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市档案馆翻译整理的大型租界档案史料《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经过三年的紧张审校工作，2001年年底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28册，中英文对照，中文译文达700多万字，为迄今为止出版的有关上海历史的规模最大的档案文献资料。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是公共租界的最高决策机构，成立于1854年7月，至1943年租界结束时，存在了将近90年。在此期间，董事会从最初每月一次到后来每周一次的例会，都有会议记录存留。从这些为海内外研究者所瞩目的珍贵史料中，可以看到历届董事会对上海公共租界内有关政治、经济、市政、文化等事务讨论和决策的全过程。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诸如辛亥革命、五卅运动、四一二政变、抗日战争等，会议录里均有大量反映，而对于租界史、近现代上海史来说，会议录本身就是极有价值的原始宝藏。对于这一大型档案文献资料的翻译出版，上海学术界的一批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项具有文化积累的意义的世纪工程，表明进入21世纪的上海能够以开放、自信、豁达的心态看待过去的历史，它所提供的大量资料信息将极大地推动和促进近代上海史、社会文化史、翻译史等多门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同时对当代上海建设新的国际性大都市将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

“国学热”正持续升温，可什么才是真正的“国学”？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理解，同时代的论述也千差万别。从晚清、民国直逼当下，有关“国学”的学术话语，一再地成为论争焦点，而互不相让的交锋，看来还将延伸下去。 但无论社会上多么热闹，学界本身都应虚一而静，从学理层面推进既有的研究。缘此，围绕“国学”的性质、内涵、范围、取向、方法等根本问题，本书务求全面地搜集了晚清、民国时期的代表文章，希望读者对之的悉心“审问”，能成为获得“明辨”的文献基础。 为明晰地展示此一话语，本书不辞繁难，也不敢懈怠，对于各篇选文的背景与要点，均尽量给予钩沉、提要、注解，并准此写成了长篇大论的导言，冀能对延续至今的“国学”讨论，给予理论性的凝聚与提升，以作为百年讨论的扎实总结，更作为未来研究的更高起点。

明清之际，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来华过程中出版了大量的中文著作。这些著作涉及到宗教神学、教育学、伦理学、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美术学、文艺学、地理学、历史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医学、数学（主要是几何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等众多学科，是各个学科史追根溯源必须涉及到的内容，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清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都具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1919年，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携夫人到访日本与中国。本书收录的正是他们在这一年写给美国家中孩子们的书信。杜威夫妇讲述了他们在这两个东方国家的所见所感，这当中既不乏一些有趣的历史细节，更有杜威对两国时局的深刻反思。尤其重要的事，杜威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下了自己所亲历的五四运动全过程，生动呈现出了这一事件给当时的中国掀起的巨大影响。

《雨打芭蕉：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回忆录（1958-1980）（套装上下册）》记录的作者的弟弟1958年至1980年和父母一起居住在恩施芭蕉的那段极不平凡的经历。《雨打芭蕉：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回忆录（1958-1980）（套装上下册）》充满了苦难和艰辛，也更充满了作者和他那整个家庭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势头。

本书资料丰富，多为首次公布的珍贵文献；考订严格，纠正了不少以前不正确的记载，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化的非常详备的著作。

《清代官员履历档全编(套装全30册)》所辑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宫中全宗。其中官员履历片10291件，履历单8021件，履历折36668件，补遗履历折903件，共计55883件，本卷内容包括雍正朝末期到乾隆五年的履历折。

