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ween 1974 and 1990 more than thirty countries in southern Europe, Latin America, East Asia, and Eastern Europe shifted from authoritarian to democratic systems of government. This global democratic revolution is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trend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Third Wave, Samuel P. Huntington analyzes the causes and nature of these democratic transitions, evaluates the prospects for stability of the new democracies, and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more countries becoming democratic. The recent transitions, he argues, are the third major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in the modem world. Each of the two previous waves was followed by a reverse wave in which some countries shifted back to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Using concrete example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insightful analysis, Huntington provides neither a theory nor a history of the third wave, but an explanation of why and how it occurred.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 democratic trend include the legitimacy dilemmas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hanged role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imp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snowballing" phenomenon: change in one country stimulating change in others. Five key elite group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nondemocratic regime played roles in shaping the various ways democratization occurred. Compromise was key to all democratizations, and elections and nonviolent tactics also were central. New democracies must deal with the "torturer problem" and the "praetorian problem" and attempt to develop democratic values and processes. Disillusionment with democracy, Huntington argues, is necessary to consolidating democracy. He concludes the book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that will decide whether or not the third wave continues. Several "Guidelines for Democratizers" offer specific,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initiating and carrying out reform. Huntington's emphasis on practical application makes this book a valuable tool for anyone engaged in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At this volatile time in history, Huntington's assessment of the processes of democratization is indispensable to understanding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in the world.

本书以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这一事实为基础，从13个方面分析了美国政府是如何运作的，揭示了隐藏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背后的东西。

《美国草根政治日记》是一位中国留学生工作之后参与美国政治活动的实录，主要分为作者作为自由党人参与社区政治和参加民主党助选阵营的经历。该书采用日记体形式，历时一年半之久，并配有大量彩色图片，生动有趣，资料详实。 该书由《近距离看美国三部曲》、《带本书去巴黎》、《一路走一路读》作者林达先生作序推荐。林达先生这样说：“很少有大陆来美的第一代移民，深入美国社会“草根”，去亲自“做”美国政治。谈的人多，做的人少。这本书，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本，它是第一手的资料，有着非常详尽的记录和生动描述。” 类似的看法在美国问题专家薛涌先生那里也可以看到：“美国的政治过程，大概从这本书开始，才有了中文纪录的第一手原始材料。作者以从中国带来的关于民主政治的理念，和美国基层选民有不少交锋，碰撞出不少火花。其文化涵意甚为独特，不是其他读物能够替代的。” 所以，《美国草根政治日记》属于一本介绍美国的开创性著作，具有多重意义，它不仅是见闻录，是原始史料，还是一本关于民主实践的操作手册。

From the winner of the 1991 Nobel Peace Prize, Burma's "woman of destiny" This collection of writings reflects Aung San Suu Kyi's greatest hopes and fears for her people and her concern about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t gives poignant and humorous reminiscences as well as independent assessments of her role in politics. With forewords by Archbishop Desmond Tutu and Vaclav Havel. 注：该书有2个封面内容完全一致，货品随机发送

《合理的怀疑:从辛普森案批判美国司法体系》内容简介：当足球明星辛普森被判无罪时，许多人对于司法制度没有彰显正义大表不满，他们深信辛普森的确杀害了妻子布朗及其男友，也因此认为陪审团的无罪裁定是一项司法上的谬误。《合理的怀疑:从辛普森案批判美国司法体系》正是为这些不同意辛普森案的人所写的。在美国，德肖维茨是一位广为人知的杰出辩护律师，他被推选为辛普森的上诉律师，为他的败诉作准备。现在德肖维茨教授卸下原本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不再只是为辩护律师团辩护，根本也不要求审判还给辛普森一个清白。相反地，在《合理的怀疑:从辛普森案批判美国司法体系》里，他以此备受瞩目的刑案为基础，探讨几种对美国司法体制影响深远的社会力量——包括媒体、金钱、性别和种族，并且进一步勾勒出当今美国的刑法制度的优缺点。

新闻界创造不出民主，民主也制造不出新闻事业，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正是当今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以及媒体研究学者迈克尔•舒德森在本书中要论述的核心问题。以美国媒体为研究对象，但辅之以比较研究的文本背景，作者把新闻理解为既是故事讲述又是事实指向的操作模式，正是在这样的新闻报道规范与框架下，作者围绕今天的公共知识是什么以及应当是什么这二者之间所产生的诸多争辩进行了阐释。本书为舒德森近年最有代表性的论述文集。

