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是威尔士写给所有历史爱好者的简明读本，以无比开阔的视野、轻快简洁的笔调将自生命起源以来的生物及人类历史，有条不紊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威尔士的目的不拘泥于考据，而在于给读者提供一个宏伟、宽广的大视野。 《世界史纲》不仅具有非凡的吸引力，而且也具有非凡的价值。它没有严肃史著的学究气，字里行间倾注着激情，佐以非同寻常的文笔，会让人感到读这么一部书是一种享受。作为一位受到文学大师萧伯纳推崇的作家，韦尔斯在书中充分发挥了他的这种才能《世界史纲》无疑是一部最适合于普通读者阅读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最为真实记载人类成长的简明通史。

《中国通史(上册)》内容简介：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五千年的文明史涌现了无数英雄，演义了多少朝代。为将中国历史一一说清，历史学家用毕身精力著书立说，周谷城先生编著的《中国通史》便是其中之一。《中国通史(上册)》摆脱了体例庞大的烦扰，但仍不失考证严谨、史料丰富的优点，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是一本较好的文科教材。

本书讲述远古到现代世界历史故事121节，按时代分为5段，第一段有前言，介绍本时期社会的概况。另有大事简表、重要人物事件索引、225幅插图和陈翰笙先生撰写的序言。本书结合故事讲知识，在记述历史进程中介绍具体人物和重要事件，使读者获得系统、完整又简明、形象的历史知识。叙述生动，深入浅出，适合青少年和历史爱好者阅读。

《纲鉴易知录》是清朝康熙年间，浙江文人吴乘权和他的朋友周之炯、周之灿合作编纂的一部中国通史读物。吴乘权字楚材，浙江山阴人，他在文、史方面都有不小的成就。古文选本中流行最广的《古文观止》，就是他选注的。吴乘权等以为《资治通鉴》“卷帙太烦，岂能一概记诵”，因此起意编一部篇幅适中繁简适度的历史书，他们三人为此工作了六个寒暑。吴乘权在自序中说了此书的编辑方法和编辑思想：“苦简编之汗漫，为之摘要而删繁；虑大义之不明，为之提纲而挈领。”他们编辑的依据，从太古神话传说时代直到战国，主要依据北宋刘恕的《通鉴外纪》和元朝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从战国到五代这一千三百多年，据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纲”和“目”分列的体例也仿照此书；宋元两朝据明代商辂的《续资治通鉴纲目》；明朝部分，也叫《明鉴易知录》，依据则是朱国标从清初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节抄的《明纪钞略》。这样时间跨度就足够长远，并且用纲目体分出层次，在特定正统观指导下形成连续一贯的编年时间线索，对后世读者来说，这就是一部上起太古，下迄明代的明晰易读的中国通史了。 《纲鉴易知录》沿袭了传统史书编纂的一般体例，即按照确定好的体例编排好史料大纲，在“纲”下直接叙述历代史实，而不过多地议论阐发，能以一种具有亲和力的方式为读者提供一个历史框架，线索分明。同时编者注意用生动的人物故事和历史事件串联整体，不会显得单调枯燥。而近代和现代人写的史书，多取概括论述的形式，重要史实常常只作举例性的说明，或仅见于附注中，这对于已有基本历史知识的读者困难还不大，至于一般初学者，常常只能得到一些空洞的概念，而缺乏真正的史实基础，难以形成整体的历史知识印象。《纲鉴易知录》等传统通史读物，在这方面的优势是很明显的。

本书为我国历史事实与演进过程的一个简要叙述，意在使读者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比较清楚而客观的概念。重心有四：政治社会的变迁；对外关系；各种制度的演进；学术思想的渊流。所据资料有三：历朝旧史；1960年代前二三十年学人的研究成果；作者的读史心得。对所据资料的整理及叙述，力求忠实谨慎，缺乏实证的见解和过分主观的议论，虽新颖动人，也不予采用。 本书所述，上探旧石器时代，下至1912年清帝退位，凡六十余万言。文字浅近平易，不做繁征博引，叙说清晰，见解持正，数千年中国史事之此伏彼起，重要节点，前因后果，俱在目前。本社此次引进出版，配有适量插图，重点在于战争地图，对每副战争地图皆有数百字详尽说明，以方便读者对史事有更为感性、系统的认识。

