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易卜生中期创作阶段的四大“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立足生活实际，从多方面剖析社会问题，揭露和批判的锋芒直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弊端，触及到法律、宗教、道德乃至国家、政党、体制等各个领域。

所谓重要的作品，首先是指一系列著名的为作者贏得世界声誉的社会问题剧，即讽刺冒牌的自由党政客而引起轩然大波的五幕剧《青年同盟》(186 9)，揭露为了财富和社会声望而背叛爱情和人格的巨商的四幕剧《社会支柱》(1877)，歌颂坚持个人权利的女性、反对“夫为妻纲”的传统观念、暴露买卖婚姻之虚伪性的三幕剧《玩偶之家》(1879)，借先天的花柳病隐喻堕落社会的道德污染而受到卫道士们攻击的三幕剧《群鬼》(1881)，以主角为代言人反击《群鬼》风波中对作者的攻击的五幕剧《人民公敌》(1882)，从过去宣扬缺乏“理想”的危险性、转为强调强迫别人接受不切实际的“理想” 的危险性、从而改变作风、使本剧充满令人悲伤的诗意的五幕悲喜剧《野鸭》(1884)，为挪威呼吁真正的民主与自由、颂扬“品质、意志和灵魂上的高尚”的四幕悲剧《罗斯莫庄》(1886)。此外，还有六部具有象征主义风格的晚年作品，即开始趋向内心描写的五幕剧《海上夫人》(1888)，作者自认为 “刻画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四幕剧《海达·高布乐》，把笔下人物“作为现实的人加以强调”的三幕悲剧《建筑师》(1892)，为了贪恋男欢女爱而使婴儿夭折、在忏悔中愿意把母爱献给无家可归的孩子的三幕剧《小艾友夫》 (1894)，一个野心勃勃的矿工之子由于挪用银行巨款、投资失败而入狱、以致一蹶不振的四幕剧《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1896)，以及昔日分手的一对情侣重逢、为自己过去奉行“艺术第一、人生第二”的信条、轻易放弃幸福生活而惋惜、希望重温旧梦、携手登高而被大雪埋葬的三幕悲剧《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戏剧收场白，1899)。 此外，研究易卜生，还须提到两部不能不提到的奇特的作品：一部是其中主人公坚持“全有或全无”的生活原则、为一种绝对的理想目标而战斗、以致死于雪崩中的《布朗德》(1866，成时译)；这部火山般暴烈的作品，据说满足了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先验的伦理要求，使作者由此成为它的精神上的先知。另一部则与《布朗德》相对照、描写一个无原则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机会主义者想做一个回头浪子的故事的《培尔·金特》(1867，萧乾译)；这部作品由于以自己的同胞为典型，在国内一直招致爱憎交织的读者反应。这两部早于以上社会问题剧的名剧，虽都不是潘先生所译，但以其在易卜生研究中的重要性，仍然有必要收入本书中，以便理解易卜生对于戏剧创作的一个执拗的信念：戏剧形式正是他的内心斗争的自然表现。

《玩偶之家》，19世纪挪威最伟大的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的著名社会剧。作于1879年。 女主人公娜拉出身中等家庭，美丽活泼，天真热情。她热烈而真诚地爱着自己的丈夫海尔茂。为替丈夫治病，她曾冒名举债，又熬夜抄写文件，挣钱、省钱，偷偷还债。如果需要，她甚至表示可以为丈夫而死。但她的丈夫（过去的银行职员，现在的银行经理），却是个虚伪自私的资产阶级市侩，他平时管她叫“小鸟儿”、“小松鼠儿”，可一旦知道娜拉曾冒名举债，危及自己的社会名声和地位时，便一反常态，大骂她是“犯罪女人”，还扬言要剥夺他教育子女的权利，要对她进行法律、宗教制裁。后来，当债主受女友感化，退回了冒名借据时，他又转变态度，表示要永远爱她和保护她。经此转折，娜拉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泥娃娃”处境，发现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于是对保护这家庭关系的资产阶级法律、道德、宗教，提出了严重怀疑和激烈批判，并毅然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娜拉是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叛逆女性。她对社会的背叛和弃家出走，被誉为妇女解放的“独立宣言”。然而，在素把妇女当作玩偶的社会里，娜拉真能求得独立解放吗？茫茫黑夜，她又能走向何处？ 《玩偶之家》曾被比做“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在这个宣言书里，娜拉终于觉悟到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并向丈夫严正地宣称：“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以此作为对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传统观念的反叛。 剧本结构紧凑，情节集中。全剧采用追溯的手法，通过债主的要挟，海尔茂收到揭发信，交代剧情发展的关键事件娜拉伪造签名，然后集中刻画他们冲突、决裂的过程。

《玩偶之家》是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婚姻关系、对于资产阶级的男权中心思想的一篇义正辞严的控诉书。 女主人娜拉表面上是一个未经世故开凿的青年妇女，一贯被人唤作“小鸟儿”、“小松鼠儿”，实际上上她性格善良而坚强，为了丈夫和家庭不惜忍辱负重，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名誉。她因挽救丈夫的生命，曾经瞒着他向人借了一笔债；同时想给垂危的父亲省却烦恼，又冒名签了一个字。就是由于这件合情合理的行为，资产阶级的 “不讲理的法律”却逼得她走投无路。更令她痛心的是，真相大白之后，最需要丈夫和她同舟共济、承担危局的时刻，她却发现自己为之作出牺牲的丈夫竟是一个虚伪而 卑劣的市侩。她终于觉醒过来，认识到自己婚前不过是父亲的玩偶，婚后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从来就没有独立的人格。于是，她毅然决然抛弃丈夫和孩子，从囚笼似的家 庭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