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美国的自由主义、宪政主义和民主理论的产生和实践进行了严谨的学术探讨，并针对冷战后的现实情况，对以上三种政治学理论在当前的发展进行了评述。 第一章 互利 无意的后果 自发的协作是另一现象的基础，该现象在社会互动中极端重要但在许多对制度的解释中没有被充分领会。这就是无意后果问题，它最先被苏格兰启蒙哲学家亚当·弗格森所认识到，他曾谈及“集团组织的确是人类行动的结果，但不是任何人类设计的实施”。你从事你所做的，我从事我所做的，诸如此类，伴随的结果是在我们面前出现从来没有人预想过的模式化行为，无论是在更大的自发性社会里还是在轮廓分明的机构里。 我们无意中导致的后果有时候是有益的，比如在起初的行车惯例里；有时候则不是，比如在许多破坏性规范里，就像种族主义规范甚至可被认为使种族主义者境况更糟。有人或许会把经济分析中许多有关重大利益的外部性问题描述为无意的后果。污染的外部性是其中之一，它无意中伴随各种有意的良性行为（比如开车、为建筑供暖等等）而产生。但是，弗格森的兴趣所在是行为性后果，就像在规范和制度中所代表的那样，并且“无意的后果”这一术语现在成为仅仅用于此种后果的巧妙术语。 引起弗格森兴趣的无意后果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产生它们的行为据推断必然是自我实施的——因为我们自发地协调我们自己去沿着产生那些后果的途径行动。最终，协调我们的宪法或政府部分地通过设计、部分地通过无意的发展或增长来达到这一点。当无意后果使我们偏离某一制度的表面设计时，原因可能仅仅在于该设计不是自我实施的，并因此而不稳定。故而，该制度在达到一个自我实施的结构或者模式之前，是非常易变的。这样，就可以明确地说，在无可置疑的意义上，该制度起初被错误设计，因为它显然不符合人们的实际动机。但是，当然并不能因此认为，仅仅因为我们在它之上进行协作，所以我们陷入的任何无意后果都是好的。我们可能为某一目的设计一项制度，并随之发现它产生了不仅是无意的而且是不寻常的后果。例如，英格兰经济中的重商主义组织带来了抑制经济生产力的乖张后果。

《民主是可能的吗?:新型政治辩论的诸原则》内容简介：美国政治可能正出现前所未有的两极化，并遭到普遍的轻视。最近几年来，来自左右两翼、红蓝两大阵营的政治家们彼此争斗，仿佛政治是博取啦啦队欢呼的贴身竞技-样。德沃金写道，这种结果已经变成令人深感失望的政治文化，无法面对实现社会正义的长远挑战，而这些挑战是由诸如恐怖主义的新威胁等问题所带来的。改变的希望能够实现吗? 德沃金——一位著名的世界级法律和政治哲学家，论证并捍卫了个人和政治道德性的核心原则，而这些原则为所有公民所共享。他指出，这些共享的原则能够使实质性的政治论辩成为可能，能够将互相蔑视变成互相尊重，能够引领美国和其他国家实现对民主更加完整的承诺。

这部著作的上卷和下卷，不是写于同一时期，其间相隔5年，因而在笔调、结构、叙述上有所不同。本书上卷包括美国的地理环境、种族状况、英裔移民带到北美的影响、美国联邦制的优点与其他国家联邦制的比较、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的关系、政党产生的原因、政治社团的作用、舆论的作用等方面；中心思想是阐明美国的民主、自由、平等是如何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体现的。下卷是以美国的民主思想和美国的民情为背景分析了美国人的哲学观念、宗教思想、科学理论、文学、艺术、社会心理、民族性格等等方面。同时，与英法等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的类似问题作了对比。

本书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教育思想著作。作者详述了实用主义的教育理论，结合民主的理念剖析教育事业所面临的问题。书中不仅探讨了教育的性质、作用及目的等抽象的内容，同时也涵盖教育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例如不同学科价值的定位、教材的性质以及劳动、休闲与教育的关系等。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是一部关于自由的意义的重要著作，它追溯了本世纪后半叶美国民主的再造过程，针对公共哲学的概念提出了一种哲学的论证和一种历史的论证。其哲学主张认为，程序自由主义一一一种声称政府应该对关于良善生活的各种竞争性见解保持中立的政治理论一一是不充分的：其历史的观点则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程序自由主义在不断地为美国的政治话语创造词汇，它已经排挤了共和主义对公民身份和自由的理解，并开始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公共哲学大行其道。在桑德尔看来，程序自由主义已经逐步取代了公民共和主义，并给美国的民主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只有通过恢复共和主义传统，致力于共同体认同和自治所需要的公民美德，才能消除美国民主的不满。

