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晚清至民国，上海曾连续不断、日臻规模地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先自周边终及全国的文人。文人迁徙的历史图绘，不仅呈示出近代中国文化要素的一种地域流向，复亦见证了传统士人，从“仕途经济”走向职业空间，从庙堂依附者，蜕变为一个以近代知识生产体系为存身空间，拥有文化权力的社会阶层的历史过程。而近代上海——一个处于不断建构中的市民社会，在体现其文化包容性的同时，为中国文人转型，提供了从物质、制度、知识到观念的支持。 《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聚焦于构成在沪文人生活的“内环境”，即由文人通常行走的那部分城市空间（实体空间），以及相关的文学机制、职业空间、交往领域、经济背景、衣食住行等，兼及文人的心理空问和文本生产。这些“内环境”，不仅印证着文人的城市实践，亦构成了文人的“上海社会”。但有“内”必有“外”，《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亦试图连接城市社会的大背景，并沟通文学史研究关心的话题。

《上海史研究译丛》精选当今海外一流学者有关近现代上海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可读性和学术性兼具，并由国内专家翻译。海外学者以独特视角、独有材料和独到见解，对上海历史作出有别于以往的解读，内容涉及上海道台、警察、妓女、工业家、侨民、同乡会、救火会、苏北人等众生相。 本书分“现状和趋势”、“名著解读”和“名家剪影”三编，分别就海外上海学的研究概况、主要名著和重要名家作了全面、细致的介绍和评析，并且还附有海外上海学著作目录、论文目录、英文博士论文目录，可以说是一本翔实、权威，既有理论探讨，又有个案分析的书。

本书是关于美国城市中心商务区历史的著作。作者罗伯特·M·福格尔森给出了极具吸引力的分析：商务区（下城）及美国人对于它的思考方式是如何在1880～1950年间发生变化的。作者重现了地铁等快速交通系统的建立、摩天楼高度的争论、高速公路和停车禁令的引入，以及其他论争。这本书对于城市中心区的兴衰提供了一种新颖而又令人吃惊的视角。

《北京的社会调查(套装上下册)》是美国学者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Peking，A social survey，1921年在纽约出版）的中译本。甘博于20世纪初对中国城乡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用照片、电影胶片和第一手实地调查数据真实记录了当时迅速变化中的中国。《北京的社会调查(套装上下册)》附有甘博自拍的近50幅珍贵黑白照片及38张地图和图表，内容涉及政府、人口、教育、商业、贫穷、慈善业、娱乐、宗教、警察和社会弊病等各个社会层面，当时被誉为“首次对一座东方城市的社会调查”，“世界上唯一的一本关于中国一个大都市的实况调查”。读者可以通过这份既准确又极为有趣的调查报告，了解民国初北京城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全貌，伴随北京从古老走进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变迁。

《西湖百象:美国传教士甘博民国初年拍摄的杭州老照片》介绍了作者几乎走遍了杭州的大街小巷和西湖的众多景点，拍下了数以百计表现杭州人文景观的照片。作者于1917—1919年间在杭州所拍摄的一组老照片，总数约有两百张。

本书是一部有关城市规划和发展史的单卷本通论性著作。作者在熟练运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及其他学者的专业研究的基础上，融合了自己的研究和观察，对各个时期和不同地区的城市及其形态演变进行了专业而详细的研究阐述，同时精心选择其他权威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补充或对比说明；且图文并茂 条理分明，对试图了解城市规划发展和物质形态演变的读者来说是一本非常理想的作品。