《世界简史》共有六十七章，从空间中的世界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无不渗露出宇宙之旷达、生命之奇特、以及人类无穷无尽的欲望。作者抛弃了堆积枯燥的文学史料，以一种欢快的笔调，豁达的自然观，讲述了人类成长史上所经历的磨难与成功，酸甜苦辣尽在其中。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战国至五代期间1300多年的历史，向为史学界所推崇，在收集史料、考订事实、编排年月及文字剪裁润色等方面都代表了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使古代历史研究的基本典籍。点校本以清朝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为底本，是史学界通行的整理定本。本选题据中华书局点校整理本重新排版，将原铅字排版改为电子排版，版式、分册不变。

《中国通史纲要》是中国通史的古代史部分。全书共分十章。着重叙述自远古时代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清皇朝灭亡这段历史，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中国通史纲要》系统全面，精炼概括，要言不烦，简而有法，许多地方不囿成说，能根据新的材料和新的成果，大胆探索，提出自己的解释，从文字到内容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是一本较好的古代史教材。

不争两字见平生，全部工夫铸史成。 ——潘光旦（1899—1967） 他走进教室，摘下那顶旧呢帽放在台子角上，一枚校徽老是倒插在上面，他真没工夫管这些。你看他，喘着气，脸上的红潮还来不及退，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战国之社会经济”，信口讲了下去，讲来又是那么的轻快、流利、生动，使历史上一个个人物都活了起来，一件件事都在墙壁上来回地撞…… ——《教授印象记》（《清华暑期周刊》第九卷第八期，1934年） 193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读书，必修课中有中国通史，教师是雷海宗先生。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课时的情景。我们将近一百人的一年级学生坐在生物馆的阶梯教室里，气氛极其安静，又稍有一些紧张，等待讲课的雷先生。上课的钟声还没有响，一位衣着朴素的先生走进教室，把几支粉笔放到讲桌上。他没有带书，也没有讲稿，和蔼但又有些严肃地看了看学生们，首先说了学习祖国历史的重要意义，就开始讲课。他讲话声音不高，极有条理，我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写笔记。最使我们敬佩的是，一次讲课有许多人名、地名、年代，他记得那样准确，那样熟练。全年讲课都是如此。入学时间长了，接触三、四年级同学，才知道雷先生学识渊博，对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造诣很深，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秦汉史的研究，也造诣很深，是贯通中西史学的学者。我们都为能听到他的教诲而感到高兴。 ——王永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在1932－1933年听中国上古史，1936－1937年听中国通史……在我听中国通史时，先生已编有《中国通史讲义》930叶，分订七册，供同学课下阅读。……雷先生谓世界各民族文化只有一大周，独中国文化有两大周，现在向第三周迈进。在1932－1933年“中国上古史”课上，以西晋灭亡为下限，至1936－1937年“中国通史”课上，则以淝水之战为第一周和第二周的界限。可见雷先生的观点是逐渐明晰的。雷先生说第一周是纯华夏民族的古典中国，第二周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中国。第一周，除所谓史前期外，分五个时代。第二周也分五个时代。兹列简表如下： 第一周 第二周 一 封建时代（前1300－前771年） 南北朝、隋唐、五代（383－960） 二 春秋时代（前770－前473年） 宋代（960－1279） 三 战国时代（前473－前221年） 元明（1279－1528） 四 帝国时代（前221－88年） 晚明盛清（1528－1839） 五 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88－383年） 清末中华民国（1839－ ） 雷先生谓：“第一周的时代各有专名，第二周的时代只以朝代为名。这并不是偶然的事。第二周的各代之间仍是各有特征，但在政治社会方面一千五百年间可说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大体上只不过保守流传秦汉帝国所创设的制度而已……只在文物方面，如宗教、哲学、文艺之类，才有真正的演变。” 雷先生说，华夏民族，在世界民族勉强，已创建了唯一的历史第二周。只是最近百年来，外力入侵，中国文化遭受极大冲击，第二周已快到结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再创造第三周，就靠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去争取了。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卞僧慧（天津社科院研究员） 我通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学科研卷”，发现1938－1939年钱穆的中国通史列为甲组，雷的通史列为乙组；自1939－1940年起吴晗授甲组中国通史，雷师的通史列为乙组；1942－1943年，吴晗、孙毓棠、雷海宗分别讲授甲、乙、丙三组中国通史。当时的理由是甲组较详于史实与制度，最适合人文社科学生的需要，乙组史实及制度稍为简略，宏观视野及分析综合比较适合理工及不以历史为专业学人的需要。 当时雷先生为历史系主任，始终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在此之前他早已解释过何以他在中国通史故意略于制度：“著者前撰‘中国的兵’，友人方面都说三国以下所讲的未免太简，似乎有补充的必要。这种批评著者个人也认为恰当。但二千年来的兵本质的确没有变化。若论汉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续《通考》中也有系统的叙述，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难事。但这样勉强叙述一个空洞的格架去凑篇幅，殊觉无聊。反之，若从侧面研究，推敲二千年来的历史有甚么特征，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探求。” 对历代宰相制度、内廷外廷、宦官等等，雷师也采取类似的简化处理。再加上采用施本格勒的形态文化史观把国史分成两大“周”，当然不免引起少数同仁的明讥暗讽。 但可喜者有三。 一、当时联大助教学生求知若渴，胸怀开朗，决无门户之见。例如1939年秋我初抵昆明，丁则良学长即兴奋地告我，年前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尤以唐宋间经济重心之南移，甚为精彩，其《国史大纲》即将问世，不可不读。钱氏之长无伤于我们对雷氏通史的服膺。我们那时吸取各家之长还来不及，怎会尽先去挑剔老师们的短处。 二、当时助教、学生中不少人相信欲知中国文化的特征，多少必须略知人类史上其他文化的同异与盛衰兴亡的各个段落，否则难免井蛙之识。翁同文早在六十年代初在巴黎期间即接受我的请求，对雷师的通史作一扼要忆评。他强调指出雷师为介绍当时风弥世界的文化形态史观“到中国之第一人。虽形态史观之价值尚无定论，且施本格勒、汤因比（Arnold Toynbee）诸人原著因篇幅巨大亦尚无译本，但开风气之功，实舍雷先生莫属”。再则，“雷先生本人中西史讲义既依形态史观架构编制，其影响及于清华联大后学之任历史教席者必不在少数。就所知丁则良学兄授西洋史即沿其体制，弟去国前滥竽授中国史亦复循其规模……”三十多年后应该补充的是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我个人在海外讲授中国通史四十余年，亦大多采取雷师的看法，因早在三十年代他已纠正施本格勒对两汉以后中国文化长期停滞，丧失生命力的错误看法。