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化(全3册)》是迄今为止较全面系统地论述博大精深的大唐文化的学术巨著。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包括文学、乐舞．美术、道教文化、经学、佛教文化、礼仪风俗、史学、科技与术数文化、对外文化交流等十编，历史文物图版500幅，150万字。 全书以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大唐帝国为背景，翔实的海内外文献资料和考古文物为依据，以严谨的结构、深入浅出的风格、流畅的文字，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上高屋建瓴地阐述了唐代文化的界定、发展阶段的轨迹、开放性和创新意识、道儒释三教的特点、繁荣昌盛的原因以及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与深远影响。并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唐代文学与政治、士人生活、民俗、其他艺术以及与域外文学的关系；唐代宫廷和民间乐舞、机构及创造者；唐代建筑、工艺美术、雕塑、绘画、书法；唐代道教文艺、祭祀礼仪、斋醮、医学、养生和典籍；唐代经学的整理、韩愈和李翱对经学的贡献、《史通》、《易学》、《周易注疏》及《仪礼注疏》；唐代佛寺群系与寺院型制、僧团制度与僧官寺职、译业与声业、人文撰述、寺学庋藏、栖寄利养；唐代礼仪风俗；唐代史馆制度、唐初“八史”与“正史”独尊、中唐史风的转变、史学范围的扩大、两《唐书》的取材与思想、史通；唐代天文学与占星术、历法、医药、雕版印刷、地理学；唐代交通与对外文化交流、外来人与唐代社会、外来文明等。

本书系张国刚先生的博士论文。 目 录 序言 1、引言——唐代藩镇的历史真相 2、唐代藩镇形成的历史考察 3、肃、代之际的政治军事形势与与藩镇割据局面形成的关系 4、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 5、唐代藩镇的类型分析 6、唐代藩镇的动乱特点 7、唐代藩镇割据为什么长期存续 8、唐代藩镇宦官监军制度 9、唐代藩镇进奏院制度 10、唐代藩镇使府辟署制度 11、唐代藩镇财政收入与分配 12、唐代藩镇进奉试析 附编 唐节度使始置年代考定 武则天废监军制辨误 唐代藩镇动乱年表 跋语

本书系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该项目的根本目的在于以疾病、医疗为视角观察唐代历史。全书共分十二章，分别论述：唐代主要疾病考——以敦煌写本《新菩萨经》、《劝善经》为探索渠道；唐代官方医疗机构的局限性；民间医人水平评估——由“福医”、“时医”现象说起；中古医籍受众浅论；唐代药材产地与市场；医巫并行的时代——咒禁术的退缩与保留；高原疾病与战争；唐宋民间医疗活动中灸疗法的浮沉——一项技术抉择的时代背景分析；蓄蛊之地——一项文化歧视符号的迁转流移；疾病观与唐长安城的嬗变；疾病、卑湿与中古族群边界；割股奉亲缘起的社会背景考察，并附录一篇《被怀疑的华佗——中国古代外科手术的历史轨迹》。

记录隋末李渊自起兵反隋直到攻克长安、废除隋帝、正式称唐帝为止共357日史事的史书。3卷。唐温大雅撰。温大雅为李渊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他随军撰成该书。该书所记史事与《新唐书》、《 旧唐书 》、《 资治通鉴 》有出入。《起居注》说李渊起兵反隋出于本人主意，李世民只是赞助；两《唐书·本纪》归功于李世民首谋，李渊是被迫同意起兵。《起居注》历记李渊雄才大略，两《唐书·本纪》则描述为庸懦无能。该书为清代以前唯一传世的起居注。在流传的几种版本中，以清代缪荃孙的藕香零拾本为最善。1983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经过校点的 《 大唐创业起居注》。

科举之名始于宋代。唐代贡举制度宋以后也习称为科举，因为它已具备了科举制的最基本的特征，故本书亦以科举名之。本书追述了科举制度的产生过程，论述了科举在唐代选官制度中的地位变化，对唐代科举制度中常科和制科中一些主要问题、科目选和学校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述，还探讨了进士科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并对由科举制度发展而产生的座主门生关系、请托行卷盛行、门荫衰落和进士家族、社会等级再编制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本书十年前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现经作者修订出版。

本书充分运用了考古发现的最新成果，从中古时代丝绸之路起点长安及其周边邻近地区所出土的镌刻着异域遗痕的文物中，发掘被岁月湮没的外来文明，唤回消逝的唐韵胡风，不仅展现了6-9世纪以长安为国际大都市所辐射的亚欧区域的文化沧桑，而且挖掘出了“正统史书”上失踪者的另类历史。 全书共分为外来民族、外来文化、外来宗教、外来建筑、外来语言等六个历史环节篇章，并配有大量国宝级文物图片，犹如一部“复活文物，反思文明，保存遗产，昭示未来”的图典，赋予了华夏民族与异域外邦文明交流的新生命。

