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苦读十余年，写下了洋洋六卷，煌煌一百五十余万字的日记，真实记录了一代大学者万里悲秋常作客的游子生活和艰难苦恨繁霜鬓的求学生涯。向世人首次全景呈现季羡林先生求学德国的艰难历程，展示了他刻苦律己、发奋求成的可敬精神和心念祖国、心无旁骛的高尚品德。为纪念先生仙逝五载，由江西人民出版社独家出版，重温一代学术大师的往昔风采。

本书记述了20世纪近50位中国留德学人为振兴中华、报效祖国在德国苦乐参半的留学生涯，反映了他们从多种视角所看到的德国在20世纪所走过的曲折而不平凡的道路和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作者有科研院所的研究员、大学教授、工程师、医师、外交官员、作家、音乐家、美术家、戏剧学家、新闻记者、经济专家、企业家等。内容涉及德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哲学、教育、科技、文学、艺术、宗教以及风土人情。书前数十幅以历史题材为主的珍贵照片还为读者阅读本书提供了有关德国历史与文化的背景材料。本书对有兴趣了解中国留德学人的历史和20世纪德国社会风情的读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史料价值。

《季羡林谈佛(季羡林诞辰100周年图文纪念版)》是季羡林先生关于佛教的论文集，在《季羡林谈佛(季羡林诞辰100周年图文纪念版)》中，季羡林先生以一个语言研究者的身份研究佛教，并通过原始佛典的语言現象来探讨佛教的传布与发展，找出了佛教演变的规律，是中国人研究佛教的入门读物。

《中印文化交流史》以时间为序，研究了中印两国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方面的交流情况，范围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学、技术以及蚕、丝、茶、火药、印刷术、糖，等等。 中印两国都是文明古国。中印两大文化圈之间，自古以来是如何相互学习、彼此影响的，从而促进了中印两国文化的发展，对此季羡林先生长期以来进行了大量研究和考证。 书中对于交流是“单向流动还是双向交流问题”，季羡林先生做了大量研究和考证，纠正了中印两国社会上一些不准确的看法和说法，产生了积极影响。书中还附录了一些与中印文化交流有关并受读者欢迎的论文和图片。

《季羡林论印度文化》收录了季羡林先生有关论述和介绍印度文化的代表作16篇，这16篇文章也是中外学者和广大读者所关注和爱读的佳作。通过这16篇佳作，既可有助于读者了解印度的过去，又有助于读者很好地认识印度的现在，对不断增进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也是有好处的。 收录《季羡林论印度文化》的文章，为季羡林先生不同时期发表的作品，我们作了适当体例上的统一，除校正了个别文字外，未作任何改动。书中所附插图为编者所加。

《季羡林谈文化》收录了季羡林先生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中国传统道德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这话完全正确。因为从世界各国来看，像中国这样几千年如一日重视伦理道德的还没有第二个国家。什么叫中国传统道德？或者说中国传统道德有哪些内容呢？这个问题很复杂，每个人的回答都可能不一样。 《季羡林谈文化》从中国传统文化、东西文化碰撞、文化漫谈、中华民族精神、大师真情建言五个角度为我们再现了一代大师的思想足迹，再次领略到大师的风采。

《季羡林自述我的学术人生》主要内容：我毕生从事教书和研究工作，在这样长的时间内，要说一点经验和教训都没有，那是说不过去的，要说幽深们，有多少了不起的经验，那也不是事实，我的确是一匹老马，识一点途也是应当的。但是识的途是否正确，我没有把握，我平生不喜欢说谎话，现在既然要写，我就照实说，我绝不夸大，也不矫情作谦虚状，如果有什么不妥之处，那是受了水平的限制，决非有意为之。这一点希望读者能够理解。

禅，非天边云霞，禅是生活，是智慧，是身心修养的艺术。 禅，不烧香拜佛，不念经。习禅修道，日常生活，饥即吃，困即睡。行住坐卧，平常是道，纵横自在，可以悟法。 公案是禅者引人开悟的一种途径与记录。禅称其为禅，是禅师与学人机锋接引、应对发出的智慧。没公案，便没禅，也没禅宗，中国佛学便失去了绚丽的光彩。 禅宗公案，机锋接引，独步天地。

