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是默克罗比的文集，1994年出版。作者从大众文化入手，用大量篇幅论证后现代主义并不否定社会性和道德性，而是为政治参与和社会变革提供了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空间。

写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之后的一部文章集子，主要内容为一古一今一外三类文章，各具风华。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天才学生，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田晓菲解读郁达夫、艾柯、金庸等文化名人。

本书通过亲身游历和直接体验西班牙所遗留的古代阿拉伯文化遗产，以及对于古代摩尔人在西班牙的王朝兴替等历史史迹和阿拉伯相关优秀文学遗产的翻译和解读，作者把对西班牙南部历史名城"赭城"的游历变成了一次旅途中的旅途，从现实中的地理的旅行进入了历史与文化的深层文本旅行。并配以相关精美的艺术与历史遗迹的图片，使得本书成了一场活色生香的文字的盛宴。作者少年即负诗名，文字精致老到，译笔(包括散文和诗歌)天衣无缝。实为文字之美的生动展示。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期因各自不同的原因而发生与外部世界（异域）的频繁遭遇，进而相互影响并导致剧烈的文化转型。第一个时期是南北朝，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兴盛而导致对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发现”，求道的僧人如法显等等远行印度求法，居外十四年，途径三十余国，归国后除带回经文外，还有记录个人经历的游记《佛国记》传世；而当时还被北方高门显贵视为化外蛮夷之地的长江之南，随着东晋被迫南渡后精英士大夫的重新“观看”，变成了陌生又新鲜的“风景”，王羲之等的“兰亭雅集”和谢灵运的山水诗应运而生。 另一个时期是19世纪的晚清，西方的船坚炮利带来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也让国人对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生出无穷的遐想和行动，进而开启了一个世纪轰轰烈烈的文化转型和社会巨变，这是我们更为熟悉的。

哈佛学者田晓菲从另一个视角论《金瓶梅》，原来这也是一本慈悲之书。《金瓶梅》里满目狼藉的穷山恶水，被作者打磨得块块砖石温润如玉。经她拆解，原书里充斥的滔天利欲和遍地污秽，簌簌摇落如枯叶，铅华后款款而出的，是女性秀致的发香和柔暖的指温，更是有容乃大极欲则衰的悲悯。

爱读《金瓶梅》，不是因为怍者给我们看到人生的黑暗——要想看人生的黑暗，生活就是了，何必读小说呢——而是为了被包容进作者的慈悲慈悲不是怜悯：怜悯来自优越感，慈悲是看到了书中人物的人性，由此产生的广大的同情。

《尘几录》一书旨在向我们展示，读者不仅体验作者，而且，更通过重新塑造文本以使文本符合自己的解读来“生产”或“创造”作者。《尘几录》以东晋时代的诗人陶渊明作为切入点，检视了文本传播的机制与历史。作者以欧洲手抄本文化研究作为参照系，展现了中国中古时期文本的流动性，以及中国手抄本时代的文本如何因为后代的需要而被重新建构和变形。

秋水的论〈金瓶梅〉，要我们读者看到绣像本的慈悲。与其说这是一咱属于道德教诲的慈悲，毋宁说这是一咱属于文学的慈悲。即使是那些最堕落的角色，也被赋予了一种诗意的人情；没有一个角色具备非人的完美，给我们提供绝对判断的标准。我们还是会对书中的人物做出道德判断——这部小说要求我们做出判断——但是我们的无情判断常常会被人性的单纯闪现而软化，这些人性闪现的瞬间迫使我们超越了判断，走向一种处于慈悲之边缘的同情。

《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不仅探讨梁朝的文学作品，更旨在检视梁朝文学生产的文化语境，就此提出一系列具有内在关联的文化史和文学史问题，重新评估和挑战对这一时代文化史以及文学史的现行主流观点，并探索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历来对梁朝的忽视与贬低。在这一意义上，作者希望本书对于梁朝的讨论，不仅会加深我们对于中国中古时代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促使我们反思现当代中国国学研究乃至海外汉学研究中的“文化政治”问题以及意识形态取向。