甚至当时联大学生方面，历史系最优秀的刘广京和任以都都是选雷师的乙组通史。…… 三、尽管六七十年前雷师以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理论架构应用于国史，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评讥，但经雷师修正以后的文化形态史观，确颇有裨于中国通史的宏观析论。盖两河（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欧西七大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征与风格，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异；但以上七大文化亦标示彼此之间确有类似的发展阶段、历程，以及最后大一统之出现、崩溃、没落的共同之处，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同。因此，仅置中、西两文化于一个视景（perspective）之下，本已是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征及其同异的最有效方法。遍观二十世纪治史或论史对象最“大”的史家，施宾格勒外，如英国的汤因比，德国的雅斯贝斯（Karl Jaspers），中国之雷海宗，美国与我同僚及学术关系久而且深的麦克尼尔（W. H. McNeill）等无一不预觉到世界之进入“大一统”局面，无一敢深信这行将一统世界的大帝国（及其盟属）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义、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长期控御无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规模大一统帝国继续发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没落与崩溃，正是关系全人类命运不能预卜的最大问题。治中国通史不能仅凭传统经史的训练，必须具有近现代世界眼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回忆清华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何以堂堂华夏世界竟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何炳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 雷先生毕生从事于中国史和世界史的研究和讲学，故能从世界历史的背景观察中国历史，并酝酿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求之于当代史学界，是颇为罕见的。他的历史理论脱胎于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论，而加以自己的改造，即每一种历史文化都有一个生命周期，但唯独中国的历史有两个周期，他期待着中国迎接自己第三期的历史文化。他的这一文化形态史观，可能为许多历史学家所不同意，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提出的许多新颖而独到的见解是启人深思的。例如，他从中国的“兵”的角度来界说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又如，他从君臣关系的演变来观察中国皇权专制制度的不断加强与恶化；二战期间，他还介绍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地缘政治学。无论读者同意作者的见解与否，大概都不会不同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术和思想进步的最重要的保证。以雷先生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史学派，要不失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园地中不可忽视的一家。 ——何兆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1992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因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曾到洛氏基金会档案馆查档案，忽然发现几份饶有兴味的文件。 1943至1944年间，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的著名中国通费正清与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联名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信，大意谓，中国最著名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现在生活陷于极端困境，连温饱和健康都难以保证(其中提到闻一多罹患肺病等等)，为抢救这批对中国的复兴极为宝贵的知识精荚，建议洛氏基金会有选择地分批资助一些教授赴美讲学，既可以对他们改善生活不无小补，又可以加强美国的中国学。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尊心很强，直接由基金会出面，他们可能不肯接受，因此建议由美国国务院出面与中国政府谈，作为两国文化交流项目，中美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名单，再由洛氏基金会拨款给美国有兴趣的大学，由他们出面聘请对等学科的教授。这一方案果然付诸实施，名单分A、B两批，A是被认为不但著名而且最有创造力的学者，雷海宗在这一名单上。其他有闻一多、费孝通、冯友兰、梁思成、罗常培等十几位教授，多数都应邀成行，利用这一机会，在学术上成绩斐然。例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英文原著)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冯友兰也是在这一年中开始与卜德教授合作翻译他的《中国哲学史》。雷海宗先生却婉拒不就，理由是现在正是学校最困难时期，西南联大需要他，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梅贻琦校长曾亲自动员他接受邀请，但是他留意已决，终于没有去。这一情节见于基金会在华工作人员向总会汇报工作的信中，完全事务性一笔带过，未加任何评论。而这几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引起我很大的心灵震撼。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先生生活在20世纪上半期苦难的中国，大气蓬勃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文化自觉是先生思想的“大本大原”。他以世界史的眼光治中国史，给予中国史新的解释，描述中国历史文化既往历程，寄希望于未来的开展，从而为当下注入精神动力；其研究有意侧重中外比较的观察角度，但绝非盲从外国史的观念和理论，而是始终保持民族文化独立的警觉。 ——刘桂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美国夏威夷大学杰里·本特利教授倡导的新全球史观，着眼于书写人类文明社会的交往与互动，不仅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新视野，而且成功应用于世界通史教育，其代表作《新全球史》（Traditions & Encounters）被美国上千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亦为中国读者所欢迎。 《简明新全球史》是两卷本《新全球史》的浓缩版，以“传统”和“交流”两大主题构建整个人类历史的图景，用更为简练的语言、更为紧凑的篇章结构，生动再现了人类文明史上各大传统社会的文化传承与互动交往。

