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为 河南大学外语系专业英语自编教材 ,1979年冬教育部邀请21所高校教师开会审稿,决定在有关院校适用。 在此次修订中,保持并发挥本书原有的特色,即"观点马列主义,内容简明扼要,语言浅显易懂,形式图文并茂",根据近年来国外的新资料和研究成果,对全书进行了认真复核,对重要篇章均作了改写或增补,并新添不少章节,补收原来遗漏的许多重要作家,全书布局也有所调整,插图相应由103幅增加到126幅.新修订版较之旧版内容更为充实丰富,形式更为生动活泼,希望能为我国高校的英语教学和社会自学英语者继续做出贡献.

元代文学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自宋代开始明显的俗文学和雅文学的分裂局面继续发展；二是雅文学即传统的诗文领域内出现新变现象。这两个基本特点又以前者最为重要，作为俗文学的元杂剧的产生、完备和盛行，不仅为我国古典戏曲的表演艺术奠定了基础，而且还在实际上争得了与传统的文学形式——诗词歌赋文相颉颃的地位，在很大的程度上代表着元代文学的成就。 和元杂剧同时流行的散曲，其格式、体制一同杂剧中的剧曲，它很快便被文士们采用，被看作是“新乐府”，又由于宫廷朝会大合乐时采用散曲，并且由翰苑人物撰词，皇帝嘉赏，散曲地 位越发提高。这一情况与词的发生、发展情况相类似。但它总的成就比不上杂剧。宋代产生的南戏，入元以后，继续流行，但就总体上看，元代南戏未能象杂剧那样，产生大量著名作家、作品并在文学领域中造成巨大的声势，因此它的成就不如杂剧。

本书为“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的其中一册，阐述了我国魏晋文学的基本面貌，材料比较丰富翔实，叙述比较准确充分，力图科学地、全面地评价作家、作品，从而阐明各种文学现象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继承和发展关系。本书可作为文学研究工作、高等院校教学工作以及其他文化工作中的参考用书。

《文学大纲》始作于1923年，自1924年1月起连载于郑振铎先生主编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至1927年成书，共连载三年，分4大卷，约80万字。本书依时间先后将中外文学史及各国名著一一叙述，在开阔了广大文学工作者的眼界的同时，也在介绍世界文学历史、加强中外文学交流和比较研究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打通了全人类的文学世界，彻底破除了陈腐荒谬的“欧洲中心论”，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 《文学大纲》共分四十六章，所述上起人类开化史之初页，下迄20世纪前期中国新文学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将东西方于世界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及其代表著作均作简要概述，不仅论及文学（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曲、文学理论），还兼及史学、古籍、文字、绘画等诸多领域，特具世界文学辞书的性质，引导读者对世界文学史概况有一个较为全面清晰的了解与认识。

本书主要探讨了1917—1957年间中国新文学中成就最高的小说一门的创作历程，尤其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发掘并论证了沈从文、张天翼、钱锺书、张爱玲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其典范性的理论框架，早已成为东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也是必读之作。 本书英文版自1961年出版以来，已经两次修订。中文繁体字版也早于1979、1985年分别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出版，2001年又在香港出版了中文繁体字版增删本。本社此次出版的中文简体字版是以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文繁体字版（“传记文学丛刊之四十九”）为底本。

继E. H. 贡布里希从1935年德文版翻译而来的《世界小历史》一书于2005年出版以来，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小历史”（Little History），涵盖包括这一本文学在内的众多宏大主题。 约翰•萨瑟兰几乎在文学的所有领域，均进行过研究、教授过相关课程并著书立说。他对书籍和阅读充满了极富感染力的热情，也书写了他自己的一生。现在他将带领青年读者们“穿过衣橱”，跨越辉煌的文学图景，踏上一趟充满乐趣的旅程。从希腊神话到图像小说，深刻认识到文学如何指引我们，并帮助我们了解人生的意义。 萨瑟兰用一种独有的、让人无法抗拒的方式介绍伟大的文学经典，并使他的指引轻松活泼而又极富启发，这包括《贝奥武甫》、莎士比亚、《堂吉诃德》、浪漫主义、狄更斯、《白鲸》、《荒原》、伍尔夫、《1984》等等。除此之外，他还增加了一些自己挑选的平常少见的作者及作品，包括通常被认为“不值得严肃关注”的文学作品，从盎格鲁-撒克逊文中粗鲁的玩笑话到《达•芬奇密码》。成功涵盖了审查、叙述技巧、自我出版、品位、创造力和疯狂等不同的主题，萨瑟兰展示出了他丰富且有深度的阅读。对于年轻读者来说，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寓教于乐的文学指导，而这对于其他有着丰富阅读体验的读者来说也是如此。

