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需要人类学视野，越来越急迫地关怀世界议题的中国社会科学需要人类学视野。有鉴于此，我们把编译这套丛书既作为一项专业工作，也作为一项社会使命来操持。 这套丛书与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是姊妹关系，都是想做基础性的学术工作。那套书主要翻译人类学大家的原创性代表作，尤其是经典的民族志；这套书定位于介绍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知识，例如人类学的概论、多国的学术发展史、名家生平与学术的评介、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或交叉学科。’我们相信人类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基础性学科，我们这个译丛要做的是着眼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介绍人类学的基础性知识。若希望人类学在中国发挥基础性学科的作用，目前中国的人类学同仁还要坚持从基本工作着手。 人类学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这虽然在学术比较发达的国家是一个常识并已经落实在教育与科研的体制上，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个需要证明的观念，更不要说相应的制度设计还只是停留在少数学者的呼吁中。指出发达国家的学科设置事实也许是不够的，我们还可能需要很专业的证明。不过，我们在此只能略做申论。

本书通俗地介绍了人类学的定义、对象、分科、目的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介绍了文化人类学的产生、发展及学派；特别是具体介绍了原始物质文化、原始社会组织、原始宗教、原始艺术及原始语言文字，对了解和研究文化人类学及原始人生活善有较大参考价值。

《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在组织上不同于其他关于人类学理论的课本。首先，我试图表现的是这样一种人类学观点。它比诸如亚当•库伯(Adam Kuper)在其关于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的杰出研究中的描述要更为宽泛。其次，作者试图从当代人类学的发展趋向中选取更多的例子，甚至比E．哈奇(Elvin Hatch)在《人与文化的理论》中讨论的更多。再次，我尝试着对每一位人类学家对于人类学理论的贡献进行折中的、非批判的读解。这仅仅表明我不会像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人类学理论的出现》中那样亲自鼓吹某种特定的理论。在《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中讨论到的学者既不是假想敌也不是替罪羊。这本书中讨论的每一位人类学家都具有知识上的价值，他们之所以被纳入其中是因为他们的观点都很重要，并值得被了解。 本书围绕着影响现代人类学形成的男女学者展开。其他人类学理论的介绍重视观点而非人物，但是我相信传记体的结构更好。观念不是自己平白生成的，而是在个体的经历中形成的。当然，某些观念是普遍地生成的，是公共财产。有机类比法、进化论、社会功能、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等，凡此种种都曾广泛流传。它们并不是哪个伟人的独立创作。在关于人类学家理论的解读中，这些普遍的概念被视作普遍的、基础，特定的学者将他们的理论结构筑于其上。其他的因素和困难更直接地塑造了人类学家个体的观念。

几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边境、政治、科技、战争、商业、服饰、艺术、文学、语言、音乐——都留有成吉思汗和他所创立的王国的印记。 本书再现了在世界的一个偏远的角落，一位卓越人物是如何创造了自己的帝国，并以此揭开了现代社会的大幕。成吉思汗并不像从前西方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冷酷嗜杀的暴君。事实上，他是一个高瞻远瞩的统帅，他的军队带着东方的先进文化和科技进入了还处在黑暗时代的欧洲，并唤起了全球性的人类沉醒。在他的推动和刺激下，欧洲开始了空前的技术、贸易和思想革命。 在一步步登上权力顶峰的过程中，成吉思汗发展了自己的战争理论，创造了闪电战和包围战等革命性的进攻战术，先扫平了东亚的抵抗力量，进而从后方击溃了整个伊斯兰世界，最，后，让欧洲陈腐的骑士方阵不堪一击。在他的指挥调度下，蒙古帝国从未一次派出超过10万人的大规模军团，却在25年的时间里征服了比罗马帝国400年征战还要广阔的土地。他建立的帝国边界从西伯利亚直达印度，从越南直达匈牙利，从朝鲜半岛直到巴尔干半岛。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 作者告诉我们，蒙古人不仅仅是战争中的优秀征服者，他们还具备一种适应进步以及仁爱法则的禀赋。成吉思汗是一位富于创新的领导者，也是第一信在自己征服过的各市地多国家里将法律的力量置于自身权力之上、鼓励宗教自由、创办公立学校、准予外交豁免权、废除酷刑以及开通自由贸易的统治者。他所创建的贸易路线不仅是促进商业发展的通道，而且也促进了思想、技术以及专业知识的交流，并由此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社会与文化丛书·萨林斯文化与历史论丛。 这是一本对批评进行回应的学术著作。这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附录占去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主要是对自18世纪以来的各种相关的英文和夏威夷文献的详细讨论。