《中国通史》(全12卷)(共22册)：1999年，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全书12卷22册，1400万字。该书有很多创新之处，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是我国通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中国通史》出版后，许多专家学者发表了评论文章，其中对《中国通史》的体例创新、理论价值、学术特点等作了充分的论述。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压轴之作，体例很有创新，全书共分甲、乙、丙、丁四编。其中甲编序说，介绍史料、史籍、考古材料及研究状况等；乙编综述，类似通史著作，又似传统纪传体中的本纪，按历史顺序叙述一代大事；丙编典志，这部分是专史，类似纪传体中的志，叙述各种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礼俗等；丁班传记，这部分在全书中的篇幅很大，每朝代两卷，传记占去一卷。这部书吸收了传统史书中的这一优点，克服了一般通史有事无人的缺陷，令人耳目一新，其序说部分内容非常扎实。它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某段研究的史料，其中既包括文献的，也包括考古的；既有当时人写的，也有后人写的，无不作出评论。又用很多篇幅论述研究状况，把读者直接带到了这段历史研究的前沿，让读者了解当前的研究状况是这部通史的一大特色。

本书自上古时期到近代，按中国历史朝代变迁顺序排列，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6册。各朝代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活五部分。全书上下贯通，各册又自成体系，合则为通史，分则为断代史。 全书绘图、史料图片并重，形象真实地再现各代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面貌。带有一定故事性的历史事件、人物生平等用连环画表现，其他内容则多用史料图片展示。 本书是为中小学生和具有一般文化程度的读者编绘的通俗历史读物。目的是向读者普及中华民族的历史知识，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以激发昂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

《日本史》讲述一个孤悬海中的岛国，一个文雅与野性共存的奇异国度，一个善于模仿、勇于创造的文明，一个亚洲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一个在世界经济史上书写奇迹和辉煌的民族，一个与中国有着最复杂关系的邻国。这就是日本，一衣带水的邻邦。她那错综的步伐、曲折的轨迹、和我们既亲近又隔阂的历史画卷，最发人深思，启迪智慧。

