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神病学会出版社的《精神病学教科书》长期以来一直是业内的经典著作，是精神医学的百科全书，包括六大部分，涵盖各种临床精神疾患及其治疗；司法问题；暴力以及自杀的公共教育；文化与精神病理；基因以及环境的作用等。内容丰富，定位于临床，集思想性、权威性和学术性为一体，是目前广泛应用的参考书，代表了目前精神医学的最高编写水平。 本书是以临床实用为导向的。总论部分围绕与当下精神疾病病因机制研究相关的最新技术和测定评估的不同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阐述，特别是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引人入胜；各论中对不同精神障碍的病因机制、临床特点、治疗方法娓娓道来，深入全面，专门章节详尽阐述各种治疗方法。与目前国内大多数教科书不同的是，除了药物治疗，紧贴临床实用性细述了各种心理治疗方法，无疑对临床医生的实际工作有很强的操作指导作用。该书第五篇着重描述对不同人群(儿童青少年，妇女，老年，性取向不同者)的精神障碍特点，与通篇呼应错落有致。最后，特别阐述了与精神科临床相关的文化、法律、伦理、自杀等问题，彰显了精神医学与社会文化的密切相关性。

如果我们能将心理时钟倒回过去，也能将生理时钟倒回去吗？积极心理学奠基人埃伦·兰格给出了答案：打开心灵迎接所有的可能性，不要预先假定什么是不可能的，将引导我们进入更健康的状态——不管处于哪个年龄。 在《生命的另一种可能：关于健康、疾病和衰老，你必须知道的真相》中，兰格基于 诸多独创性的实验研究，对“生理即命运”的传统医学判定进行了质疑，提出了“可能心理学”这一大胆的新范式，彻底颠覆了人们对心身关系的狭隘认知。可能心理学发现，我们怀有的期望和信仰，接受的心理暗示、刻板印象和医学标签，影响着身体机能如何发挥作用、疗愈乃至老去。兰格告诉我们，只要变得专念和觉察，就能调整这些因素，改变那些看似根深蒂固的行为——盲目地听从专家意见、放弃对自己身心的体验和判断、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等待死亡到来——正是这些行为让我们的健康每况愈下，将活力从我们的生命中抽走。 作为心身保健的科普杰作，本书已成为新世纪治疗思想的标杆，不仅可以帮助医学界、心理学界人士开拓思维，也能够激励一般读者成为健康学习者，真正地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活出积极、乐观的人生。 ------------------------------------------------------------------------------------------------ 生活中充满了一些细微、狡猾的小陷阱，让我们感觉处处力不从心，埃伦·兰格用她那非凡的洞察力对此进行了剖析。她还让我们看到应如何拨开迷雾，让新的希望闪耀光芒。《生命的另一种可能》将彻底改变你了解和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丹尼尔·戈尔曼，畅销书《情商》作者 《生命的另一种可能》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精妙绝伦的故事：我们的身心是如何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更重要的是，《生命的另一种可能》让我们看到，如果能更好地理解这种联系，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美好。——丹·艾瑞里，畅销书《怪诞行为学》作者 兰格博士的著作就身心之间的联系提出了引人注目的独到见解。她使我们看到，当我们步入老年时如何通过改变思维来改变自己的身体，让自己达到最好的健康状态并表现出最佳的活动能力。——吉尔·泰勒，畅销书《左脑中风 右脑开悟》作者 觉察—专念，这是疗愈的首要步骤。在《生命的另一种可能》中，埃伦·兰格博士雄辩而生动地描述了对自身信仰与期望的觉察是如何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生活朝着更好的方向转变的。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文笔流畅、文字优美。——迪安·欧尼斯，美国预防医学研究所主席、畅销书《光谱》作者 埃伦利用自己大量的研究与渊博的学识，撰写了一部对身患疾病或迈向衰老的人（换句话说，也是所有人）来说不可或缺的著作。她向我们展示了，通过有意识地运用大脑，我们的身体所遭受的许多貌似不可逆的损伤都可以逆转或缓解。《生命的另一种可能》可以作为治疗绝望的绝佳指导手册。然而，它的作用不止于此。为了探索人性中尚未被触及的丰富领域，作者提出了“可能心理学”，就此而论，本书也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畅销书《当下的幸福》作者 《生命的另一种可能》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提出了“可能心理学”这一全新概念，并重新审视了当今高度社会化和标签化的医疗体制，不但颠覆了人们对健康、疾病和衰老的僵化、狭隘认识，也为人们的健康生活创造了更多可能。——岳晓东，中国知名心理学家、畅销书《登天的感觉》作者 《生命的另一种可能》为我们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只要你能够用一种不同的眼光看待疾病和健康，只要你愿意做出哪怕小小的改变，健康就可能增进，心态就可能积极起来，生活就可能变得美好。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不可能，拥抱全新的人生。——樊富珉，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生命的另一种可能》阐述的核心主题是人类心灵世界的奇妙，以及个体抱持的生活信念和态度会对其健康产生巨大的影响。虽然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但少有人通过科学研究去证实，而兰格却凭借她的创意和智慧做到了。她用自己的行为践行了“活出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激发读者去探寻和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杨蕴萍，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心理学系教授、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 这不仅是一本能让医学界、心理学界人士开拓思维的佳作，也是一本难得的心身保健科普杰作。作为一名在临床一线工作了20多年的专业人员，《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所提出的观点让我深受启发。我们医生在诊疗时固然需要跳出医学规则来看待病人的疾病，而病人也要学会打破惯性思维，不要完全把自己交给医生，要相信自己才是疗愈的主人。——刘松怀，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心理科主任

