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六章：界限、特性/身份/认同、怀旧/恋乡、技术、责任、他人，将文学、历史、哲学融合到一起，探讨了当今社会中的生活、时间、意义及其全球影响。

本书旨在以现代性问题为焦点，审理百年来的欧美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观察和把握，既非单纯评述，亦非系统论析，力求通过进入现代性问题的纵深来讨论迄今的社会理论的问题性。在考察欧美社会理论、探析现代性问题的思路中，我着意引人现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毫不隐瞒地说，我是带着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来审理欧美的社会理论的，这基于一个个人的观点：并没有与欧美的现代性绝然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历史的具体性。因此，把对中国的现代性的思考引入对欧美社会理论的审理过程是有益的。 在本书中，中西二元景观因此将遭遇进一步的挑战：现代的问题性成为现代思想的主题，从根本上讲，这些问题对中西文化理念和社会形态的演化都是命运与共的。我并不打算抹煞或忽略现代性问题在中西方思想和社会中的具体历史差异，但我更愿尝试协调现代性命运的休戚与共和历史差异之间的张力。欧美的社会理论在基本构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均已有极为丰富的积累。建构中国的社会理论，既不可能撇开这些积累，也不应仅限于译述和套用，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才是值得尝试的思路。本书不想面面俱到地罗列排比欧美社会理论的主流论说，而是依自己的问题意识有选择地论涉（哪怕在欧美学界已被遗忘或未受重视的）切己的论说。这并不是为了建构所谓中国化或本土化的社会理论（这种提法乃基于中西二元景观），我关心的是，如何让中国的现代性经验参与社会理论的修茸，从而推进对困扰现代思想的现代性问题的把握。

《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当今世界，从信息工业的跃进到媒介产业的发展，都足以证明传播对现代社会的渗透是一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不断地产生信息，不断地进行信息循环，再不断地生成新的信息。从有线电波到通信卫星，从通讯社到数据库，传播网络和传播流量的国际化和增量速度不停地改变着世界。 信息传播的“国际化”或“全球化”是如何形成的？信息传播在世界现当代历史的演进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就是西方著名学者阿芒·马特拉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试图解释的问题。 作为法国著名左翼学者，阿芒·马特拉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走出欧洲，观察国际风云变幻后面的传播脉络。30多年来著作累累，论题涉及到文化、政治、大众媒介和传播历史及理论。马特拉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一书中提出了三个观点。 首先是战争对传播具有推动作用。战争对信息传播的功能性需求，先是缩短时空距离的需要（比如，手机的前身是摩托罗拉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的步话机；五角大楼作战指挥系统的计算机网络诞生了后来的因特网），同时战争期间对鼓舞士气的要求也促进了宣传鼓动的发展，甚至衍生出心理战这个专门学科。 其次是发展主义的神话使金融资本走向经济全球化，从而模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最终是跨国的信息传播新网络按照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分配重新分割世界。 第三，信息文化尤其是视听文化的全球流动引发了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在商品的标签下，跨国传媒集团用工业化方式推广的文化，成了普遍的文化消费资料，而“消费者权利”成了文化传播的动力。 马特拉着力观察和批判了传播强国的跨国媒体集团为了主宰其他民族的、地方的或群体的文化，而在强制性传播中掀起的一场全球化运动。他认为，文化同化的恐惧和文化认同的希望自从传播工业化以后就成为了国际关系的要素，但文化同时要受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文化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跨国媒体集团所标榜的所谓“现代化的取舍”，虽然看似重视了信息接受者的权利，但却忽视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真正的信息传播应该是接受者和传播者之间的互动的对话过程。而在信息交流的不平等背后，马特拉预言了人类将面临着重重危机。

《时尚的哲学》是西美尔的文集，他的一贯主题、断片风格、暧昧行话、理论气质和哲学性情，在书中都展露无遗。

《交往行为理论》这部著作是涉及面相当广泛。这部著作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占据了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并且这些诠释的素材更加集中在哈贝马斯自己思想的观念图式上。哈贝马斯在这本书的开篇就声称，交往行为理论既非一种元理论，也非一种借助其它手段进行的认识论的继续。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让我们联接了与社会分析相关的三种理性：一个是涉及解释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中作为论争的理性，特别是关系到相对主义的问题。如果不同文化或生活方式有他们自身内在的合理性标准，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才可能按照普遍性的标准比较他们并使其服从于批评？另一个是涉及到行为理性，即如何领会人的行为中有特殊意义的性质？这触及到理解的意义问题，还触及到了当行为者本人已经为他们的行为设定了理由时，社会科学在主张更好的解释时其自身的任务问题。最后一个是是关于理性的社会扩张问题，即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特有的那种合理化问题。这本书的大部分努力就是致力于此。哈贝马斯断言：理性更多地是与运用知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较少地与知识有关。如果我们认为在一些情境中谈论某事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要么是指人们表达的认识，要么是指包含认识的符号表达形式。我们说某个人理性地行动，或者说某种陈述是合理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行为或陈述可以被有关的某些人批驳或辩护，而这恰恰就是他们为了能够证明自己是正当的或有根有据的。我们不能像经验主义者那样，限制理性行为的范围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我们必须以“交往合理性“的概念来弥补“工具认知理性“的不足。正如哈贝马斯自己所说的，合理性意味着交往，因为只有符合与至少另一个人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条件时，某事才是合理的。