关于本书 惭愧，我不懂希腊文。这本书里的译文，根据的是不同的英文译本。“老柏拉图”说：文艺只是模仿的模仿，影像之影像。用在本书，恰好适合。 好在萨福的英译本历代层出不穷，仅二十世纪就有十数种。我参考的各种译本，详见书后开列目录。其中特别以娄伯（Loeb，或译勒布）经典文丛的坎贝尔（D．A．Campbell）译本和安・卡尔森（Ann Carson）2002年出版的译本为底本。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本子作为蓝本，是因为他们的翻译都是尽量依照原文，并不像威利斯伯恩斯通或者玛丽巴纳德的译本那样自行补缺并进行“文学加工”（在个别残诗的译者注里，我特意附上他们的译文，以便读者进行比较），因此，可以更好地反映萨福的“原貌”，除了文学价值之外，也有学术价值。 卡尔森既是学者（她现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墨吉尔大学教授古希腊罗马文学），又是诗人和作家，她的个人作品《红之自传》曾被《纽约时报书评》选为“当年最值得注意的书”（1998），苏珊・桑塔格称之为“令人迷醉的创举”。她的作品得力于古希腊文学，而她对萨福别具一格的翻译和笺注也格外吸引人。坎贝尔把萨福学者所作的“推测性填空”都放在括号里面，卡尔森则甚至在译文里用方括弧的形式保存芦纸残缺文本的风貌。她在前言里说：她相信这些方括弧暗示了充满张力的空白。这虽然未免让人想到佛班克在小说《虚荣》里的调侃，但萨福遗诗的残缺，文学史的一次偶然性事故，的确部分地构成了它经久不息的魅力，留给后人无穷的空间，在各种意义上，各个层次上，重写萨福。 于是，遵从我们自己的传统，我在诗的空缺处以□□□示意――虽然这样做的时候，并不觉得这有多么地浪漫高深，而是带一丝微笑，把它当成一种精致的游戏。我希望读者也能如是看待之。 在安排这样顺序时，我依照了娄伯经典文丛里的次序。虽然诗前编号是本书自己的，但我在诗后括弧中一一注明娄伯编号，因为那是萨福学者们普遍接受的序号，便于讨论时引用和查找。 本书不是萨福残诗的全译，大约只是一半而已。选择的标准比较主观，但我还是尽量选取（一）著名的篇章；（二）在残诗坚相对而言稍微成意思的篇章（因此，只有一个词――譬如“芹菜”――抑或只有三五词的断简，就往往忍痛割爱了）。 本书分三部分。第一辑收诗101首，是学者们公认萨福所作的歌诗；第二辑收诗12首，是学者们持怀疑意见的萨福歌诗；第三辑选录历代与萨福有关的诗文，它们或以萨福为题材，或从萨福歌诗中汲取灵感和典故。第三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欧美文学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过，其当代文学作品，充满对文学过去的回声。我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唤起我们读者的注意。1944年，周作人在《文艺复兴之梦》中说：“对于外国文化的影响，应溯流寻源，不仅以现代为足，直寻求其古典的根源而接受之，又不仅以一国为足，多学习数种外语，适宜的加以采择，务深务广，依存之弊自可去矣。”这是很有见地的话。务新固然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对“新”之来源不其了了，则如此去了解西方文学和文化传统，总是难免皮毛。 近年颇有谈“外国文化的影响”而不悦者。抛除其种种意识形态的偏见不谈，多半由于不悦者看来，影响便等于依存。其实不然。一来，凡本性喜欢依存，不喜创造者，就算只读本国经典也还是要“依存”的；二来，我觉得就是以“外国文学的影响”立论，也还是狭隘了一点。引用公元前二世纪希腊作家郎古斯写在《达弗尼斯和克洛伊》前言里的一句话以作结： 我写了这个故事，一共分为四节，作为对 爱神厄洛斯、山林仙女、还有大神潘的供养， 也作为整个人类的共同拥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