总序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CSCC）成立于2012年3月。中心以复旦大学人文学科为平台，旨在依托本校深厚的人文学术资源，积极推进国际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研究，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我们知道，自明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以后，欧洲和北美，即所谓“西方”的学者对中华文明展开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历来称为“汉学”（Sinology）。近年来，中国学者为了与清代“汉学”相区分，又称其为“海外汉学”。在欧美，学者为了区别传统的“Sinology”，又主张把现代研究称为“China Studies”（中国学）。ICSCC旨在促进中国学者与海外汉学家在中华文明研究领域内的国际交流，推动双方之间的对话与融通。 历史上，欧美汉学家有自己的旨趣和领域，他们的方法和结论，常常别开生面，新论迭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以外的国际学者早已跨越障碍，深入到中国文化内部；中国大陆的新一代学者也已经接续百年传统，回到国际学术界，与海外同行们频繁交流。但即便如此，海外汉学家和中国本土学者在很多方面，诸如文献整理、田野调查、新领域开拓以及方法论、世界观上仍然存在很大差异。海外学者所长，即为本土学者之短，反之亦然。有一种观点认为，本民族的文化，很难为另一种文化内的学者所理解。甚或是说： 外国人必不能以正确的方式看待“他者”的文明。这种观点的不合理之处，在于用某种原教旨主义的方式堵塞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事实上，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现实中，人们都不只是生活在单一的文化中。东海西海，圆颅方趾，文化的特殊性是相对的，人性的共通性才是绝对的。为了达成对中华文明的正确理解，显然还需要中外学者坐下来，用对话、讨论的方式作沟通与融合。无论如何，海外汉学家早已成为与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华人学者同样重要的研究群体，他们对于中华文明也有着独到的理解。“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本土学者加以重视，全单照收和简单排斥都是要不得的极端态度。 四百年前，明末“西学”翻译运动先驱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我们把明末的这句格言引申出来，作为中外学术交流中的“金科玉律”。中西方学者之间相互借鉴，即了解对方工作的真实意义和真正主张。立场不同，可阐发双方优长之学；视角各异，可兼收领域互补之效；观点针芒，实可在讨论之后达成更加充分的会通和融合。四百年来，明、清、民国的经学家、国学家，一直和欧美的传教士、外交官和“中国通”切磋学问，现代中国的儒学、佛学和道学，无一不是在与利玛窦、艾儒略、林乐知、李提摩太、李佳白、费正清、李约瑟等欧美学者的对话交流中，经过复杂的交互影响而形成的。离开了“西学”（Western Learning）和“汉学”（Sinology）的大背景，从徐光启、阮元的“新学”，到康有为、章太炎的“国学”，都不可理解。我们相信，学术领域此疆彼界的畛域之分，既不合理，也无可能。海外汉学（中国学）与中国本土学术并不冲突，所谓的主客之争，那种有你没我的势不两立，完全没有必要。 有鉴于此，ICSCC设立专项资金，面向海外，每年邀请国外优秀中青年学者访问复旦大学，与本校、上海地区以及全国各地的同行学者们充分交流。通过学术报告、小型工作坊、论文集和学术专著的编译出版等，构建访问学者与国内学者的全方位、多层次交流体系，促进海外汉学家与中国本土学者之间的互动。中心邀请来访的海外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将他们主持的工作坊论文，经过作者本人的修改、增订，或由编者整理、翻译，结集出版，即为“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系列。我们希望藉此工作，展现中外学者精诚合作的成果，以飨学界。

1789年，巴黎人口总数不足60万。然而，自复辟王朝开始，随着移民大潮汹涌而至，首都人口在一个世纪之内翻了四番。作为首都，巴黎是法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同时，它又是法国的经济与金融中心。巴黎的权力令人不安，它的财富却又让人垂涎，正是这种矛盾使巴黎成为法国历代王朝的眼中钉，首都成为了国土整治政策的众矢之的。在这些无凭无据的抨击与反巴黎主义的政策背后，我们不禁揣测这是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所催生的一种反城市化信念在作祟……

Placing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at the center of modern Chinese consciousness, Ruth Rogaski reveals how hygiene became a crucial element in the formulation of Chinese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Rogaski focuses on multiple manifestations across time of a single Chinese concept, weisheng—which has been rendered into English as "hygiene," "sanitary," "health," or "public health"—as it emerged in the complex treaty-port environment of Tianjin. Befor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weisheng was associated with diverse regimens of diet, meditation, and self-medication. Hygienic Modernity reveals how meanings of weisheng, with the arrival of violent imperialism, shifted from Chinese cosmology to encompass such ideas as national sovereignty, laboratory knowledge, the cleanliness of bodies, and the fitness of races: categories in which the Chinese were often deemed lacking by foreign observers and Chinese elites alike.