本书是一部上海娼妓业史话，但它是产生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史学著作，得益于20世纪后半叶丰富的理论探索、思想对话与多重视角，作者尤其受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研究、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研究中“下属群体”概念等的影响，将“史料”和自己所生产的“历史”都看作是无比生动的、复杂的、开放的“过程”中的对话、商谈、记忆、建构、创造活动。全书分五大部分，共15章，论述从晚清到20世纪90年代初100年间，“娼妓”问题在各个层面上如何扭结了民族意识、政治权力关系、商业和经济利益、强国方针、社会改革、民族心理、欲望和恐惧、社会性别构造等等的丰富的语义场，成为相当核心的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和精神文化的象征符号。本书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妇女史著作纪念奖，这是历史学会首次将此奖项授予写美国以外地区妇女历史的作者。 目录 第一部 历史记载与等级制度 第一章 导言：认识与记忆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 第二部 愉悦 第三章 妓院规制 第四章 情感事务 第五章 花招与伎俩 第六章 职业生涯 第三部 危险 第七章 人口买卖 第八章 法律与混乱 第九章 性病 第四部 干预 第十章 改革者 第十一章 管理者 第十二章 革命者 第五部 当代的对话 第十三章 命名 第十四章 解释 第十五章 历史、回忆与怀旧 附录：表格 注释 引用文献 索引 2003年09月28日10:53:06 人民网 李银河 贺萧 GailBHershatter的《危险的愉悦》一书是西方女性主义者研究中国妇女问题的典范之作。该书在出版当年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的... http://culture.163.com/editor/030928/030928_78112.html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欢声对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个体化社会》是作者过去3年内所做的演讲和写成的文章合在一起编辑而成的文集，统一全书的不仅有序言中所述及的几个问题，“还有另一条共同的主线：有些领域被放置于背景之中，因而被未经考查的生活故事遗忘；力争把它们恢复到我们的视阈中来以扩展表达的边界，这种努力的重要结果就是政治领域的探迅速拓宽”。