《我能让你睡》和附带的CD所讲的方法，要使你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如果你：失眠、睡不踏实、思绪烦乱、半夜醒来……那就请阅读这本书及附带的催眠CD吧！人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需要在睡眠中度过，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却饱受失眠之苦。国际畅销书作家兼心理放松大师保罗•麦肯纳博士花了20年时间研究如何解决睡眠问题，成绩斐然。他研究出一套简便易行的独特方法，人人都可利用这套方法改善睡眠质量。在《我能让你睡》这本书里，他让我们看到，一些轻松的练习和简单的思维及行为变化，就能对睡眠产生重大影响。这本书和附带的即时催眠CD里所说的一切事情，就跟我们坐下来当面催眠的效果一样。事实上，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也许就会感到昏昏欲睡了。

医学心理学（供基础临床预防口腔医学类专业用），ISBN：9787117061629，作者：姜乾金主编

《外科医生手记:死亡的脸》讲述了医学打破了生死的自然平衡，帮误导人类抗拒必然的死亡。各种意外、自杀及疾病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死亡的脸一再显示缺氧、疼能，饥饿，脑部功能丧失等表情，灵魂抽离离体的剧痛，没有人幸免。了解死亡的真实面目，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意义。避免无意善意的扰乱，过迟或过早离开人世，都不是正确的选择。医疗哲学往往把死亡看成无情的敌人，对于这些哲学信徒而言，即使是医疗短暂的胜利，也值得垂死者荒废悲苦的余生。善终，其实是一种神话。每个人都有权利在了解死亡的真相后，去选择自己所想要的死亡形象和死亡方式，但前提是——了解真相，才会有正确的选择。

《火星上的人类学家》是一本故事集，一本另类的故事集，因为它讲述了七名患者真实的故事，叙述了他们由于神经方面不同的病因，而遭受到的生活上的变故。 虽然中医与西医间很多方面不尽相同，但两者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我肯定中国也有图雷特氏综合征患者，或者说也有一些自闭者，他们有时也具有那些奇异的“学者”才智——我就知道，在湖北省就有这么一位具有“天才的”音乐天智的男孩。中国肯定也有天生就失明的人，他们在成年后通过手术，亲历了被赋予一个先前难以想像的视觉世界的体验；一定也有一些想像力极其丰富的艺术家，他们或许患有某种癫痫，然而却认为此症对其天赋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一定也有一些人丧失了许多记忆，因而，他们活在过去；另外还有一些人失去了色感，却在黑白世界中找到了一种新的美。

Combining recent medical discoveries with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cholarship, this 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 since August Hirsch's monumental Handbook of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Pathology in 1880. Accessible to laypeople and specialists alike,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 explores the patterns of disease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variety of approaches that different medical traditions have used to fight it. The volume traces the concept of disease as medicine developed from an art to a science, then addresses the history of disease in each major world region. The final and largest part offers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each significant human disease - both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 from AIDS to yellow fever. A truly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it includes contributions from over 160 medical and social scientists from across the globe. Together with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Food (2000),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 provides an extraordinary glimpse of what is known about human health a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gins.

