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他是社会学的大师，犹如牛顿之与物理学，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思想家。科塞评价说：韦伯以永不停息的斗争为代价获得了清晰透彻的认识。很少有人达到他那样的深度。他带来的是对人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他对社会行动中的磨难、悲剧以及偶尔的成功的超脱的关注，使他成为社会分析的科学和艺术的至今无人能及的大师。如果说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知识界对韦伯还很陌生的话，那么经过至今余温尚存的“韦伯热”，大家对“祛魅”、“理想型”等韦伯特有的术语已耳熟能详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大陆市场上的韦伯作品层出不穷，但一直不成系统，各个译本的译品亦参差不齐。此次广西师大出版社引进的台湾钱永祥等先生合力译出的韦伯作品集，填补了一直以来的缺憾。本书为该系列中的一本，主要是对印度教的一次梳理。 对印度人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等诸多方面，至今仍有着重大影响的印度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宗教？公元前5世纪崛起于印度的佛教，尽管曾经灿烂一时，终究仍如过眼云烟，在千年前即销声匿迹于印度大陆，然而本书的标题仍为《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反之，尽管中国至今角为世界上拥有最多佛教信徒的国家，韦伯在论述中国的宗教时，书名用的却是《儒教与道教》，其中也很少提到佛教，其道理何在？这些方面都可以在本书找到答案。为了便于阅读，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增添了许多译注，对于了解印度社会、思想与佛教而言，这无疑是一本最佳的入门读物。 本书属于社会学大师韦伯作品集之一。作者在本书研究了印度的宗教。作者认为，对亚洲整体而言，中国扮演了类似法国在近代欧洲所扮演的角色：所有世情通达的‘洗练’，莫不是源自中国，再传布于西藏、日本和中南半岛。相反的，印度的意义则可媲美于古代的希腊世界：在亚洲，举凡超越现实利害的思相，很少能不将其根源追溯到印度的。尤其是，印度的（不管正统或异端的）救赎宗教，在整个亚洲地区扮演了类似于基督教的角色。

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克利福德·格尔茨是本世纪一位“最具原创力和刺激力的文化人类学家，也是致力于复兴文化象征体系研究的知识运动的前沿人物”，他的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名作《文化的解释》是其文化人类学研究论文精选集。收入该书的论文按论述的对象，分为五编十五章，格尔茨在本书里全面梳理了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里的误区，对文化的概念，文化与宗教、文化与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进行了详实的研究，所有的论文基本上都是通过从一个又一个的个案中提出的一个个独特的观点，来阐明什么是文化，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导读：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格尔茨这本开拓性的著作，美国社会学协会1974年索罗金奖获奖作品，有助于为整个一代人类学家界定其领域的终极目的。 ——《出版家周刊》 主 编 序 这里收入的译著，大多来自“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出版计划，其中有的已经问世多年，有的则还没有来得及印行，现在都被统筹到了新的系列中。 于是又要为此写一篇新序。也好！趁着这个时机，我就来交代一下这套丛书的初始动机。已经事过差不多二十年，所以不妨更加坦诚地披露：自己对于这类著作的心灵饥渴，当年是在街头的人流中突然涌现的。仿佛遭遇了大地震一样，我冷不防近乎绝望地发现，周边再没有什么可以遮风挡雨的，而头脑中更是空空如也——以往读过的那些迂远的智慧书，如今信着全无是处！ 这样一来，就势必要从头读起，否则就无力去因应深重的当代危机。正是在这种发奋的心境中，这套丛书既延展了八十年代，又突破了八十年代。无论要为此陷入多少繁琐的细节，我念兹在兹的都一直在于：对于中国问题的解答，甚至对于中国问题的确认，都不能仅凭勇敢与冲动，还同样需要沉潜与周密。 为了咬定这个目标，我主动选择了一条独特的、如今看来也尤其适合我的道路。