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教育》的第一稿写于一八四三至一八四五年，但福楼拜并不满意，将它束之高阁。一八六四年九月，他着手写第二稿，于一八六九年五月完成。小说的副标题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主人公弗雷德里克•莫罗出身于外省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十八岁那年来到巴黎攻读法律。可是他只对文学艺术感兴趣，试写过小说和华尔兹舞曲，还跟人学习绘画，但都半途而废。他深深爱上了画商阿尔努的妻子玛丽。玛丽虽不爱丈夫，但恪守妇道。后来，她终于被莫罗的一片痴情所打动，答应与他约会。时值一八四八年二月，巴黎爆发了革命。莫罗为了这个约会，没有去参加民众的游行。但玛丽因儿子突患假膜性喉炎，未能赴约。绝望之余，莫罗投入交际花萝莎奈特的怀抱。两人同居并生下一个儿子，不久儿子不幸夭折。莫罗与出身贵族的实业家当布勒兹交往，为了进入上流社会，他成为当布勒兹夫人的情夫。实业家去世后，两人准备结婚。但在破了产的阿尔努夫妇的家具拍卖会上，当布勒兹夫人的举动深深刺伤了莫罗的心，于是他与这位贵妇人一刀两断。他万分沮丧地回到家乡，心里尚存一线希望：与一直爱恋他的乡下姑娘路易丝共结连理。可是在教堂的广场上，他恰遇路易丝与他的老同学戴洛里耶举行婚礼。莫罗羞愧难当，返回了巴黎。一八六七年的一天傍晚，阿尔努夫人突然来访，两人万分激动，互诉衷肠。她剪下一缕白发留给莫罗作纪念，与他诀别。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系列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 本书为该系列丛书之一，为李健吾之代表作。

本书为契诃夫戏剧全集中的一卷，收录《大路上》、《论烟草有害》、《天鹅之歌》、《熊》等独幕剧共九种，均短小而富意趣，部分作品有实验色彩，体现契诃夫在独幕剧上的特殊风格探索，是契诃夫戏剧创作光谱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盗火者文丛”的作者多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大家，10本书分别是冯至的《白发生黑丝》、李健吾的《咀华与杂忆》、卞之琳《陋室鸣》、梁宗岱的《诗情画意》、萧乾的《旅人行踪》、许渊冲的《山阴道上》、绿原的《寻芳草集》、高莽《心灵的交颤》、蓝英年《历史的喘息》、柳鸣九《山上山下》。已经离世的作者，文章、照片均由家属选编。 “鲁迅把从事西方文化研究、翻译、介绍工作的人称为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对这类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荣誉。”柳鸣九说。 据责任编辑之一的高立志介绍，这套书每本的前面有二十多页的照片，后面都刊有作者的一篇论文，还有学术小传、著作与译作书目。 丛书的策划者韩继海认为，这套散文集有三个特点，首先由于作者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所以他们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胸襟更加宽广，能够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谈论文学现象；其次，由于他们对中外文化的深入了解，对文学的理解更深刻而不仅停留在作品表面；第三，他们对作家和文学作品的评论一针见血，既准确又犀利。

