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用迷人的笔触，以十九世纪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为背景，透过歌德、马克思、陀思妥耶夫斯等人的主要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充满矛盾和暧昧不明的现代世界画面。通过重新阐释马克思和深入思考罗伯特·摩西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影响，作者标示出了二十世纪及其以后的发展轨迹。他得出的结论是，适应不断的变化是可能的，建设真正现代社会的希望也正是在这里。

《流动的生活》讲述流动的生活，是没有定准的生活，总是在持续的不确定性状态下的生活。袭扰这种流动的生活的最剧烈、最顽固的担忧，是害怕被弄得措手不及，害怕跟不上快速变化的事件，害怕没留意“过期的”日期而死抱着已经没有价值的东西，害怕错过了掉转、方向的良机而被抛在了别人的后面。流动的现代生活之艺术以及实践这些艺术所需要的技巧中，放弃比拥有重要。流动的现代社会里生活的各种挑战，当代最卓越、最具有原创性思想的社会思想家之一，将在《流动的生活》中逐章予以追溯与揭示。

《个体化》是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有关第二现代性的理论的一部分。可以把这一理论相应分解成三个综合论断：强制个体化命题、（世界）风险社会命题、多维全球化（普世化）命题。三个命题遵循同样的论证理路并相互强化。“风险社会”、“个体化”和“普世化”代表着现代化动力的极端形态。由于现代化动力的自我作用，现代化在21世纪初取代了第一现代性时代。在第一现代性下，秩序和行动逻辑的标志在于有鲜明的边界和区分，即在人、群体、活动、行动领域和生活形态方面有鲜明的边界和区分，这就使得管辖权、资格和责任有了明确的制度归属。这种明确逻辑——可以形象地称为第一现代性下的牛顿式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正渐渐被一种模糊逻辑，或者换个比喻说，被一种海森堡式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不确定原则所取代。因此可以说，现代性的凯旋进行曲正在动摇其自身的核心原则。现代性本身正在激化，成为对现代化过程带来的无数风险和始料未及的副作用的自觉回应。

本书以发人深思的崭新视角论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争论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作者认为，现代性许诺为人类生活带来只有理性才能够提供的那种清晰性和透明性。但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而且我们现在也不再相信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愈来变的偶然性。以及各种选择、身份和生活筹划的无可挽救的矛盾性。现代性的许诺为何没实现?作者认为。答案在于许诺本身。在于所有试图履行这一许诺的尝试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损毁性。正是在后现代时代。现代性筹划的自我损毁性充分展现在世人面前。后现代时代就是与矛盾性和解的时代。就是学会如何在不可救药地充满矛盾的世界上生活的时代。

《现代性的后果》主要内容简介：在这本重要的理论著作中，作者从一种全新的、富有启发性的角度阐释了与现代性相联系的制度变革。他认为，在世纪终结之时，我们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性时期，而是进入了“盛期现代性”时期。在这一时期，现代性的后果变得前所未有地激剧和普遍化。由此，他更现实地考察了许多人备加褒扬的现代性的各种严重后果，着重讨论了极权的增长、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环境的破坏、核冲突与大规模战争等问题，并且探讨了人类在这些问题面前的出路。无论是对于专业学者，还是对于一般读者，《现代性的后果》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本书由作者的四篇讲演构成:《真理、表象、和解――阿多诺对现代性的审美拯救》、《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艺术和工业生产――论现代和后现代辩证法》、《阿多诺――“非同一的特殊事物”的维护者》。 它们在主题上的相互关联是：艺术在与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理性进行抗辩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作者认为，艺术不是某种更高理性形式的范式，而是帮助我们冲破理性理解界限的手段；艺术代表的并不是一种更好的理解的整体，而是代表了拓宽主体、交往和经验界限的可能性。