简介： 本书是法国当代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的一部医学史研究专著，探讨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也就是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历史。作者以十八、十九世纪众多著名的临床医学家的著作和各种相关领域的文献为依据，从历史和批评的角度研究了医学实践的可能性和条件，描绘了医学科学从对传统医学理论的绝对相信转向对实证观察的信赖，从封闭式的治疗转向开放式的治疗，从而导致在临床诊断中诸如征候、症状、言语、病人、病体、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和其相互关系的重新组合，及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 导读： 作为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米歇尔·福柯首先是一位文化理论家。他的研究遍及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的各个领域，并且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疯癫、性、医学史、著作活动本质、文学及犯罪、编史实践、教养所之发展、现代社会的权力及话语的本质，这些仅仅是福柯极有见解和见识地著述过的众多课题中的一部分而已。 ——安德鲁·萨克尔（乌尔斯特大学） 前　言 这是一部关于空间、语言和死亡的著作。它论述的是目视。 十八世纪中期，波姆在治疗一个癔病患者时，让她“每天浸泡十到十二个小时，持续了十个月”。目的是驱逐神经系统的燥热。在治疗尾声，波姆看到“许多像湿羊皮纸的膜状物……伴随着轻微的不舒服而剥落下来，每天随着小便排出；右侧输尿管也同样完全剥落和排出”。在治疗的另一阶段，肠道也发生同样的情况，“肠道内膜剥落，我们看到它们从肛门排出。食道、主气管和舌头也陆续有膜剥落。病人呕出或咯出各种不同的碎片”。 时间过去还不到一百年，对于医生如何观察脑组织损伤和脑部覆膜，即经常在“慢性脑膜炎”患者脑部发现的“假膜”，有如下描述：“其外表面紧贴硬脑膜蛛网层，有时粘连不紧，能轻易地分开，有时粘连很紧，很难把它们分开。其内表面仅仅与蛛网膜接近，而绝不粘连……假膜往往是透明的，尤其当它们十分薄时；但它们通常是微白色、浅灰色或浅红色的，偶尔有浅黄色、浅棕色或浅黑色的。同一片膜的不同部位往往颜色深浅不一。这些非正常产生的膜在厚度上差异很大，有的如蜘蛛网那样纤薄。……假膜的组织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纤薄的呈淡黄色，像鸡蛋的蛋白膜，没有形成特殊的结构。另外一些在其某一面呈现出血管纵横交错的痕迹。它们可以被划分成相叠的层面，各层之间常有不同程度退色的血块凝集”。 波姆把旧有的神经系统病理学神话发展到了极致，而贝勒早在我们之前一个世纪就描述了麻痹性痴呆的脑部病变。这两种描述不仅在细节上不同，而且在总体上也根本不同。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差异是根本性的，因为贝勒的每一个词句都具有质的精确性，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具有稳定可见性的世界，而波姆的描述则缺乏任何感官知觉的基础，是用一种幻想的语言对我们说话。但是，是什么样的基本经验致使我们在我们确定性知识的层面下、在产生这些确定性知识的领域里确立了这样明显的差异呢？我们怎么能断定，十八世纪的医生没有看到他们声称看到的东西，而一定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驱散这些幻想的图像，在它们留下的空间里揭示出事物真实的面貌？ 实际发生的事情不是对医学知识进行了“心理分析”，也不是与那种想像力投入的自发决裂。“实证”医学也不是更客观地选择“客体”的医学。也不能说，那种让医生和患者、生理学家和开业医生在其中进行交流的想像空间（拉长或扭曲的神经，灼热感，硬化或烧焦的器官，由于凉水的有益作用而康复的身体）丧失了所有的权力。实际情况更像是，这些权力发生位移，被封闭在病人的异常性之中和“主观症状”的领域中。对于医生来说，这种“主观症状”不是被定义为知识的形式而是被定义为需要认识的客体世界。知识与病痛之间的那种想像联系不仅没有被打破，反而被一种比纯粹想像力的渗透更复杂的手段强化了。疾病以其张力和烧灼而是在身体里的存在，内脏的沉默世界，身体里充满无穷尽的无法窥视的梦魇的整个黑暗渊薮，既受到医生的还原性话语对其客观性的挑战，同时又在医生的实证目光下被确定为许多客体。病痛的各种形象并没有被一组中立的知识所驱逐，而是在身体与目光交汇的空间里被重新分布。实际上发生变化的是那个给语言提供后盾的沉默的构型：即在“什么在说话”和“说的是什么”之间的情景和态度关系。 从什么时候起、根据什么语义或语法变化，人们才认识到语言变成了“理性话语”？把假膜说成是非同一般的“湿羊皮纸”的描述，与同样富有隐喻地把它们说成是像蛋白膜一样覆盖在脑膜上的描述，这二者是被什么分界线截然分开的呢？难道贝勒所说的“微白色”和“浅红色”假膜就比十八世纪医生所描述的鳞片具有更大的科学话语价值、有效性和客观性？一种更精细的目光，一种更贴近事物、也更审慎的言语表达，一种对形容词更讲究、有时也更令人迷惑的选择，这些变化仅仅是医学语言风格的延续，即自盖伦（古希腊医生。——译注）医学以来一直围绕着事物及其形状的灰暗特征而扩展描述的领域的风格的延续吗？ 为了判定话语在何时发生了突变，我们必须超出其主题内容或逻辑模态，去考察“事物”与“词语”尚未分离的领域——那是语言的最基础层面，在那个层面，看的方式与说的方式还浑然一体。我们必须重新探讨可见物与不可见物最初是如何分配的，当时这种分配是和被陈述者与不被说者的区分相联系的：由此只会显现出一个形象，即医学语言与其对象的联结。但是，如果人们不提出回溯探讨，就谈不上孰轻孰重；只会使被感知到的言说结构——语言在这种结构的虚空中获得体积和大小而使之成为充实的空间——暴露在不分轩轾的阳光之下。我们应该置身于而且始终停留在对病态现象进行根本性的空间化和被言说出来的层次，正是在那里，医生对事物的有毒核心进行观察，那种饶舌的目光得以诞生并沉思默想。 现代医学把自己的诞生时间定在十八世纪末的那几年。在开始思索自身时，它把自己的实证性的起源等同于超越一切理论的有效的朴素知觉的回复。事实上，这种所谓的经验主义并不是基于对可见物的绝对价值的发现，也不是基于对各种体系及其幻想的坚决摈弃，而是基于对那种明显和隐蔽的空间的重组；当千百年来的目光停留在人的病痛上时，这种空间被打开了。但是，医学感知的苏醒，色彩和事物在第一批临床医生目光照耀下的复活，并不仅仅是神话。十九世纪初，医生们描述了千百年来一直不可见的和无法表述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摆脱了冥思，重新恢复了感知，也不是说他们开始倾听理性的声音而抛弃了想像。这只是意味着可见物与不可见物之间的关系——一切具体知识必不可少的关系——改变了结构，通过目光和语言揭示了以前处于它们的领域之内或之外的东西。词语和事物之间的新联盟形成了，使得人们能够看见和说出来。的确，有时候，话语是如此之“天真无邪”，看上去好像是属于一种更古老的理性层次，它似乎包含着向某个较早的黄金时代的明晰纯真的目光的回归。 一七六四年，梅克尔对某些失常（中风、躁狂、肺结核）引起的脑部变化进行研究；他使用理性的方法，称算同样大小的脑组织的重量加以比较，从而判定脑组织哪些部分脱水了，哪些部分膨胀了，病因何在。现代医学一直几乎不利用这项研究成果。脑组织病理学是在比夏、尤其是雷卡米埃尔和拉勒芒之时才达到这种“实证”形式。比夏等人使用“带有又宽又薄顶端的著名小槌。如果连续地轻轻打击，因为头颅是充实的，就不会造成脑震荡。最好是从头颅后方开始敲击，因为在必须打破枕骨时，枕骨会滑动，使人打不准。……如果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骨头会很柔软，难以打破，而且骨头又很薄，无法使用锯子。那就只能用大剪子来剪断”。硬果被打开了。在精心分开的外壳下面露出灰色的物质，裹着一层黏滞的含有静脉的薄膜：一团娇嫩而灰暗的肉团，它隐藏着知识之光，最终获得解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破颅者的手工技艺取代了天平的科学精密性，而我们的科学自比夏之时起就与前者合而为一；打开具体事物充实内容的那种精细但不加以量化的方式，再加上把它们特性的精致网络展现给目光，对于我们来说，反而产生了比武断的工具量化更科学的客观性。医学的理性深入到令人惊异的浓密感知中，把事物的纹理、色彩、斑点、硬度和黏着度都作为真相的第一幅形象展现出来。这种实验的广度似乎也是目光所专注的领域，只对可见内容敏感的警觉经验的领域。眼睛变成了澄明的保障和来源；它有力量揭示真实，但是它只是感受到它能够揭示的范围；眼睛一旦睁开，首先就揭示真实：这就是标志着从古典澄明的世界——从“启蒙运动时代”——到十九世纪的转折。 对于笛卡儿和马勒伯朗士来说，看就是感知（甚至在一些最具体的经验中，如笛卡儿的解剖实践，马勒伯朗士的显微镜观察）；但是，这是在不使感知脱离其有感觉的身体的情况下把感知变得透明，以便让头脑的活动通行无阻：光线先于任何目视而存在，它是理念——非指定的起源之地（在那里事物足以显示其本质）——的要素，也是事物的形式（事物借助这种形式通过实体的几何学达到这种理念）；按照他们的观点，观看行为在达到完美之后，就被吸收到光的那毫不弯曲和没有止境的形象中。但是，到十八世纪末，观看则意味着将最大限度的实体透明性交给经验；封闭在事物本身之内的坚实性、晦暗性和浓密性之所以拥有真实之力度，不是由于光，而是由于缓慢的目视，后者完全凭借自己的光扫视它们，围绕着它们，逐渐进入它们。吊诡的是，真相之深居事物最隐晦的核心，乃是与经验目视的无上权力相联，后者将事物转暗为明。所有的光亮都进入眼睛的细长烛框，眼睛此时前后左右地打量着物质对象，以此来确定它们的位置和形状。理性话语与其说是凭借光的几何学，不如说是更多地立足于客体的那种逼人注意的、不可穿透的浓密状况，因为经验的来源、领域和边界以模糊的形式存在于任何知识之前。目视被动地系于这种原初的被动性上，从而被迫献身于完整地吸收经验和主宰经验这一无止境的任务。 