尽管身陷于官气十足的高等学府，不可能完全自外于其名利规则，但更其吸引我的却是：由于更需要倚重读者的自由选择，所以中国的出版企业，就总是要超前于它的教育事业。说到底，正是学术出版的民间品格，才是自己长期热衷此道的真实原因。 就这样，在长达十余年的坚持与苦熬中，心血一滴一滴地淌下，终于汇成了如今这一汪活水。幸赖译林同仁的通力合作，这套书居然积成了现在的规模。不过，眼下还不到庆功的时候，反而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其实在编辑过程中，慰悦与追悔、惊喜与惊诧，至少是同样的多。无论在确定书目、购买版权方面，还是在申报选题、甄选译者方面，总会蹦出意想不到的困扰，让原有的设想不断地打折和受挫…… 幸而，这些点点滴滴的心血，经年累月地流淌下来，还是在顽石上留下了刻痕。正如我的另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早从坊间走进了北大的讲堂，开拓出了新的博士方向一样，我们这套主攻社会思想的丛书，也已开始成为北大同学的热门读本。在最好的情况下，总还是有可能不仅充当饭桌上的谈资，还会潜移默化他们的文化前理解。 正是在这个关口，我个人的兴奋点，就再次转回了研究室。毫无疑问，翻译工作对于现当代中国，具有别提多大的重要性。可话说回来，就算所有的翻译计划都得以实施，甚至所有的文句都没有翻错，中华民族也不能光靠这一点，就奢言什么文化上的崛起。若无力透纸背的批注，若无激烈抗辩的对话，若无充满想象的发挥，那么，这些历尽艰辛翻译出来的著作，终不过是些抛到水面的瓦片，刚刚溅起表浅的涟漪，就要沉入冰冷的一潭死水了。 要知道，我们这项卷帙浩繁的翻译工程，以及其他性质类似、规模较小的翻译工程，之所以能时时引起心灵的骚动，那无非是因为，当代中国的种种危机，有着无可回避的世界性背景——缘此，那些令我们深感困扰的中国问题，说穿了原本就是世界性的难题。 在这种情势下，也就理应心存这样的念想：一方面，如果自身并无内在的智慧和思力，那也就没有什么资质和根底，去真正分享别人的智慧，而只会被这些天书把心智搅得更乱；另一方面，一旦真正读懂了这些译著，则注定要发愿去激活这类智慧，并把自己的创造性运思，毫无愧色地回馈给整个世界。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长年合作者彭刚，感谢他为此承受的繁难，和为此贡献的耐力——尽管若非遇到这种场合，以我们之间的默契与认同，原不必把这种感激之情说出来，更不要说当着公众的面把它说出来！ 刘　东 2008年3月29日于京北弘庐 编者的话 克利福德·格尔茨（1926—2006）是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修辞家、符号人类学和阐释人类学的倡导者，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就学于俄亥俄州的安逖澳克学院，学习文学与哲学，1950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学士学位。之后，他受当时美国人类学界泰斗克拉克洪的学术思想的影响，对经验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6年他进入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在此期间，他和帕森斯一起学习，二人亦相互影响。格尔茨于2006年10月30日在费城去世，享年八十岁。由于在文化理论和文化解释领域的卓越贡献，格尔茨教授被看成阐释人类学和符号人类学的奠基者与宗师。其影响超越了人类学范围，渗透到社会科学各领域，包括哲学、社会学和文学等。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格尔茨卓越的文学天赋，使得他的著述和大部分理论家、人类学家的作品大相径庭，易于阅读，并充满了气势、激情、学识和智性。 这本《文化的解释》是格尔茨教授文化人类学研究论文的精选集，各篇论文讨论的观点跨越了十五个年头（从1958年到1973年）。格尔茨早在研究生三年级的时候，就进行了第一次田野考察研究，地点是巴厘。而这部精选集涉及的最早的观点形成于从巴厘回国后，即于1958—1959年期间，他担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并兼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巴凯学院人类学系副教授时。1960—1970年，他在芝加哥大学新兴国家比较研究所任人类学副教授。在此期间，他对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和爪哇进行了田野调查，后来开始了摩洛哥研究，在“伊斯兰社会”这个意义上对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进行比较分析。