“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丛书简介（陈夏红选编，杨天石审订） 共4种：舆论卷、组织卷、起义卷和建制卷；每卷500千字，共约200万字。 主要内容以台湾地区“国史馆”编纂的《革命开国文献•史料》三卷本为基础，参酌中国大陆地区印行的各种稀见辛亥革命文献，择其精华汇编而成。舆论卷侧重于革命前革命舆论得兴起、论战、主张等；组织卷侧重于革命团体的发展和参与；起义卷围绕辛亥革命各地作战过程的细节内容组织史料；建制卷侧重辛亥革命前后对政治制度建设、军队制度建设、国家政权制度建设的措施及对后来社会发展的影响 。 《革命开国文献•史料》对于辛亥革命前后的各种文献有广泛的搜集与整理。原书分为总论、建国思想、革命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历次举义、武昌起义与各省响应、中华民国的建立等七篇，篇下以历史事件为序，分章、节编纂搜集相关史料文献。对于大陆地区史学界内外来说，其中有不少史料属于第一次面世。这亦是在中国大陆地区编纂此书的基本出发点。台湾史学家张玉法的“导言”，更是对辛亥革命的全过程做了详细的阐释与叙述。 编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陈夏红先生。陈夏红以民国时期法律人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研究、访谈、口述历史、书评等各种形式，对中华民国史尤其是民国时期法律人的命运有一定的了解与把握。通过初步的阅读，陈夏红对于《革命开国文献•史料》评价颇高。 “辛亥革命实绩汇编”初步按主题分为如下四卷： 舆论卷：本卷主要围绕辛亥革命之前各个报刊上发表的舆论动员与思想论战编纂而成。 组织卷：本卷主要关注辛亥革命之前各个革命团体的萌芽、发展与壮大。 起义卷：本卷主要关注辛亥革命之前的系列小规模起义的过程以及辛亥革命本身的全过程。 建制卷：本卷主要关注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建政初期在内政、外交、军事诸方面的应对措施。

邓华熙（1826-1916），字小赤，又作小石，卒谥“和简”。清光绪时顺德龙山乡人，曾任云南按察使。后历任湖北布政使、安徽巡抚、山西巡抚、贵州巡抚等。本次将其日记整理成册，日记详细记载了其从正式入仕到临终前浮沉宦海半个多世纪亲身经历之种种。本书记载了邓华熙浮沉晚清政坛半个世纪中对于时局变迁的观察与实录，对于晚清政治史、经济史、交通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一手珍贵史料。

清末十年，国危民困，为平息革命声浪，立宪派人士掀起并领导了一场旨在通过和平改革，铲除专制制度，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立宪运动。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汇聚了当时全国的立宪精英，不少人在近代史上声名显赫，作为历史实录的报告书，见证了当年杰出士人奔走国运的慷慨悲歌，为读者了解当时的立宪精英与政治生态提供了一份鲜活的文本。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是根据实习报告中所反映的实际内容起的名称，为影印。收录南京图书馆所藏中央政治学校学生实习调查报告470余册，约17万5000多页。时间跨度为1931年至1937年，地域覆盖范围为江浙沪鲁鄂皖等地部分市县，部门涉及国民政府各部院机构及地方市县，内容涉及普通行政、财务行政、工商行政、市政、县政、统计、金融、法律、公用事业、合作事业等。全面反映了抗战爆发前中国各地经济的实际情况，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2-09/19/nw.D110000zhdsb_20120919_1-02.htm

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又作逷先、迪先，浙江海盐人，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藏书家。早年师从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为“章门五王”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博物馆筹备处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长、中国史学会主席、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总干事、考试院考选委员会考选委员等职。朱希祖治学一生，笔耕不辍，著述丰赡，在国语运动、提倡白话文、倡导新文化、建构史学教育体系、建立学术团体、历史档案整理、历史遗迹调查及史馆修史、南明史研究等方面，贡献巨大。《朱希祖日记》现存有：1906年、1908年留学日本日记, 1913年2月5日至4月15日、1929年1月1日至3月25日、1932年10月5日至1933年9月23日、1934年2月21日至1937年5月8日、1937年6月9日至12月30日、1938年1月1日至1943年8月4日等日记，内容丰富，记载详细，是我国现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史料。书后附录朱希祖之女朱倩、朱倓的日记，这些资料正好补朱希祖日记之缺。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1辑):晚清时期(套装共2册)》收入龙泉地区所藏晚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上自咸丰元年，下至民国三十八年，共计一万七千余卷，多达八十八万页，数量极为庞大，多侧面地折射出清代民国时期地方社会的世相百态，是研究清代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地方司法、日常生活、社会变迁等诸多侧面的珍贵史料。为方便学者查询利用，浙江大学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将这批档案重新整理，以案件起始时间为序编排，编写提要，附入档案原件。此为第一辑，晚清时期。