对于这种描述事物的语言而言，或许仅仅对于它而言，其任务就是确认一种不仅属于历史或美学范畴的关于“个人”的知识。对个人进行定义应该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这种情况不再构成某种经验的障碍。经验承认了自身的限度，反而把自己的任务扩展到无限。通过获得客体的地位，其特有的性质、其难以捉摸的色彩、其独特而转瞬即逝的形式都具有了重量和坚实性。此时，任何光都不能把它们化解在理念的真理中；但是投向它们的目视则会唤醒它们，使它们凸现在一种客观性的背景面前。目视不再具有还原作用了。毋宁说，正是目视建构了具有不可化约性的个人。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围绕着它组建一种理性语言。话语的这个客体完全可能成为一个主体，而客观性的形象丝毫没有改变。正是由于这种形式上的深度重组，而不是由于抛弃了各种理论和陈旧体系，才使临床医学经验有可能存在；它解除了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禁令：人们终于掌握了一种关于个人的、具有科学结构的话语。 正是通过这种接近个人的方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从中看到了一种“独特对话方式”的确立，以及一种老式医学人道主义——与人的同情心一样古老——的最凝练的概括。各种“无头脑的”知性现象学将其概念沙漠的沙子与这种半生不熟的观念混合在一起；带有色情意味的词汇，如“接触”、“医生*.患者对偶关系”，竭尽全力想把婚姻幻想的苍白力量传递给这种极端的“无思想”状态。临床经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使具体的个人向理性的语言敞开，这是处于人与自己、语言与物的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临床经验很快就被接受，被当做是一种目视与一个面孔、或一种扫视与一个沉默的躯体之间简单的、不经过概念的对质；这是一种先于任何话语的、免除任何语言负担的接触，通过这种接触，两个活人“陷入”一种常见的却又不对等的处境。最近，为了一个开放市场的利益，所谓的“自由主义”医学恢复了旧式诊所的权利，这种权利被说成是一种特殊契约，是两个人之间达成的默契。这种耐心的目视甚至被赋予一种权力，可以借助适度——不多不少——添加的理性而联结到适用于所有科学观察的一般形式：“为了给每一个病人提供一个最适合他的疾病和他本人情况的治疗方式，我们力求对他的情况获得一个完整客观的看法；我们把我们所了解的有关他的信息都汇集到他的卷宗里。我们用观察星象和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方法来‘观察’他”。 奇迹不会轻易出现：使病床有可能成为科学研究和科学话语的场域的那种突变——每一天都在继续发生——并不是某种古老的实践与某种甚至更古老的逻辑混合后突然爆炸的结果，也不是某种知识和某种奇特的感觉因素，如“触摸”、“一瞥”或“敏感”的混合产物。医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临床科学出现，是由于有一些条件以及历史可能性规定了医学经验的领域及其理性结构。它们构成了具体的前提。它们今天有可能被揭示出来，或许是因为有一种新的疾病经验正在形成，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历史地、批判地理解旧的经验。 如果我们想为有关临床医学诞生的论述奠定一个基础，那就有必要在这里兜一个圈子。我承认，这是一种奇怪的论述，因为它既不能基于临床医师目前的意识，甚至也不能基于他们曾经说的话。 可以说，我们属于一个批判的时代，再也没有什么第一哲学，反而每时每刻使我们想到那种哲学的昔日显赫和致命谬误。这是一个理智的时代，使我们不可弥补地远离一种原始语言。在康德看来，批判的可能与必要是通过某些科学内容而系于一个事实，即存在着像知识这样的事物。在今天这个时代——尼采这位语言学家对此做出见证——它们是系于这样的事实，即语言是存在的，而且，在一个人所说的数不胜数的言词中——无论这些言词有无意义、是说明性文字还是诗——形成了某种悬于我们头上的意义，它引导我们这些陷入盲目的人前进，但是它只是在黑暗中等待我们意识到之后才现身于日光和言说中。我们由于历史的缘故而注定要面对历史，面对关于话语的话语的耐心建构，面对聆听已经被说出的东西这一任务。 但是，对于言说，难道我们注定不知道它除了评论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功能？评论对话语的质疑是，它究竟在说什么和想说什么；它试图揭示言说的深层意义，因为这种意义才使言说能达到与自身的同一，即所谓接近其本质真理；换言之，在陈述已经被说出的东西时，人们不得不重述从来没有说过的东西。这种所谓评论的活动试图把一种古老、顽固、表面上讳莫如深的话语转变为另外一种更饶舌的既古老又现代的话语——在这种活动中隐藏着一种对待语言的古怪态度：就其定义而言，评论就是承认所指大于能指；一部分必要而又未被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残余被语言遗留在阴影中——这部分残余正是思想的本质，却被排除在其秘密之外——但是，评论又预先设定，这种未说出的因素蛰伏在言说中，而且设定，人们能够借助能指特有的那种丰溢性，在探询时可能使那没有被明确指涉的内容发出声音。通过开辟出评论的可能性，这种双重的过剩就使我们注定陷入一种无法限定的无穷无尽的任务：总是会有一些所指被遗留下来而有待说话，而提供给我们的能指又总是那么丰富，使我们不由自主地疑惑它到底“意味着”（想说）什么。能指和所指因此就具有了一种实质性的自主性，分别获得了一种具有潜在意义的宝藏；二者甚至都可以在没有对方的情况下存在，并开始自说自话：评论就安居在这种假设的空间里。但是，它同时又创造了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围绕着表达的诗意价值而形成一个交错缠绕的网络：能指在“翻译”（传达）某种东西时不可能是毫无隐匿的，不可能不给所指留下一块蕴义无穷的余地；而只有当能指背负着自身无力控制的意义时，在能指的可见而沉重的世界里，所指才能被揭示出来。评论立足于这样一个假设：言说是一种“翻译”（传达）行为；它具有与影像一样的危险特权，在显示的同时也在隐匿；它可以在开放的话语重复过程中无限地自我替代；简言之，它立足于一种带有历史起源烙印的对语言的心理学解释。这是一种阐释(Exégèse)，是通过禁忌、象征、具象，通过全部启示机制来倾听那无限神秘、永远超越自身的上帝圣言。多少年来我们评论我们文化的语言时的出发点，乃是多少世纪我们徒劳地等待言说的决定的所在之处。 从传统上看，言说其他人的思想，试着说出他们所说的东西，就意味着对所指进行分析。但是，在别处和被别人说出的事物难道必须完全按照能指和所指的游戏规则来对待，被当做它们相互内含的一系列主题吗？难道就不能进行一种话语分析，假设被说出的东西没有任何遗留，没有任何过剩，只是其历史形态的事实，从而避免评论的覆辙？话语的种种事件因而就应该不被看做是多重意指的自主核心，而应被当做一些事件和功能片断，能够逐渐汇集起来构成一个体系。决定陈述的意义的，不是它可能蕴含的、既揭示它又掩盖它的丰富意图，而是使这个陈述与其他实际或可能的陈述联结起来的那种差异。其他那些陈述或者与它是同时性的，或者在线性时间系列中是与它相对立的。由此就有可能出现一种全面系统的话语史。 直到今天，思想史几乎只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为美学方法，是一种类推法，每一种类推都是沿着时间的线路扩展（起源、直系、旁系和影响），或者是在既定历史空间的表面展开（时代精神、时代的世界观、其基本范畴、其社会文化环境结构）。第二种为心理学方法，是内容否定法（这个世纪或那个世纪并不是像它自己所说的和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性的世纪或非理性的世纪），由此发展出一种关于思想的“心理分析”，其结果完全可以颠倒过来——核心的核心总是其反面。 这里我要试着分析十九世纪伟大发现之前那一时期的一种话语——医学经验话语。当时这种话语在内容上的变化远远小于在体系形式方面的变化。临床医学既是对事物的一种新切割，又是用一种语言把它们接合起来的原则——这种语言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实证科学”语言。 对于任何想清理临床医学诸多问题的人来说，临床医学(clinique)的概念无疑负载着许多极其模糊的价值；人们可以分辨出一些毫无光彩的画面，例如疾病对病人的奇怪影响，个人体质的多样化，疾病演变的或然性，敏锐知觉的必要性（有必要时时警觉最轻微可见的变化），对医学知识无限开放的累积型经验形式，以及从古希腊时代就成为医学基本工具的那些古老而陈腐的观念。在这个古老的武器库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告诉我们在十八世纪的那个转折点究竟发生了什么。从表面现象看，对旧临床医学主题的质疑“造成了”医学知识的根本性变化。但是，从总体机制看，对于医生的经验来说，当时出现的临床医学乃是关于可感知者与可陈述者的新图像：身体空间中离散因素的重新配置（例如，组织这种平面功能片段被分离出来，与器官这种功能物质形成对比，并形成矛盾的“内表面”），病理现象的构成因素的重新组织（征候语法学取代了症状植物学），对于病态事件的线性序列的界定（与疾病分类表相反），疾病与有机体的接合（过去用一般疾病单位把各种症状组合在一个逻辑格式中，现在一般疾病单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局部状态，即在一个三维空间中确定疾病之存在及其原因与后果）。临床医学的出现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应该被视为这些重组过程的总体系统运作。这个新结构体现在一个细小但决定性的变化上（当然这种变化并不能完全代表它）：十八世纪医生总是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与病人的对话：“你怎么不舒服？”（这种对话有自己的语法和风格），但是这种问法被另一种问法所取代：“你哪儿不舒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临床医学的运作及其全部话语的原理。