1970年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社会科学教授，直到1973年出版本书。 写作时间跨度如此之长，其间著述无疑相当之丰，作者在决定收录哪些论文的时候，尽量选取了与文化概念有直接而明显关系的，诚如他自己所说的，“重新定义文化是我作为人类学家最持久的兴趣”。由此可见，这部论文集既以《文化的解释》为题，便无疑搜罗了格尔茨教授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其中，第一编是作者新增的，表明作者在编选本书过程中反思过去十五年来的研究时所采取的立场，具有总揽性。第二编包括了《文化概念对人的概念的影响》和《文化的成长与心智的进化》，集中表达了作者的文化概念是什么，并明确了文化和人的关系。第三编涉及到文化与宗教关系的详实研究，特别是宗教及宗教的象征意义在文化分析中的重要性。第四编则探究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维度，对于文化解释的重要性自然也是毋庸置疑的。最后一编中，有一篇著名的论文《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是格尔茨人类学研究杰出的代表作之一。大量的评论认为，无论作为文化分析、历史探讨，还是作为发展研究、案例分析，它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他做到了“入乡随俗”（这种可爱的“入乡随俗”贯穿了格尔茨教授的思想与生活，他在巴厘看斗鸡，由于斗鸡为当地政府所禁止，故而警察“来袭”时，他不是“掏出证件”，而是“仓惶逃跑”），实践着他所说的“当我离社会生活的直接体验太远时，我就会感到不舒服”。但同时，他又不拘泥于“俗”的研究法，优美的文笔，无穷无尽的深思和探源，冷静的思考和深切的济世情怀，集中体现了他的学术真诚，因而赋予这篇作品无穷的魅力，使人久读不厌。 当跳出作品本身来反观其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时，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今的国际学术界进入了一个全球视域融合、学科界限被逐步打破的时代，这一点正体现在格尔茨身上。当跨专业地理解格尔茨时，尤其在理解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民族发展的问题上，那些高高在上俯视全球的宏大叙事和大理论也就越来越显得空洞无力，甚至难免有些牵强和傲慢。相形之下，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虽然仍然面临大范围的政治体系或世界经济体系的挑战，但其清新明快的笔触的确兑现了“不是理论探求而是经验研究”的承诺，并为更深入的研究开启了一些具体的研究问题。首先，他所研究的文化的意义体系究竟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或者世界经济体系对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格尔茨教授举了巴厘文化的表演性的例子，除了荷兰殖民政策的痕迹以外，它在当今世界中已被作为一种可供人观光的国家文化资本，并变得更具有戏剧性，这是世界经济体系影响的结果。另外一个问题，开发程度低下也是世界经济体系下的一种恶性循环。对此，格尔茨认为，我们已有足够的宏大叙事，相反，我们缺乏立足于土著思想的内部文化机制的研究，缺乏对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化倾向的批判和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理论。他在构筑全球化背景下的局部地区和驱动局部的全球化之间将它们辩证地联系起来，将局部和全体同时放入分析的视野。 纵观《文化的解释》，它集中反映了以探索人的行为来表现意义的格尔茨风格。这一著作在人文、社会科学界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他的同时代人当中，格尔茨也被认为是具有独创性和冲击力的人类学家。这部著作于1974年获得了美国社会学会的索罗金奖，同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也给他颁发了社会科学奖。特别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一时期，几乎每年都有大学邀请格尔茨做名誉教授或授予他名誉博士的称号。在1981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成立两百周年纪念日上，格尔茨被邀请作了纪念讲演。另外，1991年他又获得由日本颁发的亚洲大奖，因而他成了唯一在亚洲获奖的西方人类学家。