《大学用书:八代诗史(修订本)》结合各历史时期社会政治和学术文化、文学思潮发展的背景，论述了八代诗歌题材、内容、形式、风格的基本特征及其变化原因，深入分析了本段诗歌史中几次重要的诗歌革新的实质；并围绕重点作家的研究，描述了同期作家群体创作的风貌，清晰地勾勒出每一代诗歌前后因革的关系及其对唐诗的影响。

14位专家学者，小说、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戏剧四大门类共六十部作品，展现共和国文学六十年间（1949－2009）的整体风貌。全书以点带面、述论兼顾，所取六十部作品，兼顾各个历史时段、各种风格流派、不同作家类别，既注重作品的社会影响力、争议聚焦性、读者关注度，又平衡考量其艺术价值、个性独创和文学史经典意义。

《中国韵文史/蓬莱阁丛书》作者以一般研治诗词学者所不及的敏锐思辨能力和广阔的视野。注重体裁之发展与流变，精要地勾勒出了中国古典诗、词、曲发展流变的轮廓及其历史文化背景。

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学之影响，当属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最富人文学意味的题目之一。然而要在比较根本的层面上提出任何有效的论说，似需做两个方面的先期准备。其一是对基督教神学资源的把握；其二是对西方文学与基督教发生关联的最初形态——中世纪欧洲文学有所了解。中国学人关于西方的一切讨论，当然都无法离开中国自身的背景和经验，当然都会带有某种内在的比较研究之性质；但是与此同时，这又必须以尽可能充分地了解对方为前提，必须建基于持之有据的跨文化阅读。否则，除去空泛地强调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学之重要，除去针对以往的偏见、忽视或者其他假想敌进行批判，就很难再有所推进。 相对而言，外国文学研究在基督教神学和中世纪文学方面的准备都还比较薄弱，因而确实需要以详实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从中世纪欧洲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相互关联入手，对该时代的文学特征和神学信念进行双重的探讨。由此，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才能有比较实在的基础。同时，无论就中世纪欧洲文学进行译介还是研究，都应该具有一定的问题意识。而有关问题的提出及其针对性，便也自然构成了可能的研究思路。 一、中世纪欧洲文学研究的跨文化、跨学科性质 中世纪欧洲文学的独特样式、由来和发展，注定要使相关讨论成为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 它之所以是跨文化的，不仅是因为基督教本身就体现着古代希腊与希伯来两大传统的融合，而且还在于“蛮族”文化、罗马文化对中世纪欧洲之语言、民俗及文学风格的深刻影响，在于中世纪欧洲所包纳的东方与西方之差异。这种复杂的多文化交融可以溯源于远古游牧民族的迁徙、早期希腊人的东扩和罗马帝国在纪元之初的巨大成功，然而最终是在中世纪得到重组和延续，形成了一个以地中海为依托的基督教世界。这既是欧洲的基督教化过程，也是基督教的欧洲化过程。离开这一基本的跨文化考察，对于中世纪欧洲文学的理解乃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中世纪欧洲文化的解说，应当成为中世纪欧洲文学研究的基础；进而才能根据基督教与希伯来传统、古希腊传统、“蛮族”传统、罗马—拜占庭传统的关系，寻求中世纪欧洲文化品格的总体定位。 它之所以是跨学科的，则是由于基督教观念对中世纪欧洲文学具有一种根本的规定性，由于中世纪欧洲文学格外鲜明地体现着宗教的动机和宗教热情。以最具“人文”性质、而似乎远离“神学”的中世纪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为例：这些“人文学科”为世俗作家排序（the list of authors）并研究其创作的形式或风格，其实是要为最后阅读《圣经》做准备；而罗马诗人维吉尔高居世俗作家的榜首，也是因为他的创作被认为最接近于神圣的文本。参阅O. B. Hardison等编写： Medieval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l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1974.由是观之，有论者以为维吉尔在《神曲》中的向导形象表达了但丁的“人文主义理想”，恐怕多少有些望文生义。又如欧洲中世纪的戏剧，从时间线索上看，它似乎应当承袭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戏剧传统，而实际上除去泰伦斯的几部剧作之外，当时根本没有任何古代的作品传世；即使是泰伦斯的这几部作品，也基本上被欧洲中世纪早期的作家们视为有伤风化的闹剧而予以排斥。参阅Joseph Strayer， ed.， 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83， vol. IV， 第315页。因此，中世纪戏剧几乎完全是派生于基督教圣餐仪式的一个独特的戏剧品种。对于这样一种文学现象，神学的梳理和历史的考察就不能仅仅作为一般的背景，而要与文学的分析互为表里。具体到中世纪欧洲文学史的研究，这应当体现为关于基督教宇宙观、《圣经》解释学、神学象征学说等方面的讨论。