简介： 本书是当代著名哲学家、社群主义主将查尔斯·泰勒的代表作，被誉为“近二十五年来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本书讨论了整个西方思想关于自我、日常生活的肯定与表达的作用等方面的观念史，勾画出现代性自我形成的过程。本书认为现代人继承的相互冲突的道德观，是现代性境遇中自我把握或定义“善”的结果。 序 言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一度陷入困境。这件事花了我数年时间，而且对于这本书应当写些什么，我也屡次改变主意。这种情形持续了很多年，对应该如何切入问题，我曾数次改变看法。这部分地是由于熟知的原因，好长时间内我吃不准我想说什么；部分地是由于好高骛远的进取心本性，即试图明确表达和写出现代认同的历史。用这个术语，我想标示出整个系列的（大部分未表述出来）关于什么是人类的主体性的理解：这就是内在感、自由、个性和被嵌入本性的存在，在现代西方，它们就是在家的感觉。 但是，我也想表明：很大程度上是在我们未意识到的情况下，这种认同的理想和禁令——使什么突出和使什么遮蔽——是怎样形成我们的哲学思想、我们的认识论和我们的语言哲学的。被假定为从对某种自我既没有也不应当闯入的领域的严肃考察所取得的学说，实际反映出来的那种帮助我们构成我们这种认同的理想，要比我们认识到的多得多。我认为，这显然适用于从笛卡尔到奎因的表象的认识论。 另外，我们的认同这幅肖像注定要用做现代性新理解的出发点。这就是说，这个问题由于已经包含近三个或四个世纪的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的重大变化，并且因某种原因使这些变化进入焦点，继续使我们着迷。诸如福柯、哈贝马斯和麦金太尔这样主要的当代思想家们的著作，就是关注这个问题。其他人，尽管没有明确地谈及这个问题，也以他们所采取的态度假定了问题如何而来的某种图式，即使这是对待过去的思想和文化不予考虑的一种态度。这并非是无缘无故的着迷。如果不能掌握这一历史，我们就不能理解我们自己。 但是，我发现我本人对当今流行的关于这个主题的观点并不满意。有些是乐观的，以为我们正在攀登新的高原；另外的观点展示了一幅衰退、失落、遗忘的画面。在我看来，它们都是不正确的；两方面都忽视了我们境遇的极其重要的特点。我认为，我们还没有抓住那些给我们现时代以特征的伟大与危险、宏大与卑微（ｇｒａｎｄｅｕｒｅｔ ｍｉｓｅｒｅ）的独一无二的结合点。要理解现代认同的全部复杂性和丰富性，首先是要理解，就我们所有人都试图摆脱它来说，我们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卷入其中；其次是看到，我们围绕着它所作的那些左右摇摆的片面性判断是如何肤浅和偏颇。 但是，我认为，除非我们弄清了关于自我的现代理解是如何从人类认同的较早情景中发展而来的，否则我们就不能把握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本书试图通过描述其起源，来界定现代认同。 我们把注意的焦点放在认同的这三个主要侧面上：首先，现代的内在性，即作为带有内部深度存在的我们自身的感觉，以及我们是“我们自己”的联结性概念；其次，由现代早期发展而来的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第三，作为内在道德根源的表现主义本性概念。在第一侧面中，我要对从奥古斯丁到笛卡尔和蒙田，再到我们自己的时代，进行探索；在第二部分，我的论述从宗教改革起，经启蒙运动，直到它的当代形式；而在第三部分，我的描述从它在十八世纪末叶的起源开始，经过十九世纪的演变，直到它在二十世纪文献中的表现形式。 第二到第五编，是这本书的主体，它阐明了发展着的现代认同的这个图景。论述是分析和编年的结合。但是，因为我论述过程的整个路线是要标明自我感和道德视界之间、认同与善之间的联系，我感觉到，在没有关于这些联系的某些初步讨论的情况下，我就不能进行这项研究。由于在当代居支配地位的道德哲学试图掩饰这一联系，所以，这项研究看起来更有必要了。为了弄清它们，我们必须从多种意义上，正确评价善在我们的道德观点和生活中的地位。但是，准确说来，这却是当代道德哲学所极难于接受的。因而这本书的开篇部分就试图简明扼要地勾勒出自我与道德之间关系的状况，在这部著作的其余部分我随之加以利用。那些十分厌烦现代哲学的人，可以跳过第一编；那些厌烦历史的人，如果不经意地拿到了这部著作，也就不必读其余的部分了。 正如我已指出的，对于我们能够以比通常更富有成果和更少片面性的方式把握现代性的现象来说，整个研究只是一个序曲。在这本部头已经够大的书中，我没有篇幅再描绘这些现象的全面的替代性图景。我将把这个任务，连同对现代认同与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的联系的分析，留给以后的著作。但是，我试图在结论一章中阐明，什么样的结果从浮现中的现代认同的故事中产生出来。简明地说，就是这种认同在道德根源中比它的谴责者所承认的要丰富得多，但是由于其最热情的辩护人贫困的哲学语言，这种丰富性被弄得看不见了。现代性急需从它的最无条件的支持者那里解救出来——一个文化史上或许不是没有先例的尴尬处境。正确地理解现代性，就是实施拯救活动。在结论中，我试图解释为什么我认为实施拯救是重要的，甚至是迫切的。 这本书经过了长时期的准备，在此期间与全灵学院及整个牛津大学，还有麦吉尔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兰克福大学及耶路撒冷大学的同事们的讨论，使我受益匪浅，这些同事包括詹姆斯·塔利、休伯特·德雷福斯、亚历山大·内哈马斯、简·鲁宾、于尔根·哈贝马斯、阿克塞尔·亨尼思、米夏·布鲁姆利克、马丁·洛—贝尔、豪克·布伦克霍斯特、西蒙·钱伯斯、保尔·罗森堡、戴维·哈特曼和居伊·斯特劳姆萨。受劳伦斯·弗里曼和蒙特利尔本笃会修道院的邀请而进行的“约翰总追思”讲座，为我提供了阐述我正在试图集成的现代性图景的宝贵场合。而且随后的讨论，也是非常有益的。 但是，如果没有我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度过的一年，我就不可能完成这个项目。我非常感谢克利福德·格尔茨、阿尔伯特·希尔施曼和迈克尔·瓦尔策，这既是因为这一年的研究，也是因为我们那段时间在研究所的不可比拟的气氛中所进行的有价值的讨论。我同样想感谢国家人文基金会，是它提供的资助使这一年的研究成为可能。 我感激加拿大文化委员会资助我伊萨克·基拉姆研究奖金，它使得我可能享受另外一年的假期。事实证明这是极端重要的。我也感谢麦吉尔大学准予学术休假，感谢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理事会提供学术休假奖金，它们使我得以完成本书手稿。 麦吉尔大学向我提供了帮助修改手稿和准备索引的研究资助，我谨致谢意。 我非常感激梅特·约尔特对手稿的评论。我应当感谢阿尔巴和米丽亚姆的宝贵的建议，感谢克伦和比茜亚使我接触了有关存在的不熟悉的方面，还就更新了的实用主义感谢比塔。我还应当感谢葛蕾塔·泰勒和梅丽莎·斯蒂尔，是她们帮助我准备了手稿的最后定本以便出版，也要感谢旺达·泰勒所做的校对和索引。 我感激代表迈克尔·Ｂ.叶芝和麦克米兰伦敦有限公司利益的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和Ａ.Ｐ.瓦特股分有限公司允许我从Ｗ.Ｂ.叶芝的《在学童之间》引用一些诗行，此书重印自理查德·芬纳兰编的《新版Ｗ.Ｂ.叶芝诗集》，一九二八年版的版权属于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一九五六年的修订版版权属于乔治·叶芝；感谢新方向出版社准许我从《人物：伊兹拉·庞德诗集》引用伊兹拉·庞德的《在地铁车站》，此诗集一九二六年的版权属于伊兹拉·庞德，由新方向出版社重印（1949）；感谢费伯—费伯有限公司及漫话印书馆准许引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最早文本的一节诗，其一九四年版本的版权属于Ｗ.Ｈ.奥登，重印自爱德华·门德尔松编的Ｗ.Ｈ.奥登的《英语奥登：诗歌、随笔和戏剧作品，1927—1939》；还感谢漫话印书馆准许我引用斯蒂芬·米切尔翻译的Ｒ.Ｍ.里尔克的《豹》，其一九八二年版本的版权属于斯蒂芬·米切尔，重印自《兰纳·玛丽亚·里尔克诗选》。引用策兰《铭刻》（“Ｗｅｇｇｅｂｅｉｚｔ”）、《无半截树林》（“ＫｅｉｎＨａｌｂｈｏｌｚ”）和《光线》（“Ｆａｄｅｎｓｏｎｎｅｎ”）中的诗句，经苏尔坎普·魏拉格的准许重印自《选集》（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 Ｗｅｒｋｅ，ＩＩ）（1983）；这些诗的英译本一九七二年、一九八年、一九八八年的版权属于迈克尔·汉堡，经佩尔塞出版社和铁砧诗歌出版公司的准许，重印自《保尔·策兰的诗》。引用夏尔·波德莱尔的内容出自《恶之花》，其一九五五、一九六二年的版权属于新方向出版社，经新方向出版社的允许而重印。所摘塔杜茨·鲁热维奇的《在生活中间》和奇比纽·赫伯特的《石头》的内容，经作为万丹—道布尔戴—德尔出版集团一个分支的道布尔戴出版社的允许，引自切斯瓦夫·米沃什选编和翻译的《战后波兰诗歌》，其一九六五年版本的版权属于切斯瓦夫·米沃什。 译 后 记 查尔斯·泰勒的这部著作在西方有极大的影响，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时，美国教授曾向我推荐此书。回国后，我也曾撰文介绍泰勒的思想。因此，当刘东先生和刘北成先生让我翻译此书时，我很高兴地接受下来。粗略地阅读时，我只为泰勒对“现代性”的深刻分析所吸引，但在翻译过程中，才意识到自己承担了一个几乎是无法胜任的重担。泰勒的著作涉及的知识领域非常广泛，文字也非常晦涩难懂，并且在行文中夹杂大量法、德、拉丁、希腊等语词，这增添了很多的困难。好在有许多朋友帮忙——如杨共乐先生和郭小凌先生，替我译了全部希腊语词——才勉强完成了这个任务。 北京大学韩水法教授两次阅读了译稿并就译稿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清华大学的彭刚先生为此书的翻译、出版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前言、第一编、第二编、结论和索引部分，由我本人翻译，第三编由乔春霞、彭立群翻译，第四编由李伟、彭立群翻译，第五编由王成兵翻译，三、四、五编的法、德语部分也由我来翻译，全书由我来统稿并校译，有些地方作了较大修改。因此，此书出现的错误，首先应由我来承担。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韩 震