J. C. 亚历山大在其重要的理论社会学教科书《二十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学理论》（1987）中，将格尔茨作为与帕森斯、米德、战后马克思主义等并驾齐驱的学者（或学派），整章地介绍了他的思想。另外，根据1987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的统计，社会科学论文中引用格尔茨著作的频率远远超出了其他所有的人类学家。尤其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文化人类学界重要的两本杂志《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和《美国人种学家》（American Ethnologist）没有一期不涉及到格尔茨。如果包括社会学者在内的话，除了迪尔凯姆和韦伯的古典社会学以外，引用格尔茨的频率达到了最高记录。除了调查研究以外，格尔茨还从事学术杂志的编辑、学会顾问等工作。如他历任《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发行的《代达罗斯》（Daedalus）以及《美国民俗学期刊》（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的编辑，同时又是英国人类学会、原西德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学术顾问等等。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 前　言 当一位人类学家在殷切的出版商的催促下，着手收集他的某些论文，以便对他自离开研究生院后十五年中的工作作一个回顾性的展示时，面临着两个困难的抉择：收集哪些论文以及如何以诚实的态度来对待收集进来的论文。我们所有这些为社会科学杂志写文章的人都有一本自己想象中的非书之书(nonbook)，而越来越多的人也正在把它们出版出来。我们所有的人都设想过去自己写的东西现在会写得更好，而且准备好了要自己修改而决不让编辑改动。想要从自己的行文中发现精巧的构思可能会同想在自己的生活中有所发现一样让人失望；事后(post facto)编一个进去——“这就是我过去想要说的意思”——是一种强烈的诱惑。 面对第一个抉择，我决定只收入那些与文化概念有直接而明显关系的论文。事实上，这些论文的大多数不是理论探求而是经验研究，因为当我离社会生活的直接体验太远时，我就会感到不舒服。但是所有的论文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实例，来提出一个独特的——别人也许会认为是奇怪的观点来阐明什么是文化，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应该如何恰当地研究它。虽然重新定义文化是我作为人类学家最持久的兴趣，但是我也在经济发展、社会组织、比较史学和文化生态学领域里做了一些拓展——为了避免离题太远，本书就没有反映这些关注。因而，我希望，这一组论文看起来就像是一篇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而得来的论文，不要仅仅是一种“尔后我写道……”这样的对有些漂泊的职业生涯的回顾。这本书要进行论证。 第二个抉择不大容易处理。一般来说，我对发表过的文章采取一种维持原样(stare decisis)的态度，即使仅仅是因为如果这些论文需要很大的修改，那就完全不应该重印它们，而应代之以能纠正错误的全新论文，也应这么做。况且，把改变了的观点写进早先的著作中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判断，在我看来不太光明磊落。这样做会模糊了选编自己的论文时首先想揭示的思想发展进程。 不过，即便如此，虽然争论的实质不受严重影响，但要是对原文一字不改，传达的就是过时的信息或因与现在已淡化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过于紧密而削弱了现在还有效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似乎还是有正当理由，回过头去做一些校订。 在后面选收的论文中，有两处与我上面的考虑有关，因而我就对原来写的东西做了些修改。第一处是第二编中的两篇关于文化与生物进化的论文，原文给出的化石年代已被确切地替代了。这些年代，一般说是向前推了，这一变化基本上未触动我的核心论证，我认为引入比较新的测算没有坏处。在考古学已经发现四百万或五百万年前的化石后，再说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s ）可以追溯至一百万年前就没有多少意思了。第二处与第四编第十章《整合式革命》有关，自这篇论文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写作以来，新国家历史的潮流——如果它应该这么称呼的话——已使其中的一些内容读起来很古怪。