从此开始，在医学经验的各个层次上，能指与所指的全部关系都被重新安排：在作为能指的症状与作为所指的疾病之间，在描述与被描述者之间，在事件与它所预示的发展之间，在病变与它所指示的病痛之间，等等。临床医学经常受到赞扬，因为它注重经验，主张朴实的观察，强调让事物自己显露给观察的目光，而不要用话语来干扰它们。临床医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而且改造了一种关于疾病的话语的存在可能性。对临床医学话语的限制（拒绝理论，抛弃体系，不要哲理；否定所有这些被医生引以为荣的东西）所体现的无语言状况正是使它能够说话的基础：这种共同的结构切割出并接合了所见与所说。 因此，我所进行的这项研究也就刻意地兼有历史研究和批判的性质，因为除了各种不能免俗的意图外，它关心的是如何确定医学经验在现代之所以存在的可能性条件。 我要预先说明的是，本书无意于褒贬某种医学，更无意于指责所有的医学和主张废除医学。本研究与我的其他研究一样，旨在从厚实的话语中清理出医学史的状况。 在人们所说及的事物中，重要的不是人们想的是什么，也不是这些事物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思想，重要的是究竟是什么从一开始就把它们系统化，从而使它们成为新的话语无穷尽地探讨的对象并且任由改造。 结　论 本书与其他一些书一样，是在几乎杂乱无章的思想史领域里应用某种方法的尝试。 本书的历史依托是有限的，因为从总体上看，它探讨的是不到半个世纪的医学观察及其方法的发展。但是它涉及到一段重要时期，标志着一个不可泯灭的历史门槛：在这个时期，疾病、反自然、死亡，总之，疾病的整个隐晦底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又像黑夜一样照亮和消除自身，而这一切发生在深邃、可见、实在、封闭但又可接近的人体空间里。根本不可见的东西突然呈现给目视之光，其呈现运动如此简单、如此直接，以至于看上去好像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经验自然而然产生的后果。仿佛千百年来医生第一次终于摆脱了理论和幻想，一致同意用纯粹而无偏见的目光来审视他们的经验对象。但是，需要把这种分析颠倒过来：发生变化的乃是可见性形式；新的医学精神——比夏无疑是以绝对连贯的方式见证它的第一个人——不能被归因于某种心理学或认识论的净化行动；它不过是一次关于疾病的认识论改造，使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界限遵循一种新的样式；疾病底下的深渊就是疾病本身，它出现在语言之光下——毫无疑问，照亮《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朱莉埃特》和《索雅的灾难》（这些著作均出自萨德侯爵之笔。）的是同一种光亮。 但是我们在此关注的不仅仅是医学以及关于患者个人的知识在短短几年内被建构的方式。因为要使临床经验变成一种认识，那么医院场域的改造、对病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新界定、（社会）救济和（医学）经验、救护与知识之间关系的确立，就是必不可少的；病人必须被纳入一个集体性的同质空间里。还有必要让语言向一个全新的领域开放：在这个领域里，可见者与可陈述者之间具有永恒而客观的对应关系。由此一种对科学话语的全新用法被界定下来：这种用法要求忠实和无条件屈从于五彩斑斓的经验内容——说出所见到的东西；但是这种用法也涉及到经验的基础和构造——用说来展示所见的东西。因此就有必要把医学语言安置在这种表面肤浅其实根底深厚的层次上；在这种层次上，描述性公式也是一种揭示性姿态。而这种揭示则把尸体的话语空间——被揭示的内部——当做自己真理的发源地和显现场域。病理解剖学的建构恰好是医师确定他们的方法之时，这不是纯粹的巧合：为了使经验达到平衡，就需要目视投向个人，需要描述的语言依托于死亡之稳定、可见和可读的基础。 这种把空间、语言和死亡联结起来的结构——其实就是众所周知的解剖临床方法——构成了实证医学产生和被接受的历史条件。实证在这里应该在很强的意义上来理解。疾病与多少世纪以来难解难分的那种恶之形而上学分道扬镳了；它在死亡的可见性中找到了使它的内容得以实证地充分显现的形式。原先从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考虑，疾病就成为一种无可还原的否定，其原因、形式和现象只能是间接地在不断后退的背景前呈现；从死亡的角度看，疾病就变得可以被彻底读解，能够向语言和目视的权威解析毫无保留地开放。正是当死亡变成医学经验的具体前提时，死亡才能够从反自然中脱身，而体现在每个人的活生生身体中。 无疑，这将是关于我们文化的一个关键性事实，即第一种关于个人的科学话语不得不经历这个死亡阶段。只有在指涉自身的毁灭时，西方人才能够用自己的眼睛把自己建构成一个科学对象，用自己的语言来捕捉自己，通过自己并借助自己使自己获得一种话语存在：从非理性的经验中才产生出整个心理学以及心理学存在的可能性；通过把死亡纳入医学思想，才诞生了被规定为关于个人的科学的那种医学。因此，一般说来，现代文化中的个体经验是与死亡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从比夏解剖的尸体到弗洛伊德的人，一种与死亡难解难分的关系给这种普遍之物赋予了一种独特的面貌，使每一个人都具有了永远可被听见的权力；死亡则使个人有了一种不会与他一同消失的意义。死亡造成的分界和它所标志的有限性看似矛盾地把语言的普遍性同个人那不稳定而又不可取代的形态联系起来。用描述无法穷尽的、多少世纪以来驱之不散的那种有感知的东西终于在死亡中发现了自身话语的法则。它在语言所表达的空间里展示了大量的身体及其简单的秩序。 人们不难理解在关于人的科学的体制中医学竟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不仅仅是方法论方面的，而且因为它把人的存在当做实证知识的对象。 个人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又是自己认识的对象，这种可能性就意味着这种有限物的游戏在知识中的颠倒。对于古典思想来说，有限性除了表示对无限的否定外没有其他任何内容，而在十八世纪末形成的思想则赋予肯定（实证）的力量：由此出现的人类学结构同时扮演了界限的批判角色和起源的奠基角色。正是这种颠倒成为组建一种实证医学所需的哲学蕴义；反过来，这种实证医学则在经验层面上标志着那种把现代人与其原初的有限性联结起来的基本关系的显现。由此，医学在整个人的科学的大厦中就占据了基础位置：它比其他科学更接近支撑着所有这些科学的人类学框架。由此也导致了它在各种具体生存形式中的威望：正如加尔迪亚(Guardia)所说，健康取代了拯救。这是因为医学给现代人提供了关于他自身有限性的顽固却让人安心的面容；其中，死亡会重复出现，但同时也被祛除；虽然它不断地提醒人想起他本身固有的限度，它也向他讲述那个技术世界，即他作为有限存在物的那种武装起来的、肯定性的充实形式。就在这个时刻，医学的姿态、言词和目光具有了一种哲学的厚度，而这原来只属于数学思想。比夏、杰克森和弗洛伊德在欧洲文化中的重要性并不能证明他们既是医生又是哲学家，但是能够证明在这种文化中，医学思想完全与人在哲学中的地位相关联。 因此，这种医学经验极其接近从荷尔德林到里尔克用人的语言所寻找的那种抒情经验。这种经验开始于十八世纪而延续至今。它与向各种有限存在形式的回归紧密相连。死亡无疑是最具威胁性但也最充实的形式。荷尔德林笔下的恩培多克勒自愿地行进到埃特纳火山边缘。这是人与神之间最后一位中间人的死亡，是地球上无限存在的终结，是回归到其火源的火焰，所留下的惟一痕迹——个体那美丽而封闭的形式——也即将被他的死亡所消除；在恩培多克勒之后，世界被置于有限性的标记之下，处于有限性的粗暴法则统治之下不可调和的状态；个体的命运将总是出现在那种既显现它又隐匿它、既否定它又构成其基础的客观性中：“在此，主观性和客观性也同样在交换面孔”。乍看很奇怪的是，维系十九世纪抒情风格的那种运动居然与使人获得关于自己的实证知识的那种运动是同一运动；但是，知识的图像和语言的图像都应服从同一深层法则，有限性的侵入应以同样方式支配着这种人与死亡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前者以理性方式批准一种科学话语的权威，在后者打开了一种语言的源泉，这种语言在诸神缺席而留下的虚空中无限地展开，对此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临床医学的形成不过是知识的基本配置发生变化的诸多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很显然，这些变化远远超出了从对实证主义的草率读解所能得出的结论。但是当人们对这种实证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时，就会看到有一系列图像浮现出来。这些图像被它隐匿着，却是它的诞生所不可缺少的。它们随后将被释放出来，但吊诡的是，它们却被用来对抗它。尤其是，现象学顽强地用以对抗它的那种东西早已存在于诸多条件组成的系统中：在经验的原初形态中被感知物的意蕴力量及其与语言的对应关系，基于符号价值对客观性的组建，资料的秘密语言结构，人体空间性的构成特性，有限性在人与真理的关系中和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中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关系到实证主义的创生。虽然密切相关，但为了它的利益而被忘却了。以至于当代思想相信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自己已经逃离了它，因此只能一点一滴地重新发现使自身的存在成为可能的条件。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欧洲文化勾画了一种迄今尚未澄清的结构；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去解开几条线索，我们还很不了解它们，以至于我们不是把它们当做新奇事物就是认定古已有之，其实在近二百年来（不会更短，但也不会长出很多）它们一直构成我们经验的阴暗而坚实的网。