也许可以说，这些观念是基督教与中世纪欧洲文学之间最主要的连接点。 二、中世纪欧洲文学从“非国族化” 到“本土化”的特征　　近代以来的文学史观念，大体上是以民族意识、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为内核，因而“国别”文学（或者“类别”文学）乃是文学史研究中的最普遍方法。但是至少在中世纪的早期和中期，欧洲并没有条缕分明的“民族文学”之界限，却是体现着更大程度的跨民族性和跨文化性；因此它很难被后世的文学史观念简单地涵盖。这不仅是由于语系的相近而在不同语言之间留有相互影响的痕迹，甚至其题材也并非各自独立的。比如亚瑟王的故事、《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等等都是由多个民族共享的素材资源，研究者无法以它们分别代表英语文学、法语文学或者德语文学；即使做“类别”研究，也只能将它们归入英格兰题材、不列颠题材、日耳曼题材、法兰西题材和罗马题材。参阅W. R. J. Barron： English Medieval Romance， London： Langman， 1987.国别文学史或类别文学史的研究方法不仅无助于清理中世纪欧洲文学的繁复头绪，反而恰好会淹没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和文化意蕴。关于这一点，“身在此山中”的西方学者显然更专注于中世纪欧洲各族群、各文类之间的差异；而中国学人从异质文化的立场反观之，也许更容易发现其中阡陌相通的大模样。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以后已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为：中世纪欧洲文学是“国际”的（international）而不是“国族”的（national）。参阅O. B. Hardison等编写：Medieval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l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第1页。 另一方面，“非国族化”的中世纪欧洲文学又始终是沿着“本土化”的方向进深。在罗马帝国崩溃、古代传统断裂、欧洲民族重组的过程中，基督教似乎只是在精神秩序方面取代了世俗的权威，却未曾有过统一文字的企图。相反，教会甚至以不同的形式鼓励传教士用各族俗语布道。基督教之所以能在欧洲立足、并且独为一尊，本身就得益于信仰传播方式的本土化。而统一的基督教信仰和不同的语言载体，或许从这时已经注定了西方世界“一体”而“多元”的基本格局。因此从“非国族化”到“本土化”的整部中世纪欧洲文学史，其实又是以语言为标志的族群意识和社会观念不断成熟、独立、最终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发展史。其意味远不止限于狭义的文学研究。 要对中世纪欧洲文学的发展作出比较清晰的划分，并使它作为一个整体凸显出意义，就必须突破“国别”文学或“类别”文学的研究方法，必须关注“非国族化”到“本土化”进程的潜在内涵。因此在关于中世纪欧洲文化与神学的讨论之基础上，似可从“质”的方面将其文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语言形成时期（5—10世纪），族群独立时期（11—13世纪），文学成熟与文化转型时期（14—15世纪）。贯穿这三个阶段的逻辑线索，实际上也标识出西方世界从古代向近代过渡的通道。我们得以窥见的，应当是中世纪欧洲从民族俗语的形成、民间文学的传播、民族国家的独立，逐渐导向语言、观念和社会多元化的完整过程。这样，对于中世纪欧洲文学的阶段划分，也成为对其总体文化形态的一种界说。 三、中世纪欧洲文学与中世纪的美学和文学观念 包括西方的学术界本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未对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视之为一片空白。O.B. Hardison等编写： Medieval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l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第3页。 这显然也同我们通常的文学观念有关。中世纪的文学、文学批评乃至整个文化，都与后世以民族为主体的文化模式明显不同。而当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成为文学研究的基本坐标之后，它自然会变得越发难以界说。 与之相关的神学美学（Theological Aesthetics）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它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正式出现。参见Hans Urs von Balthasar： The Glory of the Lord， A Theological Aesthetics， trans. by Erasmo LeivaMerikakis，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82；Gerardus Van der Leeuw： Sacred and Profane Beauty， the Holy in Art， trans. by David E. Gree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3.