《文化现代性读本》以文化现代性为主旨，荟萃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著名思想家，包括于尔根·哈贝马斯、斯图亚特·霍尔、马泰·卡林内斯库、安托瓦纳·贡巴尼翁等人讨论文化现代性的经典篇什。他们分别对表征文化现代性的重要概念展开分析，从怀旧到日常生活，从复制到拟仿，从合理化到距离，从艺术界、先锋派再到艺术终结，构成一个文化现代性的概念家族。其探讨大致涉及现代性的四个重要方面：现代性的概念和历史、现代性的矛盾逻辑、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关系，以及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通过对这四方面的勾画，《文化现代性读本》将为您提供一幅用以探索文化现代性的，描绘了历史与现实图景的详细地图。本书由周宪主编。

With the rise of science, we moderns believe, the world changed irrevocably, separating us forever from our primitive, premodern ancestors. But if we were to let go of this fond conviction, Bruno Latour asks, what would the world look like? His book, an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shows us how much of modernity is actually a matter of faith.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modern? What difference do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make? The difference, Latour explains, is in our careful distinctions between nature and society, between human and thing, distinctions that our benighted ancestors, in their world of alchemy, astrology, and phrenology, never made. But alongside this purifying practice that defines modernity, there exists another seemingly contrary one: 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s that mix politic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nature. The ozone debate is such a hybrid, in Latour's analysis, as are global warming, deforestation, even the idea of black holes. As these hybrids proliferate, the prospect of keeping nature and culture in their separate mental chambers becomes overwhelming--and rather than try, Latour suggests, we should rethink our distinctions, rethink the definition and constitution of modernity itself. His book offers a new explanation of science that finally recognize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and so, between our culture and others, past and present. Nothing short of a reworking of our mental landscape.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blurs the boundaries among science, the humanit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o enhance understanding on all sides. A summation of the work of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provocative interpreters of science, it aims at saving what is good and valuable in modernity and replacing the rest with a broader, fairer, and finer sense of possibility.

《现代性的多元反思》从多元角度讨论现代纷争中的自由思想，并着重讨论了史华慈、韦伯和本雅明等人的思想对于理解现代世界及其与自由的关系意义，全书分为“主题笔谈：自由主义的自我反思”、“西学前沿：现代纷争中的自由思想”、“西方思想研究：韦伯与实证主义问题”、“文化研究：本雅明与他的世界”四个专题，世界各地学者张灏、李欧梵、江宜桦、钱永祥、许纪霖、刘擎、王利以及彼得·考德威尔、小林康夫、理查德·希伯斯等都发表了重头文章。

收在本书中的论文，集中分析了现代性和现代文明的几个关键方面。这些分析的共同核心，是多元现代性观念——也就是这样一种观点：一方面强调现代性作为一种独特文明的特殊性，一方面强调其中的具体制度和文化模式的巨大可变性和易变性。 据此本书分为三编。第一编是对现代性文明及其可变性的某些独特特征的分析。第二编是本书篇幅较长的一编，是对现代性在现代性的古典时期（也就是民族国家和革命国家时期）在不同社会中发展模式的分析。收在最后一编中的各章，讨论的是当代舞台所有现代性模式的巨变——超越了民族国家和革命国家——其基本特征之一是宗教维度作为现代性构成中的一个中心成分重新复苏。

《灵韵与救赎:本雅明思想研究》借着对本雅明提出的“灵韵”、“紧急状态”、“国家大计”等诸范畴的考述，把充满歧义与内在扦格的本雅明思想阐释为一个线索清晰、略可予以整体把握的系统。作者对本雅明致思初衷的探问是真切而富于同情理解的，对其理论得失的检讨颇具分寸感而又有相当的深度。对多个“双重的本雅明”：卡夫卡式的本雅明与波德莱尔式的本雅明或布莱希特式的本雅明与阿多诺式的 本雅明所体现的某种时代悲情和精神张力的揭示是《灵韵与救赎:本雅明思想研究》最见特色之处。

全球化是当前使用颇多的一个词。作者从全球经济创造在外地主的方式入手，详尽剖析了全球化的种种表现形式及其对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甚至我们的时空概念有联合，又有分化，在富人与穷人之间筑起一道日益扩大的鸿沟。全球化带来的不是我们预期的混合文化，而是一个日益趋同的世界。