本书是一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城市史专著，原书为意大利文，并已有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文种的译本。 城市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城市生活环境和城市文化，并创造出了许多值得研究的不同文化的、不同风格的、富有创造性的建筑。本书作者以生动的文字、珍贵的图片系统地论述了5000多年来世界范围内城市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等

《清初扬州文化》依据史料，以清初扬州地方文化为主题，从文人、文学和名胜之间的联系入手，叙述了明清鼎革之际江南士大夫群体的复杂经历，以及文人社会网络在遭受创伤之后的重建过程。

乔尔·科特金以其神来之笔，从中石器时代到现代，对城市历史进行了一次扫描。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支柱。从这一点上来说，权威性将更具价值。作为都市学家，他探究了数千年来城市和都市生活的进化过程。从远古中石器时代城郭的宗教根源入手，分析了古代印度和中国的集镇，并由此把我们引导到“正统城市”的雏形上；再进一步解说拜占廷和中东地区的城市乃至中国，到威尼斯及其后的城市商业帝国的崛起，再到后来的工业城市（从伦敦、芝加哥和东京到上海及底特律），直至今天的后工业化城市和城市郊区的现实。作者特别强调和重视了对发展中国家城市探究。他以其敏锐的判断力解读了这些城市在21世纪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

本书将上海分为10余个城区，从居民构成、地理环境、民风民俗、区城治等等方面叙述了城区历史发展线索，并在总体上构勒出上海史的新篇章。该书在写作方法、研究方法、史料档案等方面均有创新。

《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收录的照片均拍摄于当时，其中包括知名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所拍摄的一些照片。1938年，罗伯特·卡帕与其他一些知名的作家和艺术家一起，在武汉这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城市——这个事实上的中国战时首都，见证了这场伟大的保卫战。 1938年，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该年春，因战争而导致的难民如潮水般地涌入武汉三镇。在那令人忘怀的十个月里，在那充满屠杀、绝望和英雄主义的气氛中，武汉人民进行了英勇的保卫战。这场保卫战成为整个战争的转折点，它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在《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中，美国学者麦金农通过一系列多视角和多方位的细致考察与研究，给读者完整地讲述了武汉保卫战和武汉陷落的故事，以及被围困的武汉是如何在文化、社会和政治上改变了中国的现代历史。作者指出，在一批杰出军事将领的推动和帮助下，聚集在武汉的难民使武汉的社会文化发生了深刻而全面的转变，这些变化包括对政治多样化的容忍以及新闻出版的自由等。

本书是对中国城市生活的研究，主要内容有：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课题、桃花扇底送南朝――断裂的逸乐、冒辟疆与水绘园中的遗民世界、儒生冒襄的宗教生活、18世纪中国社会中的情欲与身体――礼教世界外的嘉年华会、在城市中彷徨――郑板桥的盛世浮生、上海近代城市文化中的传统与现代――1880年代至1930年代等。

Lewis Mumford's massive historical study brings together a wide array of evidence--from the earliest group habitats to medieval towns to the modern centers of commerce (as well as dozens of black-and-white illustrations)--to show how the urban form has changed throughout human civilization. His tone is ultimately somewhat pessimistic: Mumford was deeply concerned with what he viewed as the dehumanizing aspects of the metropolitan trend, which he deemed "a world of professional illusionists and their credulous victims." (In another typically unrestrained criticism, he dubbed the Pentagon a Bronze Age monument to humanity's basest impulses, as well as an "effete and worthless baroque conceit.") Mumford hoped for a rediscovery of urban principles that emphasized humanity's organic relationship to its environment. The City in History remains a powerfully influential work, one that has shaped the agendas of urban planners, sociologists, and social critics since its publication in the 1960s.

由于租界的存在，近代上海在文化上产生示范效应、缝隙效应、孤岛效应与集散效应，使得上海城市文化特性呈现两极并存特点，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贫富悬殊，高度分层，有中有西，有土有洋，中西混杂。 本书从异质文化交织的角度，从市政格局、人口结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交往、婚姻状况、娱乐休闲、语言变迁诸方面，综合研究了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书中对于异质文化交织的特别现象，如中西之间既有矛盾冲突又有协作和融合，中外通婚、混血儿、学习外语热、洋泾浜外语、公园、西洋人歧视华人等，予以特别的关注。 本书视野宏阔，见解独到，资料翔实，分析细致，文字生动，在众多的上海史著作中，自成一格。

本书对宋代东京（开封）街市形成和演变的原因、过程和意义作了深入的探讨，在政策因素、地理因素和城镇体系因素分析方面均有创见，可资历史地理、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领域阅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