究其原因，或许仍然要追溯到中世纪文化的独特个性。“美学”之称谓，始于鲍姆嘉通1750年的著作。其本来的希腊文词源意味着“感性学”，而神学美学的主要关注恰好不是感性。按照鲍桑葵的说法：中世纪的欧洲人所要颠覆的，正是古代希腊的道德主义、形而上学和审美主义三大原则；因而其艺术兴趣并不在于感性的规范、感性的摹仿和感性的形式，却在于超越肉身、通向彼岸的可能性。神学美学从“美学”的诞生开始就很难被一般意义上的“美学”所容纳，这至少是原因之一。 艺术创造中的宗教冲动和神学家们的美学关注，其实最集中地体现着中世纪欧洲文学的内在精神。要对中世纪欧洲文学进行描述，就不能不讨论这种附着于神学理念的美学和文论思想。其中历时性线索的梳理，可以从亚历山大教理学派、伪狄奥尼修斯、中古人文学科、奥古斯丁所代表的教父神学家、加洛林王朝时代、经院主义及其代表托马斯·阿奎那，一直追踪到中世纪晚期的神秘主义。而共时性命题的归纳，则应当包括讽喻、象征、创造、超越、梦幻和冥契等。 从总体上说，中世纪神学美学和文学批评的实质，是要通过“象征”的桥梁在文学艺术与宗教诉求之间达成一种同构关系。即：二者的根本价值都在于寻求精神对肉身的超越、有限向无限的延伸、必然向自由的趋近；质言之，这正是从“真实”（reality）对“终极真实”（ultimate reality）的追求。由此，神学美学进一步唤起人类通过“美”而观照“绝对”的期待，“美”成为“绝对”的“惟一可见之形式”。 通过康德的“自然之合目的性”以及施莱尔马赫的“宗教敬虔”施莱尔马赫：“关于……呈现在概念中的上帝……若少了情感，概念本身没有生命。”见其《宗教与敬虔》，谢扶雅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11页。之说，中世纪欧洲文学所体现的这一美学旨趣，分别从主体的价值选择和信仰中的情感交托两个方面，对后世关于文学、艺术和美的思考产生了巨大影响。乃至中世纪的文学观念可以循着德国古典美学、浪漫派和20世纪的文化诗学，形成一条连贯的脉络。在这条脉络上，文学艺术的价值远远超出其自身，而对终极价值的体认也必然有赖于文学艺术的向度。这一点，是中世纪欧洲文学及其美学倾向所应留给我们的启示。 四、中世纪欧洲文学研究的资料依据与未来延伸 中世纪欧洲文学研究，通常会涉及英雄史诗、骑士叙事诗、民间传奇，以及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乔叟、维庸等中世纪后期的代表作家。但是除此之外，关于中世纪文化、神学、美学与文学批评的讨论，以及早期基督教文学、吟咏诗人、教会戏剧、俗语戏剧、民间诗歌、神秘主义文学等，对于中国读者可能是一块更大的阅读空白。弥补这一空白的资料检索工具，以1983年的英文版《中世纪研究文献编目》（Medieval Studie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edited by E. U. Crosby etc.， Garland Publishing Co.， 1983）较为完整和便捷。同时，本书也在附录部分介绍了一百十八种有关研究文献，其中包括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英文版《中世纪读本》、《英语文学中的圣经传统》等。以这些资料作参考，中世纪欧洲文学研究应当会得到比较充分的依据。 而另一个问题在于：即使我们可以用详实的资料取代以往的空泛之论，对中世纪欧洲文学的研究是否能够如同上文所描述的中世纪欧洲文学本身，具有文学之外的更深层意味？“中世纪”之“中”有如“后现代”之“后”，是以他时代为参照来界定自身的。当“中”的过渡性意义早已完成、甚至过渡之后的“现代”也已经被“后”所阻断时，关于中世纪欧洲文学的研究还有否延伸的可能？ 通过中世纪欧洲的那些尚显原始、粗陋的文学文本，我们可以完整地看到近代西方的语言、文学、族群、社会的发轫和形成过程，可以看到西方人是如何摸索到近代的门槛。然而中世纪欧洲文学研究之所以格外重要，还是由于它浸润于基督教意识、又凝固着基督教意识，并最终使之成为西方文化方式的主导性特征。沿此推及当代人的学术思考，我们或许应该从中导引出三种相互关联的研究空间。 第一是神学诠释学的方向，即对“真”与“知”的追寻。其中从中世纪直到当代逐渐沉淀下来的根本问题，就是在承认认识的有限性、理性的有限性、诠释的有限性和真理的有限性之前提下，如何确认意义？ 第二是神学伦理学的方向，即对“善”与“意”的界说。其最后的追问在于：在意识到人类价值的片面性、相对性和自相矛盾性的同时，如何落实善的要求？如何使“道德正当”得到正义之信念的支撑？ 第三则是上文谈及的神学美学之方向，也可以说是关于“美”与“情”的价值讨论。 从康德建立知、意、情的批判框架并区分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到哈贝马斯的“现代性”论说及其对操作领域与意义领域、“社会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判别，以上三者始终是西方人文学的基本维度。将中世纪欧洲文学研究扩及于此，并非要以中世纪的或者基督教的价值解决后现代处境中的精神危机，更不意味着任何一种宗教或传统可以重新主宰当今的世界。但是要使中世纪欧洲文学研究对于当代经验显示意义，也许必须取道于上述三种人文学的延伸。