《民主的意义及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回应托克维尔的挑战》是一部跨学科研究民主问题的专著。与一般将民主仅仅当成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同，《民主的意义及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回应托克维尔的挑战》除研究民主的政治制度外，还着力研究了民生社会的秩序构造和民主的生活方式，从把民主社会理解为一种自主治理的社会出发，认为民主社会富有活力的关键，是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公民在处理公共事务时所具有的自主治理的能力。

本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高等教育最权威的社会科学教材之一，也是中国10余所最高学府知名学者联合推荐的著作。 　　“民主”是一个古老的词汇，在西方往往把它追溯到古希腊。本书作者以史拓式的治学方式，洞察到了西方政治和社会价值正面临其它文明的挑战，并且他认为民主的实践已落在了政治和经济权力现实的后面，还指出原因是西方对民主的核心——“人民权利”的忽视。因此，该书具有一定创新意义与批判精神。

本书来源于自1991年以来我在不同的东亚社会生活与工作的经历，其目的是理解政治发展，指出我们可以从这些社会中有所收获，尽管它们与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存在差异。在中国，这样的观点应当不会具有太大争议。我主要从儒家价值理念中寻求启发，将它们在社会实践中的表现当作研究的典范，最近的儒学复兴应当让这样的一些论断在中国环境中更可信。但是我发现，从邻近的东亚社会的社会与政治实践中进行社会与政治改革思考存在更多的阻力。为了寻找灵感，新左派转向斯堪的纳维亚社会，自由市场主义者转向美国式资本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转向前苏联。但是这些社会在文化、历史、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人口（我所居住的北京市海淀区人口比挪威都多）方面都与中国距离遥远。为什么不试图从诸如日本、韩国这样有着类似的传统与经济发展道路的东亚国家的经历中进行学习呢？似乎民族骄傲以及关于最近的历史冲突的记忆起到了阻碍作用。本书试图指出，中国的邻近社会可以为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改革提供更有价值的经验教训。 本书被批评除了儒家价值之外还援引了一些法家的价值观念。如果我们求助于传统的目的是为了社会与政治改革，我们就不能完全忽视法家思想：儒家与法家一直以来是东亚最具影响力的两种政治传统。法家思想的功效体现在在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在混乱时期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及如何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家中建立能够提供政治稳定与物质福利的经济与政治体制。但是法家必须建立在儒家的道德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国家的最终目的应当是“为人民服务”，而一些受法家启发的方案产生了这样的效果。考虑一下成都附近二千三百年前建设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它甚至经受住了2008年“5.12”汶川地震，虽然附近的建筑物倒塌了）。建设者李冰直到今天仍然被赞颂，这一防洪工程壮举使四川成为中国最具农业生产力的地区。我们应当仅仅因为它是在受法家思想启发的秦国统治者命令下建造的而反对这样的工程吗？是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但是如果法家观念在今天有前景，我们不应当因为过去的滥用而拒绝它们。 但是为什么不花更多的时间讨论道家与佛教呢？一个原因是它们的政治影响相对边缘化。我对道家有着特别的疑虑：它看起来是脱离尘世的，而且对于管理一个巨大的国家而言不是非常实际。它还忽视了类似社会责任与政治承诺这样的价值。当它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力的时候，它常常导致一些问题：例如，对佛教最严重的迫害是由唐武宗发起的，而他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当然，儒家同样在实践中存在问题，我不是想暗示道家在这方面是唯一的。同时排除如下可能性也是独断的，即道家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应对当代所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环境恶化。但是那已经是另一本书的主题了。 或许本书最具争议的方面是对受儒家启发的由具有才能的政治精英进行治理的体制的辩护。在西方世界，质疑以竞争性选举来选择国家最高政治领导人的观点极具争议。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关键原因是西方人对民主进行思考的方式变了。他们不再认可激励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19世纪对民主进行辩护的假定。密尔认为民主机制在根本上有价值是因为它的功用，而且他可以思考其他具有道德基础的机制的可能性，而不会被认为失去了道德方向。今天，民主被认为具有本质上的价值。似乎一人一票的民治成为了当代西方最神圣的价值观念，而不管效果如何，我们都应当给予支持。我们如何解释政治视角中的这种转变呢？ 我不是一个历史学者，但是我猜测这与20世纪民族主义的高涨有关，而不是对康德或基督教关于人人平等的观念的支持增加了。毕竟，民主平等停止在政治社群的边境：社群外的那些人不被平等对待。或许一人一票成为了团结民族社群的关键仪式。 这为什么是个问题呢？选举制民主的一个明显缺陷是整个社群对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人的关注：他们应当服务于选民，而不是生活在政治社群之外的外国人。甚至运转良好的民主机制也倾向于关注公民的利益，而忽视外国人的利益。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家决定他们国家的利益没有什么不好的：这是他们应当做的。在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家，我们没有必要担心。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政治领导人的决策会影响全世界，他们的决策需要考虑世界其他人民的利益。全球变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我看来，就中国而言，我们有理由期望有更多的比西方式民主运转更好的精英模式。 幸运的是，中国具有漫长的精英统治的传统，而这有可能推进关于精英体制的辩论而不被视为某种危险的保守言论而被摒弃。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复兴这种传统，变得更精英化------它挑选优秀的学生，鼓励他们入党。同时可能也需要对精英机制进行更多的体制上的试验。中国是一个巨大而且多样化的国家，它是尝试不同的政治改革的很好的实验室。在农村，村一级的民主选举尝试已经进行了十多年，最近也有人就深圳与贵阳这样的城市中的党内民主以及民主试验进行讨论。那么为什么不尝试一些精英制的试验，看看有什么效果？一旦我们对什么东西在地方层面有效有一个更好的了解，在全国层面进行一些尝试也许不会具有太大的风险。 最后我要感谢我在清华大学的同事，特别是系主任万俊仁教授。我很荣幸并且很高兴有机会在清华大学进行教学和研究。我还想感谢译者李万全以及特约编辑徐志跃出色的工作和支持。 （李万全 译）