范文澜是当代公认的史学大家、史学权威。 本世纪四直年代，他在安窑洞的油灯下写出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向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的那种体系、观点写下去。 范老生前完成《中国通史》的前四卷。他逝世后，蔡美彪毅然担负起这项未竟的事业…… 这部半个世纪写成的书，真实再现了华厦文明的历史轨迹。 该书代表了我国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书中论点鲜明但不失于偏颇，叙述详密又不失于琐碎。 该书虽是一部严紧的学术著作，但却极富可读性，是公 认的雅俗共赏之作。 本书第一册收入了原自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成立即秦朝的统一。共为五章，分别叙述了原始公社时代，夏商时期、西周时期、东周时期和战国时期的政治史事、经济发展状况=制度的演变和文化思想状况。 本书第二册收入了秦汉至隋统一时期。共为六章，分别叙述了秦朝、西汉、东汉三国、西晋十六国、东晋和南朝、北朝时期各王朝的兴亡、经济概况、文化概况和各族间的交往与融化。 第三册是中国通史第三编隋唐五代时期的第一册。共三章，第一章叙述隋朝的兴亡和经济、文化状况。第二章叙述唐朝的政治概况和经济概况。第三章分别叙述了五代十国时期——五个王朝和十个割据国的兴亡及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 第四册是中国通史第三编隋唐五代时期的第二册。由本编的第四、五、六、七章组成。分别叙述了吐蕃国、回纥国、南诏国、大理国，亦即藏族、维族、彝族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唐五代时期的文化概况。 第五册是中国通史第国编宋辽金元时期的第一册，共两章。第一章叙述宋王朝的建立与南迁，即北宋时期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第二章叙述宋王朝的南迁与灭亡，即南宋时期的政治状况与经济状况。 第六册是中国通史第四编宋辽金元时期的第二册。由本编第三、四、五章组成。第三章叙述辽朝包括西辽的政治、经济、文化。第四章叙述西夏的兴亡和经济、文化。第五章叙述金朝的政治史事和经济状况。 第七册是中国通史第四编宋辽金元时期的第三册。由本编第六、七章组成。第六章叙述元朝的政治史事、经济状况和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状况。第七章叙述宋金元时期的文化状况，包括经学与理学、文学艺术、学术著作、科学技术、文化交流。 第八册是中国通史第五编明清封建制时期的第一册。共两章。第一章明朝的建立与集权统治的发展，叙述明太祖至武宗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第二章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明朝的衰落，叙述明世宗至神宗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 第九册是中国通史第五编明清封建制时期的第二册。由本编第三、四章组成。第三章综合叙述清朝的建国、农民战争与明朝的灭亡。第四章叙述清朝统治的巩固与疆域的奠立，即清圣祖至世宗时期的政治概况。 第十册是中国通史第五编有明清封建制时期的第三册。由本编第五、六、七章组成。第五章叙述清高宗、仁宗时期的政治史事和清朝统治下的各民族状况。第六章叙述经济状况。第七章是明洪武至清嘉庆时期的文化状况。 第十一册是《中国通史》第六编清朝的衰落与灭亡的第一册。共四章。第一章叙述道光帝的统治与英国的入侵；第二章叙述太平天国革命与英法联军的侵略；第三章叙述清末农民起义的失败与同治新政；第四章叙述慈禧后再执政与外国侵略的深入。 第十二册是《中国通史》第六编清朝的衰落与灭亡的第二册。共六章，即本编第五至十章，分别叙述了外国在华企业与民办新型企业的开设中日战争与清廷变法、列强入侵与清廷再变法、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形成、民主革命与清朝覆亡以及晚清时期学术文化概况。

这本《国史十六讲(修订版)》是从作者自己的读史心得中提炼出来，力图对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问题，进行具有深度和新意的解读，不再纠缠于历史的线索和细枝末节。作者的原则是绝对不能面面俱到，必须选择重点，讲深讲透，讲出个所以然。给不同专业的学生一个历史深邃感的启示，激发他们重新思考中华文明史的兴趣。 现在看来，作者的抉择是成功的。 因此，作者有信心把作者在复旦大学课堂上的讲义，贡献给社会大众共享，奉献给没有机会进入复旦堂听课而对此又心向往之的读者。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二十四史”之首。全书一百三十卷，其记载始于传说中的黄帝，迄于汉武帝时期，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959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的指示下，顾颉刚先生领衔整理的《史记》点校本出版，以其分段精善、校勘审慎、标点妥贴，有关技术处理得当，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通行的《史记》整理本，中国历史典籍整理标志性成果。 此修订本历时8年，是二十一世纪最新学术成果和学术水准的集中体现。