【注】：这本书由于dangdang网提供的资料里少了一位isbn编号，请大家收藏时注意，收藏《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建议采用这一本：http://www.douban.com/subject/1015660/。——豆瓣团队。 ———————————————— 本书旨在以现代性问题为焦点，审理百年来的欧美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观察和把握，既非单纯评述，亦非系统论析，力求通过进入现代性问题的纵深来讨论迄今的社会理论的问题性。在考察欧美社会理论、探析现代性问题的思路中，我着意引人现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毫不隐瞒地说，我是带着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来审理欧美的社会理论的，这基于一个个人的观点：并没有与欧美的现代性绝然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历史的具体性。因此，把对中国的现代性的思考引入对欧美社会理论的审理过程是有益的。 在本书中，中西二元景观因此将遭遇进一步的挑战：现代的问题性成为现代思想的主题，从根本上讲，这些问题对中西文化理念和社会形态的演化都是命运与共的。我并不打算抹煞或忽略现代性问题在中西方思想和社会中的具体历史差异，但我更愿尝试协调现代性命运的休戚与共和历史差异之间的张力。欧美的社会理论在基本构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均已有极为丰富的积累。建构中国的社会理论，既不可能撇开这些积累，也不应仅限于译述和套用，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才是值得尝试的思路。本书不想面面俱到地罗列排比欧美社会理论的主流论说，而是依自己的问题意识有选择地论涉（哪怕在欧美学界已被遗忘或未受重视的）切己的论说。这并不是为了建构所谓中国化或本土化的社会理论（这种提法乃基于中西二元景观），我关心的是，如何让中国的现代性经验参与社会理论的修茸，从而推进对困扰现代思想的现代性问题的把握。

