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萨福是古代希腊抒情女诗人。她的活动时期大约在公元前610—前580年。她的作品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传说中的司文艺的女神有九位，而柏拉图称萨福为第十位文艺女神。 关于萨福的生平和身世，存在着各种矛盾的说法，美国学者达得理•费茨甚至说：人们告诉我们许许多多关于萨福的事情，而我们却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今天的读者未必会读对那些烦琐的考证感到兴趣，因而下面谈的只是一种被认为可以接受的说法。 萨福出身于累斯博斯岛的米蒂利尼一个贵族家庭，父亲叫斯卡曼德罗尼摩斯，母亲叫克勒斯。她和安德罗斯岛的一个叫凯科拉斯的商人结婚，据传由于政治原因，她和其他贵族一起被暴君庇塔库斯放逐，在西西里岛的锡拉丘兹度过一段流亡生活。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米蒂利尼度过的。她有一个女儿也叫克勒斯。她有三个兄弟，其中一个叫卡拉克索斯，因为花钱为一个叫多加丽的妓女赎身，曾引起萨福的不快。据传她爱上了一个年轻的渔夫法翁，失恋后从琉卡迪亚悬崖上跳海自尽。这大约是后人编造的故事。另一种说法是：她是在家中在她女儿克勒斯照料下病逝的。下面这首诗，就是她在临终前写给她女儿的： 我得提醒你，克勒斯 悲叹的声音 在一个诗人的家里 是不相称的 它们，对我们的家 也不合适 关于萨福所从事的活动，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她是女祭司，有的甚至说她是妓女，这些说法都缺乏事实根据。 在萨福的时代，即公元前六世纪，希腊的科学和文化艺术都是繁荣的。累斯博斯岛被认为是希腊歌曲的源泉。在米蒂利尼，上等人家的妇女可以参加社交集会，写诗和吟诗。萨福的诗，就是一边弹着竖琴，一边吟唱的。她就是这些社团的主要人物之一，由于才华出众，慕名而至的人很多。有些人家把自己的女孩子送到萨福身边，向她学习技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类似学校的团体。萨福在诗中提到的一些女孩子的名字，如安娜多丽雅、阿狄司、贡吉拉、希罗、泰玛斯等等，可以看作是她的学生或是女伴。她们在一起弹琴，唱歌，跳舞，参加一些宗教性的活动，例如祭祀爱情和丰饶女神阿佛洛狄忒。下面两首诗，可以看作是这种生活的写照： 在春天的薄暮 在满月盈盈的光辉下 女孩子们聚集在一起 好像环绕着祭坛 * 而她们的脚移动了 有节奏地，好像从前 克利特岛的姑娘们 用温柔的脚步 在开花的柔滑的草地上 围绕着爱的祭坛 跳起环舞 萨福就是在这样的希腊文明的背景下，在这样的悠闲幽雅的生活中，从事着诗歌艺术的创造。 现存最早的萨福作品的版本，是公元前3世纪写在纸莎草纸上的抄本残片。没有资料能够说明前此300年间萨福作品的出版和流传情况。根据萨福现存作品颇多异文和变体来推断，她在世时可能并没有写下来的稿本，而是以（或主要是以）口头传播的方式在流传，并由别人记录下来。直到亚历山大时代，她的作品才得到搜集整理，编为抒情诗九卷，哀歌一卷。这个版本在中世纪失传，此后只能在别人作品中见到她的作品的引文。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尼西奥斯引用过她的阿佛洛狄忒颂歌，郎加纳斯在《论崇高》中引用过《他不只是英雄》一诗，亚里士多德引用过《我们完全知道》一诗的断片。一些语法学家也引用过她的一些断片或残句。因而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萨福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断章残简。 从萨福现存的作品来看，她所抒写的大多是个人的情怀，几乎没有触及当时的政治或时事。她是用当地的口语写作的，大多是和她的学生或女伴的谈话，对神的祈祷，坦率地谈她的爱，嫉妒，以及对敌手的攻击。她也写了一些供女孩子们在婚礼上歌唱的祝婚歌，以及庆祝阿佛洛狄忒节日的颂歌。她的诗是情深意挚而又朴素自然的，是独具特色而又富于魅力的。可以说，她为我们创造了一个2500多年前的富于生活情趣的女性世界。 近百年来，西方一些学者和翻译家在研究和翻译萨福的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亨利•瓦尔顿的《萨福》（伦敦，1885），是当时最完备的英译本。J.M.爱德蒙的《希腊抒情诗》（伦敦，1922，1928），较前书更为完备。C.R.海内斯的《萨福•诗和断片》（伦敦—纽约，1926），书中附有不少插图，包括钱币、花瓶、绘画、雕塑等。阿瑟•韦加尔的《累斯博斯的萨福》（美国加登城，1932），为传记和背景材料，正文中，间或有诗。C.M.鲍拉的《希腊抒情诗》（牛津，1955），有萨福的十二首诗和一些断片的译文，并附评论。S.夸西莫多的《希腊抒情诗》（米兰，1951），其中有萨福作品的希腊原文和意大利译文。 