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迄今为止的第一部因特网政治经济学。因特网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然而这场划时代的转变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吉祥。那么数字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它有哪些主要特征？这种目标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千禧转变将会带来什么？ 丹・希勒作为国际知名的互联网和IT方面的评论家，他以大师般的手笔撕开了互联网的神话，揭露了这个世界的最强大的公司和最有钱的投资家，他们真正的欲望和目的，并将数字通信系统置放在全球政治和经济的核心地位中予以剖析。 本书对深陷迷幻药般互联网幻觉中的人们，对于陷入了商业“欣快症”和“预言狂热症”之中的世界不啻是一帖最好的清醒剂。

《资本主义大变形》内容简介：美国已经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牺牲品。美国经济已经发生变形，华尔街成为巨大的投机赌场，欺骗、掠夺普罗大众。 美联储沉浸在美国经济增长胜利的喜悦中，迷失在伪科学的政策规则里。罗斯福新政、里根革命、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都是骗人的谎言、愚蠢的行为。 美国前国会议员、里根时期白宫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戴维•斯托克曼，直击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美国。斯托克曼细数美国80年来的社会、经济、金融、政治、军事、地产、能源等情况，痛陈美国，尤其是美联储，在应对各种金融危机和财政悬崖时所采取的不当政策。斯托克曼的分析戳穿了美国部分掌权者的谎言，证明所谓消费刺激和减税计划只会导致福利社会越发臃肿，战争国家的日益膨胀更将耗尽所有财政资源；而美联储实施的大规模货币超发政策进一步助纣为虐，救助了不需要救助的华尔街，让自由市场、美国民众承担残酷的后果。 戴维•斯托克曼在这本书中开列了一长串名单，指出了稳健货币、财政公平和自由市场的反叛者和英雄。其中包括创立权贵资本主义的罗斯福、摧毁国家财政准则和金本位制的尼克松、屈从于权力而姑息纵容泡沫金融的格林斯潘和伯南克、推升国家债务水平的奥巴马，以及倡导平衡预算和恪守金融市场准则的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保罗•沃尔克、克林顿等。 《资本主义大变形》向读者展示了，美国如何走到今天，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扭曲和变形，从而向人们证明了，权贵资本主义政治给美国带来了重大危害，它正威胁着自由市场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 《资本主义大变形》还尖锐地指出，东亚和波斯湾地区的某些国家把天赋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用于无休止地换取美元债务。它们所追求的商业发展模式是有缺陷的增长和繁荣。这也是大变形之一，是现代全球经济的危险所在。 任何希望全面了解当今全球经济困境和可能出路的人，都应该仔细阅读这部书。 编辑推荐 《资本主义大变形》是《纽约时报》畅销书！美国前白宫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力作！ 美式资本主义沦为权贵资本主义？21世纪资本主义何去何从？美国80年社会、财政、经济、军事、能源、房产全景画卷，谱就美国资本主义死亡挽歌。 名人推荐 这是一本用犀利的语言揭示美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正在吞噬美国的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让国家走向散架的好书。值得一口气读完。 ——张军 经济学家、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斯托克曼的分析表明：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发生深刻蜕变，蜕变成为权贵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蜕变成为投机赌博资本主义，蜕变成为贫富两极分化的“拼爹资本主义”。任何希望全面了解当今全球经济困境和可能出路的人，都应该仔细阅读这部书。 ——向松祚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前海国际资本管理学院（筹）院长 媒体推荐 斯托克曼令人信服并且十分中肯地控诉了一个已经危险扭曲的制度……《资本主义大变形》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们就是过去历史错误的孽果，是所有一厢情愿的想法和毫无逻辑、错误妥协的继承者，正是这些想法和妥协产生了我们父辈和祖父辈们所担心却最终想得到的短期利益。现在，该是还债的时候了。 ——《华盛顿邮报》 斯托克曼揭穿了一直围绕着里根保守主义的神话，同时对艾森豪威尔的财政和军事保守主义则赞赏有加，展现了一个真正公职人员的良心……斯托克曼在他的雄辩中包含了大量知识。 ——《科克斯书评》 这是多年来对金融制度历史叙述最充分的书籍之一。 ——《福布斯》 对于任何信奉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人来说，对于那些赞同斯托克曼观点的人来说，即认为权贵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没落已经导致财政和货币政策陷入不停增加刺激和债务金字塔不断增长的死循环中，《资本主义大变形》令人悲哀地切中要害——并且预示着悲惨的未来。 ——路透社 斯托克曼……用自己的杰出作品向人们展示了，谁是2008年经济危机的恶棍和英雄……斯托克曼的提名清单无疑是我最喜欢的，不仅因为他的原创性研究、他所展示的历史背景（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开始），而且因为他本身所具有的局内人的身份，以及在展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上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 ——《今日美国》 哇，这书名……这本书……这位作者，真棒！ ——CNBC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危机下的抉择：国内政治与汇率制度选择》有2大特点： 第一，主要借鉴和运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第二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强调国际语国内的关联性。 第二，根据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特征，重点分析国内政治行为体的政策偏好，以及国内政治行为体与社会行为体的关系。 精彩节选： 假 设偏好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在现实主义的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现实主义研究将国家看作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国际关系就是国家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过程。现实主义者都强调国家利益概念的重要性，但是对国家利益的内容争辩不休，如何确定国家利益的内容实际上可以理解成国家偏好的设定过程。国家偏好或被界定为安全，或是财富、领土，或是人口、资源。这种假定大多源于学者对国际关系历史的判断，也是最接近偏好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在经济学中，消费者是最大化财富的，厂商是最大化利润的。经济学家也就是利用这个基本假设来分析经济现象。但是，这种设定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三大问题：第一，国际关系中存在比经济学研究更多种类的行为体，包罗个人、公司、集团、国家、国际组织、跨国行为体等，这些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偏好是各不相同的，而且即使是同类的行为体其偏好也不一定相同；第二，国际关系研究难以对行为体偏好作出明确的设定；第三，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更加广泛，从贸易、货币到安全、军事，很难假定出国家的唯一偏好。19尽管学者们对国家偏好假设的共识是如此之少，但是这种设定方法由于简单和利于研究，仍然被很多学者所采用。 通过归纳法来设定行为体偏好也就是通过考察行为体的行动来确定其偏好。很多学者通过这种方法来研究国家偏好形成，将国家的偏好看成是由国家的意识形态所决定或是由精英理念所决定。这样通过研究一国的认同、文化或共同信念，或是精英的战略思想来确定国家的目标。这种方法实际上接受了显示偏好理论，认为可以从国家的行动中来界定国家偏好，莱克就认为“选择显示了偏好，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结果反向推导，结果实现和目标之间是一个连续的过程”20，因此这种方法也就存在前面所提及的显示偏好理论的缺点，对实际偏好和选择结果之间没有进行很好的区分。