本书“高屋建瓴地回顾了西方人‘时代意识’的起源，分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原则，讨论了科技进步的文化前提及其对社会形态变迁的作用，讨论了民主政治与贵族理想之间的对立。全书以实存哲学式的反思作底线，描画了与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精神文化的巨大震撼以及这种震撼留给当代西方人的困境。凡此种种，均探及西方文化的精神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内在冲突。” “该书虽然写于1930年，但是它对西方人在当代的精神状况及其所由形成的历史根源与广阔的现实社会生活背景所作的深刻而又生动入微的演述，至今仍未过时。” “全书以实存哲学式的反思作底线，描画了与西方社会化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精神文化的巨大震撼以及这种震撼留给当代西方人的困境。这一切虽然谈的都是西方人的‘家务事’，但是，对于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来说，却是不可不拿来研究一番的。”

作者将日常生活、通俗文化、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作为主要的切人点，重新考察中国社会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视觉现代性及其狂欢性的爆发。本书从视觉哲学、视觉历史、视觉社会学和视觉政治学等角度，融合了传播学、社会理论、文化史、性别研究、后殖民理论、政治经济学等学科框架，多方面探讨视觉文化与中国现代意识生成之间的关系，分析的对象包括摄影、印刷、电影、电视、互联网、产外广告、博览会、奥运会、大型景观等各类视觉媒介与视觉现象。笔者希望做一个当代视觉文化的“游荡者”，从看似不相关和琐碎的文化现象与事件中，扒梳现代性文化的表征与逻辑，对现当代中国传媒文化中的各种视觉文化现象进行批判性分析，以图从特定的角度揭示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的精神特质、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集体想象，为现代性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研究和当代通俗文化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洞见和案例分析。

齐格蒙·鲍曼是本世纪后半叶欧洲的一位重要的社会学家。本书是他的代表作。 本书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表达了知识分子角色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境遇，以及相应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策略。本书旨在揭示现代型世界观及现代性知识分子策略所产生的历史条件，揭示出在何种社会条件下这种世界观及其策略遭到挑战，并且部分地为另一种被称作为后现代型世界观及其策略所取代。

本书严肃地把尼采当作一位政治思想家来对待，并将他的政治理念与现代政治思想的主流传统联系起来。将尼采的“主权性的、超伦理的自主性个体”与卢梭的“公意”概念进行了比较，并进一步认为，尼采的狄奥尼索斯式自我概念与权力意志的世界概念，直接回应了卢梭的浪漫主义与历史悲观主义所带来的挑战。