《民主二十讲》为了这样一个目的：研究并培育适合民主政治发展的公民社会，避免让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仅仅成为一个空洞的、抽象的政治字眼。民主政治不仅是最广泛受到称颂的政治制度，而且也可能是最难以坚守的政治制度。在所有的政府形式中，唯独民主政体依赖于最少的强制和最多的同意。因此，民主政治需要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植根于公民社会的土壤。

在政治中寻求第三条道路的观念是最近几个月来广泛的讨论的话题，不仅在英国，而且遍及美国、欧洲大陆和拉丁美洲。但何谓第三条道路？这个观念的支持这不能够达成一致，批评者也否认其可能性。而安东尼·吉登斯阐明，开拓第三条道路在当代政治中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在这个世界上，旧的左派教条已陈旧不堪，新的右派思想苍白无力，第三条道路才真正代表了社会民主的凤凰涅磐。正在凸现出来的社会民主机制是全面的、稳健的、广泛的，它重新点燃了政治理想主义的火焰。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理性与民主》是我在准俘虏生活中所写的第三书。第一是“知识与文化”系在燕京大学授课时所写。第二是“思想与社会”系出狱后半年所写。《民国学术文化名著:理性与民主》依然是继承前两书中所说的问题，而想从另一方面作进一步的发挥。而就中主要之点，却在于说明所谓民主主义不是一个政治制度，乃确是一种有特色的文明，就文明全体来说，当然亦把政治制度包括在内了。这种文明之特色又在于其自身能常有进步，即能自己修改自己。西方学者称之为“动的文明”，又称之为“进步的文明”。于是“进步”或“社会进步”便在欧美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问了。

《公共论丛》将围绕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以探讨如何确立新的公共哲学为主题。她将通过中外古今重要思潮的研讨，从多种不同角度加以审视，从中汲取思想智慧；她将打破现有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与人文学的学科壁垒，致力于公共事务所涉及的基础性学理问题的探讨，促进有关公共事务的理论知识的构建、整合与传播。避免由于相对主义盛行，社会据以对话、交流和沟通的文化公共性的丧失，略尽绵薄。

本书从实证的角度，运用比较的方法，立足于多元社会（黎巴嫩、加拿大、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建构了一些民主的新概念，预测人类社会的民主目标与走向。

《民主不是万能的》内容简介：中国如何积极融入世界，又如何在世界的游戏规则下发展自己？站在中国的立场读懂世界，站在世界的立场读懂中国。跨国公民的中外生存及比对、刘瑜、加藤嘉一等跨国公民观世界看中国。

诚如作者在前言中提到的，几乎所有的现代政治派别都把官僚制作为其谴责的对象。然而，它却以惊人的生存能力证明自身的不可替代性。这个泰坦在现代行政制度中投下它巨大身影，但是对其进行准确的理论描述却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事情。而这恰恰是现代政治理论专家毕瑟姆试图在这部著作中要做到的。 在这部作品中，毕瑟姆的目的是试图从各个角度给官僚制一个全面的定义，并建立对其的系统的认识方式，从而最终构筑起完备的官僚制理论。这项困难的研究工作是要在对官僚制混乱的形态和繁复的权力运作模式的细致考查，以及对于先行存在的却又相互对峙的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理论的观点和范式的探讨的基础上实现的。从某种程度看，作者已经很接近成功了。借助于韦伯和马克思的成就，毕瑟姆比较清晰地描述了西方官僚制的模式，以及它的权力运作流程、它的政治理论关联，等等。对于我们理解官僚制，乃至理解现代社会科学，都非常有帮助的。同时，对 完善中国公共行政管理的组织模式也是有启发价值的。 就西方知识界的角度而言，本书的理论观点是比较客观持中的。但是，仍然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书中，作者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模式缺乏了解，把其同西方的文官官僚制度等量齐观，在同一个尺度下进行分析和讨论，忽视了行政制度的社会文化依托的差异性。并进而得出错误的分析结论。同时，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分析也不是很准确，这都导致了定义和结论的偏差。此外，在作品中，作者把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活动看作是向官僚制度的退化过程，显然是不正确的。对于这一切，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保留清醒的态度和正确的判断标准，合理地进行取舍。