《疾病发明者》这本书很有趣也颇有意义，作者从另类的角度来看医学，特别是在医学快速企业化、商品化及世俗化的时代，部分不当的行为已经扭曲了医学的真义。本书用不同的思考模式来批判医学，有振聋发聩的功能，但也有一些小小的偏差，为使这本足够颠覆医学的书不致于误导大众，便应允为序，借以提出另类的看法。 这个生命医疗化的过程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到底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医疗体系、对我们每个人产生了何等重大的影响?这一切到现在还很少有人谈起，更没有引起过任何争议。本书将改变这种情况。书里将会谈到，贩卖健康的规则是哪些，而我们要如何才能保护自己的健康不被卖掉。

本书自1986年出版以来，陸續多次得印，頗受讀者欢迎，对《医古文》教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進作用。 全书分为：上编、下编、附编。上编为文選，下编为基楚知识，附篇为本书重点单词表与现正在使用的《医古文》教材“阅讀實践”的参考答案。 本次修订，保留了第一版的编寫體例，将原90篇文選调整为70篇。下篇基楚知识部分仍为10章，内容作了部分充實和调整。 文選按體裁医家傅记、文人医論，医家医論，医著序跋，医学短文、文学名篇以时代先后编排。文選设有作者与作品、注释、今譯、课文简析、参考资料等栏目。 基楚知包括：工具书、漢字、音韵、词匯、语法、句讀、训詁、修辞、校勘、文化常识。 附篇重点单词表收選本书词语，注出義项与疏证。“阅读实践”参考答案是供学生在使用《医古文》教材中学習与参考。 参加本书编写人员，不僅在《医古文》学科领域享有很高的威望，在中医文献学也是德高望众的知名学者。