引 言 （译者作） 司汤达的真名实姓是亨利·贝尔,一七八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生,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去世。他生在法兰西东南靠近意大利的一个重要省会格勒诺布尔。虽然有四十多年活在十九世纪,虽然参加浪漫主义运动,而且在法兰西是最早、最激烈的战斗员,但是他的基本精神,却属于十八世纪战斗的唯物论的文学传统。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派的大师们,才是他的真正师承。 他曾经告诉一位英吉利朋友: “世上只有两种真正科学: “一:认识人们行动的动机的科学。你一认识人们行动的真正动机,你就能设法促使他们完成结局对你是幸福的行动。在一八二二年,人们谈起他们行动的真正动机,几乎是永远在撒谎。对于一个年轻人最有用的科学、证明他在二十岁上最有才情的科学,就是戳破这类谎话的科学。真正的政治只是使甲先生不在像害乙先生的行动之上建立他的行动的方法而已。有一本书,题目应当是:发现人们行动的真正动机的方法。这本书就是爱尔维修的《精神论》。 “二:第二种有用的科学,就是逻辑,或者是我们走向幸福而不发生错误的方法。” 这第二本书,他告诉他的朋友,就是德·特拉西的《观念学》。 对于司汤达,追求快乐是人生终极的目的,同时,也是可以追求到的。他从他的唯物观点出发,认为宇宙不是一个谜,只要我们肯去认识,而又掌握得住认识的科学或者方法,永远尊重事实,真理或者幸福在最后是可以找得到的。他说:“彻底认识人,正确批判事物,这样,就是向幸福迈进了一大步。”有这种唯物论的基本精神做他的依据,司汤达的思想,无论是表现在生活上的,或者是著述上的,显然就具备着高度进步的倾向。这是他和他的同代作家最不相同的一点:他从写作生涯一开始,就是挑衅的、战斗的。活着比他声誉高,然而比他年轻的大作家,例如雨果,一开始是保王党、天主教徒,同时在写作的风格上是描写的、抒情的;又如巴尔扎克,虽然对司汤达曾经表示衷心的钦佩,然而是右倾的,在政治思想上反而不如雨果能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司汤达在小说家之外,还是批评家、游记家、自传家,然而即使是写游记,他也从来不是描写的;即使是写自传,他也从来不是抒情的;显然他是那样敏感,而且感情那样容易激动。他不仅是敢于在他的游记或者小说中攻击教会、教皇本人,而且还在教皇辖地,即使分析自己,他也永远是坦白从事、决不客气。 他的爱憎是分明的。高尔基很早就肯定了他的倾向性:“我读司汤达的长篇小说,是在学会了憎恨许多东西之后,他那沉静的语言、怀疑的嘲笑,大大地坚定了我的憎恨。” 司汤达活着的时候,在文学事业和在社会活动上,都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重视。他活在一个和他格格不入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政治上是复辟的王朝,在文学上是浪漫主义的反动势力和革命势力并驾齐驱的时代。列宁曾经这样肯定十八世纪末叶法兰西唯物主义者的战斗作用并指出: “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叶在法兰西发生了反对一切中世纪废物、反对农奴制机关与农奴制思想的决战的时期,唯物主义成了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的学说,仇视迷信和虚伪习气等等。因此,民主派的仇敌就极力企图‘驳倒’、摧毁、诬蔑唯物主义,而拥护那些归根到底总是辩护宗教或维持宗教的哲学唯心主义派别。” 我们可以想见,到了十九世纪波旁王朝复辟期间,“民主派的仇敌”变本加厉,何等猖狂。夏多勃里昂用富丽的词句歌颂天主和神秘,在罗马做大使;德·麦斯特,在更远的莫斯科做大使,发表极端荒谬的言论,要全世界统一在一个教皇之下、一个国王之下,而且“无论如何,不应协助将知识普及于下层人民。”司汤达拒绝看夏多勃里昂的杰作《阿达拉》,预言到一九一三年,就要没有人读他的书。至于德·麦斯特,司汤达干脆骂他是坏蛋,不然也是懦夫,从第一页起就在撒谎。然而像司汤达这样一个在巴黎卖文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苟全性命于意大利的小领事,除去忿懑、郁怒,实际上是孤独无力的。