乡土文化的现状和整个社会对它的认识与思考。

这是一本介绍传统文化和乡土风俗的书。这些有趣的传统与风俗是通过金门的民居来讲述的。 金门的民居，从尺寸、规模到细部装饰都不如大陆著名的古村落那样出色，但却极富特色，更重要的是保留完好。由于她特殊的地理位置，很少为研究者所注意。本书从金门民居的历史讲起，涉及到聚落部局、聚落防范措施、家族管理、生产关系诸方面，并分别讲述各主要村落的情形与特殊之处，配之以生动的照片和图画，使人能够对金门有一个完整、形象、深切的了解和感受。

《武陵土家》内容包括从鹗西情结到武陵因缘、江山揽胜、叁洞穴探奇、肆荒陬杰构、城池、市镇、关卡、祠堂、学校、寺观、会馆、墓葬、伍人世仙居、井院式干栏、吊脚楼群、陆民俗宝库、土家的衣、食、住、行、淳朴的表演艺术、柒历史冰臬、《容美纪游》中的武陵等内容。

新会的历史在岭南五邑的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中央王朝在这里设置行政建制是在东汉末年，* 初叫"平夷县"，可见当时的族群状况和经济、文化落 后的情景。大致在南北朝的刘宋时期，改名升格为" 新会郡"，从此新会之名沿用至今，已有一千九百多 年了。那时的新会，管辖的地域比今天要宽广得多。 从明朝中期开始直到清初，为了海防和经济开发、社 会治安的需要，新会县陆续一分为四，先后划分出台 山县(明弘治十二年，1499)、开平县(清顺治六年， 1649)和鹤山县(清雍正十年，1732)。 有意思的是，虽然鹤山也是从新会分出，然而从 19世纪中期以来，海外的台山、开平、新会的乡亲在 心理上长期不认同鹤山，华侨社会中流行的"四邑"并 不包括鹤山，反而是在行政上一直隶属粤西的恩平县 被拉了进来。 恩平县在古新会县的西边，处于珠江三角洲与粤 西丘陵山地的交界地带，其设县的时间与古新会同时 ，但是长期以来政区与新会两属。 这种行政区划与民众心理区划的矛盾，是地理和 文化、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鹤山民众喝的是西 江水，而流经开平、新会、台山、恩平的则是另一条 河流，四县同饮一江水，自然在文化、习俗、语言诸 方面就要相近得多。清朝雍正年间设置鹤山县，主要 是为了安置粤东的客家移民，至今当地的方言中还有 不少客家话的痕迹，而另外四个县的方言则比较一致 ，说"四邑话"。咸丰、同治年间，在今天的五邑地区 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土客械斗"，前后长达十二年，亲 痛仇快，*后分布在台山、开平、新会、恩平的客家 人被强制迁出，只有鹤山的客家人基本守住了自己的 家园。这一事件成为拉大鹤山与新会、台山等四县民 众心理距离的助推力，历史的恩怨影响到了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