既然纳赛尔已经去世，巴基斯坦已经分裂，尼日利亚已经非封建化，共产党已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舞台上消失，如果写得仿佛这些事件没有发生过似的，会给讨论带来不真实的感觉，而且即使现在不是尼赫鲁而是尼赫鲁的女儿在领导印度，马来亚共和国已经扩大为马来西亚联邦，这个讨论我认为还有意义的。因此我在这篇论文中做了两类修改。第一，我变换了时态，引入了从句，添加了一两处脚注等等，从而在使论文的正文读起来不太像过去的十年没有出现过一样。但是我没有为了增强论证而改变任何实质性的东西。第二，我给每一个历史实例都增加了一段内容，概括自这篇论文写作以来与之有关的发展——而且清楚地与实例正文分开，以此来明确指出，假如有任何事件发生，它的发展显示出在这篇论文中以早先的事件为根据的讨论仍然与剔除过时事件（ Rip Van Winkle）的影响有关。除了一些印刷和语法上的小更正（以及为索引风格一致所做的修改），本书的其他内容基本上没变。 不过，我增加了新的一章，即第一章，尽可能概括地表明我现在采取的立场。因为各章讨论的观点跨越十五个年头，在引论性的第一章中讨论某些事情的方式的确与出现在重印的某些其他章中的方式有些不同。我早先的一些关注——比如功能主义——现在在我的思想里已不太突出；而一些后来的关注——比如符号学——现在更突出了。但在我看来，这些论文中的思想走向是相对连贯的——它们的排列是按逻辑顺序而非年月顺序，而第一章代表的是一种努力，要更清楚、更系统地说明这一思想走向是什么：总之，努力说出我一直在说的东西。 我删掉了论文中原有的所有致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知道他们帮助过我，并且也知道给我的帮助有多么大。我只能希望他们至今还知道我也知道这些帮助。而我不再忙乱地提及他们，代之以对三个出色的学术机构的真诚的感谢：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我在那里受过训练；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我在那里教了十年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我现在在那里工作。在美国大学系统被抨击为不合潮流或日益恶化的时刻，我只能说，它一直是一份拯救我的礼物。 克利福德·格尔茨 一九七三年于普林斯顿

根据朗曼及格林出版公司1901年版译出 该书是宗教学的重要代表著作之一

虽以“宗教”为名，《中国的宗教》实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思想等诸层面的问题的探讨于一炉而冶之，即称之为一部“整体史”也不为过。但韦伯所描绘的这一幅大不同于我们惯常所见的中国的“历史图像”，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与思考？！ 《宗教与世界》所集论文是韦伯为基督新教、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以及古犹太教等研究所写的序言。他分析了近代西方文明“理性化”的现象、神义论与世界诸大宗教担纲者的“心态”、宗教拒世的阶段与方向等等问题。换言之，《宗教与世界》实乃理解韦伯之宗教社会学不可或缺的基本读本。

上将收尾于宗教文化学有“双重的综合意味”。首先，这个晚近最受注目的研究方向，几乎把宗教学的交叉性推向了极致，以致可看做所有理论分支的综合或整合，或许就此意义而言，我们不应把它跟其他分支相提并论。其次，由于前一重综合性，宗教学所探讨的重大问题也几乎都在宗教文化学那里综合或整合起来了。正因如此，这一章在上篇里花的笔墨最多。 “问题聚焦”则力求透析“少年思想气象”的深厚度。为什么涉及只一个核心问题呢？或者说，回答“宗教是什么”需要这么长的篇幅吗？其实，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也就是宗教学的全部问题，准确些说，其他所有的问题无不跟它相关，都是环绕着它一层层展开的，也都取决于怎么理解它、如何解答它。在此意义上，该问题又可称为宗教学的“基本问题”或“元问题”。读完上篇可印证以上说法。 所以，这个称为“核心”的问题不但是宗教学的而且是宗教思想史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历代宗教思想家，无论信仰什么或属于哪个学派，都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以致一部宗教思想史就是不断更新观念、寻求答案的过程。因此，即使读完下篇也不会找到“最后的答案”，如果能从方法论上得到些许启发，就足以令你我欣慰了。 