《1分钟医学速记:协和医学博士的漫画笔记》包含了近百张图画，其中既有帮助记忆的无厘头漫画，也有整理自教科书的学术笔记，所涉及题材俱为临床医学中富有代表性和较为重要的内容，由于其中大部分是在笔者就读期间创作，因此很多是医学考试中的热点内容，具有较高的趣味性和实用性，对于医学学习方法也有一定启发性。甚至对于其他学科的学习，也在方法上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中国医学文化史(套装上下卷)》主要内容包括：医学起源的概念和相关诸因素、本土哲学思想、宗教及政治对医学的浸融、生态环境、科技及一般文化习俗中的医学、中医文而化之的过程和结晶等。

《什么是医学史》内容简介：医学与健康史领域的研究近年来进展迅速。约翰·伯纳姆在《什么是医学史》中把医学史介绍给了对该领域比较生疏的读者。他让我们一窥堂奥的这个领域，一度只有医生们纵笔驰骋，而在今天，它不仅吸引着一般的历史学家，也吸引着决策者和各种类型的医务工作者。 医学史的魅力在于历史本身固有的戏剧性，医学化势力与去医学化势力之间持续的较量，尤其涉及到如下五个方面：所有时间、所有地点的治疗者，从作法的巫师到技术专家；各个时代、各种文化中的病人；种种疾病，从魔鬼附身到每半小时扩大一英寸的可怕感染，还有不易察觉的环境毒害；新思想的发现与传播，所谓的新思想巨细并出，瑕瑜参见；围绕着医疗保障的无尽争论，它如何影响社会，同时又如何受到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的制约。