他给我们留下十四篇遗嘱,这就是说,他当时起过十四回自杀的念头。一八二八年四篇,一八三二年两篇,一八三四年一篇,一八三五年四篇,一八三六年、一八三七年和一八四○年各一篇。尽管绝望,他没有自杀。他永远和唯我主义者的“我”斗争着。他永远在和丑恶的现实、在和造成这个现实的不合理的制度战斗着。在他几次想到自杀的这些寂寞、悠长的岁月里,他写着他的杰作,他发表了他部分的写作,不多的读者在读他,最后,他得到了巴尔扎克的赞扬,说他是“观念文学最卓越的大师之一”,他写信给巴尔扎克表示感谢,说:“我梦想在一八六○年或者一八八○年左右,我也许要得到若干成功。”他对自己的期许,和他某些其他预言一样,历史证明他不但不狂妄,反而完全正确。他深信未来属于他,属于《高老头》的伟大作者,而不属于那些洋洋得意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者。一种不屈不挠、乐观而清醒的战斗精神是他的生命的原动力。 在“仇恨迷信和虚伪习气”上,司汤达比前辈伏尔泰走得远多了。他的年轻要好朋友梅里美回忆他道:“我从来不晓得,他从什么地方得来他的见解,谈起一个问题来,他不幸几乎和每一个人的看法相左。”他的一个格言就是永远不饶恕谎话。在《红与黑》正文开始之前,他放一句丹东的话:“真理、严格的真理,”说明全书的意图。对于司汤达,“道德,就是增加幸福;罪恶,就是增加祸害。此外一切,只是虚伪或者资产阶级的愚妄。应当永远抓住机会教育青年。”他自己出身于外省的一个绅士家庭,但是他“对一切有关资产阶级的事物,具有最深沉和最不掩饰的蔑视。”在《红与黑》里,尤其是在另一部遗著《吕西安·娄凡》里,他对外省和巴黎的资本家做了毫不容情的告发式的批评。 他更猛烈的鞭挞是在宗教和封建制度方面。一时他说:“我以为罗马天主教是一切罪恶的源泉;”一时又说:“贵族和神甫,是一切文明的大敌。”梅里美记述道:“他从来不能相信世上有真正信徒:一个神甫和一个保王党对他永远是伪君子,”在另一个地方,更确定道:“他是一个极不信教的人,一个病入膏肓的唯物主义者,或者,说正确些,上帝本人的仇敌……他否认上帝,可是恨起他来,就像恨一个主子一样。”我们晓得,说到最后,伏尔泰是一个泛神论者,而司汤达根本把上帝当做他的仇敌。德莱克吕日记录他这方面的议论道:“就算有一个上帝吧,可是哪一个有理性的人相信过上帝是善良的啊?什么!你希望我爱戴一个创造鼠疫和疥疮的上帝?为了叫我受罪,一步给我来一个陷阱的上帝?叫我生下来就害病,这是怎么样的上帝?”为什么德·麦斯特是坏蛋?因为“他做的正是所有叫化子神甫做的。他们拿空洞的观念代替事实,因为事实不像观念那样讨人喜欢。事实是可以测、可以量、可以证明的!”高尔基在《底层》中所痛恨于香客路卡的,正也是因为他专拿谎话安慰人或者哄骗人。 所以,就在夏多勃里昂歌颂天主的伟大的慈悲和织绘中世纪修道院的假想的静修生活的时候,司汤达把圣母的无灵和地狱一样戕害青年心灵的修道院摊给人看。在这一点上,《意大利遗事》有着它的特殊的反抗的意义。它的尖锐的斗争意义就在于它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像司汤达自己说起的,他爱过这些真实的贵族家庭历史的记述,是因为这里打上了“司法的铁掌”的铭记,而且在受害人“死后不几天写出来”,血还是热的,这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对伪造历史之流,如夏多勃里昂的最好的回答。在这些真实故事里,受难的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所膜拜的圣母和圣者,而是被它的矛盾和不合理的制度所“压坏了”的呼唤无门的男女。高尔基在这上面把他最深刻的感受告诉了我们: “我熟悉好几千本描写秘密的与流血的罪行的小说。然而我阅读司汤达的《意大利遗事》的时候,我又一次不能了解:这种事怎么做得出来呢?这个人所描写的本是残酷无情的人、复仇的凶手,可是我读他的小说,好像是读《圣者列传》,或者听《圣母的梦》——一部关于她在地狱中看到人们遭受的《苦难的旅途》的故事。” 