《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主要内容：宗旨确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却遇到一些具体的困难。荦荦大者有二：一是传记原著本身的不足。有的传教士很有名，但却没有人为他们写传记，如傅兰雅，如伟烈亚力，都是19世纪来华的鼎鼎大名的学者，而且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有深厚感情，但在西方至今未有一本传记问世。傅兰雅，还有人为其做了一本类似年谱长编的未出版的稿本，而关于伟烈亚力，则只有一些纪念性文章而已，颇令人感到遗憾。二是难译。难译主要不体现在文的艰深，而是复原的难度。中国的人名、地名、职官名与其他专用名词从西文回译到中文，有时要费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如丁韪良在《花甲忆记》里头提到某天总理衙门的三位值班大臣时，说他们分别姓xu（阳平）、xu（上声）、xu（去声），乍一看，会以为丁是为了说明汉字四声读音之难而编出来的，未必真有其事，而且前两个音可以复原为“徐”与“许”，第三个拼音则颇费踌躇，后来查了当时的文献，才知道确有其人其事，第三位是蒙古族，其名字头一字是“续”。这查核文献之工夫有时比翻译本文的时间还要费得多。所以译者不但要精于西文，而且要熟悉中国史文献与历史事实，才能使传教士传记达到杰出的翻译水平。

本书从大型类书〈册府元龟〉中将有关唐代历史的资料全部摘抄出来,并以唐代人物为线索进行整理编排.是已故著名学者周绍良先生青年从学时便开始辑录、历经多年整理而成.这部凝聚着作者大量心血的资料集,反映了老一辈学者严谨勤奋的治学态度,并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唐史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此次影印出版,为方便读者查检,重新分册并编制了目录.

本編合“一九二七年清黨前後蔣介石先生之言論”、“十年來的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國共之間（一九三六——一九四五年）”三書彙成一集，皆為當日原始之文獻資料，堪供徵信考證之助。

