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毓黻先生所撰《静晤室日记》计分169卷,装订成17函、170册。是为从1920年3月6日起至1960年4月23日止,历40年的每日治学记录,亦为半个世纪史料之汇集。卷帙浩繁,共约500余万字。

《国朝先正事略》属于套装书，分别有：《国朝先正事略一》、《国朝先正事略二》。是由清人在清代完成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综合性的大型人物传记。此书告成，曾国藩评其“博雅公核，近数十年无此巨制”；“同时辈流中无此巨制，必可风行海内，传之不朽”。《国朝先正事略》分名臣、名儒、经学、文苑、遗逸、循良、孝义七门，共六十卷。其取材范围之广，远非方志和类别人物传记所可比拟。此书立正传者五百人，附传者六百零八人，其规模之大，亦远非在它前后成书的《满汉名臣传》、《大清畿辅先哲传》、《中兴将帅别传》、《从政观法录》、《国朝名臣言行录》、《鹤征录》、《鹤征后录》等十馀部书所能企及。由赵尔巽奉袁世凯之命而主编的《清史稿》，也是综合性的大型人物传记，但成书已在清廷倾覆之后，比《国朝先正事略》晚出七八十年。

《延安四年》(1942-1945)：沈霞是茅盾先生之女，1921年出生于上海。1940年5月，进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后进入延安大学学习。 1942年12月10日，沈霞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奔赴东北，已经怀孕的沈霞毅然决然去人流，不幸感染，1945年8月20日抢救无效，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去世。该书收录了留存于世的沈霞在延安时所写的日记的全部，共10多万字。这些日记记录了这位年轻女共产党员在延安追求理想的热忱以及现实中遭遇挫折时感到困惑与苦闷的心路历程，是一位20世纪40年代的革命理想追求者的内心独白，也从一个侧面真实地记录了延安整风运动的过程。从这些日记中，可以感受到沈霞在学习运动、整风运动、抢救运动以及大生产运动中涌动的内心世界，那种敏感的女孩心理以及处理恋爱、工作、学习等关系上的主次考虑，还有延安整风运动中思想上的那种激情、认真以及以后被事实所证明的疑虑。该书的出版，为人们深入地了解沈霞真实而丰富的心灵世界及革命经历，进而更全面完整地了解茅盾这一革命家庭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97年，由季啸风、沈友益主编、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有中文、英文和日文部分，是研究1924 年后国民党党治体制的重要情报资料。全套书共有755辑，15万多篇资料。内容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中日关系”、“中日战争”为主线，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各个主要阶段我国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等方面，以及中日关系、国际关系的多个方面的重要情况。本册资料包括“南京政府十年”部分的“各地反蒋派之运动”等。 『史料外編』によれば､末次研究所は末次政太郎という人物が責任者として北平に設立された｢情報機構｣であるとされています｡日本側資料によれば､末次は福岡出身､福岡日日新聞の通信員･記者であり､芳澤謙吉とも面識があり､日本の外務省から資金援助を受けていたことは確認できます*｡ 日本の敗戦後､末次情報資料は国民政府国防部が接収､南京そして後に福建廈門に運ばれた後､廈門大学に保管され､90年代になって整理､前記『史料外編』として出版されました｡当時の国防部史政局長呉石の判断によるものだとされています｡呉も台湾へ移ったものの､1950年に共産党と通じていたとして処刑されました｡ *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1門3類1項｢宣伝関係雑件/嘱託及補助金支給宣伝者其他宣伝費支出関係/本邦人ﾉ部｣第四巻､ｱｼﾞｱ歴史資料ｾﾝ

《清朝经世文正续编(套装共4册)》为清朝经世文的合集。包括贺长龄著《皇朝经世文编》等系列，主要内容为清代部分学者、官吏的经济评论文章，包括文书、专著、议论、奏议、书札等，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等类，当时影响很大，为研究清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杂史以记载掌故性见闻为主，不受体例限制，博录所闻，也许不完全可信，但其忌讳较少，往往能补正史之缺失，历来为研史者所看重。本书选取十六种明代杂史，又多刊刻或抄写于明代，可供明史研究者参考、研读。