本书介绍的引文基本上都出自“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七十种，我有幸作为主编与本学界与同道合作，在中国共同完成当代外国文学这一最大的文库，已成为了我生平中一段难忘的美好的回忆。 这种文学具有一定的艺术性，易于流传，为受众喜闻乐见，拥有广大的读者，其侦探小说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所处理的题材，是法国19世纪年间富有戏剧性的一段历史。对于熟悉那个时期的历史过程的读者来说，有必要对这段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加以简要的概述。 本书涉及的点众多而广泛，自然就形成了面。在这两集“论丛”中，由于涉及的作家有六七十位，作品有一百部左右，上至世纪之初，下至世纪之末，事实上已经显示了法国20世纪文学发展的大致历史过程和与各个方面的景貌，对重大的思潮流派与显赫的文学现象，也有若干聚焦的写照，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一部文学史应有的主体内容，因此，且把它们作为原三卷本《法国文学史》续篇，为此，将其内容归纳为十二个专题。

这部著作力图阐释一批活跃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关键性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纳入福柯所说的“知识考古学”。 一批举足轻重的概念往往是特定学科的标记。这些概念如同一个学科的稳固基石。魏晋南北朝之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的成熟期，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文学批评概念的大量诞生——《文心雕龙》之中丰富的概念系统证明了这一点。可以看到，学科内部的种种命题和推论通常围绕这些概念展开。阐释这些概念

《中国文学史(修订本4)》是《中国文学史》中的一册，《中国文学史》是一九六一年四月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确定编写的一部史文系的教材，它参考了当时参加编写的部分高等院校教学和科研的成就，于一九六三年七月出版。

从抗战爆发——1949年后——“文化大革命”这四十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特殊阶段，战争因素深深地锚入人们的意识结构之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形态和思维方式。尤其当带着满身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事业以后，文化心理上依然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与狂热的非理性的奇特结合，民族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对外来文化的本能排斥，以及因战争的胜利而陶醉于军事生活、把战时军队生活方式视作最完美的理想境界，等等，可以笼统地概括为战争文化心理。这种文理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本书系国学大师刘师培的代表作。所谓“中古”也就是自汉末至宋、齐、梁、陈这一时期，这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非常活跃的时期，亦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本书中采用甚见功力与识断的“摘录”的编纂手法，使众多相关资料各聚门类，在按语中作考镜源流、厘清流派、画龙点睛式的揭示。从而使错综复杂的文学变迁史变得一目了然。程千帆先生的《导读》对本书作了深入的评析。