《季羡林禅心佛语》内容简介：据我个人的看法，人一死就是涅架，不用你苦苦去追求。那种追求是"可怜无补费工夫"。在亿万年地球存在的期间，一个人只能有一次生命。这一次生命是万分难得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切不可掉以轻心。尽管人的寿天不同；这是人们自己无能为力的。不管寿长寿短，都要尽力实现这仅有的一次生命的价值。多体会民胞物与的意义，使人类和动植物都能在仅有的一生中过得愉快，过得幸福，过得美满，过得祥和。 ——季羡林

佛教在印度的形成及发展状况，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及语言问题，佛教传入中国及佛教的本土化，中国印在佛教方面的相互学习和彼此交流。

《佛教十六讲》主要有我和佛教研究、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翘、论释迦牟尼、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浮屠与佛、再谈“浮屠”与“佛”、法显、佛经的翻译与翻译组织、佛教教义的发展与宗派的形成、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关系、关于玄奘等内容。

《禅与文化》内容简介：“野孤谈禅”与其让别人在自己脑袋上跑马，不如自己来跑上一趟。从来没有信过任何宗教，对佛教也不例外。为什么还要研究佛教呢？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再细分起来，更无法写中国绘画史、中国语言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程度不同的模糊性，而汉语则是模糊中之特别模糊者。

季羡林先生的十堂人生课， 浓缩生命的真谛。 本书主要收录季羡林先生书写人生智慧的文章，共分十讲：第一讲，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第二讲，做真实的自己；第三讲，不完满才是人生；第四讲，人间自有真情在；第五讲，一寸光阴不可轻；第六讲，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第七讲，容忍是一种美德；第八讲，怡情养性自怡然；第九讲，人到无求品自高；第十讲，养生无术是有术。