“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丛书简介（陈夏红选编，杨天石审订） 共4种：舆论卷、组织卷、起义卷和建制卷；每卷500千字，共约200万字。 主要内容以台湾地区“国史馆”编纂的《革命开国文献•史料》三卷本为基础，参酌中国大陆地区印行的各种稀见辛亥革命文献，择其精华汇编而成。舆论卷侧重于革命前革命舆论得兴起、论战、主张等；组织卷侧重于革命团体的发展和参与；起义卷围绕辛亥革命各地作战过程的细节内容组织史料；建制卷侧重辛亥革命前后对政治制度建设、军队制度建设、国家政权制度建设的措施及对后来社会发展的影响 。 《革命开国文献•史料》对于辛亥革命前后的各种文献有广泛的搜集与整理。原书分为总论、建国思想、革命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历次举义、武昌起义与各省响应、中华民国的建立等七篇，篇下以历史事件为序，分章、节编纂搜集相关史料文献。对于大陆地区史学界内外来说，其中有不少史料属于第一次面世。这亦是在中国大陆地区编纂此书的基本出发点。台湾史学家张玉法的“导言”，更是对辛亥革命的全过程做了详细的阐释与叙述。 编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陈夏红先生。陈夏红以民国时期法律人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研究、访谈、口述历史、书评等各种形式，对中华民国史尤其是民国时期法律人的命运有一定的了解与把握。通过初步的阅读，陈夏红对于《革命开国文献•史料》评价颇高。 “辛亥革命实绩汇编”初步按主题分为如下四卷： 舆论卷：本卷主要围绕辛亥革命之前各个报刊上发表的舆论动员与思想论战编纂而成。 组织卷：本卷主要关注辛亥革命之前各个革命团体的萌芽、发展与壮大。 起义卷：本卷主要关注辛亥革命之前的系列小规模起义的过程以及辛亥革命本身的全过程。 建制卷：本卷主要关注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建政初期在内政、外交、军事诸方面的应对措施。