全书共分为五辑，按我的理解，顺序依次是教育、法制、评论、宪政、学界规则。它给予我最深刻的感受是肖老师的内心始终心系具体的个人，而这“个人”是民主社会或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公民，因此其学理立足于权利，围绕人的权利展开。 我想肖老师把“教育”放在第一辑，和她作为一个教育者对教育现状有切肤之痛有着很大关系。因为此辑文字的思想和她在《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肖雪慧教育随笔》及《独钓寒江雪》中的，乃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都是针对教育的困境和误区开出的一剂剂良药。她的眼光常投在弱势群体（尤其是贫穷的孩子）身上，其意旨在呼唤与民主化潮流同步的教育到来，培养公民社会、缓解目前社会冲突、避免大规模社会动荡。所以她的笔触有锋芒，但内里是拳拳的赤子之心。我从老师的文字中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超越的眼光，而这种力量和眼光，在我看来乃是振兴民族教育的希望。 第二个感受是在文学评论领域，肖老师所展示深厚的学养和深刻见地。毕竟肖老师的大学专业是川大哲学系，多年来研究的领域主要是伦理学，所以与文学还是有距离的。但第三辑中《作为学问家的何满子——读〈何满子学术论文集〉有感》，肖老师表现了极高的文学理论水平，绝对是中文系教授级别，而且其行文思路、文学见解，不拘一格，别有新见。她的这种新见立足于整个中国大文学史，所以对何满子先生的评价也显得客观中肯。何满子先生为人熟知的是作为杂文家的一面，而作为博中西、通古今的学问家的另一面却鲜为人知。所以肖文的出现，也提醒国人看一个作家要有全局观。何先生是一个持批判眼光的杂文家，也许在这点上和肖老师达成某种共识：对现实的批评，有利于针砭时弊，“引起疗救的注意”。 当然，肖老师近年来一直心系自由、民主和宪政，所以第四辑中文字较为集中表达了她对中国现状的看法。从《宪政体制的道德救治手段》到《为了和平》，文心是希望国人能借鉴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具有普世价值观，并最终促成公民社会的诞生。她两次引用中世纪阿拉贡臣民向国王的宣誓语和1581年“出亡法”所撤销的对菲利普二世的效忠语，都在说明统治的正义性或合法性取决于它是否尊重人的权利。肖老师相信臣民和统治者之间有一种原始契约关系，证明以自由为核心的权利观念是西方人的普遍观念，而基于权利观念反抗国家权力突破原始契约所划定的界限是西方有力延续着的传统。从这个角度上说，西方公民所拥有的出版、言论、结社等自由，以及保持中立的独立司法系统为公民提供反对国家犯罪的合法渠道，在我国是怎样的稀缺！ 西方的公民有一种个人和国家之间存在的宪法性关系，而我们的“公民”则更多的是顺民和奴才。其中原因在于前者有希腊精神文明传统的传承，后者乃是两千多年专制王权的大一统，给予了国人一种“服膺于权力、效忠于一家一姓、无条件服从王权并把卑微和奴性植入于人内心的臣民训练”。所以肖老师急切呼唤必须通过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来保障公民权利，当然这在一党执政、发扬党监督党的政治形势下，希望几近渺茫。所以肖老师特意引进西方的思想资源——博兰尼的《自由的逻辑》和斯科特戈登的《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希冀国人能“从另一文明中中自由的历险、自由的信仰和道德的关系，尤其是其间深刻的自我反省精神获得重要启示”，晓示国人“通行于古今立宪国家的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忠诚和相互保护基础上”。 我国的文化传统，其“核心是专制”（引用李慎之先生的话），所以肖老师特意写《多样文化和普世价值》和《为了和平》，提醒世人当代国际关系中很多冲突乃是文化冲突，要我们警惕狭隘民族主义倾向，认同与人权相适应的民主、法治、和平、正义、思想宽容等原则在内的普遍价值，因为这是保持文化多样性资源优势的价值前提。由于战争仍然还存在，甚至有核威慑影响在，所以肖老师厘清了“绝对的和平主义”和“有条件的和平主义”两个概念，这里的论述和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说“在任何条件下都拒绝参与所有的战争是一种天真的必然有偏狭色彩的观点”是一致的。或许这样的观点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去年发生的伊拉克战争。 最后一辑文字，都是反对剽窃别人学术成果的文字，但因为其中附有两则伦理学论文《作为伦理文化价值核心的人道主义》、《探询道德原则，建立整合模式——中国当代伦理文化建设系列研究》，通过一个侧面让我们了解到早在1997和1998年肖老师所达到的伦理学研究高度。当然这里也有建设公民社会的原则，例如公正、平等、互利和伙伴关系原则。至于反对剽窃文字，保护作者著作权问题，国家教育部在8月26日颁布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引自8月28日《钱江晚报》A3版），这在表达独立见解和创新思想要承担风险的时下，也算是政府的一个弥补吧。古人云：“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也希望今后的学术界多一些清洁和纯粹，多一些像肖雪慧老师这样治学严谨的学者。 当然，《公民社会的诞生》并不是完美无缺之作。作品中还有一股情绪的潜流，有时表现为一种愤懑不平之气。这对于一个伦理学家是一种遗憾。但是我们想到肖老师的坎坷命运——经历上个世纪末的那次事件，专制政权一直以来给予她心灵的伤害。我想读者自然会谅解她这一点。毕竟从那时至今，肖老师一直含辛茹苦，默默耕耘，不懈播撒文明的种子。所以我祝愿她作品中的文明之种像《圣经》中所说，能多一些撒在泥土中，立于信心的磐石，这样能引发一大批民众的觉醒。借傅国涌先生的话，肖老师确实是当代“文明的使者”，“作为一个有成就的伦理学家，她的全部文化、社会批判都建立在坚实的学术研究和深厚的人文素养基础之上，所以才显得那么清楚、有力。”借她自己对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评价，肖雪慧老师作品有着“深邃的历史感、广阔的伦理思考、对人性及其需要有完整而透彻的理解”。