出版说明 《申報》始創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爲當時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一九三二年，《申報》爲紀念創刊六十周年而創辦了《申報年鑑》，於一九三三年出版第一期，此後每年一期，至一九三六年，共出版四期，後因上海淪陷而停刊；一九四四年，在日僞的控制下復刊，僅出版了一期，成爲宣傳“大東亞共榮”的工具；抗戰勝利後，因後繼乏術，未能續出。《申報年鑑》前後總計共出版五大巨冊，近千萬字。 一九三三年三月，《申報年鑑》第一期問世。時年九十四歲的復旦大學創始人馬相伯先生欣然在扉頁上題字，《申報》總經理史量才撰寫了卷首語——《申報六十周年發行年鑑之旨趣》。在此文中，史先生詳述了在《申報》和《申報月刊》之外創辦《申報年鑑》的原因，以及三者之間的關係。在他看來，年鑑的一個重要職責是統計：“結集各種統計，以供按索，爲年鑑之職責。因之，本館於日報、月刊之外，乃復有年鑑之編輯。以月刊輔日報，乃又益之以年鑑，俾日報、月刊爲經，年鑑爲緯。論時治史者得日報爲之備載無遺，月刊爲之徵引提舉，而年鑑之統計史表，則又足以包舉日報、月刊而增補其未能詳於旦夕經月之間者。合三事錯綜以觀之，庶足無挂漏之虞、煩瑣之患乎?”他認爲，年鑑的“統計史表”，是日報、月刊的重要補充，而《申報》由於創辦六十年而首尾銜替、通信網絡遍佈、菟集搜羅材料至勤，完全有條件編纂年鑑，“能以一完全之通史，供當世之需要”。 《申報》總主筆張蘊和在其所作的序中，也認爲年鑑是各界人士所必需的，“非有年鑑，無以資逐年之比較；亦非有年鑑，無以供平常日用之參考”。 《申報年鑑》的主編張梓生在其《編者序》中，更是明確指出，《申報年鑑》的編撰，正是爲了彌補日報的記載“缺乏系統的敍述與綜合的探究”這一缺陷。但同時，他也認識到，大型年鑑的編撰，有重重難處：“經營草創，難期完備，一也；材料來源不同，每相矛盾，統計數字，尤難正確，二也；篇幅有限，事態無窮，既恐過繁，又懼遺漏，三也；世界經濟，浩無崖岸，附帶撮述，抉擇尤難，四也；世事變化，莫可捉摸，朝甫草就，暮成過去，五也”。儘管如此，在社會各機關團體、學術機構、專家學者的幫助之下，經過《申報年鑑》編撰人員的共同努力，首部年鑑終於於一九三三年順利推出。 民國二十二年《申報年鑑》 一九三三年的《申報年鑑》，爲三十二開，首尾均刊載有黑白廣告。欄目分爲：“一年來之國難”，“土地”，“曆象”，“人口”，“政制”，“考試”，“財政經濟”，“僑務”，“交通水利”，“社會”，“教育”，“出版、學術”，“宗教”，“六大都市（南京、上海、漢口、天津、廣州和北平）”，“國內大事日記、世界”和“便覽”等。 本次年鑑的編撰，“執筆從事者，凡三十有一人”，其中不乏孫懷仁、張倬漢這樣的財政經濟、政治法律專家。本次年鑑所用材料，除采自申報館所藏圖書外，均由派員或通函向各方徵求而來，中央暨各省政府機關、學術機構、公私社團等，都提供了大量重要的材料，相關的政府官員如崔唯吾、曾養甫，分別提供了“黨務”、“建設”兩篇所需的材料，著名學者如竺可楨、翁文灝、丁文江，分別提供了氣象、土地、學術等方面的材料，此外還聘任知名專家張宗弼、黃問歧等，擔任工業、教育等編的特約撰稿人。所選材料務以最新最確者爲標準，不得已時，亦選用其較新較確者。限於篇幅，選材務求精要。對關涉經濟的各門類，特加注意，以期適應時代要求。並附編世界篇，列入世界局勢的重要材料。 民國二十三年《申報年鑑》 鑒於第一次年鑑的風行全國，編撰者實行了“徹底改編之舉”：一、“各專家及各界之合作”。邀請國內各專家、專門人員、機關團體予以合作，或任專篇之編撰，或指示改進之要點，或賜以不易獲得之材料。爲此，還開列了“材料供給人”、“特約編輯人”兩表，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農學家吳覺農，皆提供了材料或撰寫了部分篇章。 二、“通訊調查之試行”。針對第一次年鑑中所彙集的統計材料稍顯陳舊的缺點，於“人口”、“農業”、“合作”諸篇，試行進一步的通訊調查，結果人口編得十餘省民政廳及各市政府迅速寄與資料，參照各刊物中之人口表，編成“試編全國戶口數表”，其總人口數爲四萬七千三百五十三萬七千三百三十五，“與社會調查所王達先生調查結果相近”。“農業”、“合作”，也得到專家和學術團體所寄的重要調查、統計資料，數據更加可靠。 除此之外，在欄目編排上，還廢除不重要的篇目，合併性質相類者。 民國二十四年《申報年鑑》 一九三四年底，申報總經理史量才先生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次年出版的《申報年鑑》，於封面刊載了“史量才先生遺影”，以爲紀念。此年度的年鑑，進一步加強了與各方面的協作，尤以“外交”、“工業”、“水利”諸編，較往者革新較多。同時，繼續推廣通訊調查，“如圖書館之新統計，礦業編之新數字，其調查多賴浙江省立圖書館與地質調查所之合作進行”。