《糖史》的写作始于1981年，最终完成于1998年，是我国著名人士季羡林先生至今为止用力最勤、篇幅最大的一部学术著作。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国内编；第二编为国际编；第三编为结束语，共计七十三万余字。 季羡林不是科学家，对科技可以说是个门外汉，为什么竟然写起看似科技史的《糖史》来了呢？他说：“我写《糖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这是因为在“糖”这种全世界人天天食用的食品背后，隐藏着一部遍及五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化交流史。这部历史非常复杂，非常曲折，又非常有意义。通过研究“糖”在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便可以揭示出人类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既然是写《糖史》，完全不讲科技方面的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季羡林的《糖史》重点始终是放在文化交流上，在这一点上，他的《糖史》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有所不同的。 季羡林写《糖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包含了一些偶然性的因素。 早在1930年代，季羡林在德国学习梵文的时候，便开始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欧美许多国的语言中（即所谓印欧语系的语言），表示“糖”这个字，英文是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ere，俄文是caxap，其他语言也大同小异。这些字都是外来语，根源就是梵文的sarkara。根据语言流变的规律，一个国家没有某一件东西，这件东西从外国输入，常常连名字也带了进来，在这个国家成了音译字。在中国，此类例子就多得很，比如：咖啡、可可、啤酒、苹果派等，举不胜举。“糖”借用外来语，就说明欧洲原来没有糖，而印度则有。实物同名字一起传进来，这就是文化交流。这个发现，在季羡林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当时他并没有产生写一部《糖史》的念头。 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到了1981年，一张当年被法国学者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卷号为P3303的敦煌卷子，辗转到了北大历史系几位教师手中，他们拿给季羡林看。季羡林一看，像是一张有关制糖术的残卷，惊喜之至。内行人都知道，敦煌卷子中，大部分抄写的是佛经，有关科技方面的资料，少如凤毛麟角，这类卷子被学者视为瑰宝，这张残卷便是有关科技方面的，自然十分珍贵。这张敦煌残卷原写在抄录的佛经背面。因为当时纸张极为珍贵，所以就一纸两用了。这张残卷字数不过几百，似乎还没写完，字迹基本清楚，但有错别字，也漏写了一些字，其中有不少难解之处，不能通读其意。季羡林决心啃一下这个核桃，可是最初也没啃动。他昼思夜想，逐渐认识到：整张卷子的关键就在“煞割令”一词上。此词若能解决，则通篇皆活，否则仍然是一座迷宫。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他忽然顿悟：“煞割令”不就是梵文的sarkara吗？这个谜一破，他惊喜若狂，拍案而起，立即解读其他部分，都迎刃而解，于是立刻写了《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一文。文章首先解读了这张敦煌残卷的内容，它讲的是印度的甘蔗种类；造糖法与糖的种类；造煞割令（石蜜）法；沙糖与煞割令的区别；甘蔗酿酒；甘蔗种植法等。接着，文章又从这张敦煌卷子提供的线索，通过大量的考证，最后得出结论：中国早就知道甘蔗，而且甘蔗制糖技术也早就有所发展，但不如印度制的糖好。于是，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遣使者到印度去学习制糖技术，取得经验回来后，中国造的糖“色味愈西域远甚”，意思就是在颜色和口味方面远远超过了印度。这本是常见的现象，中国古语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指的就是这种现象。 由“糖”的传播而出现的文化交流现象，使季羡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感到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研究题目，因为从糖的传播过程中，不仅可以探索出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而且沿此道路探索下去，还可以寻找到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这就是季羡林研究“糖史”的发韧和滥觞。 此后，季羡林就开始注意搜集有关“糖”传播的资料，并且陆续写了多篇有关“糖史”的文章，如《蔗糖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1981年）、《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1983年）、《欧、美、非三洲甘蔗种植和砂糖制造》（l987年）、《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1987年）、《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的问题》（1987年）、《再谈cīnī》（l994年）等。1993年和1994年两年，如前文所述，季羡林天天跑图书馆，集中精力查阅中国古籍及国外有关资料，把其中有关“糖”的资料挑选出来，再进行分析研究，最后撰写出了这部长达七十多万字的《糖史》。 《糖史》用大量事实证明：糖和制糖术一千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与印度、东亚、南洋、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交流和传播，同时也在欧、非、美三大洲交流。《糖史》还勾勒出了这些交流的路线，考证出了交流的年代，集散的口岸，以及由于交流，制糖术水平得到逐步提高，糖的种类、品质也随之大大提高，逐渐形成我们今天常见的白沙糖、冰糖的整个历史过程。《糖史》还使我们了解到过去很少有人知道的有关甘蔗和食糖的种种知识，如：甘蔗的种类、名称、种植技术及其传播；糖的名称及其演变，糖的典故传说，它的食用和药用价值，糖的产地分布和贩运、制造工艺等等。 《糖史》还证明了印度最早制造出了砂糖（sarkara），传到中国，也传到埃及和西方。因此糖字英文sugar，法文sucre，德文 zucher， 俄文caxap，都源自梵文sarkara。后来中国提高了制糖术，将紫砂糖净化为白糖，“色味愈西域远甚”。这样，白糖又输入印度。因此印度印地语中称白糖为cīnī（意思为“中国的”）。中国在制造白沙糖方面居当时的世界领先地位。到了明末，中国人发明了“黄泥水淋法”，用这种方法制出来的糖，颜色接近纯白，是当时世界上品质最好的糖。明末清初，中国向外国输出的白糖，就是用这种方法制成的。其次，中国在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技术传播方面，也起过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夏威夷群岛、日本、琉球、中南美洲、南洋群岛等等地方，中国苦力在甘蔗种植园中，努力操作，流尽了汗水，为当地经济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最后，在沙糖的运输贸易中，中国人也起过重要作用。中国制造的白沙糖曾被运到世界上许多国家，为当地人民食用和药用增添了品种，提高了当地人民的享受水平。这也可以说是蜚声全球的中国食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糖史》虽不是一部纯粹的科技史，但是它仍然是一部在最严格意义上讲的科学著作。这是因为季羡林在写作中采用了最严格的考证方法，“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季羡林为了求真，在浩如烟海的中外书籍中，爬罗剔抉，像大海捞针一样地寻找证据。仅在《国内篇》中，他选来使用的资料，其出处就包括：正史、杂史、辞书、类书、科技书、农书、炼糖专著、本草和医书，还包括僧传及音义在内的佛典、敦煌卷子、方志、笔记、中外游记、地理著作、私人日记、各种杂著，还包括梵文、巴利文及英德等西文著作。阅读量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季羡林写道：“我拼搏了将近两年，我没做过详细统计，不知道自己究竟翻了多少书，但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几十万页”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以今天出版的汉文书来说，一本四十万字的书，大约五百页左右，即使以读了二十万页计算，季羡林为了写《糖史》，在将近两年中，也读了四十万字一本的著作在四百本以上。实际的阅读量当然只会超过这个数字，而不会更少。 在世界上，到目前为止，严格意义上的《糖史》只有两部，一部是德文的，von Lippmann写的《糖史》，一部是英文的，Deerr写的《糖史》。但真正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来写的《糖史》，季羡林是“始作俑者”，是前无古人的。