本书是多卷本《英国文学史》的第二卷，所涉及的范围是1500――1660年，即英国文艺复兴时期。 本卷的编写原则一如已在先出的第五卷（二十世纪卷）序中所阐明的，包括下列几点： 1.读者对象：我国的大学生、研究生和一般文学爱好者。 2.着重叙述性，以说清事实为主。评论包含在叙述之中，要有中国观点。 3.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4.着重作品本身，因而较多地引用原文段落，加以翻译。 5.写法也要有点文学格调，文字清楚，简洁。 至于史的本身，则既要有大的发展脉络，主要是文学品种发展的脉络，又要有足够的具体细节；重要作家和问题则作“特写式”处理，专章讨论。 总起来说，就是想写出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 这当然只是一个奋斗目标。实行起来，困难很多，目标究竟达到了没有，或达到什么程度，都有待读者检验。不过有目标还是比没有好，可以使努力有个方向。 具体到本卷，我们面对的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为关键的一个发展时期，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两大巨人都在里面。作为编写人，我们时时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使写出的东西多少对得住这个伟大的文学时代，而又对我国读者有点帮助？ 由于这个时期的文学牵涉广，需要掌握的材料也多，我们时感学养之不足。然而我们也作了努力，大致是在下列方面： 1.由于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上斗争激烈的时期，我们把文学史的范围略为扩大，谈到了社会、政治、宗教、哲学、科学的兴起等问题。 2.突出文学品种的演进，诗剧的兴衰一连用八章叙述，使其有首有尾，发展的轨迹明显。 3.诗也占八章，把“黄金时代”各家及其后的两大诗派都包括了，又加弥尔顿一个整章。 4.各体散文占七章，其中十七世纪占五章，覆盖面广。 5.这也是一个翻译繁荣的时期，也有一整章专门论述。 执笔者二人的分工是：戏剧部分11――12、14――18章由何其莘担任；戏剧的第13章即莎士比亚章和全书的其余部分，即1――10与19――26章由王佐良担任。两人时时交换意见，并互相审稿，虽然各人所处理的文学品种不一，因而写法也不尽一致，但由于事先有总规划，又在叙述中注意联系，相信全书仍是一个整体。 卷中引文甚多，除有关语言本身的几则外，一般都有译文，译文部分由执笔者自译，部分来自下列各书： 朱生豪等译《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卞之琳译《莎士比亚悲剧四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杨周翰著《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王佐良主编《英国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中国文学史》(上中下)(精装)这类书已有许多同类著作出现。优秀的也为数不少。其中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余冠英先生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长期作为大学文科的教材，影响尤为广泛。这些书各有其成就和贡献，因而深受称道。但是，由于一则新的材料在不断出现，再则人的认识在单日益深化，时至今日，再写一部能反映当前研究水平的中国文学史的任务，已提上议事日程。

《欧洲文学史(第2卷):十九世纪欧洲文学》是一部既能比较全面、客观、科学地反映欧洲文明诞生以来文学嬗变的全过程，又有强烈的时代感的新的欧洲文学史。旨在帮助读者和学生既能获得有关欧洲文学传统的基本知识，又能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对社会做出贡献。全书共分三卷，内容上自古希腊、罗马，下迄20世纪80年代。

《德国文学简史》“外教社外国文学简史丛书”是国内出版的首套供一般读者（而不是研究者）参阅、了解文学的普及性读物。丛书作者都是我国国别文学领域的著名专家教授，从事国别文学研究多年，有较深的造诣。每册文字控制在20万字左右，简明扼要，浅显好读。 本丛书提供国别文学发展的一般知识，简要勾勒有关国家文学发展概貌，包括发端、沿革、嬗变的历史轨迹、重要流派、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等。各册开篇为“绪论”，简述该国文学特点及走向。然后以时间为顺序，按阶段划分，每一阶段含若干流派，每一流派含若干作家。阶段为“编”，流派为“章”，作家

《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上)》力求精选思想性和艺术性较高的名篇和名家代表作，并所映出每个历史时期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重要作家和作品的后面附有若干研究资料，以便于读者了解与文学典籍有关的基本知识，以及前人对名家名有的各种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