一部五十多年前外国出版的英文自传的汉译全本 一位爱国华人名医暮年留下的成功故事 剑桥大学第一位中国医学博士 扑灭百年前东北鼠疫大流行的总指挥 历史上首次在中国境内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的主持人 民国前期大总统府侍从医官，国家防疫制度的首创者 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奖候选人 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记录 各色知名人物的轶闻雅趣

本书是传统型的医学史著作，融医学思想史、医学状况史和医学人物史为一体，内容丰富而精湛。书中汇集了医学史上关于古代传说、重要人物、医学发现和基本事实的翔实资料，深刻地阐明了医学进步与文明进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部巨著中，卡斯蒂廖尼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至理名言：“医 学是随着 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份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诞生的。”在他看来，医学史不仅是一部技术成就史，还是一部艺术与精神追求史；医学史不只是事实的历史，也是人物的历史，更是观念的历史。 本次再版对上一版进行了诸多校订，并增加了上一版所删去的《远东的医学》（中国医学史）一章，使这本著作能够以全貌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我们是在血泊中降生的，家庭的历史也蕴涵在血液中，我们的身体日复一日地被血液滋养着。平均有5680毫升血液沿着人体内总长为96540公里的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流淌。本书引领我们沿着血液的红色河流在科学、历史和神话中遨游，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告诉你血液中原来有如此之多的奥秘。

丁福保译述《西洋医学史》，目的在午夜 们史学之重要：“盖吾人现有之知识，决非尽得诸自身之经验，春大部分得诸过去几千年之古人……故医学之医史的知识，实为必需之学问。”评述的原则是“离主观的叙述”，同时“本诸始终正确之史料”。

以各专业的关键人物为主线，本书依次记述了毒理学的创立和早期的实际应用——砷检测、指纹破案的开端和发展、血型的发现过程、测定方法及应用价值、痕量法医学以及第一个法医实验室的建立、法医弹道学、测谎仪的诞生、声谱仪的发明、“骨头侦探”斯诺、巴斯的“人体农场”以及现在最先进的DNA测定，点点滴滴汇成了现代法医学发展史。虽然从书名来看，《法医学》主要讲的是法医学，但实际内容则涉及历史、科学、政治等诸多方面，既有一些广为人知的事实，也有一些大家并不了解甚至不曾闻及的技术，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从其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本书探讨古典医学中经脉学说的源起。所研究的期间是自战国迄于西汉末，正值医学知识体系从众说纷纭渐趋统一的时代。传统对经脉观念缘起的解释，大致是认为与针灸术有密切关系。始初先民由经验认知刺激个别腧穴有疗病的功效。九针等工具的出现使腧穴位置与主治功效得以确立，遂能依主治性能归纳成经络体系，乃由点而线累积而成。近年新出土的脉书与医史文物显示这样的解释已面，陆修正的必要。本书即欲爬梳上古经脉学说的源流，并探讨当时刚出现与脉学相关的新技术、新工具，以及新身体观。笔者将试图解答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脉”?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何类文献?此一概念纯属医学范畴吗?曾与哪些医疗技术结合?又是否可能与论脉时无所不在的数术之学割离?最后，新工具在脉学体系化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本书发现，脉是传统中国医学最关键的概念，但最初脉学并非医者所独擅。此外在周、秦之时也有燕齐、秦蜀、荆楚等三派地域之别，可谓百花齐放。种种脉学著作在多系并存的情形之下，又都透过依托、密传以及文本叠压的形式流传下来。而更重要的是，脉学的大传统随着不同时代又各有显著特色。笔者将上古脉学史分析为“王官”、“方者”，以及“医经”三个时代，并以此架构阐述脉学的发展。 我将脉学体系化的过程称为数术化的程序。易言之，它从一些零散的医学经验跃升为体系性的学问的过程，是建立在气、阴阳、五行以及感应等数术概念之上的。脉概念的萌发延续了两种人体的知识，医者由人体多处搏动之处“脉诊”逐步延伸为脉循行的最初路线；此外由刮除体表脓血的“启脉 ”技术的经验，类推出伏行体内有脉。这就是后世所谓“经脉”概念的雏形。而将这些经验理论化是依赖数术及天人感应，随着规律性天文知识的成熟，王官时代的人们也相信脉在人体的流注也一定有相应的宇宙秩序。方者接受了这个新的身体观以身按验，在身体模拟天地运行的过程，发展出导引、行气等新的技术。他们认为，人体的气与天道宇宙的规律一样，随着时间与方位之别而有盛衰变化；这种变化的规律是可以用阴阳、五行、干支等符号表述，甚至于推算或预测。本书称此为“数术的身体观”。从此再进一步发展成一个周而复始、循环不息的宇宙形式，这个宇宙有固定的循环方向；循环动力的来源被认为是与某个脏器有关；同时，由观察循环的周期与强弱可以推知整体运行是否正常。所谓脉，正是人体宇宙循环的轨道，有如天体、水道运行的路径。也有如天官可由灾异推知天体的失序，都水可由泛滥察知水道的郁滞，医者也可以用脉象失常来诊断人体的疾病。所以脉的概念是这个新身体观的核心，是“所以能决死生”的基准。这个身体观成为传统中医学的基础。今日对于经脉体系的认知相对于传统中医学已有差异，这个差异不但是因为气、阴阳、五行、感应等个别概念的变化，更是由于整个数术宇宙论的崩溃。宇宙论概念的崩溃也致使现代人的身体经验产生变化。我们今日溯源这个无法目验、亦不能以现代解剖学解释的脉，其意义在于提供另外一种了解生命或人体的范式。 此外，笔者认为针灸疗法与脉学有密切关系。今日讨论脉的发现与产生，往往太重视针具的角色。针灸疗法从刺经到刺穴的转变，无疑与工具的进步有关。但那已是在脉学体系化较晚的下一个阶段。针具的进化导致腧穴性质与位置的确定，对于脉从独立演变至经不离穴的概念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