本书107卷，是一部上起传说中的盘古，下迄明末的编年体简史。该书将我国清代以前几千年的历史大事系统而又删繁就简地记载下来。本书的内容分别辑自《通鉴外纪》、《通鉴前编》、《通鉴纲目》、《明纪钞略》等史书。书的整理者以脱误较少的扫叶山房石印本为底本，并以其他一些刻本相互参校，同时对照其所据原书予以校正，书中凡干支纪年，均添注了公元纪年。 予童年有志读史，然至老究未尝一卒读者何也？盖予性最拙，读时不能遽解，待解移时辄忘，又识字甚少，时须考登。且少以足疾废，六经、诸子无心涉猎，都邑山川不一遊覧，從有志读史，亦犹聋者之无闻，盲者之无见，故读未移篇辄生压倦。此予所以究未尝一卒读也。虽然，予既有志读史矣，而欲待博羣书以悉其所闻，历名山大川以窮其所见，度必不能。然则予将作如何读法而后可邪？常观世之乐於读史者，类多颖悟绝人之士，一目数行俱下，一覧终身不忘，读时不求甚解，会心在牝牡鹿黄之外。故观史务求其详，论史必归於雅，而若予之拙者，欲求读史之法寜简毋详，寜陋毋雅，庶乎其得之邪？ 周子静专、星若，予忘年友也。弱冠工举子业，而尤邃史学。乙酉歲，摧其手辑纲目全编以示予读史之法予遂与二子复相编辑，不閒祁寒暑雨者殆六载。苦简篇之汗漫，为之摘要而删繁；慮大羲之不明，为之提纲而挈领。典故则护摭源流，详笺细释，不必腹具经笥，胸藏史镜，而燎若指掌。兴地则溯厥沿革，援古登今，不必南浮北过，西至东渐，而宛如在目。分经别渭，辨淄知渑，则圈殊星列，妍媸烂然，而游移上下之见不设也。沉奥屈曲之句，险怪奇涩之文，则点读分明，鉤墨截然，而聱牙涩呐之苦不形也。迨夫字画较毫釐，音聲辨织悉，务绝篇以袭为、谬以承谬之弊则鲁鱼亥豕之误，杖杜伏猎之羞，殆可免矣。至 若覩此而失彼，记乙而忘甲，则注不胜注，解不胜解，失注则遗，复解仍晦，乃立见前见后法，如呼醉使醒，警梦使觉，则全部神理首尾贯穿，不犹全体血脈上下流通也哉。予乃今而知读史之法，其在是乎？ 予因之有感矣。向有志读史而未能一卒读，及欲求一读史之法而不可得，得与二子共相编辑以迄成书，纵不能博群书以悉其所闻，历名山大川以穷其所见，以视予前曰之耳无闻而目无见者，大有迳庭。然后知观史之不欲，论史之不明者，非尽天资犀钝，庸师误人，亦由编辑成书者引导无方而致然也。 二子属予镂版行之世，予曰：“是书未可遽以问世也，姑以私便检阅，自备遗忘，藏之家垫以课弟子已耳。”适予友朱子圣怀亦寄予明纪钞略一编，遂续辑而并付之梓，再阅岁工始竣。二子复谓予曰：“若得大人先生序引，则是书可行，且能及远。”予谓既无卓绝千古之识，论定百代之兴亡，复鲜著作辨论之才，品隲人事之得失，而徒沾沾於句栉字比，审音训义之末，是殆兔园学究之所为，行且不能，何望及远？颜曰“易知录”。同予之拙者几人，鲜不病予之简而笑予之陋也。 康熙五十年秋七月十五日，山会吴乘權楚材题於尺木堂。

叙述了从史前直到21世纪的亚洲历史，它对这一区域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着较为详尽的考察。全书尤其突出其“社会和文化史”的功能，是一部富有参考价值的亚洲历史著作。

《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是一部从全球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全景式考察、具有很强可读性的编年体史学著作。作者以抒情诗般的优美笔调，展示了人类与其自下而上环境的相互关系，描述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相互交往和彼此融合的全过程。

本书是张荫麟先生短暂一生留下的唯一专著，原为作者所写的高中历史教材，不仅被誉为“历史教科书中最好的一本‘创作’”，更是一种别具一格的通史读物。作者依据自己的历史观对东汉前的中国史实作了较为严格的选择和取舍，用讲故事的方式写出中国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及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动。章节安排简要得当，文字技巧活泼动人，思想智慧透彻通达，随处流露出作者的才情与用心。 此次出版，另将作者未完成的第十二章和他为该书宋史部分撰写的三篇文字一并列为附录，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