简介： 乌尔里希·贝克将后现代社会诠释为风险社会，其主要特征在于: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是,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牺牲品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作者认为西方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制造,而且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贝克力倡反思性现代化,其特点是既洞察到现代性中理性的困境,又试图以理性的精神来治疗这种困境。 序 言 陆月宏 译 本书的主题是不引人注意的前缀词“后”。它是我们时代的关键词。一切都“后”了。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变得习惯于后工业主义了,它对于我们或多或少还是具有意义的。伴随着后现代主义而来的,是事情开始变得暧昧不清。有关后启蒙运动的概念是如此含混,以至于一只猫都会逡巡不前而不敢冒险涉足其间。它暗示了一种它无法命名的“逾越”,在实质性的内容上,它暗示了它所命名的东西,同时否定了它与熟悉事物之间仍然存在的联系。“过去”加上“后”——这就是我们借以面对脱节了的现实的基本处方。 本书是一种追踪词语“后”的努力,这个词语“后”有时被命名为“晚期的”,有时被命名为“超越的”。它不断地做出一种努力,即努力去理解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现代性的历史发展所赋予这个词语的含义。这种努力只有通过与陈旧的理论和习惯性的思想方式——只是经由词语“后”,它们的生命才得到了人为的延长——冲锋陷阵般的格斗才能获得成功。鉴于这些陈旧的理论和习惯性的思想方式不仅藏纳于其他人之中,而且残留于我自身之内,所以,与之作搏斗的噪音有时会回响于本书之中,这种噪音的响度部分地源自我也不得不与我本身所面对的对象进行格斗这个事实。因此,某些事情也许会显得刺耳,表现为极度的冷嘲热讽或鲁莽。通过习以为常的学术的平衡行为,人们是无法抵抗来自陈旧思想方式的强大牵引力的。 在根本上,下面所要展开的研究不是沿着社会研究的经验路线进行的。倒不如说,它孜孜以求的是另一种抱负:在仍旧占据优势的过去面前,改变正开始成形的未来。以下内容写作于一种19世纪早期的观察者的心态之中,这个观察者注视着从衰退中的封建土地改革的外表后面涌现出来的尚未得到认识的工业时代的轮廓。在结构变迁期间,代表性(representativity)与过去结盟,阻碍了我们对正从四面八方侵入地平线的未来山峰的观察。就此种意义而言,本书包含了一些立足于经验的、投射性的社会理论——而没有采取任何方法论上的防御措施。 此种做法基于这样一种评价之上,即我们是见证人——作为主体和客体——是发生于现代性内部的一种断裂的见证人。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这种情形需要对存在于现代性内部的连续性与断裂之间的矛盾做出一种细致的权衡,此种矛盾也反映在现代性和工业社会之间、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之间的对抗状态中。这些划时代的区别如今正在显现出来这个事实,正是我想要在本书中加以表明的。它们在细节上是如何分化的则源自对社会发展迹象的观察。在获得清晰的景象之前,无论如何,一种稍远一些的未来必须进入视野之中。 我将涉及的理论上的骑墙态度,在实践上也有其对应者。那些在“当代非理性”的袭击面前空前紧密地依附于带有19世纪前提的启蒙运动的人,在每一点上都与另一些人一样受到了决定性的挑战,这些人试图把现代性规划连同其所附带的畸形产物冲刷得一干二净。 在这里,不必给自陷危境的文明令人恐怖的全景画再添加任何东西,这种景象在舆论市场的各个部分都业已被充分描绘。这同样适用于一种“新窘困”的各种表现,这种“新窘困”已丧失了工业世界组织性的二分法,而工业世界甚至在它的各种对抗中仍然是“完整无缺的”。本书要处理的就是这相继而起的第二步。它所做的是将这一步骤上升为解释的主题。问题是,如何以在社会学上受到启发和得到训练的思想来把握和概念化这些当代精神中的不安全感。这些当代精神中的不安全感既在意识形态上愤世嫉俗地进行否定,又有屈服于非批判性的危险。为此目的而提出的引导性理论观念,能够再一次地以一种历史类比的方式来加以阐明。正如现代化消解了19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则正在形成之中。 无论如何,这种类比的局限有助于澄清论点。19世纪,现代化在其对手的背景之上发生了:一个传统的道德观念世界,和一个要被认知和掌握的自然。今天,在21世纪的门槛上,在发达的西方世界中,现代化业已耗尽了和丧失了它的他者,如今正在破坏它自身作为工业社会连同其功能原理的前提。处于前现代性经验视域之中的现代化,正在为反思性现代化所取代。在19世纪,等级制世界观和宗教世界观遭到了解神秘化;今天,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对古典工业社会的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之中,也发生在工作、闲暇、家庭和性的存在模式之中。