歷史與空間：關於新版《翁同龢日記》 文：翁思再 晚清名人日記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第一手資料。這些日記中有號稱「晚清四大日記」者，它們是：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王闓運《湘綺樓日記》以及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其中以兩代帝師、兩次出任軍機大臣的翁同龢之日記價值最高。翁同龢長期處於朝廷核心地位，而且所記日記跨度長達四十六年，涉及晚清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地理、天文氣象、書畫鑒賞、醫藥、皇家禮制等等諸多方面，生動反映當時的思想風潮和社會生活。日前，經過補正和完善的新版《翁同龢日記》由上海中西書局出版，引起學界關注。 這是《翁同龢日記》的第五次出版。回顧第一次出版是在翁同龢故世21年之後的1925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石版影印，出版界鉅子張元濟先生在題記中寫道： 「公（指翁同龢）之從孫克齋（指翁同龢的侄重孫翁之喜）以公手書日記示余，余受而讀之，四十餘年大事粲然具備，小心寅畏，下筆矜慎，然紀載所及偶有一二流露之處，觀微知著，益不能不歎公之遭際為可悲也。……鳩工歲餘，今始竟事。乙丑仲秋門下士海鹽張元濟謹跋」。 此後又出過三種不同版本的《翁同龢日記》：1970年台灣趙中孚先生主編的繁體豎排本，1973年台灣商務印書館出1925年涵芬樓版的縮印本，1985年中華書局印行了陳義傑點校、整理的簡體橫排版；該版本增附1883—1884年翁同龢《軍機處日記》，並在2006年再版發行。上述版本均有不同程度的錯漏，文字方面在所難免。而主要遺憾在一些關鍵內容，由於歷史的原因，存在人為刪隱之處。這些刪隱，主要出自於翁同龢本人。 1994年6月11日翁同龢為戊戌變法擬綱領性檔《定國是詔》的第四天，正值他父親翁心存的冥誕，卻遭慈禧太后在幕後炮製一道詔書，把他貶回常熟老家。百日維新失敗後，六君子被殺，光緒皇帝遭幽禁，康有為和梁啟超亡命國外，慈禧太后對於翁同龢則追加處分：「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在這個過程中，翁同龢為了避禍，對原來日記裡同康有為有關的部分進行了刪改。這樣做的後果是使得一些史實變得撲朔迷離，有人認為戊戌變法同翁同龢無關，甚至認為他在光緒皇帝面前壓制康、梁的變法主張。不過對於翁同龢日記中的刪改早就有人提出疑問，如金梁的《近世人物傳》第16頁「翁同龢傳」裡就寫道：「按翁氏似有重繕改易處，如李蓴客（即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作者）卒於甲午12月24日，而翁次年閏5月初9日尚記李蓴客來，被（令人）頗不解其故。繼思翁自戊戌罷歸，不無顧忌，甲乙兩年，正值樞要，凡所記載，尤慮觸諱，自取剛繕，亦屬常情，甲午之事，誤入乙末，蓋一時疏忽耳！」金梁雖言之成理，但只是按常理推斷，並無證據。證據在哪裡呢？無疑應該在翁同龢日記的原稿裡，因為在白紙黑字上的刪改之處必然留下痕跡。那麼他的手書原稿又在哪裡呢？ 翁同龢於1904年故世後，包括日記原稿在內的大批文物由其直系後代保管。1919年翁同龢的嫡重孫翁之廉故世，這批資料由翁之廉的胞弟翁之喜保管，翁之喜促成了商務印書館於1925年出了首版《翁同龢日記》。主持此事的張元濟是翁同龢的門生，出版時不但完全遵從翁同龢刪隱後的內容，還為尊者諱，追加刪隱。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翁之喜把日記原稿託付給了翁之廉的嗣子翁興慶即翁萬戈，在四十年代的兵荒馬亂中，翁萬戈在志士仁人的幫助下，把這批文物船運美國家中，從而免遭當時和後來的種種戰火和劫難。 近年，翁萬戈先生拿出了這批珍貴的史料，力主出版這部完整無誤的簡體橫排本。此議獲得上海中西書局的全力支持。九旬高齡的翁萬戈親自擔任新版《翁同龢日記》的編者，並指定他的侄子翁以鈞負責校訂。在家庭責任感的鞭策下，翁以鈞辭掉一切職務，全身心投入到日記點校工作之中。他在翁萬戈先生的指導下苦攻四年，殫精竭慮，終於不辱使命。新版日記增加了兩種軍機處日記，即《1883-1884年的中法戰爭日記》《1894-1895年的甲午海戰日記》，還增加了翁同龢早年參加學政會考及隨父翁心存護送道光皇帝梓宮入西陵時所記日記兩種，即《己酉夏南歸赴試日記》（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日至六月初六日）和《庚戌恭赴西陵日記》（道光三十年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此外，還增補了翁同龢自訂年譜（原名《松禪年譜》）及其侄曾孫翁之喜所作的《松禪年譜補》。當然，被翁同龢後來挖改（剪貼）刪隱的內容，此番新版全部予以復原，那麼所謂「李蓴客」的懸案也因此而落地了。 從新版所附原稿圖照可見清晰的痕跡：「李蓴客」三個字是在原字被挖去後貼補上去的。那麼原來是哪三個字呢？請看全文：「晚飯後李蓴客先生來長談；此君舉世目為狂生，自餘觀之，蓋策士也。」記日記的那天是光緒二十一年乙未閏五月初九日（1895年7月1日），恰恰在這一年，康有為自編年譜裡有這麼一段記載：「時翁常熟以師傅當國，憾於割台事，有變法之心，來訪不遇，乃就而謁之……乃與論變法之事，自未至酉，大洽，索吾論治之書。」很清楚：死於光緒二十年的山西道監察御史李蓴客，既不可能在身後訪翁同龢，而且年逾花甲的他也不會被世人目為「狂生」。因此原稿被挖改的三個字必「康有為」無疑。 同康有為有關的還有翁同龢在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即1897年12月11日的日記，半頁被剪去，另貼半頁新紙。此為翁氏最大的一次刪改。此日應為一大早朝見光緒帝之後，前往位於宣南的南海會館去見康有為懇談。近代史學者孔祥吉認為：「翁氏此舉對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至為關鍵。倘若沒有這一舉動，康有為則已束裝南歸，執教於萬木草堂了，根本就不會有以後的高燮曾的上書舉薦，也不會有光緒帝召見。那麼，戊戌維新的歷史肯定會重新改寫。守舊派剛毅等指責翁氏招引奸邪，並非空穴來風。因此，這一頁日記翁同龢是非改不可的」（據《清人日記研究》p23，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此類被裁剪的挖改部分，木已成舟，無法復原，編者從保存文獻的角度出發，將挖改痕跡拍成照片，作為插圖放入日記附錄《刪改真相》之中，供專家讀者研讀時參考。 對於1925年張元濟為尊者諱而刪改的部分，新版《翁同龢日記》也予以一一復原。值得提出來的是，復原內容中有戊戌十月十六日至廿三日（1898.11.29至12.6）記上海之行，這八段日記是回常熟後補記的，而此時正值戊戌政變結束，慈禧太后大力整肅帝黨，報紙上登出朝廷嚴旨，公佈翁同龢種種罪狀，詔曰革職永不敘用，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云云。然而處於人生最危難之際的翁同龢，照樣信筆重溫上海之行。在十月廿二日（1898.12.5）所記中，還詳述摹翁方綱（蘇齋）在唐歐陽詢《化度寺碑》後的題跋，可見其從容淡定，置生死於度外，百忙中還不忘學問。此外日記手稿原件中還有不少翁同龢的手繪圖，其中多為地形圖、星象圖等，此番編者也都作了保留。新版《翁同龢日記》全書規模擴成8冊，是迄今為止相關出版物裏最完整最準確的一種，將對近年史學界一些爭議問題的解決產生積極作用。 《翁同龢日記》的出版過程，凝聚了翁氏家族幾代人文化守護的心血。自上世紀中葉翁氏後人就開始做翁同龢日記中的人物索引，可惜一場文革終止了這項工作。文革之後，翁以鈞的父親翁開慶協助翁萬戈整理家藏文獻，出版了《文獻叢編》，並且繼續整理翁同龢日記中的人物索引。翁開慶故世後這項未竟工程落到了翁以鈞身上。如今，翁以鈞先生每天以敬畏之心，孜孜矻矻，2012年底之前如果沒有不可抗力發生，這個最新版本的人物索引應能付梓。 http://om22.com/wenweipo/wenview.php?news_id=OT120205000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套装共2册)》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就馆藏历史档案中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资料编辑而成的一套综合性资料汇编，5000馀万字，汇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民国政府、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档案，从而为民国史研究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第一手材料。