简介：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知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导读： 对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理性、犯罪社会中的个人责任以及顺从与抵抗的源泉的反思，充满惊人的原则性。 ——《村声文学增刊》 对那些对于文明、进步和理性观念仍深信不移的人来说，本书……挑战了我们时代的基本信念。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思想丰富而发人深省……这本书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教室里和书架上。写得极其出色。 ——《当代社会学》 致珍尼娅，和所有其他讲述真相的幸存者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乔治·奥威尔，《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 沉默是最大的悲哀。 ——Ｌ.贝克，德国犹太人代表机构主席，(1933—43) 我们感兴趣的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它们怎么会发生？……是否应当保持其全部的重要性、全部赤裸的事实和恐怖的一切？ ——Ｇ.萧勒姆，“反对处死艾希曼” 前 言 在写完了躲藏在犹太人区生活的亲身经历后，珍尼娅向我，她的丈夫，表示了感谢，感谢我容忍她在两年的写作时间里，再次居住在“那个不属于他”的世界，而长时间地不在我身边。的确，尽管当时它的触角延伸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我还是躲过了那个恐怖而不人道的世界。并且就像许许多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也从未试图在它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再去探究它，而任由它游荡在折磨人的记忆和被它夺去生命或伤害过的人那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之中。 当然，我对大屠杀有一些了解。我与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和年轻人对大屠杀有着一样的印象：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受害者，还有许多其他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虽然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无能为力。在这个世界里，谋杀者之所以谋杀是因为他们疯狂、邪恶，并且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受害者被屠杀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只能观望，他们迷惘而又痛苦，因为他们清楚只有反纳粹联盟的盟军的最后胜利才能够结束这场人间浩劫。根据所有这一切，我印象中的大屠杀就像墙上的一幅画：被加上了清晰的画框，使它从墙纸中凸显出来，强调了它和其他的家饰有多么大的不同。 而读了珍尼娅的书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所知甚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思路是不恰当的。我逐渐明白了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在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切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远远不是那种简单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式所能解释的。而我原来天真地认为这种方式业已足够。我意识到大屠杀不仅是险恶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轻易用习惯性的“普通”方式来进行解释。这个事件已经用它自己的符码记录了下来，要理解整个事件，首先就必须破解这些符码。 我本希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弄清楚它的含义并且解释给我听。我翻遍了我以前从未探察过的那些图书馆书架，发现这些书架满实满载，充溢着审慎的历史研究和深奥的神学小册子。里面还有一些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书——研究得非常精妙，剖析得非常深刻。历史学家则积累了卷册浩繁、内容丰富的史料证据。他们的分析令人信服而又深邃。毋庸置疑，他们揭示出大屠杀是一扇窗户，而不是墙上的一幅画。透过这扇窗，你可以难得地看到许多通过别的途径无法看到的东西。透过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仅对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而且对所有今天活着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透过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但是，所见的画面越是抑郁沉闷，我就越是坚信倘若拒绝看出窗外，就将是非常危险的。 而以前我的视线从未越出过那扇窗，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社会学同事们没有什么不同。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大屠杀在我看来充其量是可以被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所解释的某种事物，而决不是可以解释我们目前所关心的目标的某种事物。我以为（是因为疏忽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因此，我可以为我的学生描绘一幅正常、健康、健全的社会图画，而把大屠杀的故事交付给专业的病理学家。 一些把大屠杀的记忆占为己有和对它进行利用的方式极大地助长了（虽然没有解释）我和我的社会学家同事们的这种自满。大屠杀经常作为发生在犹太人身上，而且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悲剧，沉积在公众的意识里，因此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它要求惋惜、怜悯，也许还有谢罪，但也仅此而已。作为那些躲过了子弹和毒气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于枪杀和毒气的受害者的后人们所掌握的或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事件，大屠杀一次又一次地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讲述成犹太人的集体（也是单独的）所有。最后，两种观点——“外在”的和“内在”的——互为补充。一些自任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串谋起来企图从犹太人那里盗走大屠杀，使之“基督教化”或者把其独特的犹太特性消融在一种毫无特征的“人性”苦难之中的那些窃贼。犹太国家则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用来当做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当做其过去和将来政策的安全通行证，并且，最重要的是，当做它为可能要干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各承其因，这些看法又对公众意识中大屠杀是仅仅属于犹太人的事件，而对被迫生活在当代并成为现代社会之一员的其他人（包括作为人类的犹太人本身）毫无意义的观念起了加固作用。但是，一个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朋友近来突然使我意识到，大屠杀的意义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并且这种简化又是多么的危险。我则向他抱怨说在社会学中我没有发现很多从大屠杀历史中得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他回答说：“这不令人吃惊吗，想想有多少社会学家是犹太人？” 人们在周年集会上宣讲大屠杀，在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听众面前追悼大屠杀，把它作为犹太人共同体生活中的事件来报道。大学也开设了有关于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课程，不过，却把它从总的历史课程中分离出来单独教授。大屠杀已经被许多人看做是犹太人历史的专门话题。大屠杀吸引着自己的专家——那些在专家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频频碰头并互做报告的研究者们。但是，他们那些特别丰富且至关重要的作品却能够回归到研究性学科和一般文化生活的主流中去——就像在我们这个专家和专门化的世界里存在的大多数其他专门化兴趣那样。 当它最终找到回归的道路的时候，它时常也只被许可在公众的舞台上以一种理智化的，因而是彻底失去了鼓动性并具有安慰性的方式存在。心悦神和地与公众的神话相契合，大屠杀可以使公众摆脱对人类悲剧的冷漠，却无法使他们摆脱他们的自以为是——就像美国肥皂剧译制片《大屠杀》所展示的，养尊处优、彬彬有礼的医生和他们的家庭（就像你在布鲁克林的邻居那样）正直、高贵、道德无损，在由粗俗残忍的斯拉夫农民侍候着的令人厌恶的纳粹败类的押送下走向毒气室。罗斯基斯，一个对犹太人对末日所做的反应富有洞见且能深深地移情入内的研究者，记录下了犹太人默然而无情的自我审查工作——犹太居住区里的诗句“弯曲至地的头颅”（headsbowed to the ground）在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为“信念支撑的头颅”（heads lifted in faith）。罗斯基斯的结论是：“阴暗被拭去的越多，作为一种原型它就越能呈现其特殊的轮廓。死去的犹太人是绝对的善，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同党是绝对的恶。”（罗斯基斯，《抵制世界末日，现代犹太文化对浩劫的反应》（D.G. Roskies, Against the Apocalypse, Response to Catastrophe in Modern Jewish Cultur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ｐ.252。）因此，当汉娜·阿伦特指出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时，冒犯了很多人的感情，而招来一片指责。 大屠杀确实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尽管并不仅仅是犹太人受到了纳粹政权的”特殊处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杀害的二千多万人中，有六百万是犹太人），但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灭的记号，并且在希特勒力图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没有给犹太人留下任何位置。即使这样，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这种自我医治的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屠杀完全从记忆中消失。恰恰有许多与此相反的迹象。除了少数历史修正派的声音否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之外（即便是无意的，这种否认也只是通过他们鼓噪起来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增加了公众对大屠杀的知晓程度），大屠杀的血腥和它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幸存者的影响）在公众兴趣里占据的位置呈上升的趋势。