统治阶级,无论是在巴黎、维也纳或者罗马,当然是讨厌这种翻旧账的作家的。年轻时候,屠格涅夫游览罗马,请司汤达给他做了三天向导,当时写信给朋友道:“这位聪明的法兰西人,是最好的向导:他对古代罗马和现代罗马同样熟悉,而且在我面前高谈阔论着。由于他,我晓得了罗马一个大概Ansichten,它的内部情形,它的实际政策。他说的真话同调和这些真话的漂亮话,反而使这里人不喜欢他,不过,就我看来,实际上对的是他。”法兰西政府把他派在意大利一个小港口做领事,赏他饭吃,主要是欣赏他已经“一半意大利化”了,大使馆利用他做做参考而已,其实是没有人喜欢他的。教皇的警察一直在暗里尾随他,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的帝国政府干脆就不许他逗留。他在意大利写一封信几乎换一个笔名。很可能他是世上用笔名最多的人了,已经晓得了的就有一百七八十个。然而他不要沉默。他的表弟高隆回忆他道:正相反,他有勇气坚持、维护他的见解,反对任何人。 他热爱意大利。作为一个军人,他曾经在十七岁上随着总裁时代的法兰西大军,“通过最困难的白雪皑皑的圣·倍尔拿山隘,通过谁都没有料到的地方,迅雷不及掩耳地突进意大利北部。”帝国崩溃以后,他到米兰住了七年,直到一八二○年和一八二一年,意大利发生革命,奥地利警察认为他言行可疑,不许他继续居住为止。他在这里接触到烧炭党的革命活动,他在《法尼娜·法尼尼》这篇小说里,刻画了这样一个献身于资产阶级祖国的英雄形象。他在这里看到他喜欢的歌剧,体会到他讴歌的激情·爱,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在各方面所表现的力量。作为契维塔韦基亚的领事,他在意大利度过了他寂寞的晚年。他死在巴黎,墓碑是用意大利文立的,上面写着:“米兰人,活、写、爱,膜拜契马洛萨、莫扎特和莎士比亚。”他的全部感情生活用这寥寥几个字表现无遗了。 然而他爱他的祖国——法兰西。在大革命时代,人民阵线曾经出现了一些真正英雄,到了帝国时代,安于逸乐的将军们贪生怕死,真正英雄只有到广大的士兵队伍里面寻找。紧接着就是一个更坏的时期,波旁王朝在外国人卵翼之下回到巴黎又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红与黑》的时代,主人公于连就是这样一个虚糜人力,前途黯淡的时期产生的。红——军人;黑——教士。可是来到一八三○年,军人没有出路,教士不是出路,于连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是一个有力无用处的时代。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一八三○年的法兰西是一个辱没法兰西大革命,不配称为大国的祖国。一八四○年的法兰西政府接受了《伦敦条约》,放弃支持埃及的一贯政策。领事馆一个属员后来写信告诉高隆说,司汤达就是从这时起才坚决在遗嘱上把自己叫做米兰人的:“把自己叫做法兰西人,我现在害臊。”除非到下层找去,否则,力量在法兰西是看不见的。 于是,一八三四年前后,他在意大利见到一批旧写本,讲的全是文艺复兴时期贵族家庭的变故。他感到极大兴趣,花钱陆续誊了十四本,认为这些逸事可以补充十六、十七世纪正史的不足:“正是这些风俗,产生出了许多拉菲尔和米开朗琪罗。”这些大艺术家不是教皇或者霸主谁某奖掖出来的,“不是什么学院和美术学校在今天可以再生出来的。”而是整个时代和社会发展在这一个阶段的自然应有的收获。他看出这些逸事可以写成“攻击教士的方式”。这是他为《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规定好了的政治任务。 而更结合着他深沉的喜爱的,是通过这些杀人流血的上等社会的阶级成见,暴露出了人性本身所含的力量。这里贯串着最原始、最基本、最粗野的反抗情绪:不甘于被教会和封建制度牺牲而终于被牺牲了的青年男女的力量的某种突出的表现。 也正是这种反抗的浪漫主义精神,通过司汤达对于现实的分析和想象的具体的活跃,使读者感到的不是干巴巴的教训,而是综合性的诗意。十八世纪的唯物论是机械的,但是当司汤达深入生活而又反映生活的时候,他没有割离了人物的社会关系而单纯地、生理地加以观察和分析。