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ISBN：9787500481744，作者：（英）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著，张云江 译

The meaning that people attribute to things necessarily derives from human transactions and motivations, particularly from how those things are used and circulated. The contributors to this volume examine how things are sold and traded in a variet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ettings, both present and past. Focusing on culturally defined aspects of exchange and socially regulated processes of circulation, the essays illuminate the ways in which people find value in things and things give value to social relations. By looking at things as if they lead social lives, the authors provide a new way to understand how value is externalized and sought after. They discuss a wide range of goods - from oriental carpets to human relics - to reveal both that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everyday economic life is not so far removed from that which explains the circulation of exotica, and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ntemporary economies and simpler, more distant ones is less obvious than has been thought. As the editor argues in his introduction, beneath the seeming infinitude of human wants, and the apparent multiplicity of material forms, there in fact lie complex, but specific, social and political mechanisms that regulate taste, trade, and desire. Containing contributions from American and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ists and historians, the volume bridges the disciplines of social history,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economics, and marks a major step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basis of economic life and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It will appeal to anthropologists, social historians, economists. archaeologists, and historians of art.

《甜蜜的悲哀》是人类学家萨林斯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西方社会思想史课程的全部内容的浓缩，文章虽短，却蕴含广博艰深的意义。其中的内容是萨林斯思想的精华所在，对中国人类学以至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深化有重要启发――萨林斯的关注点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成的文化符号逻辑，而且还包括对一系列西方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和范式的批判。

本书将阐述关于生物体与环境的适应的种种推测和解释。开篇对生物适应的三大理论进行对比，解释为什么自然选择论(无论是通过多代还是一代实现的)在如今是解释生物适应的最佳理论。接下来对自然选择论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并用自然选择论来解释生物体——特别是人类——所展示的多种适应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是如何用以变异和选择为核心的进化论来解释从哲学到技术发展等各个领域的多种知识的增长的。 鱼的流线型体型表明鱼对水的物理特性知之甚多； 鹰的翅膀的形状也表明鹰对空气动力学有很深的了解 …… 这种惊人的生物适应是如何形成的呢？生物体是如何在一生中不断地获取知识来增强他们对环境的适应的呢？ 达尔文揭示出了物种进化的秘密，而这“第二次达尔文革命”指的是什么呢？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mnois)教育心理学教授G·齐科教授提出的“第二次达尔文革命”就是将自然进化的理论用于解释人类知识的演变过程。他认为，一个物种的生物特性可以看成是一个知识系统。比如鱼的流线型身体可以看成是鱼对水的知识的表现，鹰的翅膀的形状是对空气动力的理解的表现。这些知识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些具备流线型身体或者说了解水流特点的鱼生存下来了，而不具备的鱼则被淘汰了，因为它们不适应所处的自然环境。人类的知识也遵循同样的法则：一个理论、一种思想、一种文化习惯、一款眼装、一门技术、一个产品都是“随机变异，有意选择”的结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人类知识的进化过程中实施选择的是有意识的人，所以“选择”不是自然的，而是“有意” 的。 G·齐科教授在书中详细地讨论了进化论用于解释人类知识增长和人类个体学习的价值，同时给教学提出了许多与众不同的建议。开篇解释了为什么自然选择(无论是通过多代还是一代实现的)是解释人类心理进化的最佳理论。接下来对自然选择论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从自然选择论的角度解释生物体——特别是人类——展示的多种适应现象，包括人类大脑的进化与发展；知识的起源与发展；行为的变化；适应环境的行为、思维、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以及教育的性质等。 掌握了人类心理进化的规律，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这个时代所指示的方向。