处在工业社会道路上的现代化,正在为一种对工业社会原理进行的现代化所代替,这是时至今日仍在使用的任何理论方案和政治医书所没有提供的。正是这种展开于工业社会和现代性之间的对抗性,扭曲了我们进行“社会测绘”的努力,原因在于,我们是如此彻底地习惯于在工业社会的范畴中来构思现代性。本书的论点是: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端——这是一种超越了古典工业设计的现代性。 这种存在于对传统的现代化和对工业社会的现代化之间的区别,或者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就是,存在于古典的现代化和反思性的现代化之间的区别,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占据我们的思想。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们将在对当代生活形形色色的领域的穿行中指向这一点。尚不清楚的是,工业社会精神的哪些支柱将在这种第二次理性化中崩坍。而这种第二次理性化在今天仅仅处于开端。但我们有良好的理由来对此加以猜度,即这种情形甚至将发生于一些最根本的支柱,例如,功能分化或与工厂相联系的大规模生产。 从这种陌生的视角中将出现两种后果。迄今为止,它仍保持为不可思议:在其纯粹的连续性中,按照完完全全的常态来说,工业社会退出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它是经由副作用的后楼梯而退出的,而不是以社会理论的图画书所预测的方式退出的:通过某种政治爆炸(革命、民主选举)。进而言之,这种视角意味着,如今正在颠覆着世界的反现代主义剧本——新的社会运动,对科学、技术和进步的批判——并不是对于现代性的驳斥,倒不如说是对于超出了工业社会轮廓的反思性现代化的表达。 现代性的全球性影响与它的工业社会规划的局限和僵化形成了对立。通向这种观点的道路,为一种尚未破裂的、仍旧依稀可辨的神话所阻塞。19世纪的社会思想本质上就受限于这种神话,而且它还给20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期投下了一道阴影。这种神话断言,发达的工业社会,连同它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它的生产部门,它的立足经济增长的思想范畴,它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与它的民主模式,是一个彻底现代的社会,是现代性的顶峰——甚至设想超越它的可能性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种神话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有关历史之终结的疯狂笑话。这个观点对于这个时代拥有特殊的迷惑力,在这个时代中,创新正从传统的重压之下稳步地解放出来。或者,换言之,我们无法想像另一种正在到来的现代性,因为就我们的范畴所及,不存在这样一种现代性。工业社会或工业资本主义的古典理论家们,业已将他们的历史经验转化为必然性,转化为隐蔽的先验性。为康德所激发的问题——什么使社会成为可能?——已经演变成一个一般而言有关资本主义的功能前提和现代性的必然性的问题。在社会研究领域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断言,即工业社会中基本的东西一直在变化——家庭、职业、工厂、阶级、工薪劳动、科学、技术——但同时,这些东西在原则上又没有变化,这种断言的古怪方式就是对于这一事实的进一步明证。一般而言,工业社会是一个持续地革命的社会。但在每一场工业革命之后,留下来的却仍是一个工业社会,或许更工业化一点。这就是现代社会学向我们讲述的故事。 前所未有的紧迫之事是,我们需要这样的观念和理论,它们将允许我们构思以一种新方式贯穿着我们的新现代性,允许我们在它里面生活和行动。同时,我们必须与传统的财富保持良好关系,而不必以一种误解和悲伤的方式转向新现代性。无论如何,这种新现代性始终残存着陈旧之物。追踪早已伴随着陈旧事物的衰亡而开始出现的新范畴,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对一些人来说,这种追踪带有“改变体系”的味道,会使得到宪法保障的“自然权利”陷入危险。另一些人已经避难于某些核心信念之中——这些信念可以采取许多形式: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量化方法、专门化——根据违背他们的意愿强加给他们的忠诚观念,他们盲目地抨击任何散发出异端气味的东西。 然而,或许正由于这个原因,这个世界并没有走向终结,至少不是因为在今天19世纪的世界正在走向终结。甚至这样说也是一种夸大其辞。正如我们所知,19世纪的社会世界确实不是那么稳定的。它业已被摧毁过几次——在思想上。