707:印张：17；插页：5；字数：472，000。

《千宫之宫:大明宫的真相与传奇》内容简介：在中国历史上，盛唐是最为绚烂的一段记忆。而大明宫，则是这段记忆中最华彩的篇章。大明宫是唐帝国的皇宫，它建于公元六六三年，毁灭于公元八八五年，存世二二二年。在超过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大唐数十位皇帝在大明宫发号施令，统治整个帝国。赫赫有名的唐太宗、一代女皇武则天、“开元盛世”的缔造者——唐玄宗等，都在大明宫留下了自己的印迹。不仅如此，像李白、杨贵妃这样家喻户晓的“唐人”，他们的人生也与大明宫息息相关。大明宫不仅是大唐的权力中心，更是文化中心。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大舞台”，上演过一幕幕色彩缤纷的大戏，或豪迈、或悲壮、或清雅、或伤感……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调，大明宫中的故事都非常精彩。《千宫之宫——大明宫的真相与传奇》以独特的视角，丰富的史料，精美的图片，为你讲述鲜为人知的大唐故事……

这是“唐研究基金会”丛书之一，也是目前国内有关唐代金银器 的第一部专著。本书全面收集了地下出土和国内外博物馆、私人收藏 金银器，从考古、历史、美术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书中刊布照片百余 帧，并附有400余幅线图。