"Little else is required to carry a state to the highest degree of opulence from the lowest barbarism, but peace, easy taxes, and a 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ll the rest being brought about by the natural course of things." So wrote Adam Smith a quarter of a millennium ago. Using the tools of modern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combining economic theory with a bird's-eye view of the data, this book reinterprets Smith's pillars of prosperity to explain the existence of development clusters--places that tend to combine effective state institutions, the absence of political violence, and high per-capita incomes. To achieve peace, the authors stress the avoidance of repressive government and civil conflict. Easy taxes, they argue, refers not to low taxes, but a tax system with widespread compliance that collects taxes at a reasonable cost from a broad base, like income. And a 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s about legal infrastructure that can support the enforcement of contracts and property rights in line with the rule of law. The authors show that countries tend to enjoy all three pillars of prosperity when they have evolved cohes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at promote common interests, guaranteeing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In line with much historic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conflict has also been an important force behind effective states by fostering common interests. The absence of common interests and/or cohes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an explain the existence of very different development clusters in fragile states that are plagued by poverty, violence, and weak state capacity.

作为比较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之一，《走出边缘》为我们讲述了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墨西哥和巴西六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政治故事（Politicalstory）。在指出新古典和依附理论都忽视了国内政治之后，哈格德教授从国际系统、国内联盟、政治制度和理念四个分析层次对六个经济体增长路径或者产业战略的选择做出了解释。在这里，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关系（或者是国家、社会与经济关系）的跨时空比较得到了很好的展现。本书对理解“中国奇迹”的意义不在于回答了“中国是否符合东亚模式”这一宏观问题，也不在于提供了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若干论点，而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视角：不同的增长战略有着不同的政治基础或者政治条件。

A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violent kinship of clan society to the prosperous politics of the modern state. In his experiences around the globe—among the miners of Kitwe, Zambia, the guerrilla fighters in Sudan, and the diplomats in Bogota—Robert Bates has studied firsthand the processes of moder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concise volume, he shows us how, as a culture moves from dispersed agrarian clans to the dense modern metropolis, the nature of its capital evolves, from resources of kinship and family to more material investments. But this tenuous transition can only thrive within the favorable conditions ensured by the institutions of a peaceful modern state. Inspired by his work among diverse cultures, Bates looks back over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illuminates how the often-violent clash within agrarian clans has developed into the coercive systems of institutions that compose Western statehood. Ultimately, Bates hopes to apply this understanding to building states that use power effectively, and that harness ethnic diversity not for violence and political power but for greater prosperity. 3 maps.

中山大学当代西方政治学前沿译丛

这本书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的差异。在作者看来，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是失败的，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而存在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两国选择的政策不同。俄罗斯选择了“大爆炸”式方法，即“休克疗法”。“休克疗法”代表了一种正统的转轨理论，认为经济改革的成功需要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改变。罗澜认为俄罗斯政策选择上的错误应归咎于西方新古典经济理论家，他们建议莫斯科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作为给予国际援助的条件的理论基础。中国与之不同，政策选择上没有听从国际组织和新古典经济理论家的建议，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自主抉择，“摸着石头过河”，因此获得了成功。

《不平等的发展》是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的一部代表作。阿明发表过一系列论述非洲和第三世界经济发展道路、资本主义主要矛盾和帝国主义等问题的著作。1970年发表的两卷集《世界规模的积累》论述了帝国主义和不发达问题，本书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的全貌，反映了作者关于发展问题的思想核心。 《不平等的发展》一书的副标题《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可以说明全书的主旨以分析不发达问题为中心。但本书不仅是作者对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的剖析，而且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南、北世界(即“外围”与“中心”)进行历史的和地域的纵横描述。这不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而是一部联系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学论著。

本书是当前国际学术界最活跃、最富影响力的著名经济学家艾肯格林和铂金斯的重要著作，主要讲述韩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经验。作者系统深入地研究了韩国在经济增长态势、经济结构、创新能力、资本流动、金融体系等方面转型所取得的进展，认为韩国已经展现出作为一个成熟发达经济体的特征，完成了从经济增长奇迹到成熟经济体的转变。本书中的很多真知灼见对当前的中国极具启发，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目前本书原版在国内经济学界已经小范围建立了声誉，并受到很多领导和著名经济学家的推荐。预计中译本的出版将会受到关注。

一国大战略很少服务于其全体公民的最佳利益。相反，每项战略选择会使一些国内集团受益，而使其他集团受损。当不同利益的集团分化成对立的联盟时，对外政策的社会争论依照所属党派呈现出两极化。各个政党所选择的领导人将会分担主要选举与资金支持者的当务之急。由此，政府最高层所阐述的大战略首要目标、指导原则产生于国内联盟利益。《大战略的政治经济学》将这些洞见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理论，以理解安全政策的变化，例如国内政治如何改变着1865年至1941年期间美国与英国的对外政策决策。