季羨林日記首次公開出版 我想就把我的日記原文奉獻給讀者，讓讀者看一看我寫文章的另一面。這樣會更能加深讀者對我的了解，對讀者，甚至對我自己都是有好處的。 ——季羨林 我寫日記，有感即發，文不加點，速度極快，從文字上來看，有時難免有披頭散髮之感，卻有一種真情流貫其中，與那種峨冠博帶式的文章迥異其趣。我愛上了這些粗糙但卻自然無雕飾的東西。 ——季羨林 本書收錄了季羨林先生從1935年1月1日到1936年12月31日兩年所寫的日記，其中不僅記敘了他的學習、愛情等私人生活，還詳述了留德第一年的國外生活，包括走上梵文學習這條道路的緣由。季羨林先生學識淵博，筆耕不輟，畢生著述千萬餘字，其日記為讀者展示了大師鮮為人知的另一面。

《牛棚杂忆》是季羡林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其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作品。本书记录了季羡林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遭遇和经历，用他的话说是“一本用血换来的，和泪写成的小书”。这本书的思想性、可读性极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用自己的良知在书写历史，用极为真切、理智的笔触去描写发生他和他身边一群知识分子身上的事，同时对于这段经历有这深刻和理性的思考，无疑，这是一本非常可贵的书稿。 本书为《牛棚杂忆》的插图版，鉴于插图在书中的重要性，特请著名画家马良书先生按书内的内容和背景作画，使得此书更适合青年人的阅读。马良书先生经过长达一年时间的摸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可谓掌握季羡林先生神态和容貌的特征，他画的季羡林可以说神形兼备。

《〈大唐西域记〉今译》中玄奘法师从小受佛门的熏陶，感慨如来讲法的祗园精舍未曾到过，成年后缅怀释迦的真迹，仰望佛首次说教的鹿野苑而一心向往。撩起衣裳，迈步庄严洁净的佛教发源地，这是他早巳蕴藏的平生愿望。正当敦厚朴实的风气向西方流布，顺从时令候气东归的季节，于贞观三年(疑是“元年”之误)手持锡杖登路启程了。依赖神明的保佑，才到达了不同风俗的异邦，经历重重艰危都化为平安；凭借如来的暗中帮助而跋涉了险阻可怕的道路，几乎是死里逃生。炎暑酷寒突然变化，历经辗转方才到达。

建国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使我国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备受磨难。他们遥远的呼声，已成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进程的伟大动力之一。 《岁月文丛》广泛收录了著名学者、作家、艺术家描述自已在政治运动中的种种经历以及记录自己探索与思考的佳作，有火有泪，有永不泯灭的良知和对祖国真诚的信念，是史学著作、社会学专著不能替代的宝贵财富。 “文革”十年，乾坤倒转，人鬼莫辨；文化之命既已革，民族之魂行将断。魍魉横行，千村鬼哭；斯文扫地，大厦崩坍。那段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至今回首，犹令良知泣血，志士扼腕。收入本卷中的34篇文章记录了中国拒绝遗忘的思想者对民族这段悲情史的执著拷问：创痛巨深，殷鉴不远。述往思来，是为智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