《爱日斋丛抄》五卷、《浩然斋雅谈》三卷、《随隐漫录》五卷，分别为宋代叶寘、周密和陈世崇所撰。内容或辨析名物，稽考典故；或评话诗词文章；或记述当时故事杂事。虽然内容三书各有侧重，但均为时人记时事，而且所记所载往往有史传所未及者，对了解宋代制度、文化不无裨益。

此书为“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之一种。 全书分为“上篇食之部补正”与“下篇货之部补正”两部分，引用丰富的文献，对《宋史·食货志》的大量史料做了溯源、校正和增补，是研究宋代财政制度的必备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而作为其书绪论的《<宋史·食货志>的史源和史料价值》一文，堪称迄今为止，对《宋史·食货志》最深入、最具权威性的研究。

本书为笔记集。南宋赵彦卫撰。彦卫字景安。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生卒年不详。宋宗室。初佐幕吴门,以学识见称于世,被人视为“外吏而内儒,学而有用者”（《拥□闲话序》）。绍熙间为乌程宰，又为徽州通判。此书有开禧二年(1206)自序，署新安郡守，其后仕历则不可考。 《云麓漫钞》初名《拥□闲话》，10卷，后并刻为5卷,改今名。其内容“记宋时杂事者十之三，考证名物者十之七”（《四库全书总目》）。书中有不少资料有助于文史研究，如记建宁府松溪县银矿及矿工生活（卷二）,浙东河流及船工生活（卷九）,记述出使全国的路线里程（卷八）及送迎金使的经费数字（卷六）等。此外考订天文、地理、名物制度，则往往赅博；搜采方言俗谚，载述诗词遗文，亦颇多参考价值。其中如吕大防《长安图》,原书已佚,此存其概。章援（章□之子）与东坡书,向来不为人注意,韩愈、欧阳修个别佚文、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亦赖以保存，对后者且有评论，反映了当代人某些看法。但其考证亦间有纰漏。