这一类型的话题已经成为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必不可少的——哪怕从整体上说是辅助性的——次要情节。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这种自我医治——通过两个互相纠结的过程——的的确确发生了。 一个过程就是强行赋予大屠杀的历史以专家专题研究的地位，把它交付给自己的研究机构、基金会和圈内会议。研究性学科的分流带来的一个常见而又人所共知的后果就是新的专门化领域与研究的主领域的联系变得很微弱；新专家的关注和发现对主流的影响并不大，而他们提出的独特的语言和构想也是如此。因此，分流通常意味着代表专家团体的学术兴趣从学科的核心准则中被剔除出去；就是说，这些学术兴趣被特殊化了，被边缘化了，虽不必然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被剥夺了更为一般的意义；而主流学术也不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关注。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关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著作无论在卷帙、厚度还是在学术质量上都以相当快的步伐前进，但在综观现代历史时倾注于大屠杀的空间和注意力却仍然没有太大的提高；甚至正好相反，现在可以更容易地附加一个长度适当的学术参考书目，而不去对大屠杀做实质性的分析了。 另一个过程就是已经提到的对沉积在公众意识中的大屠杀形象进行清洁化（sanitation）的过程。公众关于大屠杀的印象经常与纪念性仪式和这些仪式招致并予以合法化的严肃说教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方面无论有多么重要，却没有为深层次地分析大屠杀提供多少空间——尤其是关于大屠杀那些难以认清和容易混淆的方面。而通过非专业性的和一般的信息媒介，原本已经很有限的分析就更少地能够进入公众的意识中去了。 当公众被要求去思考这最令人畏惧的问题——“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它为什么会发生在世界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心？”——他们头脑中的宁静和平衡也很少被打破。如果将对罪行的伪装的讨论当做对原因的分析，就会有人告诉我们，恐怖的根源应该到希特勒的成见、其党羽的奉承谄媚、其追随者的残暴及其思想的传播所导致的道德败坏中去寻觅，而且能够找到；如果我们研究得更深一步，或许还能发现根源在于德国历史的特定回复，或者在于普通德国人特有的道德冷漠——一种只能被期望存在于他们公开或者潜在的反犹主义倾向中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尽力去理解这种罪行怎么会变成现实”的要求所做的回答，则是一个冗长乏味的陈述，关系到被称为第三帝国的可恶政权，关系到纳粹的残暴和“德国的痼疾”中的其他方面，我们都相信并且被鼓励继续相信这些都代表了某种“与我们星球的本质相悖”（奥兹克，《艺术和情欲》（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ur),New York: Dutton, 1984, p.236?)的东西。也有人说一旦我们完全明白了纳粹主义的野蛮及其的原因，“那么有可能的是，即使不能治愈的话，也至少会使纳粹主义在西方文明上留下的创伤不再疼痛”（对照贝勒尔，“冲破纳粹的黑暗”（StevenBeller, ‘Shading Light on the Nazi Darkness’）， 《犹太季刊》（Jewish Quarterly）， Winter 1988—9， ｐ.36。）。如果可以对这类观点做一种解释的话（那并不见得一定就是作者们本人的看法），就可以说一旦给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确定了道德和物质上的责任，原因也就找到了。这就像大屠杀本身一样，它的起因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所幸是业已结束的）时间内。 然而，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Germanness），把对罪行的说明集中在这个方面，同时也就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一切都发生在“外面”——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家。“他们”所受到的责备越多，“我们”这些其余的人就越安全，我们为捍卫这种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一旦将对罪行的归咎与对原因的落实等同起来，也就不必去质疑我们为之骄傲的清白与心智健全的生活方式了。 荒谬的是，总的结果就是将刺痛从大屠杀的记忆中拔了出来。大屠杀能够传递给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信息——我们为了安全所依赖的制度的性质，我们衡量自己的行为与认为正常并加以接受的互动模式是否适当的标准的效力——默然无声、没有听众，也没有人去传递。即使被专家阐明并且提交到圈内会议上讨论，在别处它也不会有什么声音，对所有圈外人而言仍然是一个神秘之物。它还没有进入（至少不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当代意识。更糟糕的是，它至今还未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项研究欲图为一项遭到了长期延误，并且具有相当文化与政治重要性的任务做一点微薄和适度的贡献；这个任务就是要使从大屠杀这个历史片段中得到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教训进入当代社会的自我认知、制度实践和社会成员之中。这项研究并不提供任何对大屠杀的新的解释；在此立场上，这项研究完全依赖于近来专业研究的惊人成就，我从中尽力汲取所需，受益良多。不过，大屠杀所揭示的过程、趋势和潜在可能性使这项研究必然集中于对社会科学（可能还有社会实践）的各种非常核心的领域进行修正。这项研究中各种探讨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专业知识，也不是要增加社会科学家对边缘性学术的关注，而是要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应用面前展示专家的发现，要以与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旨趣有关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发现，并把它们反馈到我们学科的主流中来，也由此把它们从当前的边缘状况提升到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实践的中心地位。 第一章是有关社会学对大屠杀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关键问题做出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样的反应之少得惊人）的概览。其中的一些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里单独展开并更充分地进行论述。因此，第二、三章主要探究在现代化新条件下的各种界标性趋势所导致的张力、传统秩序的瓦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现代文明某些特性之间的联系（其中，科学修辞在社会工程各种抱负合法化的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团体敌对的种族主义形式的出现，以及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计划的联系。考虑到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脱离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因此在第四章，我力图直面的问题是，大屠杀在其他现代现象中占据的位置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常规性之间真正的辩证统一。我得出结论是：大屠杀是本身相当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独特地相互遭遇的结果；这种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从社会控制，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 第五章干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即带着特别的热情来分析那些我们“宁可不说”（珍尼娅·鲍曼，《晨冬》（Janina Bauman,Winter in the Morning),London: Virago Press, 1986, p.1。）的事情；即对一些现代机制的分析，这些机制使受害人在他们的受害过程中进行合作，并且产生了那些与文明进程使人高尚有道德的后果相悖而导致人性沦丧的强制性权威。第六章讨论的主题是大屠杀的一种“现代联系”，即大屠杀与权威模式的密切关系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发展到了完美的程度——这是对米格拉姆（Milgram）和齐姆巴多（Zimbardo）所做的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的一个扩展评论。第七章是理论综述和结论部分，主要审视了目前道德在主导社会理论视野里所占的地位，并且主张进行根本的修正——这种修正主要集中在已经揭示出来的对社会（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进行社会操纵的能力。 尽管各章的论题有差异，我希望所有章节论述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心主题。所有的论证都是为了支持从现代性和文明化进程及其后果的主流理论中吸取大屠杀的教训。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即相信大屠杀的经历包含着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 大屠杀是现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决的旧紧张同理性有效行为的强有力手段之间独一无二的一次遭遇，而这种手段又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物。即使这种遭遇是独特的，并且要求各种条件极其罕见的结合，但出现在这种遭遇中的因素仍然还是无所不在并且很“正常”。大屠杀之后并没有做足够多的工作去彻底了解这些因素可怕的潜能，为了克服它们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而做的工作就更少了。因此从两方面来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而且应该去做。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西耶特（Bryan Cheyette）、艾森斯达特（Shmuel Eisenstadt）、费赫尔（FerencFeher）、赫勒（Agnes Heller）、赫什佐维兹（Lukasz Hirszowicz)和查斯拉夫斯基（Vicor Zaslavsky）的评论和建议中受益匪浅。我希望他们在书中看到的不仅是对他们的观点和启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论证。我要特别感谢吉登斯（AnthonyGiddens）专心致志地阅读了书中一个接一个的观点，给予了有见地的评论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意见。我还要感谢罗伯茨（David Roberts）对这本书所做的仔细、耐心的编辑工作。 这本书的平装本包含了一个新的附录，名为“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这是1989年《现代性与大屠杀》被授予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欧洲阿马尔菲奖时作者的发言稿。