1958年，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玛丽•巴纳德的《萨福》一书，有的评论家誉之为“接近完美的英译本”。译文保持了萨福的真挚、朴素、自然的风格，没有多余的文饰，不把一些断片“拉长”或改写为完整的诗，然而从中仍能感到萨福的机敏和诗意。 萨福的名字很早就传入我国。1908年，苏曼殊译了拜伦《唐璜》中的一章，即为人熟知的《哀希腊》，首两句是：“巍巍希腊都，生长奢浮好。”奢浮即萨福。然而，多年来，萨福的作品却只有零星的译文。因取前面提到的玛丽•巴纳德的《萨福》作为蓝本，将萨福的诗和断片100首全部译出。除若干残句外，萨福现存的作品大都在此了。这个译本旨在为我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提供一个可读的本子，因此不去比较各种版本的异同，注释也尽量从简，不去作烦琐的考证。译文采用现代汉语，并力求保持原作口语化的特点。 萨福曾经充满自信地说，未来的人们是不会忘记她的。译完本书，我觉得她说得不错。 罗洛 1986年夏，上海

关于本书 惭愧，我不懂希腊文。这本书里的译文，根据的是不同的英文译本。“老柏拉图”说：文艺只是模仿的模仿，影像之影像。用在本书，恰好适合。 好在萨福的英译本历代层出不穷，仅二十世纪就有十数种。我参考的各种译本，详见书后开列目录。其中特别以娄伯（Loeb，或译勒布）经典文丛的坎贝尔（D．A．Campbell）译本和安・卡尔森（Ann Carson）2002年出版的译本为底本。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本子作为蓝本，是因为他们的翻译都是尽量依照原文，并不像威利斯伯恩斯通或者玛丽巴纳德的译本那样自行补缺并进行“文学加工”（在个别残诗的译者注里，我特意附上他们的译文，以便读者进行比较），因此，可以更好地反映萨福的“原貌”，除了文学价值之外，也有学术价值。 卡尔森既是学者（她现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墨吉尔大学教授古希腊罗马文学），又是诗人和作家，她的个人作品《红之自传》曾被《纽约时报书评》选为“当年最值得注意的书”（1998），苏珊・桑塔格称之为“令人迷醉的创举”。她的作品得力于古希腊文学，而她对萨福别具一格的翻译和笺注也格外吸引人。坎贝尔把萨福学者所作的“推测性填空”都放在括号里面，卡尔森则甚至在译文里用方括弧的形式保存芦纸残缺文本的风貌。她在前言里说：她相信这些方括弧暗示了充满张力的空白。这虽然未免让人想到佛班克在小说《虚荣》里的调侃，但萨福遗诗的残缺，文学史的一次偶然性事故，的确部分地构成了它经久不息的魅力，留给后人无穷的空间，在各种意义上，各个层次上，重写萨福。 于是，遵从我们自己的传统，我在诗的空缺处以□□□示意――虽然这样做的时候，并不觉得这有多么地浪漫高深，而是带一丝微笑，把它当成一种精致的游戏。我希望读者也能如是看待之。 在安排这样顺序时，我依照了娄伯经典文丛里的次序。虽然诗前编号是本书自己的，但我在诗后括弧中一一注明娄伯编号，因为那是萨福学者们普遍接受的序号，便于讨论时引用和查找。 本书不是萨福残诗的全译，大约只是一半而已。选择的标准比较主观，但我还是尽量选取（一）著名的篇章；（二）在残诗坚相对而言稍微成意思的篇章（因此，只有一个词――譬如“芹菜”――抑或只有三五词的断简，就往往忍痛割爱了）。 本书分三部分。第一辑收诗101首，是学者们公认萨福所作的歌诗；第二辑收诗12首，是学者们持怀疑意见的萨福歌诗；第三辑选录历代与萨福有关的诗文，它们或以萨福为题材，或从萨福歌诗中汲取灵感和典故。第三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欧美文学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过，其当代文学作品，充满对文学过去的回声。我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唤起我们读者的注意。1944年，周作人在《文艺复兴之梦》中说：“对于外国文化的影响，应溯流寻源，不仅以现代为足，直寻求其古典的根源而接受之，又不仅以一国为足，多学习数种外语，适宜的加以采择，务深务广，依存之弊自可去矣。”这是很有见地的话。务新固然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对“新”之来源不其了了，则如此去了解西方文学和文化传统，总是难免皮毛。 近年颇有谈“外国文化的影响”而不悦者。抛除其种种意识形态的偏见不谈，多半由于不悦者看来，影响便等于依存。其实不然。一来，凡本性喜欢依存，不喜创造者，就算只读本国经典也还是要“依存”的；二来，我觉得就是以“外国文学的影响”立论，也还是狭隘了一点。引用公元前二世纪希腊作家郎古斯写在《达弗尼斯和克洛伊》前言里的一句话以作结： 我写了这个故事，一共分为四节，作为对 爱神厄洛斯、山林仙女、还有大神潘的供养， 也作为整个人类的共同拥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