本书试图综合研究唐代的衣食住行，不仅要研究衣食住行中的具体问题，比如胡饼是什么，半臂是什么，绳床、步辇又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研究引起衣食住行变化的社会环境，研究不同阶层不同集团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差别、衣食住行所具有的地域性民族性及其互相交流，以及衣食住行中体现出来的礼仪和习俗。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关于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准确地说，是关于唐代政治体制变革的研究。从所针对的问题来说，表面上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但提出问题的角度却与一般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所不同，更不同于传统的职官制度史。政治体制是一个现代政治学的概念，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进而取代传统的职官制度史，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学术取向。仅就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来说，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在陈寅恪、岑仲勉、严耕望、唐长孺、谷霁光、陈仲安等前辈学人以及内藤乾吉、砺波护等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在职官、军事、法律等制度方面，近年都有一些高水平的论著发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广泛吸收学术界相关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政治体制的整体运作机制及其变迁进行初步的探讨。 由于隋唐时期国家法令（律令）规定的官僚系统基本制度框架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处于首要地位，而且三省之间基本处于平等制衡的关系中，所以就有了“三省制”的概念。又由于三省之下的行政系统以尚书省所属六部为主体，尚书六部是国家最高行政部门，所有其它的省（如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及寺监、诸卫、东宫、王府和地方官，都是掌管具体事务的部门，甚至御史台的监察职权也是围绕六部所掌行政而行使的（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监察系统相对稳定），所以“三省六部制”就成为概括这种体制的一个普遍采用的提法。然而，“三省制”和“三省六部制”，从制度演进及其时代特征的角度，主要有利于解决唐代政治体制与此前政治体制的区别，以及魏晋南北朝以来政治体制发展的落脚点问题。但是，这两个概念并不能解决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问题。北宋的政治体制是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结果。北宋政治体制也不仅仅是“使职差遣制”能够概括的，“使职差遣制”与“三省六部制”并不在一个层次上相对应。“中书门下体制”的提出，试图回答的就是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整体轨迹问题，以及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问题。 政治体制的演进、官僚系统的运作、国家政务的运行，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关注的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三个基本层面。以“中书门下体制”作为《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标题，就是试图在这三个层面上加以展开。首先，“中书门下体制”是唐代政治体制（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在“三省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代表了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并奠定了北宋制度的基础。其次，“中书门下体制”以中书门下宰相机构（而不是三省）为中心，以使职（而不是尚书六部）为行政主体，整个官僚系统形成了新的运作机制。再次，“中书门下体制”下主要国家政务的申奏和裁决，形成了新的运行机制，体现为不同于三省制的文书形态和运作程式。 在不断积累的学术实践中，新的制度史研究范式也在酝酿之中。吴宗国先生在谈到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思考和体会时，指出“我们着重研究各个时期实际运行的制度，而不是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以便真实地掌握唐朝前期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和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脉络。”对于制度发展变化的研究视角，除了以往研究中关注的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内廷和外朝的矛盾、决策和行政的矛盾等，吴宗国先生更多地强调体制变化，“从政治体制如何适应统治形势变化的需要，分析探讨政治权力的分化与重组等问题”。《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即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试图对唐代政治体制的运作机制及其发展变化进行一个总体的描述和分析。 为了描述唐代近三百年间政治体制的变化，就需要首先建立起一个叙述框架。因为无论是记载唐代制度的《唐六典》、《通典》、《唐会要》、《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等历史文献，还是自宋朝以来人们对唐代制度的理解，都没有提供这样一个框架。尤其重要的是，“不论是宋人还是今人，在没有充分把握唐朝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变化的前提下，企图以一种模式来概括唐朝政治制度。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它给人们描述的是一个不存在于唐朝任何一个时期的制度”。所以，要建立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框架，前提就是要认识到，“各种制度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是唐朝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而这种变动不仅是一些具体制度的变动，而且牵涉到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这样重大的政治体制的变动”。在此前提下，需要进一步寻求新的叙述框架和研究范式。 为此，《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研究方法或分析角度上进行了探索，力图建立一个有利于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叙述框架。 首先，根据国家政务运行中最高层机构（如果我们不把皇帝看成是一个机构的话）及其运行机制的变化，把唐代政治体制分为前后期两种不同的形态，前期称为三省制（或三省六部制），后期称为中书门下体制（或中书门下使职差遣制），变化的关节点为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 其次，重视把握制度变化的时间性，将严格的时间定位引入制度史（严格地说是制度运行机制的变迁史）的研究。也可以说，这是对人类学所注重的历时性研究的借鉴。对政治体制发展变化轨迹的探寻，前提就是一些制度法令出台时间的确定。只有对各项制度确立和变革时间以及有关制度变革法令出台的时间进行详尽周密的考释，并通过对这些时间点的串通分析，整个政治制度变化的轨迹才能详细而立体地呈现出来。这方面，在吴宗国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一书中已经进行了摸索。《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结构上并不以时间点的划分为主线，但制度变化的时间坐标，仍是贯穿《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一条暗线。 再次，为了探索政治生活中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就不能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而必须回到日常政治活动本身。在史料上，最能反映日常政治活动及其中制度体现的记载，就是作为实物史料留存下来的当时实际行用的公文，以及保存在以文集为主的各类文献中的上下行文书。所以，通过对公文书具体形态和应用场合的分析，将文书形态与制度结构和制度运作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复原特定时期制度运作的基本程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受到西方史学中“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的启发。通过对文书的结构和运作程式的分析，最大可能地定位相关官职在官僚体系复杂网络中的位置，以及定位相关官职所承担的政务环节在上下贯通的政务运行程序中的位置，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所追求但目前还没有完全达到的目标。 最后，由于史料并没有留下足以拼合和藉以解释整个政治体制变化轨迹的详尽记载，而留存下来的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主的一部分唐代公文书实物史料和保留在碑志和文集中的一些经过转写的文书资料，因为体现出不同时期的体制特征，恰恰成为分析体制变化的依据。从体制变化大局方面说，公文形态的变化是分析政治体制变迁的有效视角。尤其是对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悄然发生着的制度变迁，从公文书形态及其运作机制的变迁入手，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总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对公文形态变迁与政治体制演进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把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体制定义为“中书门下体制”，这是在总结学界长期以来关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唐代政治制度研究不断深入的结果。在相关研究的学术积累中作出过贡献的学者，连同他们的学术观点，书中将具体引用和介绍。由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北京大学历史系1999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我的导师吴宗国教授自然是这项研究的宏观设计者和具体指导者。我深知《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是初步的，书中的错误自然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我相信，它却是探索政治制度史研究新角度努力的体现。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对唐代政治制度的具体研究，许多地方是基于对典籍文献的重新解读，故在引证时多有与通行本（包括中华书局点校本）之标点断句不同者。对此，书中未能悉数标出，故在前言中加以说明。

本書主要探索唐代的婦女世界，兼及隋朝與五代。作者透過精細的研究工作，試圖勾畫出當時婦女生活的各種風貌，並揭示其意義，頗有前人所未見的新發現。本書除了重建婦女生活的樣態，更進一步考察婦女文化，也就是她們生活的意義層面。這是一個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方式。唐代婦女基本上處於男性所建構的文化中，她們大多數或者誠心接受這些文化要素，或者承受巨大的壓力，生活於不得不然的軌道。但本書也發現，婦女和文化的關係有時是工具性的，如果個人的處境許可，婦女也會運用既存的價值或文化象徵來建立自己行為的正當性，乃至開展新的行動，創生新的意義。 總之，本書兼具宏觀與微觀的取向，對一千多年前的婦女世界提供多角度的透視，相信能帶給讀者一些臨場感。