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体系，中国学术界迫切需要更多的既能反映国际学术界前沿动态，又能体现“中国视角”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教材。 本书主要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框架。本书基于定义与研究议题、要素流动与单位层次、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以及国际体系与中国经验四种关联性，力图为学生们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框架。 第二，追踪国际学术界前沿动态。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和分析方法，作者将过去40年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分为“两代”，系统总结了 20世纪70—80年代“第一代”学者提出的五大理论（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国家主义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代”学者在核心概念和分析方法上变革的总体趋向。 第三，分析全球政治经济的结构与动力。本书从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入手，对促使全球政治经济延续 500年的结构和动力进行了总结，并对其在当代的主要表现形式（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发展与转型以及地区主义）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第四，体现 “中国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虽然起源于美国和欧洲学术界，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欧洲国家之外的学者只能是知识的消费者。在作者看来，中国学者要成为知识的生产者也许有许多路径，但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经验，特别是中国过去30年融入世界经济的成功经验进行研究，是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知识生产者的一个重要途径。

What determines the size and form of redistributive programs, the extent and type of public goods provision, the burden of taxation across alternative tax bases, the size of government deficits, and the stance of monetary policy during the course of business and electoral cycles? A large and rapidly growing literature in political economics attempt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But so far there is little consensus on the answers and disagreement on the appropriate mode of analysis.Combining the best of three separate traditions--the theory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public choice, and rational choice in political science--Torsten Persson and Guido Tabellini suggest a unified approach to the field. As in modern macroeconomics, individual citizens behave rationally, their preferences over economic outcomes inducing preferences over policy. As in public choice, the delegation of policy decisions to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may give rise to agency problems between voters and politicians. And, as in rational choic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shape the procedures for setting policy and electing politicians. The authors outline a common method of analysis, establish several new results, and identify the main outstanding problems.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维持了年均约 10%的高速增长，但期间也出现了大量“事故”———频繁爆发的矿难、严重的环境污染、恶劣的食品卫生和昂贵的住房价格等。为什么“高增长”和“多事故”会同时发生?“中国模式”的成本和改革出路在哪里?通过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本书构造了一个“政企合谋”分析框架，对这种“高增长”和“多事故”并存的“中国模式”进行了独特的阐释。在中国式分权背景下，面对信息不对称，为了财政利益和晋升利益，地方政府会选择与企业合谋（政企合谋），允许企业采取“坏的”生产方式，因而在推动经济 快速增长的同时，带来大量的生产安全事故和社会问题。在第一部分，本书提出了“政企合谋”的分析框架，并通过煤矿、房地产和环境保护等行业的案例研究和计量分析揭示了政企合谋是“中国模式”的内在驱动力。本书同时还对走私、造假、食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反思“中国模式”品安全、土地违法、豆腐渣工程等社会现象提供了统一的解释。在第二部分，本书讨论了政企合谋对企业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官员腐败、政府软预算约束、居民收入分配和中国改革前景的影响，进而从制度上指出遏制政企合谋的改革路径，提出了中国走出“高增长、多事故”的“陀螺均衡”的政策建议。

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之一，图洛克的公共选择理论早已被世人所熟悉，曾影响了无数的学者。某种程度上说，本书是一本反应其在公共选择领域的思想自传。全书收录了戈登·图洛克在这一领域最有影响的数篇论文，较为清晰地展现了他的思想轨迹。读者将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作者较感兴趣的一些思想 和作者研究它们的方法。

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视点，ISBN：9787505826267，作者：（美）巴里·克拉克（Barry Clark）著；王询译；王询译

《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讲述了：比较政治经济学不为人所知完全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或边缘领域。比较政治经济学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利益集团和市场的关系来探讨国家怎样管理经济事务。其实这个领域所研究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人每天的生活，也几乎是大众话题。跨时空比较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关系应该说早就有了，但真正成为系统的研究领域还是20世纪后半期的事。肖恩菲尔德（Shordield）于1965年出版《现代资本主义》（Modern Capitalism）一书，将发达国家不同的经济政策与它们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相连接，开创了当代比较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先河。

How does the Chinese banking sector really work? Nearly al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are managed by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yet economists and even those who engage the Chinese banking sector simply do not have a framework with which to analyze the links between banking and politics. Drawing from interviews,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archival research, this book is the first to develop a framework with which to analyze how elite politics impact both monetary and banking policies. This book serves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point for all subsequent work on Chinese ban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