此外，還於新近出版的圖書雜誌中，采輯切要精當的單篇專著，如新聞事業調查，就采自申時電訊社出版的《報學季刊》。 值得一提的是，此年度的“國內外大事概述”、“國防”、“國內外大事日誌”三種，因故出版延誤，特作爲補編，于同年稍後單獨出版。 民國二十五年《申報年鑑》 此年度的年鑑，內容有所增加，如金融編中增加了“保險”、“公司債”，“商業編”的“絲”、“茶”、“棉”等項下，各加入一年間世界市場之供求情形。欄目上，將“教育編”與“學術宗教出版編”合併爲“教育文化編”。編輯者爲因應社會各方面所提注重經濟的建議，於“工業編”、“礦業編”大幅增加材料，前者甚至增加一倍以上，且均經專家悉心編撰，其餘財政、公債、金融等各編，內容上亦更加充實。大事記述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止，統計亦采最近發表者，注重時效性。經通訊調查獲得的材料而編訂的各表，若與各機關發表的統計內容上差距過遠，則將各統計一併刊載，以資參考。 民國三十三年《申報年鑑》 爲日僞時期的出版物。民國三十一年冬，《申報》前總編陳彬龢出任僞申報社社長，即計劃年鑑的復刊，於次年五月開始籌備，制定編輯體例，以一九四二年七月初至一九四三年六月底期間的材料爲中心，同時爲銜接上期（民國二十五年），補入民國二十五年後的材料。編撰於本年十月完成，然而因月底汪僞與日本侵略者簽訂了“中日同盟條約”，情勢丕變，“爲適應新情勢”，同時遵照日僞當局的指示，編者將編輯方針進行了調整，重新進行編撰。關於一年間的資料，改自民國三十二年初至同年底爲止，國外部分以“大東亞共榮圈”爲重心。因事出倉促，有些部分刪改不易，因此保留了相當部分前期已編撰完成的稿件，而兩者的體例並不一致。本次年鑑的編撰，得到汪僞各機構及擔任僞職的專家學者的協助，國外材料還得到德國情報處、意大利大使館的幫助。各篇的撰稿人均于篇名下注明。 總體來看，此次年鑑的編撰，實爲日僞宣傳“大東亞共榮”的工具，另一方面，材料獲得受到戰時的局限，特別是改編倉促，因此造成其編撰質量不高。儘管如此，鑒於它保留了大量的珍貴數據，特別是其在《申報年鑑》編撰史上的延續性意義，我們將之影印出版，以供學者進行批判性的研究。 《申報年鑑》前後共出版五次，得到了廣大讀者的認可（主要是前四次），曾風行一時。它的成功，固然與申報館深厚的積累和暢通的通訊網絡有關，但編撰者認真負責的態度，卻是最爲重要的。從其所列的參考書我們可以看到，編撰者共參考了各種公報、施政報告等官方出版物，重要的學術期刊、學者著作等研究成果，還包括有關中國的中、英、日、俄文年鑑，基本涵蓋了當時大部分的重要文獻，言必有據，絕非泛泛而談。在編撰的過程中，還延請社會名流、專家學者提供材料，徵求他們的意見，或直接聘任爲特約撰稿人，這樣就使得年鑑的編撰質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達到了一定的學術高度。編撰者還高度重視資料、圖表的重要性。作爲一種綜合年鑑，爲適應廣大讀者的不同需要，必定涉及門類廣泛，但這絕不意味着空疏，從總經理史量才到主編張梓生，無不強調資料、統計的重要性、準確性和時效性。這一點得到了很好的貫徹，每一期的年鑑，統計圖表都占了相當大的篇幅，而且十分注重數據的質量。如“人口統計”這一部分，不僅有各省民政廳的統計，還有“郵局調查各省人口數表”、“海關調查各省人口數表”，利用多重資料、多個角度來估算人口，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編撰者們嚴把質量關，經常造成已經調查好的資料要重新調查，已經編訂好的文稿要重新編訂，從而使出版延期，但他們仍堅持不懈，而且在編撰過程中能夠聽取專家、讀者的意見，不斷總結，不斷改進，最終才將這一經典的年鑑逐步定型。 在民國時期的年鑑出版熱潮中，《申報年鑑》無疑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它系統地整理了民國時期的重要史料，與同時期的其他綜合年鑑相比，無論在規模大小、數據的準確性、資料的可靠性，還是在出版的延續性等方面，都具有突出的優勢，可謂是民國時期年鑑的一個傑出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申報館是獨立的新聞機構，但受到編撰者個人政治立場及時代環境的影響，它在個別地方特別是政治方面，存在不甚客觀之處；史量才先生遇刺後，報館的政治立場趨於保守；上海淪陷時期，它更是淪爲日僞宣傳的工具。這些都要求我們在閱讀的時候需加以辨識。 我社一直致力於民國文獻的整理出版，爲方便專家學者檢閱，近期推出“民國年鑑叢刊”系列，集中影印民國時期年鑑類的工具書。前期所推除《申報年鑑》外，還包括伍德海（Woodhead）所編纂的英文《中華年鑑》（The China Year Book，1912～1939），一中一西，皆頗具代表性，閱者可對照參考。 二○一○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