他的人物有思想、心灵全部活动的思想;有行动,猛烈过于传奇小说的行动:而一切归总在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的存在,这正是他的心理小说的特征。心理分析在法兰西文学有着相当悠久的传统,但是,属于这个传统的作品,往往孤立人物,陷于独白式的剖析,如果令人感到细致,却也往往令人感到单调。司汤达在法兰西游历的时候,有一个外省人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摆出严肃的模样回答:人心的观察者”,那个外省人几乎吓晕了过去,以为他在暗示他是警察局的情报员。司汤达在观察,但是,他到活的社会观察人心,而不是把人心提到案板上,像割死鱼一样在解剖。 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有政治倾向的现实主义精神,像他对自己的作品所作的预言或者估计一样,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起了巨大的良好作用。他活着的时候,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在文学上还不存在,然而谈到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的发展,没有一个人不首先上溯到司汤达。而且,在许多地方,他比若干后人健康,他没有陷到病态分析的泥坑,也没有挂起纯客观的胆怯的免战牌。托尔斯泰告诉巴黎记者:“我再说一遍,就我知道的关于战争的一切,我的第一个师傅就是司汤达。”因为他第一个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处理战争。 司汤达属于文学的光辉的战斗传统。属于这个传统的伟大的名字,在法兰西有拉伯雷、莫里哀、伏尔泰、狄德罗、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司汤达是他们中间的一位。 李健吾

著名现代作家、法国文学研究名家李健吾先生的天才之作。全书以灵动峭拔的文字极力状写法国文豪福楼拜的艺术追求及其敏感细腻的内心世界，对福氏作品的解读尤为清新奇崛，读之令人振奋。写作本书时李先生未足三十，但对人情世故的剖析，对艺术魅力的鉴赏足见功力，令人感佩不已。本书成书已有七十余年，但在中国对福氏了解之深、解读之透，迄今恐无出其右。

本书是从现代著名作家李健吾先生的作品集中选出的一些文学评论，对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作品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在比较和综合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批评风格，是文学批评论文中的佼佼者。 　　李健吾（1906—1982），笔名刘西渭，其一生于小说、散文、文学批评、戏剧、翻译及法国文学研究均有卓越的贡献，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批评家和翻译家。生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咀华集》出版于1936年，《咀华二集》出版于1942年，这两本书容纳的文字不多，看上去还是一棵稚嫩的小树，然而它已经具有了长成参天大树所必需的种种素质。李健吾认为，批评是独立的，不以作者的是非为是非，批评者有阐释的自由。维护批评的尊严并不以贬低创作的地位为代价，批评者与创作者是平等的，但更是谦逊的，取对话的态度。然而，批评者的谦逊并非意味着批评主体的丧失，恰恰相反，批评主体的确立不表现为教训、裁断甚至冰冷的判决，而是在与创作主体的交流融会中得到丰富和加强。批评也是表现，因此可以是美的。李健吾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具文学性的批评家，西方的“寻美的批评”和中国的诗文评传统，这两条线的交汇造就了一种以印象和比喻为核心的整体、综合、直接的体味和观照，这就是李健吾的批评，一种自由的批评，一种明智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批评。 本书所收文章以初版《咀华集》和《咀华二集》为准，删去了被批评者的答辩文章。 为了尊重原作，除了个别标点及明显的排印错误外，本书的一些习惯用法及其措辞均依旧原文排印，其中个别不符合当下习惯者，请读者谅解。