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把西方的民主模式奉为人类文明终极模式的便不乏其人。然而这种过分的乐观情绪旋即遭到现实的沉重撞击。不论民主体制在八九十年代怎样的进展，这种模式面临的种种新老问题却不断凸显出来：在采纳了西方模式的新型民主国家内部，民主非但未能成功解决旧政权与民众间的矛盾，反而造成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表面化和尖锐化。另一方面，民主模式普适性的传统观点，也受到传统国家发展特殊性理论的有力冲击。民主不仅没有成为全球一统的标准模式，其所受到的挑战也是空前巨大的。 本书面对的，正是民主体制在发展变动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作者们均是比较政治领域的知名学者，既具有扎实的政治分析功力，又多半具有融贯东西、兼容并蓄的治学经历，遂能敏锐地把握民主体制面临的各种问题，洞察西方民主模式发展演进的基本规律。

本书是卢卡奇晚年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 卢卡奇对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民主化的论述，建立在其对“革命辩证法”的总体性重构之上。他始终坚持总体性辩证法立场，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尖锐的批判，指出了变革时代国家的建设要求，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论。在社会主义民主化问题上，卢卡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批判了资本主义民主化的有限性和虚伪性，反思和批判了苏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得失，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性。 《民主化的进程》是卢卡奇得悉自己患癌的情况下，中断了《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这本鸿篇巨著而成的急就之作，虽然表现出仓促完稿的不完善之处，但并不影响它的重要思想价值。本书与《审美特性》《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起构成卢卡奇晚年思想的整体——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阐明和倡导社会主义民主化。这是他人生最后留下的重要思想遗产，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本译丛精选西方学术思想流变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传世名作，由多位专家学者选目，内容涵盖了哲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收录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体裁的诸多名著。

本书对当代西方研究民主国家的五大学派——多元主义、新右派主义、精英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多元主义——分章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考察了它们的理论起源、方法和价值、主要优势和缺陷。特别分析了它们了关于政治压力和动员的模式、国家组织及政治危机的理论。在对学派之间的区别作出简明提炼的同时，作者还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展示了出现于每一种传统中的共同的理论问题和解决方法，说明了各种理论之间的深层联系以及评价它们的正确方法。 就其覆盖的理论范围和对案例的运用而言，本书是第一本真正的政治学领域的比较研究著作。

美国哈佛大学政府学院托马斯·帕特森教授的这部《美国政治文化》，是美国大学供政治学、法学和其他专业的师生广泛使用的教科书。该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从其基础理论和体制特点，包括宪政民主、联邦主义、公民权利，到大众政治的特色，包括公众意见的表达和政党政治、新闻媒体，再到其治理机构和公共政策，包括政府行政制度、司法体制和内政外交政策，都一一作了深入浅出的、生动的阐述，为我们研究美国政治法律体制及其文化基础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丰富材料。