在这个领域,它在适时地诞生之前,就已经被埋葬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19世纪晚期尼采的观点或“古典的”(这就意味着:陈旧的)现代主义文学有关婚姻和家庭戏剧的舞台作品,是如何在实际上发生于21世纪开端时我们的厨房和卧室之内的日常生活之中的。因此,在推迟了大约半个世纪或甚至整整一个世纪之后,很久以前发生于思想中的事情正在如今的生活中发生。 我们也经验到——超出从前只在文学中加以想像的东西——人们必须在故事讲完之后继续生活。因此可以这样说,我们在一部易卜生的戏剧中经验到帷幕落下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经验到后资产阶级时代舞台之下的现实。或者说,关于文明的风险:我们是文化批判的子嗣,这种文化批判业已变得僵化,因而我们不再能够满意于文化批判的诊断,这种诊断总是更多地意味着某种告诫性的悲观主义。如果“超出”没有如实地得到认识并被摆脱,那么整个时代就不可能进入某个超出从前所定义的范畴的空间:人为地延长了过去对于权威性的要求,这个过去已经洞察到了逃出它手掌之外的现在和未来。 因此,这本书所探讨的就是有关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主导性的观念从两个角度发展而来。首先,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相互掺杂将用财富生产和风险生产的例子来加以探讨。其中的论点是,在古典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就颠倒了过来(第一篇)。在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之中,生产力丧失了其清白无辜。从技术—经济“进步”的力量中增加的财富,日益为风险生产的阴影所笼罩。在早期阶段,这些还能被合法化为“潜在的副作用”。当它们日益全球化,并成为公众批判和科学审查的主题时,可以说,它们就从默默无闻的小角落中走了出来,在社会和政治辩论中获得了核心的重要性。风险生产和分配的“逻辑”比照着财富分配的“逻辑”(它至今决定着社会—理论的思考)而发展起来。占据中心舞台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它们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不像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与工厂相联系的或职业性的危险,它们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跨越了生产和再生产,跨越了国家界线。在这种意义上,危险成为超国界的存在,成为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危险(第一章和第二章)。 然而,这些“社会危险”与它们所拥有的文化和政治潜力仅仅是风险社会的一个方面。当人们把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置于讨论的中心时,风险社会的另一面就显现出来(第二篇和第三篇)。一方面,在昨日、今日和整个未来永存的阶级或阶层化社会的意义上,工业社会被筹划为一个扩展的群体社会。另一方面,阶级依赖于社会阶级文化和传统的有效性,而在战后的发展中,这种社会阶级文化和传统正处于不断丧失传统特性的过程之中(第三章)。 一方面,在工业社会中,核心家庭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变成了常规的和标准化的。另一方面,可以说,核心家庭奠基于男人和女人被硬性划定的和(不妨说)“封建的”性角色,这种角色开始与持续进行的现代化过程(将女性投入于工作过程中,日益频繁的离婚,等等)进行搏斗。但随之而来的是,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开始改变,正如与工业社会“核心家庭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其他事物一样:婚姻、亲子关系、性、爱和诸如此类的东西(第四章)。 一方面,工业社会是根据(工业)工作社会而设想出来的。另一方面,当前的理性化却直接将目标对准了工业社会的有序模式:工作时间和场所的弹性化模糊了工作和非工作之间的界线。微电子技术带来了一种跨越生产各部分的部门、工厂和消费者之间的新的网络化。但随之而来的是,早先的就业体系的法律前提和社会前提被“现代化掉了”:大规模失业被整合进以一种崭新的多元化不充分就业形式出现的职业体系,伴随而来的是所有与之相关的危险和机会(第六章)。 一方面,科学(因而也包括方法上的怀疑论)在工业社会中获得了制度化。另一方面,这种怀疑论(首先)局限于外在的研究对象,而科学工作的基础和后果却在内部风起云涌的怀疑论面前被保护得严严实实。怀疑论的区分对于专业化的目标是必要的,正如它在易错论的猜疑面前是不稳定的一样:科学—技术发展的连续性在它的内在和外在关系方面都经历了非连续性。在这里,反思性现代化意味着怀疑论延伸到了科学工作的基础和危险之中,因此,科学既被普遍化了,也被解神秘化了(第七章)。 一方面,议会民主制的要求和形式伴随着工业社会而建立了起来。