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人文主义教育已经被攻击了很多年．在这本萨义德最后的著作中，他论述了人文主义更民主的形式－－其目标是共享、解放和启蒙－－仍然是可能的．深入到人文主义的思想传统中与前哲们展开对话后，萨义德提出了他的主张：＂言词＂是历史和政治变迁至关重要的载体，而阅读则会教会人们去不断地质疑、推翻、革新．今天已被封为圣徒的思想家是昨天的反派者．在这个日益紧密相关的世界中，作家和知识分子应当怎样承担自己新的公共角色？萨义德的答案在这本书中，它为人文主义教育和更民主的批评模式提供了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辩护．

本书采用逐月写作的方式，各篇文章间自然就不刻意地表现任何规律的发展，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是一种自我坚持与重复的努力罢了。

《没有名字的城市》内容简介：我描绘的这座城市是没有名字的，它没有实证，没有历史，没有主角，当然更没有奇闻轶事。惟其如此，没有名字的城市隐藏在一切城市的背后，它虚位以待，永不过时。 没有名字的城市是停滞的，它停滞在任何时间。它缺乏地域标志，缺乏个性、风尚和习俗，甚至找不到一张关于它的示意图。如果当年马可波罗向忽必烈讲述许多城市的故事而实际上他讲述的仅仅是一个威尼斯的话，那么我在十多年前描绘的这座城市本质上是意指许多城市。遗憾的和令人欣慰的是，那会儿没有几个人能读懂我这本书。 一本书的沉睡理应是不想被打扰的写作者的幸运。一旦人人都竞相奢谈城市时，世界就变得相当愚蠢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借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表达，许多人正在用“它自身所制造出来的种种梦想和表象去充满”城市；这个“超现象的”空虚之城“不得不满意于它所受到的这样恶劣的待遇”。 但无论如何，“城市”在逻辑上是先于那些制造梦想和表象的人们的，在人们行动之前，它已拉康式地点据了一个尚未被客体占据的位置。填补它是别人的事，我关注的却是它不可改变的空无性——城市的超人本质。

90年代的中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谁是90年代新神话的主角？广告、时尚杂志、建筑、电影、酒吧、小说……在种种新的文化现象的背后，又有什么新的意识形态正在形成、蔓延，逐渐笼罩整个社会？本书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正面回应，表现了知识分子力图解读90年代社会现实的深切愿望。

东方主义（orientalism）这一概念，所关涉的是“西方”表述“东方”的理论和实践。这种表述，有长久的历史和其内在的逻辑结构。萨达尔此书，正是对这一历史和结构的一种梳理。在梳理东方主义的历史及其内在的逻辑结构的同时，萨达尔也梳理了晚近有关东方主义的诸多理论和批评，并讨论了东方主义在当代西方的深化和实践。 作者在文章中引用了西方思想史中俯拾即是的对于东方的诋毁和侮蔑之语，（其中包括了对于东方各种文化形态可笑而偏私的误解：对于中国、印度、伊斯兰等丑化描述）并对其进行了非常深刻和严厉的批评，并认为这些对于东方妖魔化的想像暗示了西方文明缺乏包容性和平等对待其他文化形态的信心。虽然作者引用的许多文字反映了西方人在认识东方的过程中非常荒唐、可笑，甚至是黑暗的一个侧面，其中也确实包含了许多污蔑、偏激的段落，但是，由于本书作者的观点是建立在对之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这些段落是本书的必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除了对于个别过于露骨、淫秽，或者反对的文字进行删改外，基本上还是保留了其原貌的，我们在阅读时一定要注意到这些部分，应该对于它们进行分析批判，对于其中将东方妖魔化的内容更应该进行批驳，这也正是本书最重要的目的。

有一种文字和思想是非主流的，或称之为另类，但绝非应世而作，它们全都是出自个人的尊贵心灵。它们以各种自我表现的方式，呈现作者对生命、存在等的价值和意义的思考。《眼与耳的盛宴》即属此类。