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现代性理论》全面分析了现代性的主要动力。作者结合得自其本人生活经验的智慧，以独特方式探究了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尼采、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经典著作，从而使读者能掌握现代性的本质。作者的遭遇有一些是个人独有的，而另一些则是与所有那些经历大屠杀而幸存下来的人们，或所有那些生活在极权主义独裁统治下的人们共有的。

《现代性的追求》内容简介：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界对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史的研究蔚为风潮，李欧梵教授的成就堪称最受瞩目。在关于现代文学的一片写实声中，他提醒我们另有一群作家曾以其激越的声音、独特的行止，为中国的现代经验另作诠释，其中的很多题目已经成为目前学界的抢手话题。相对于传统海外学人作家的游子逐客姿态，李欧梵力倡游离的边缘批判立场，与许多当代文化理论不谋而合；而他那种时时处处用功、无所计较的治学态度，又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李欧梵教授的重要著作，多半以英文发表，有缘一读的读者毕竟太少，《现代性的追求》精选他多年来所写的论文，重新翻译编排。其中，谈论清末以迄现代文学中浪漫主义潮起潮落的篇章，最能见出他个人性情的发挥：应《剑桥中国史》大系之邀而作“中国文学现代化之路”的长论，则在在可见他精辟允当的批评功夫。

在经历了现代性的近3个世纪的构建过程之后，如今批判的锋芒转向了现代性本身。类似的问题重行开始。社会规范的基础来自何处?现代性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的根据何在?假如以“主体性”作为客体的价值之源、意义之源是错误的，那么主客体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关系?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人是什么?对此类问题的新解答，构成了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思想态度的转变。书中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本书的内容设计充分照顾到社会上一般青年读者的阅读选择，适合自学；同时又能满足大学通识课教学的需要。既注意知识的相对稳定性，重点突出，通俗易懂，又能适当接触学科前沿，引发跨学科的思考和学习的兴趣。适合社会上一般读者作为提高文化素养的普及性读物；用为大学通识课教材，教员上课时可以参照其框架和基本内容，再加补充发挥；或者预先指定学生阅读某些章节，上课时组织学生讨论；也可以把本书系作为参考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