《伪君子吝啬鬼》：《伪君子》写于1664年，是莫里哀的喜剧杰作。剧中的教会骗子达尔杜弗，以圣洁的仪表、谦恭的举止、满口的仁义道德骗取商人奥尔贡的信任，混入其家，阴谋勾引其妻子并夺取其家财。剧作突破了古典主义的陈规旧套，结构严谨，手法夸张，风格泼辣，是世界喜剧中的经典之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680年法兰西喜剧院成立起，到1960年止，《伪君子》共演出2654场，还不算其他剧团的演出和外国的演出，在法国剧作中，《伪君子》的演出占第一位。《吝啬鬼》写于1668年，是莫里哀最深刻的“性格喜剧”之一。剧作取材于古罗马作家普劳图斯的《金罐》，但有发展。剧中主人公阿尔巴贡爱财如命，他对子女及仆人十分苛刻，甚至自己也常常饿着肚子上床。他不顾儿女各有自己的钟情对象，逼迫儿子娶一位有钱的寡妇，女儿嫁给一位年过半百的富翁。他还是一位阴险刻毒的高利贷者，一位厚颜无耻地要霸占儿子情人的情欲占有狂。剧作揭示了金钱被神化后所起的巨大作用，反映了资产者贪婪成癖、嗜财如命的本质。

爱玛是一个农家的女儿，在修道院受过贵族化的教育，她瞧不起当乡镇医生的丈夫包法利，梦想着传奇式的爱情，可是她的第一个情人是个道德败坏的乡绅，第二个情人是个自私怯懦的见习生。她的偷情没给她带来幸福，倒给投机商人造成了可趁之机，使她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最后她债积如山，无法偿还，丈夫的薄产早已被她挥霍殆尽，情人又不肯伸出救援之手，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只好服毒自杀。

本书为莫里哀代表剧作集，收有《太太学堂》、《逼婚》、《达尔杜弗或者骗子》、《吝啬鬼》、《贵人迷》、《司卡班的诡计》六部剧作。《太太学堂》讲述拥护夫权的阿尔诺耳弗从乡下买来一个四岁姑娘，关在修道院里十三年，按他的方针给自己制造理想太太。莫里哀的性格喜剧由此开始，近代的社会问题剧也由此发端。《达尔杜弗或者骗子》塑造了达尔杜弗这个典型的伪君子形象，讽刺了伪信士和溺信受害的上层资产阶级家庭。《吝啬鬼》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资产者阿尔巴贡的丑态，使其成为吝啬鬼、财迷、守财奴的代名词。其他几部剧作也创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形态。

主人公福赖代芮克·毛漏出身于外省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十八岁那年来到巴黎攻读法律。可是他只对文学艺术感兴趣，试写过小说和华尔兹舞曲，还跟人学习绘画，但都半途而废。他深深爱上了画商阿尔鲁的妻子。阿尔鲁夫人虽不爱丈夫，但恪守妇道。后来，她终于被毛漏的一片痴情所打动，答应与他约会。时值一八四八年二月，巴黎爆发了革命。毛漏为了这个约会，没有去参加民众的游行。但阿尔鲁夫人因儿子突患假膜性喉炎，未能赴约。绝望之余，毛漏投入交际花罗莎乃特的怀抱。两人同居并生下一个儿子，不久儿子不幸夭折。后来与一直爱恋他的乡下姑娘路易丝共结连理。可是在教堂的广场上，他恰遇路易丝与他的老同学戴洛里耶举行婚礼。毛漏羞愧难当，返回了巴黎。一八六七年的一天傍晚，阿尔鲁夫人突然来访，两人万分激动，互诉衷肠。她剪下一缕白发留给毛漏作纪念，与他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