《 我 這 一 代 香 港 人 》 初 版 一 年 後 推 出 增 訂 版 ， 結 集 了 作 者 最 新 寫 成 的 多 篇 論 述 。 陳 冠 中 認 為 ： 每 隔 一 段 時 間 ， 香 港 和 珠 三 角 要 被 重 新 想 像 、 重 新 表 述 。 現 在 又 到 這 樣 的 一 個 時 候 了 ， 因 為 兩 者 都 感 到 焦 慮 ： 香 江 動 人 的 舊 故 事 已 說 完 ， 新 故 事 尚 編 不 成 章 ， 珠 三 角 得 風 氣 之 先 的 改 革 先 鋒 故 事 也 變 陳 腔 濫 調 ， 深 圳 更 有 誰 拋 棄 了 深 圳 之 說 。 香 港 珠 三 角 都 在 問 ， 令 人 振 奮 的 下 一 章 將 是 甚 麼 。 陳 冠 中 這 樣 說 ： 「 我 這 一 代 是 名 副 其 實 的 香 港 人 ， 成 功 所 在 ， 也 是 我 們 現 在 的 問 題 所 在 。 」 80 年 代 對 香 港 有 莫 大 的 影 響 ， 有 好 的 、 也 有 壞 的 ， 80年 代 做 成 的 一 些 謬 誤 ， 會 否 在 下 一 個 十 年 改 正 過 來 ？

孤独，是为了保持精神的独立。本书为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关于当下中国文化反思的结集，话题兼及文化、文学、电影、建筑、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朱先生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倾情讲述了在时代变动下个体与时代的精神孤独：信仰与信义沦丧的“世态孤独”，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话语孤独”，浮华盛世下寻找灵魂皈依的“文化孤独”……他在行文间不时流露出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关切之情，并由此创造了文化的孤独意象：孤独，也是向文明攀登的一道阶梯。

《神话》内容简介：是谁篡改了神话？是谁讹解了传说？是谁切断了我们的记忆？梁山伯真的是因错过了与祝英台的约期，而悲愤而死？妲己为什么被后世传为九尾狐精？她是残酷暴力、祸乱殷商的罪魁吗？屈原纵身一跃，沉入了汨罗江，沉入的还有他的浪漫与其对世俗的绝望，你能相信这背后隐藏了一桩政治谋杀案吗？ …… 作者对中国民间神话传说的重新解读，颠覆了许多传统的偏见，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显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的立场。《神话》既有浅显、生动、典雅的故事叙述，又有严格的历史依据，与当下流行的历史“戏说”截然不同，为重写“中国文化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推动文化传承和文化复兴有着深远的意义。

本书收录了著名批评家朱大可1999-2004年这五年间的大部分较有影响的文学、文化和时政批评文章。所有文章均曾公开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南风窗等著名媒体上，其中一些作品曾经引发广泛争议。作为中国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家之一，朱大可迄今仍然保持着犀利而深刻的风格，与他的神学、神话和文化阐释学研究相比，，他的文化批评更具“杀伤力”，并因此而有“一剑封喉”的美誉。朱大可的批评方式和话语风格，对90年代以来的“愤青主义批评”产生了微妙影响。

本书为萨义德总结近年文学、文化、政治批评的经验，对“知识分子”这一重要议题所作的系列反思。他尖锐地指出，在当今媒体发达、政治与学术利益交融的时代，所谓的知识分子已经是一种特殊专业，集编辑、记者、政客及学术中间人于一身。他（她）们身不由己，往往成为备种权力结构中的一员。反而在去国离乡的移民逐客中，在甘居异端的“业余者”、“圈外人”中，我们方能得见知识分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风骨典型。