另一方面,这些原则的有效性范围受到了削减。被制度化为“进步”的亚政治的创新依然处于商业、科学和技术的管辖范围之内,对它们而言,民主程序是虚弱无效的。在反思性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中,这种情形变得成问题了;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或危险的生产力,亚政治从政治手中接过了塑造社会的领导性角色(第八章)。 换言之:一种内在于工业主义中的传统性的组成部分以形形色色的方式被铭刻在工业社会的建筑物上——铭刻在“阶级”、“核心家庭”、“专业工作”的模式之上,或铭刻在对“科学”、“进步”、“民主”的理解之中——同时,它们的基础开始在现代化的反思性中瓦解和粉碎。听起来也许令人奇怪,为这种情形所激发的时代愤怒,并非现代化危机的产物,而是现代化成功的产物。甚至针对工业社会自身的假设和限制而言,现代化也是成功的。反思性现代化不是意味着更少而是意味着更多的现代性,一种针对古典工业构架的道路和范畴而被激进化了的现代性。 我们正在经验一种变化之基础的变迁。不过,为了构想这些假设,工业社会的形象必须修正。就其蓝图来说,工业社会是一个半现代社会,它内在的反现代成分并非陈旧的或传统的东西,倒不如说是工业时代自身的结构和产物。工业社会的概念建立在一种矛盾之上,这种矛盾存在于现代性的普遍原则——公民权利、平等、功能分化、论证方法和怀疑论——和其制度的特殊结构之间,在其制度中,这些原理只能在一种部分的、部门的和有选择的基础之上得到实现。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工业社会通过其体制而使自身变得不稳定。连续性成为了非连续性的“原因”。人们从工业时代的确定性和生活模式中解放了出来——正如他们在宗教改革期间从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进入社会一样。由此所产生的震动构成了风险社会的另一面。把生活和思考紧紧地系缚于工业现代性之上的坐标体系——性别之轴、家庭之轴和职业之轴,对科学和进步的信念——开始动摇,同时机会和危险的新的黎明正在形成之中——这就是风险社会的轮廓。这是机会吗?在风险社会中,现代性的原则从工业社会里的分离和限制状态之中被救赎了出来。 在许多方面,本书反映了作者的发现和学习的过程。在每一章的结束我都要比开始部分变得更聪明一些。存在着一种从结论出发重写和重新构思本书的巨大诱惑。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缺乏时间。如果我这样做了,一个新的过渡阶段还会再次出现。这再一次强调了本书论点的过程性特征,而不应该被理解为对缺陷的空白检查。对读者来说,它提供了单独地或以不同的秩序阅读各章的好处,并促使他们通过有意识地运用、反对和增补这些论点而进行彻底的思考。 或许每个接近我的人都业已在某些地方遭遇了有关本书主题的卷帙浩繁的已有文献,以及我对于他们的评论的请求。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完全满意于不断浮现的变化。一切都渗透于其中了。这种在我的研究活动领域中主要与年轻学者的合作,在这个文本中或在此处的序言中都无法被充分地谈及。对我而言,它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激动人心的体验。这个文本中的许多部分,实际上是对于个人谈话和共享生活的“剽窃”。虽然只能挂一漏万,但我还想致以谢忱:感谢E.贝克格恩斯海姆,为了我们每天所度过的非凡生活,为了我们共同追求的思想,为了我们相互之间从不缺乏的尊重;感谢M.雷里希,为了诸多的思想、谈话和复杂的材料准备;感谢R.许茨,为了她的神圣而富有感染力的哲学好奇心和鼓舞人心的想像;感谢W.邦斯,为了几乎涉及本书所有部分的成功而富于探索性的谈话;感谢P.贝尔格,为了他向我提供的一份大有助益的反对意见;感谢C.劳,为了他的深思熟虑和对某些固执己见的论点的支持;感谢H.施托姆普夫和P.索普,为了他们的诸多启示,为了他们富于创造性地提供的文献和经验材料;感谢A.沙赫特和G.穆勒,为了他们在打印文本时的可靠与热情。 我也体会到了来自同事们的令人愉快的鼓励,它们分别源自K.M.博尔特、H.哈特曼和L.罗森迈尔。重复和错误的形象总会存在,因此我有意识地要保留瑕疵的痕迹。 任何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仿佛看见了湖泊之闪光的人都没有出错。本书的主要部分写作于山顶空地,这座山位于施塔恩贝格湖畔。阳光、微风或波浪的评注直接被纳入书中。这个非同寻常的工作场所——受惠于阳光灿烂的天空——由热情好客的弗劳·鲁多尔菲女士和她的家庭所提供。他们甚至禁止他们的孩子在靠近我的地方玩耍,禁止他们的家畜在靠近我的地方吃草。 一份来自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的学术津贴为这段闲暇时间创造了前提条件,没有它,也许这项学术事业就无法进行。为了我的方便,我在巴姆贝格大学的同事P.格罗斯和L.瓦斯科维奇同意推迟他们的休假学期。我真诚地感谢所有这些朋友——他们对我的错误和夸大其辞并不负有任何责任。也许还要感谢那些没有打扰我的安宁并忍耐了我的沉默的人。