简介： 这部研究民主教育理论的著作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在一个民主国度里，谁应当掌握公民教育的权利？作者在书中讨论了大量的问题：从反对禁书的民主举动，到教师联盟在教育中的角色，以及对私立学校的公共支持，和大学准入机制等民主教育中的核心议题。

托克維爾處於19世紀政治變動頗為劇烈的時期，民主共和政體與君主專制政體的衝突不斷。他認為從長遠的歷史發展來看，人類社會不斷地朝著民主發展的方向前進。而當時美國可說是全世界民主發展最先進的國家，因此托克維爾希望藉由研究美國的政治體制運作、社會文化的特色等等，來進一步分析了解民主政治的優劣及未來的發展。本書分成上下兩卷，上卷闡述的側重在政府與政治方面，下卷則側重於美國民主政治對美國一般風俗習慣、學術文化、科學宗教、文學藝術的影響。 在當時全世界對「民主」這個新奇的觀念或制度仍存在著各種幻想、誤解及恐懼，托克維爾卻以超越其時代的真知灼見闡述了民主的是與非、利與弊。箇中所言之事至今仍為政治學家們奉為圭臬。 另外，托克維爾亦是論述民主政治的學者中，特別理解到民主程序及其實際運作之重要性的第一人。在論述民主政治的研究時，討論的多為實質的運作或影響，而非較空泛的理論思想，例如他在討論民權主義時只佔了短短幾頁，卻不厭其詳的論述美國的鄉鎮制度、聯邦的權力、公務員、選舉、憲法、聯邦法院等等。 這本書可說是一本政治預言書，雖然成書比資本論的時間還早25年，他所提出的未來經濟發展趨勢和資本論所述卻大同小異，他也提出全民平等未必是福氣，而且在社會平等的國家裡，成立一個絕對專制的政府比在其他任何國家都容易，法西斯專政又再次印證其說法。 在民主制度相繼與君權專制和共產極權搏鬥了一個多世紀後，人類似乎在邁向新世紀之際選擇了民主政治作為未來的發展道路。但是，歷史有時是弔詭且循環的，如果人類再次昧於民主本身所帶來的缺陷及弊端而一廂情願地給予太過完美的要求，最終反而會因失望而斲傷甚至於拋棄了民主。因此，如何在堅持民主理念的同時，又能接受並進而反省改進其缺陷，這正是本書之所以在出版160年之後仍歷久彌新的價值。

波斯纳在本书中提出的理论仍然属于这个美国传统；但有所创新和推进。他通过理论的和实证的分析指出，美国实际上运行的民主和法治，都是实用主义的，而不是理想的。所谓理想的，在民主理论和实践中即该书着重讨论的慎议民主制，这是杜威式的民主，强调通过教育和提供信息来促使更我的人参与到民主生活中来，通过审慎的、知情的思考，做出决策；而在法律理论和实践上，就是法律形式主义，即相信通过一套法律的技能，依据预先确定的法律规则推演获得正确的法律决定。所谓实用主义的，在民主理论和实践中是熊彼特式的民主，它强调民主制中精英的作用；在法律实践上则是一种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关注重系统后果的实践性推理，必要时它甚至会因为策略而采用法律形式主义的修辞。

正如阿克顿爵士所言：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自由，“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看看它的少数派享有安全的程度”。因此《民主新论》的重点在于：民主制度最为关键的特征并不是它保护多数人的利益，而要看它是否在有效地保护着社会中的少数。

《民主》一书描述了全世界在过去几百年里在国家层面上引起民主化和去民主化的总进程。它挑选出把信任网络融入公共政治、使公共政治和种类不平等隔离、压制自治的权力中心作为关键的过程。本书通过对众多（主要是二战以来的）政权进行分析描述和比较，为当代重塑民主、民主化和去民主化的理论提供了明确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