19世纪后叶英国著名诗人、文学和社会评论家马修·阿诺德的代表作。作者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分为野蛮人（贵族）、非利士人（中产阶级）和群氓（平民），抨击了他们的自满、庸俗和拜金主义，倡导以美与智的文化（通过阅读、观察和思考通向天道和神的意旨）来对抗随心所欲、我行我素的个人主义与工业主义所导致的缺乏秩序、准则和方向感的无政府状态，以期实现“文化、人性整体和谐、全面发展的完美"，从而确立国家的观念、集体的最优秀的自我，和民族的健全理智。

《人历史家园:文化批评三调》里的文字，收入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到近期，作者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在国内外期刊书报上发表过的一些作品，既有偏向历史和过去的题材，比如从晚清甚至十八世纪到文革乃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主题，又有冷战后或全球化以来的文化现象。全书各篇文章的风格不一，既有枯燥堆积材料的学术研究，摆“争论脸”的文化和历史批评，又有缺少注脚任意发挥的文学电影评论和随感式的小文。 不过，全书有一个主题思想要阐述，那就是对于“家园”的寻求和渴望。作者所说的这个“家园”有点像是对人类世界一切理想和梦想的组合，比如是“好社会”、欢乐、“自由世界”、“大同世界”、“博爱”，乃至“净土”和“涅槃”的组合。虽然说起来虚虚的，还有点酸，但作者相信在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这样一个家园——一个心灵的家园、文化的家园，人和他人以及所有生命和谐共处的家园，也是个人的家园。 由于命运和经历，作者这一代人可以说生活在比个体生命长得多的历史时段、来往于比故乡宽广得多的不同地域。从十八世纪的世界景观、帝国主义的临门、晚清的现代、“五四”的新、社会主义改造、后“文革”，到如今的全球化，都是他们的当前时代；从城市到乡村、从大洋彼岸到此岸，都既是又不是他们的近邻。于是，若一定要为“家园”划个范围，那将是整个世界，若一定要为“家园”找个源头，那么她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 正因了“家”的广大，作为文化研究者，作者认为，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中国文本中那些热爱大同、执著生命的理想本可以完善一个关于“家”的想象；然而，中国语境进行的对人类物质和精神资源的耗损却造成了对于”家园”的威胁。更有几人愿意承认，这遭受威胁的“家园”不仅是欧洲人、美国人、拉美人、非洲人或东欧人、印度人的财产，也是自己的和子孙后代的过去与未来？ 此书便体现了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独到探索。

随着报纸、书商的崛起和阅读大众的出现，文学日益分化为艺术和商品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这在英、法、德等西方国家引发了关于艺术与通俗文化问题的争论。在本书中，作者不但系统梳理了历史上通俗文化论战中交替出现的重要观点，而且对其中一些里程碑式的重要命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提炼出了争论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要素，并由此发展出了一种对艺术性和非艺术性文学的社会角色进行马克思主义解读的分析方法。本书对于深入理解和把握大众传播条件下出现的文学转型和通俗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洛文塔尔探讨大众文化的顶点是1961年出版的选集《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 ——马丁•杰伊（Martin Jay） “洛文塔尔的作品很容易与卢卡奇（Lukács）、克拉考尔（Kracauer）和阿多诺（Adorno）对艺术的社会学研究相比较，恰好是这些细节揭示了洛文塔尔的独特性，正是洛文塔尔解码了作为‘过去几个世纪社会化模式讣告’的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学证词。”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称赞洛文塔尔的研究（指本书第四章）是欧洲理论姿态和美国经验主义研究相结合的罕有的成功范例之一。” ——格特鲁德•罗宾逊（Gertrude J. Robinson）

本书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纽约知识分子观念的缩影，特里林采用了一条更宽广的途径——文学与文化的交叉研究，来应对当时的新批评主流。通过这些不同凡响的文章，特里林向我们展示了一位非同寻常的批评家形象：他充满哲学动机而尊重文本，对历史敏感而不受其束缚，受艺术的熏陶而并不崇拜它，尊 崇思想而怀疑理论。本书汇集了特里林从1938年到1975年间最有影响力的三十二篇文章，多数已作为经典被大量引用，具有重要影响。