《中国文化心理学(第3版)》一书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泛而成系统。全书共16章，就心理问题而言，包括中国人的社会化观、自我观、尚“和”心态、人情观、面子观、心理卫生观、心理测量观、军事观、文艺心理观、人格心理观、思维方式。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20世纪是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怀疑到肯定、从分散自发到组织自觉，乃至最终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世纪！1921年中华心理学会成立之后，便陆续有10多位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先驱，开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发表了为数不多的论文。建国后的头30年，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中国心理学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直至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著名心理学家潘菽、高觉敷的组织与学术带领下，逐步有领导有计划地展开了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工作，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应当说，建国以来的后20年是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头一个黄金时代。

在中国人类学经过7多年的风风雨雨，进入了承上启下的时期。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世界比过去更加开放，社会文化人类学也在信息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发生或者正在发生一系列的重要变化。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自7年代恢复和重建以来，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没有得到一个从幼年到成年的自然生长过程，面对内部的需要和外来的影响，显得有些准备不足。虽然它们对国家的学

文化变迁、现代化及经济发展，对全世界部落社会及土著居民产生了巨大影响，本书调查了过去和当代人类历史中有关种族灭绝、种族文化灭绝及生态灭绝的案例，揭示了数百年来世界土著居民为何及如何成为现代化及全球规模文化的受害者，发达国家如何运用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手段，逐步使土著居民沦为发展的受害者，阐述了土著居民为争取自治所付出的卓绝努力及对未来的期望，同时也研究了人们之间冲突的真正与普遍的缘由。作者对小规模文化的独到分析，也使我们看到了土著居民从发展中受益的曙光。本书不仅适合国内高校学生阅读，更值得民族研究人员借鉴。

《菊与刀》是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被日本学术文化界誉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曾被翻译成英、法，中、日、西等20余国文字，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是了解日本和日本人的公认最佳读本。菊花是日本皇室的家徽，而刀则是日本武士精神的象征，《菊与刀》作者用日本最具象征意义的两种事物，来揭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动人的艺术性。

这是一本有关毛发的最有趣的书。 　　路易十三因为不愿意每天秃着头上朝而引领了戴假发的时尚；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和叶卡捷琳娜大帝为了突出自己的权威地位，在定期举办的庆典舞会上，让男臣穿女装，自己则换上男装，并规定不论男女，都尽可能将自己身体裸露出来的部位的体毛剃除干净。 戴安娜、希拉里·克林顿、切莉·布莱尔的简单的发式倡导了新的审美观。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大头发”反映出她坚决、果断、永不退缩的性格，她的发型是整个民族状态的完美象征。 　　贝克汉姆“鸡冠头”形象在世界杯上比英格兰国家队走得还远，被日本青少年竞相模仿。 　　毛发式样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审美趋向，更同政治密不可分。一部毛发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历史的政治文化史……