《元和郡孙图志(上下)》主要内容：元和郡图志，李吉甫撰，是唐朝地理名著，为我国现存最早又较完整的地方总志。写成于唐宁宗元和八年（公元八二一一年》，因以当代年号为称，并非是元和时实际控制的疆域地志。它的体例，和初唐魏王李泰地志相同，是正史地理志的扩充，但较为简括，在某些方面又超越于括地志的内容形式，为后来的太平寰宇记等书开创了先例。元和郡县围志，原有图和志共四十卷，又旧录二卷，总四十二卷。它以贞观十三年《公元六三九年》大簿规划的十道为纲领，配合当时的四十七镇，每镇一图一志，分镇记载府、州与属县的等级、户、乡的数目，四至八到的方里，开元、元和的贡赋，以及沿革、山川、盐铁、垦田、军事设施、兵马配备等项。图的部分，在北宋时就亡佚了，志的部分，南宋淳熙三年《公元一一七六年》限隘仲首刻此书时亦有缺佚，大体上还保持四十二卷之数，宋以后目录亡佚，又缺第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三一十五三一十六卷，今天流传下来的只有三十四卷了。因为图已亡佚，故宋陈振孙直主齐绿懈题称为元和郡县志，现传各本仍用[图志]旧称，今仍题为元和郡县图志。

《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着重阐述了唐代规范性观念对妇女生活的界定；妇女生活与唐代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关系；唐代妇女的自我标识以及影响她们角色认同的因素；唐代妇女生活与唐代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等内容。

唐朝,一个令人神往的朝代,一座不可企及的高峰,所有中国人最自豪的光荣与梦想.从建国之初,大唐就具备了征讨四方的实力,并征服了一个个强大的对手,被四夷君长推戴为“天可汗”,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威权.与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相比,唐代的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向世界

本书为严耕望先生史学著作的代表作，颇受国内外史学界的推崇。本书考订唐代的交通地理沿革，以区域分卷，按京都关内区、河陇碛西区、秦岭仇池区、山剑滇黔区、河东河北区、河南淮南区分为6卷，以路线为篇，如长安洛阳驿道、长安太原驿道等路线，考论沿途所经州府军镇、馆驿津梁、山川形势、道里远近，并及古迹诗篇，引证史料繁富，考订详核，每篇考论结果，皆绘制地图，颇便读者了解和应用。 序言 凡例 第一卷 京都关内区 第二卷 河陇积西区 第三卷 秦岭仇池区 第四卷 山剑滇黔区 第五卷 河东河北区 第六卷 河南淮南区 第七卷 江南岭南区（存目） 第八卷 河运与海运（存目） 第九卷 交通制度（存目） 第十卷 综结（存目） 附录一 地望无考馆驿录（存目） 附录二 唐代对外交通路线中文资料辑要（存目） 附录三 引用书目 附录四 成书后记（存目） 附录五 纲文古地名引得

徐连达，1931年生。浙江省临海市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唐史学会、上海市历史学会理事。专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及隋唐史，发表有关论文多篇。著有《中国皇帝制度》（广东教育出版社），为已故陈守实教授整理《中国土地关系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与吴浩坤、赵克尧合编《中国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词典》（广东教育出版社）及《中华名著要籍精诠·社会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等。

杜希德以毕生精力治唐史，在欧美汉学界有公认的领导地位，《唐代官修史籍考》是他晚年的一部精心著述，是全世界各种文字中第一部有关唐代的官修史学、史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著作。 全书考察了约620年至850年间官方修史机构的创设变迁，以及该机构择取编辑史料以成正史的过程。共分为三大部分，十四章。第一部分重点详论唐代政府中各种修史机构的分支（如史馆、秘书内省、集贤院等）和官职（如起居郎、内起居郎等），其规模建制为唐后各朝沿袭。与此前国内外缺乏这方面的细致研究，杜希德的研究“吸收、综合了诸多前人的成果，使其对唐代修史机构的考察更加完备”。 第二部分重点分析唐代的史官运用的一整套史料系统，包括起居注、内起居注、时政记、日历、传记、典志、实录、国史等，网罗宏富，考据细密。作者既熟悉西方的史法，又通晓国学中的考据功夫，再次融会贯通，是其特色之一斑。 第三部分为《旧唐书》的个案研究，分析它复杂的史源，用图表等表现方式，对《旧唐书》的二十本纪、十一志等部分，作了细致梳理，借以看出这一部五代时期编者总其成的正史，是如何运用唐代为本朝官修正史所准备的各种史籍，秩序井然。其附录的“《旧唐书》本纪史源渊源表”即为代表。 欧洲汉学名刊评论杜希德此书特色，称赞其在处理反复的史源时，使人如读一侦探小说，趣味盎然。

本书从多个角度考察唐代思想的演进和唐宋思想剧变的起源，希望重建一个动态、立体的历史过程。作者精研唐代思想史，这是他多年研究心得的荟萃，内容涉及：中古心灵的基调，六、七世纪的思想状态，安史乱后的文人意识，中晚唐古文运动与儒家复兴，以及唐代思想变化的社会文化背景。本书涵盖佛教、道教、儒家学说、文学思想，是隋代至唐末五代思想史点与面兼顾的探索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