《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致力于展现18世纪在同一时代背景下同时产生的两种政治倾向：自由主义形式的民主制度和另一种我们建议叫做极权主义形式的民主制度。这两种思潮自18世纪就并行存在并发展至今天。两者之间的那种紧张状态已经构建了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而且现在还在不断地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演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至关紧要的问题。

作为美国自由主义的实用主义者，约翰·杜威在今天是一个广受尊敬但却很少被人们阅读的哲学家。韦斯特布鲁克在本书中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历史地考察了杜威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对于杜威而言，社群与个体的发展休戚相关，因此，民主是一个伦理理想而不是一种实践上的融合。韦斯特布鲁克认为，当前的民主思想已经背弃了其原初的含义，所以，与流行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杜威对于民主的看法是主流的民主自由思想之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重新发现了杜威。

本书是法国政治哲学学者皮埃尔·马南对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名著《论美国的民主》的解读。托克维尔指出，七百年来在基督教世界发生的事件无一不有助于民主的到来，民主乃是出乎天意，不可阻挡，试图遏制民主则无异于与上帝搏斗。百年来，托克维尔的判断和预言早已跃出基督教世界，民主成为任何文明和民族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如果民主是我们的命运，那么理解民主就是理解我们自己。通过对托克维尔思想的深入解读，马南告诉我们，只有洞察民主的本性，掌握民主的政治艺术，我们才能在现代社会找到自由和德性之路。

英国的“怀疑论者”和“保守主义者”欧克肖特曾说“哲学不属于任何一个学科，哲学的任务是对学科的基本问题发出质疑。”本书正是遵循了这样一种思考原则，对现代政治的根基——“民主”，以及现代人的民主经验不断发问。 虽然都持有“怀疑论”的立场，但是本书的八位作者（其中两位是美国人：阿甘本、巴迪厄、朗西埃、南希、齐泽克、本赛德、布朗、罗斯）却一点也不保守，他们普遍出生在20世纪40-50年代，是68学运时期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甚至是当时的中坚力量，随着左翼思想在欧洲的崛起，以及现代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建立，如今的他们代表着欧洲大陆思想界的至高点。 本书汇集了这八位思想家的政治思想随笔和发表在大众媒体上的公共言论，每位作者各一篇，每篇篇幅在一万字左右，通俗而不失深刻，短小而不失高远。 这8篇文章重点以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西方社会的变化为背景，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民主制度的悖论和尴尬处境，并为未来社会的合理发展提出了新的可能性。

本书是一部关于自由的意义的重要著作，它追溯了本世纪后半叶美国民主的再造过程。针对公共哲学的概念，《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提出了一种哲学的论证和一种历史的论证。其哲学主张认为，程序自由主义——一种声称政府应该对关于良善生活的各种竞争性见解保持中立的政治理论——是不充分的；其历史的观点则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程序自由主义在不断地为美国的政治话语创造词汇，它已经排挤了共和主义对公民身份和自由的理解，并开始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公共哲学大行其道。在桑德尔看来，程序自由主义已经逐步取代了公民共和主义，并给美国的民主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只有通过恢复共和主义传统，致力于共同体认同和自治所需要的公民美德，才能消除美国民主的不满。

《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一方面，让那些在民主事业中无所事事之人蒙羞，另一方面，它激励着那些正跃跃欲试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媒介体系的人们，在他们心目中，这种体系反映的是全部重要的非商业价值，它们是建设一个正义社会之必需。 书评 假如托马斯·潘恩在世，他一定会当仁不让地写作此书；如果保罗·里维尔还活着，他也一定会对此话题津津乐道。感谢上帝，我们有了一位现世的思想家麦克切斯尼，由他来继续前人未竟的事业。这位当代学人以他对自由的真爱和激情，重新审视民主，在他的眼里，巨型媒介公司将民主私有化了。 本书叙述了媒体与民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一部跨学科的著作，书中主要涉及传播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内容。

本书是一部关于自由的意义的重要著作，它追溯了本世纪后半叶美国民主的再造过程，针对公共哲学的概念提出了一种哲学的论证和一种历史的论证。其哲学主张认为，程序自由主义一一一种声称政府应该对关于良善生活的各种竞争性见解保持中立的政治理论一一是不充分的：其历史的观点则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程序自由主义在不断地为美国的政治话语创造词汇，它已经排挤了共和主义对公民身份和自由的理解，并开始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公共哲学大行其道。在桑德尔看来，程序自由主义已经逐步取代了公民共和主义，并给美国的民主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只有通过恢复共和主义传统，致力于共同体认同和自治所需要的公民美德，才能消除美国民主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