《桯史》是岳珂记载两宋时代朝野见闻的一部史料随笔。本书以“公是公非”为写作目的，通过许多目击耳闻的朝野各阶层人物的言行，愤怒地揭露了两宋政治的腐败黑暗，南宋统治集团中投降派祸国殃民的罪恶，热情歌颂了诤臣战将、布衣义士的抗金热忱和凛凛气节，辞严义正，爱憎分明。同时，本书也保留了许多文学史料。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的编排大体按照时经事纬的方法，以历史先后排序，按文稿内容分类，适当组合， 逐次编目。全书分为晚清·北洋（上、下）、东征北伐、十年内战、西安事变、抗日战争（上、下）、日伪政权、全面内战（上、中、下）、政府·政党、特工组织（上、下）、军事机构（上、下） 军事派系（上、下）、军政人物（上、下）、经济（上、下）、文化、教育、社会及目录汇编等共26册。

本书共收录从光绪元年(1875年)至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的存世文字，编年体、繁体字横行编排，36卷，收集查阅了国内(包括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已刊未刊档案，以及韩国、日本主要的已刊未刊档案。在已经收集到的资料中，使韩十年时期，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袁世凯奉调回国时期，抚鲁、督直至入军机处十年时期，以及彰德养疴三年期间的资料较为丰富。而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时期，辛亥革命后重出至民初出任大总统数年期间的史料则相对较少。

公元1816年，阿美士德勋爵受命出使清王朝，以期与满清朝廷商讨中、英贸易外交事宜，企图进一步打开中国国门，史称阿美士德使团。本书作者亨利•埃利斯作为使团书记官同时也是使团的副使，其地位仅次于阿美士德勋爵和斯当东爵士。在这本私人日志中，埃利斯记录了使团出使一路上的见闻。 由于在觐见嘉庆皇帝的礼仪问题上，双方产生了分歧，最终清政府取消了觐见，但准许使团沿大运河南下旅行至广州，沿途也得到礼待。使团1817年1月28日在澳门登船返回。并在回国途中谈往了当时正被幽禁在圣拿撒勒岛的前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

大型文献丛书《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共32册），收录了分散在日本冲绳县（原琉球王国）图书馆、那霸市博物馆、琉球大学图书馆、天理大学图书馆、京都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文库、内阁文库、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和美国夏威夷大学等地的几乎所有存世的琉球王国汉文文献资料，其中涉及与中国交往的时间段起于公园607年（隋炀帝大业三年），止于1875年左右（清光绪二年），时间跨度有1200多年，总字数逾千万作者约70多人，都是琉球国上层人士。本丛书是啥继《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之后的又一种“从周边看中国”大型文献集成图书。

史景遷的筆觸、鄭成功的傳奇 中荷戰爭350週年紀念代表作！ 《槍炮、病菌與鋼鐵》、《大崩壞》作者賈德．戴蒙高度評價： 「本書探究了世界史上一件最大的未解之謎！」 歐洲是否真的是靠槍炮、病菌與鋼鐵征服了世界？ 東方與西方的初次武力交鋒，究竟誰輸誰贏？ 荷蘭人與鄭成功在熱蘭遮的對決，是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 也正是歐洲與中國軍事實力落差最小的一段時期…… 荷蘭在十七世紀建立了全世界最活躍的殖民地帝國，不但與英國競爭勝出，還攻下了西班牙與葡萄牙的殖民地。然而，在這場於一六六一年展開的中荷戰爭裡，荷蘭人卻遇到了一位來自中國的強勁對手──鄭成功。他統率手下的將領戰勝荷蘭人，拿下了荷蘭人手中最大、也最富有的一座殖民地──台灣。他是如何辦到的？ 本書檢驗了當時歐洲與中國在軍事科技方面各自的長處與弱點，而為長久以來人們對西方強權、中國勢力與戰爭本質所抱持的假定提出了平衡的新觀點，並且為當前的時代提供了珍貴又出人意料的教訓。

从西文文献中寻找中国资料，是研究者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反观中国的重要途径。而对西文文献的系统发掘和利用，可能对中国研究带来质的变化。复旦文史研究院以“西文文献中的中国”为题，邀请中西方学者，介绍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等国所藏的西文中国文献情况，运用这一新的研究工具，深化学界对中国史和中西交流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