在《圣杯与剑》这本书里，艾斯勒令人信服地证明，从公元前五千年到公元前三千年，嗜血尚武的游牧民族克甘人多次大规模的入侵彻底破坏了欧洲母系社会田园诗般的生活，整个社会系统跌入混沌状态。在黑暗当中产生出的新秩序是克甘人带来的父系社会制度。男神代替了女神，剑代替了圣杯，男性等级统治代替了女性和男性的伙伴关系，整个社会完成了一次文化转型。这以后，作为社会系统状态的动态变化的两种吸引子，伙伴关系的社会模式同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关系的社会模式仍有此消彼长的斗争，但终究不可能取代后者。目前，男性统治关系的社会模式正在临近它的终结，所谓世界性难题，如军备竞赛，战争威胁，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都同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模式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因为这种模式崇尚剑的力量，依靠暴力和战争机器来维持，把女人当作生育机器，并对大自然进行贪婪的掠夺和不加节制的破坏。所以这些全球问题的解决有待于男性统治关系社会模式的消亡。当世界系统进入再也无法逆转回来的突变分叉点之后，它将面临多条进化轨线的选择。其最佳选择不是建立全球的极权等级统治，而是向史前女性伙伴关系社会模式的复归；但决不是重建母系社会或女性压迫男性的那种新女权，而是建立新型的男女平权的伙伴关系社会。社会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应地都会发生重大的转变，这就是全人类一次新的文化转型。 那么，什么是“伙伴关系”(partnership)呢？我曾向艾斯勒本人专门请教，她寄来了解释这个概念的一段英文，翻译成中文是这样： “伙伴关系要求人们合作并相互尊重。它包含参与、联系，并为大家的共同利益和平而和谐地工作。伙伴关系方式是通过联系而形成一个整体的原则，它不同于在当今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强制性的等级服从体制。伙伴关系要求公平合理，意见一致，互利互惠，民主地参与决策；必须积极地倾听，富有同情心地分担，相互支持，以促进共同兴旺发达。它包容并追求把人们结为一体。在伙伴关系的环境里人们感觉自己受到了重视，有真诚的关怀和安全感。真正的伙伴关系导致人人有权利并有条件实现自我”。 由此可知“伙伴关系”要求人们“合作”(Cooperation)，但比合作有更丰富和深刻的内涵。我组织翻译出版的中文版《圣杯与剑》，有许多地方将“伙伴关系”都译成“合作关系”了，看来有纠正的必要。 我深信，如此解释的“伙伴关系”概念，不仅适合作为处理人类两性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成为处理夫妻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单位关系，以至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艾斯勒教授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所了解，并对中国抱有很大的希望。正如她在“中文版前言”里所说，希望中国的考古学者、民俗学者、宗教史学者、文化史学者和妇女史学者能参照本书提供的西方文化的历史事实和她所作的分析，能对中国考古学上有关的发现，以及中国历史上两性关系和社会模式的演变，做出自己的新的研究。

《苦涩的结合: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出离婚戏剧》采用法国年鉴派微观史学的方法，讲述发生在十七世纪荷属东印度公司一个女人如何同觊觎自己财产的冒险家丈夫抗争的个案故事。在十七世纪的荷兰，很多远航到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投机者，往往采用娶一个富有寡妇的手法来迅速致富。《苦涩的结合: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出离婚戏剧》主人公约翰·彼特，一个落魄律师，也奉行此道，娶了资产丰厚的女商人——科尼莉亚·凡·尼恩鲁德为妻，并且欲控制其财产，女主人公由此展开了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抗争。 作者在这部复杂痛苦的婚姻悲剧中，穿插了大量有关十七世纪妇女地位的细节，旁征博引，生动地描绘了当年的社会生活内容，以及东印度公司的各种商 业政策。

“魔鬼”是一种文化符号，渗透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本书梳理了“魔鬼”从12世纪诞生到20世纪在西方的发展变化及影响。魔鬼的形象多变，；最初魔鬼是基督教传说中的大人物，是恐怖的地狱之王，启蒙时代后，魔鬼慢慢由一个外在的独立存在内化为人心深处的“恶”；到了反抗与革命的时代，它又成了浪漫主义的象征，20世纪，魔鬼频频出现在书籍、电影、广告中，形象却是轻松、活泼的，成为一个取乐的因素，一个没有危险的玩伴。 他多变的形象代表是人们对个人命运和文明前景的不同看法。书中剖析文学作品，讲述生动故事，分析有趣电影、描给魔鬼图像。

《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是社会与文化丛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