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主义是犀利的，但并不咄咄逼人。它探讨女性问题，关怀两性的和谐发展，并最终关注“人”这一永恒命题。本书以历史与当下、译介与本土化、理论和行动的结合为契入点，学理与时尚兼具，为我们展示出微笑着的中国女性主义。

麦金农在女权主义法学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她不仅仅是学院中的教师、专家，更是实践其言的律师和社会活动家。“性骚扰”的概念就是她最早提出并积极推动了相关的立法工作。 这本书是她的讲座合集，共三个部分，思维敏锐，视角独特，语言犀利。

本书是第一本专门论述音乐学和“性别差异”理论的人类学文集，包括本书编者露丝·索莉教授在内的16位美国和加拿大学者，从不同角度探索了音乐学理论和音乐文化语境中，和社会性别与性有关的、无所不在的差异。

本书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论文集．这些精选出来的论文从不同的哲学观和不同的学科视角展现了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最新思潮，涉及社会组织的政治学，种族、族裔和妇女的问题，女性气质的讨论以及关于性的研究等。在理解这些观点对西方女权主义者的重要性之上，读者可以思考它们在中国的诺境下将如何发挥作用，并思考这些观点将如何帮助我们看待新问题或以新的方式定义老问题。

法国女人只所以迷人，不在于她们的鞋子，围巾或口红。 她们的迷人之处在于：她们不在乎！ 她们不指望 男人理解她们。 别人喜不喜欢，像不像别人，法国女人才不管这些呢。 一般来说，她们对包装的美不以为然。 她们承认时光如流水，崇尚及时行乐，喜欢打破规范，容忍含蓄和瑕庛；她们选择的是先生活，后生存。换言之，她们和我们大不相同。

内尔·诺丁斯编著的《女性与恶》是一部旨在梳理女性与恶的历史关系的学术著作内尔诺丁斯另辟蹊径，运用现象学的方法，经由女性视角去重新审视恶的历史，揭示了女性被作为恶的制造者所遭受的种种历史伤害，并据此构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恶的道德观。诺丁斯凭借女性本身的敏感，认识到了男性在生活轨道土之于常识的偏离。于是，从现象学的端口出发，她总结出了痛苦、分离以及无助三种恶的基本现实形态。在她深入论析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到女性所感受到的恶同男性是截然不同的。 《女性与恶》主题涉及宗教，哲学文学以及教育等多学科领域为重新理解和认知恶的问题包括从女性经验的女性与恶角度去规避恶的暴力，皆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史学不仅为历史本身，也为当下研究提供本土资源。一切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史学基础，只能是空中楼阁；而断绝了本土资源的任何研究，注定没有明天。 本书在《历史、史学与性别》圆桌座谈会的基础上，集结它的后续成果整理而成。这次座谈会邀请中国史学及人类学领域中有相当影响力的学者参加，采用《个人表述》和《自由论坛》相结合的方式，就史学的性别研究以及妇女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对中国传统史学和妇女史建设具有双向的推动作用。 此书可为业内学人的入门书，也为深入妇女史研究、将性别视角全面纳入传统史学开了个好头。

本书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史学家陈东原的重要作品，属于“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的一种。作者根据时间的先后顺序，对汉代至清代，以及维新时期和近代的妇女生活状况进行了描述。本书还附录了《二十四史》中之妇女一览表，以及关于作者的两篇评论性文章。本书批判了传统中国在制度、习俗、生活中对妇女的种种压迫和不公。本书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开启了认识中国妇女历史的重要范式，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影响深远的、系统的妇女史著作。

本书是一本从思想史、观念史角度考察中国“女权”概念的内涵及其变迁的著作，覆盖的时间段是1890年代后半期到1920年代。书中重点考察了清末民初女性讨论中最有影响力的梁启超的女性观，马君武、金天翮对未来理想女性的设想，秋瑾、张竹君、何震对女性在国家框架下应扮演何种角色的探索，女性参政权的论证，1910年代的贤妻良母论，梁启超与其大女儿梁思顺女性观的异同等等问题。作者认为，女权主体是在围绕女性的议论中建构起来的，也就是说，女权主体不是单纯生物学上的女性，而是被建构的女性形象，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围绕中国的国际关系和西方女性主义的引进两个因素产生了重大影响

The history of footbinding is full of contradictions and unexpected turns. The practice originated in the dance culture of China's medieval court and spread to gentry families, brothels, maid's quarters, and peasant households. Conventional views of footbinding as patriarchal oppression often neglect its complex history and the incentives of the women involved. This revisionist history, elegantly written and meticulously researched, presents a fascinating new picture of the practice from its beginnings in the tenth century to its dem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ither condemning nor defending foot-binding, Dorothy Ko debunks many myths and misconceptions about it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eventual end, exploring in the process the entanglements of male power and female desires during the practice's thousand-year history. "Cinderella's Sisters" argues that rather than stemming from sexual perversion, men's desire for bound feet was connected to larger concerns such as cultural nostalgia, regional rivalries, and claims of male privilege. Nor were women hapless victims, the author contends. Ko describes how women - those who could afford it - bound their own and their daughters' feet to signal their high status and self-respect. Femininity, like the binding of feet, was associated with bodily labor and domestic work, and properly bound feet and beautifully made shoes both required exquisite skills and technical knowledge pass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roughout her narrative, Ko deftly wields methods of social history, literary criticism, 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body and fashion to illustrate how a practice that began as embodied lyricism - as a way to live as the poets imagined - ended up being an exercise in excess and folly.