文化批评基于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它是知识分子介入社会事务和公共政治的公民行为；它剖析、评价与“共同的善”相关的政治文化、社会观念和群体价值，难免会触及“不方便”的政治敏感议题。1990年代的“文化讨论”撤离了1980年代业已形成的政治敏感议题，丧失了文化批评的公共政治锋芒，变成一种精致而无目的的游戏，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困境。 叩问“文化批评往何处去”，就需要重申文化批评的公民政治作用和坚持知识分子的思想批判传统。这样的文化批评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和宪政民主建设所必不可少的。

机智的隐喻和精辟的警句层出不穷，体现了作者罕见的语言智慧：“江湖是流氓散步的花园，而宫廷才是他真正想要染指的闺房。”尤其是朱大可的时政批评和神话阐释学，颇具“杀伤力”，因而赢得了“一剑封喉”的美誉。朱大可的批评方式和独特的话语风格，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愤青主义批评”形成了鲜明的挑战。该书汇聚了朱大可的大部分文化批评文章。

作者继续深入历史。这部学术著作并不企图建构理论体系，却分明有着沉重的思想力度，它甚至修正了关于中国漫长的专制主义社会的静态“超稳定”结构这一流行论断。在作者看来，国家/流氓这一对偶制乃是历史循环其间的结构性巨型框架：中国王朝的历史正是在国家主义/流氓主义、国家社会/流氓社会、极权状态/江湖状态之间振荡与摆动——这种耗散性的摆动获得一个动态稳定的型构，而线性历史（国家）的总体进程中又隐含着大量分叉历史（流氓）的细节——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的互动就此平分了中国历史，并维系了中国王朝的漫长生命。不过，这一思想只能视为本书言说的遥远而艰深的背景，它重点阐释的毕竟还是当代中国话语中的流氓景象。 那么何谓“流氓话语”？按作者的解释，乃是以所谓的“反讽话语”体系对抗国家主义“正谕话语”体系的自我书写，它大量使用酷语（暴力话语）、色语（色情话语）和秽语（污言脏词），以期消解国家话语对意识形态的掌控。这种书写方式倒是可能指向个人自由主义的广阔语境，便于在各种话语领域表达原创力量。作者分析的话语样本涉及当代文学（诗歌、小说）、美术、影视、摇滚乐、建筑、网络文化诸门类，由此制造出一个“五四”迄今的庞杂的流氓话语谱系。 一般而言，国家话语和流氓话语各自言说，泾渭分明。但当赵本山的小品被国家主义美学接受并赢得热烈而又广泛的群众呼声时，这表明流氓话语很可能具有软化僵硬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力量。的确，国家话语和流氓话语并不总是对立的，在某种情况下它们达成和解是可能的。类似的现象，朱大可称之为“流氓国家主义”，亦即流氓主义的“天鹅绒革命”。不过，它无可避免地象征着文化精神标杆的矮化——然而它拥有广阔的市场。正是流氓主义、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当下中国话语的普遍征候。不是吗？我们正在倾听和叙说着诸如此类的话语。显然，当此话语变革时代，我们的文化身份出了问题。 熟悉朱大可写作方式的人不难发现，他善于运用巴洛克式夸饰语言，能够把理性的批评议题生生玩成话语能指的盛宴。相对于国家主义学术的“正谕”面孔，朱大可的批评话语本身就属于他所阐释的流氓主义“学术”的一部分。反讽、解构以及符号学分析，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拿手好戏，他当真是耍惯了罗兰·巴特式的解剖美学经验的锐利手术刀——所谓的“朱体”由此生成，而《流氓的盛宴》是为集“朱体”之大成者。 一直以来，国家主义/流氓主义的对偶阐释框架，已深深嵌入到朱大可的批评话语实践中，它风姿绰约地充任了作者解读中国本土美学经验的基本工具。在他手中，这一解读工具显得如此有效，人们大可称之为“流氓主义”文化批评——在此，它跟朱大可所批评的事物构成了极为有趣的互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