《现代主义的政治》是根据威廉斯生前的计划编成的一本论文集，汇集了他去世前10年中所撰写的11篇文章（不包括《附录》）。尽管这些文章的主题不同，但它们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即威廉斯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关注的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放到文化研究的视野中加以考查，并提出了“超越现代”的文化理论的主张，同时又避免落入“后现代主义”的窠臼。

《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这本书讲述了儒学的现代意义似乎已经被许多人说过许多遍了，因而本书多少也算是旧调重弹。但笔者无意于一味地为现代新儒学张目。本书旨在从文化的角度对东亚与西方的现代性进行比较。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东亚和西方的现代性代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两种不同的现代性模式，而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与各自的文化传统有关。毋庸讳言，这一观点本身并无新颖之处。不过，从笔者所了解到的文献来看，在有关研究中对不同的文化传统究竟如何影响相应的现代性模式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笔者不敢妄称能做到这一点，而只不过在这个方向上作了一些尝试。 本书的基本框架是从笔者的博士论文（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1997年）演变而来的。在论文写作期间，笔者从指导老师载特林（irving.m.zeitlin.zeitlin）以及其他两位指导委员会成员秦家懿（julia ching）和伊萨约（wsevolod w.isajiw）处获益良多，谨此深表谢忱。还有一些老师、同学和友人及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也提供了许多帮助，这在后面所附的原论文的acknowledgements中已有所交代，此处恕不赘述。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将在当代西方都市研究的背景下讨论都市与文化问题，每辑都将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收入的论文和译文字数不限，并且重点介绍一位在都市研究领域中具有深远影响的大师级人物，本书以"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为题，介绍的重点人物是列斐伏尔。《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是由包亚明所编著的。

In the 17th century, a vision arose which was to captivate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for the next 300 years: the vision of Cosmopolis, a society as rationally ordered as the Newtonian view of nature. While fueling extraordinary advances in all fields of human endeavour, this vision perpetuated a hidden yet persistent agenda: the delusion that human nature and society could be fitted into precise and manageable rational categories. Stephen Toulmin confronts that agenda - its illusions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our present and futur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