有关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在中国境外各地让刚刚起步，山中国女性的作品汇聚而成的宝库也还在等待着各国学者的开掘。本书仅仅粗浅地叙述了在一段短暂的历史时期中，这些女性的感受、信仰，以及实际所做的一切。作者利用的最重要的史料均来自于女性作家的作品，主要是诗作。作者也使用了一些习见的、出自男性之手的史料：纪传碑铭、地方史志和官方文献。这些涉及到妇女及社会性别关系的文字既出现在男性的经世致用文章——官员们为管理地方事务拟就的一些有关政策的建议——之中，也见于男性以礼仪、艺术和文学为对象撰成的学术文章之中。将这些习见的、由男性书写的史料与妇女自身的作品相参照，便推开了一扇通向中国女性世界的崭新的窗口。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史料中，以传记表文为最丰富。有关中国女性的传记，已经被刊刻的就不下数千种。我们可以在地方志中、在学者刊刻的文集中所收录的碑传铭殊、或是短篇打述中发现它们——文集的作者总会写到他热爱和钦佩的女性。在这些作品中备受推崇的女性大多数是作者本人的或者亲朋好友的祖母、母亲、诸姨姑婶和继母，还包括那些在西方或可以称之为圣徒的有德之人（女道土或女尼），还有一些以勇敢著称的女英雄（为父申冤、虎口救母等等）。到了帝国晚期，亦即…以宽泛地定义为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两朝的这个时期，所谓的列女传，事实上记述的已经全都是（因力拒强暴而死或自杀以拒辱的）烈女或拒不再婚守节终生的寡妇的事迹。

《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从整体上也构成了一个展示中、西文化对撞、磨合与再生，凸显想象他者与自我（再）想象之复杂关系的精彩“传说”。晚清民初，以一种构建民族文化身份的现代性焦虑为背景，中国“新女性”形象在中、西各种话语与实践的纠缠混合下，逐渐浮现。而作为对话的桥梁，翻译无疑为探究这一生成过程提供了极佳的视角。作者通过考察各种文体、版本及媒介方式，大跨度地并置、比较形象类型，对“傅彩云”、“茶花女”、“苏菲亚”及“罗兰夫人”等流行形象的生产、流传以至移植情况进行了有效的追踪。这些经典“传说”都将成为建构中国“新女性”的重要资源；而通过对它们的生动剖析。

This book is an engagingly written critical genealogy of the idea of “lov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ought, and popular culture. It examines a wide range of texts, including literary,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ical, and popular cultural genres from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socialist era. It traces the process by which love became an all-pervasive subject of representation and discourse, as well as a common language in which modern notions of self, gender, family, sexuality, and nation were imagined and contested.

《女史:解码古代闺阁私密》内容简介：卷一闺阁部中既有闺范篇章如《女论语》《女孝经》等，又有记录古代女子女红、炊爨之事的《刺绣图》《吴氏中馈录》，此外，讲述古代女子妆容的《妆台记》、以及女子生活情趣的名篇《悦容编》，《女史:解码古代闺阁私密》亦有收录。 卷二至卷六以历代女子传记、传说为主，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这些女子或身处宫闱，或沦落青楼，或为大家闺秀，或是小家碧玉，甚至妖狐鬼灵，亦真亦幻、亦虚亦实，不一而足。她们的喜、怒、怨、嗔，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今人眼前，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闲暇之余一一品来，心中亦会为其才情风流、容华绝代而倾倒。 卷七为青楼部，它主要是对古代青楼女子大致生活面貌作一个描绘，以及记录历代文人雅士对妓女的品评。收录的名篇如《北里志》《教坊记》《青楼集》《江花品藻》《燕都妓品》等，文学性与史料性共存，不管是做学术研究还是仅为怡情养性，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厌女》不是一部纯理论性著作，而是运用女性主义理论针对日本当代的各种社会现象的实践性分析。《厌女》处理了广泛的日本题材，其中既有文学性的，比如谈到小说家吉行淳之介、永井荷风、林真理子等，更多的则是社会性的。上野千鹤子谈到的许多现象，尤其是家庭的、婚姻的，在中国也有很类似的情况。知性的读者会从这些论述中获得强烈共鸣并得到理论上的指引。

《第二性2》是二十世纪女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称波伏瓦为“女性主义思想的泰斗”、“女权主义的思想导师和旗手”。书中援引大量实例，翔实生动，一改普通理论著作的枯燥晦涩，读来趣味横生。波伏瓦作为思想家是超越时代的，她在《第二性2》中指出的很多问题直到今天还是社会的顽疾，有些甚至愈演愈烈。在原著出版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反观这本书，更能引起切身思考。《第二性2》副标题为“实际体验”，从存在主义的哲学理论出发，对女人一生中的不同时期（童年、青春期、性启蒙时期、婚后、为人母和步入老年后）进行正面考察，同时对她一生可能遇到的经历（同性恋、成为知识分子、明星、妓女或交际花等）作出判断和评价，深刻揭示了女性的处境及其性质。作者还分析了自恋女人、恋爱女人和虔信女人形成的过程及其背后复杂的社会原因，最后提出了女性走向解放的唯一道路就是成为独立女性，也强调了只有当女性经济地位变化的同时带来精神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后果，只有当女性对自身的意识发生根本的改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第二性I》副标题为“事实与神话”，作者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女性的观点出发，剖析女人变成“他者”的原因；随后，通过对人类历史的梳理，深刻地揭示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今女性的命运；最后，本书以蒙泰朗、劳伦斯、克洛岱尔、布勒东和司汤达五位著名作家为例，对男性制造的“女性神话”进行分析，探讨男人眼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体现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