下篇的内容分为这样两部分：一是，关于宗教本质问题的四种主要观点及其热烈争论，即理智论、情感论、意志论和终极论；二是，关于宗教对话问题的三种主要立场及其相互批评，即排他论、兼并论和多元论。这两部分的关系在于，前者的研讨着眼于人类精神活动的三个基本方面――智情意及其关系，后者则放眼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世界宗教关系，针对各宗教相冲突的真理观来盘根究底的――宗教到底是什么，各宗教的回答到底有什么根据，是否应就该问题进行对话；按笔者的看法，基于前者进而思考后者，我们便接触到了晚近宗教研究的前沿课题。 最后就本书的讨论重点和评述原则做几点说明： （a）如同在整体上不求面面俱到，我们在各部分的讨论中也将相应地突出重点――“思想上的里程碑”或“理论上的分水岭”，譬如，描述理论分支时，注重的是奠基人或开拓者的思想；探讨核心问题时，则注重不同观念的倡导者或代言人的理论。 （b）评述以上人物的思想或理论时，我们将把“述”和“评”相对严格地分开。首先，尽可能地“多让他们的原著说话”，以求如实再现他们的原创性思路――发现问题，寻求方法，尝试解答等；其次，我们再来展开多视角的评论，像现存主要争论，学术背景分析和方法论批评等，这部分内容主要来自其他学者的成果，在部分章节特别是上、下篇的收尾部分，笔者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但不仅希望读者把这些意见跟他人的成果分开，而且建议重“述”轻“评”，因为前者才是“原汁原味的思想理论”，这也是本书“多让原著说话”的理由。 （c）由于研究对象的错综复杂性，宗教学领域自然会存在不同的观点、严重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这一点是读者不难想象的。面对这种“自然现象或正常状态”，我们应奉行一条起码的求知治学原则：首先力求客观公正地了解那些主要的或有代表性的观点，像它们各自的立场和根据，它们之间的分歧或争论，还有他人的批评或评价等，此后才有我们的思考、探索和创见可言。这也就是缪勒给我们的启发：只知其一，一无所知。

对于基督教兴起原因及过程的研究，西方历来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本书在其中别具一格，这不仅因为作者所掌握的充分资料文献，更在于作者采用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包括理性选择理论、社会网络、动态人口模型、社会流行病学、宗教经济模式等等。正如作者所言：“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我是一个社会学家”历史材料在这里，被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所运用，呈现出与传统的历史研究所截然不同的状态。本书在宗教学界曾引起很大的反响，其全新的思考方式，“不仅富见地，也是向传统观点提出持挑战”。

在本書中，伊利亞德論證了神聖與世俗從本質上說即是人類生命存在的兩種基本形式或者方式，他以神聖與世俗的樣式剪裁了古代社會中的一切行為和觀念、時間、空間、節目、勞動、生活、居住、婚育、人會式……，這種神聖與世俗的樣式在伊利亞德那裡幾乎成了一種方法論，用來說明歷史，也解讀神話 ，用來分析一切神聖的現象，也用來說明所有世俗的生

【编辑推荐】 推荐1：台湾著名国学大师的经典佛学著作 作者周绍贤为台湾著名学者，师从熊十力、梁漱溟，博通儒、释、道三家学说，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已在台湾出版相关著作几十部，广受好评。 推荐2：海外流行数十年的佛学教材 本书精心整理自作者在台湾多所大学的讲稿，经几十年而流行 海外不衰，框架清晰，说理显明，是学习佛学的经典入门读物。 推荐3：涵盖佛教概念、思想、历史、人物、典籍等诸多方面，展现中国佛教全貌 •思想 从四谛、十二因缘、三法印等根本教义到大小乘分裂，再到后期一心三观、转识成智之深远发挥，以及佛学与我国儒、道精彩的相斥相融。 •人物 从安世高、支娄迦谶等第一批来华僧人，到法显、玄奘西去取经，以及梁武帝、武则天等与佛教结缘甚深之帝王，更有王维等众多学佛名士。 •历史 从佛教在印度之起源和几次结集，到汉代传入我国，魏晋佛学合流，隋唐八宗竞盛，宋明禅宗盛行，至清代喇嘛教传入。 •经典 从最早传入之《四十二章经》，到大小乘诸多译经完成和流布，再到高僧倾心所作之注疏，以及数版大藏经的刻印。 【内容简介】 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自汉代传入我国，历经几千年，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佛教经典数量繁多，义理艰深，语言晦涩，往往令人无从入手。 本书整理自周绍贤先生于台湾几所大学讲授佛学课程时的讲义，框架清晰，内容全面，实为开始研习佛学的必备书籍之一。该书一方面阐明了十二因缘、三法印、五蕴、中道等基本佛学概念，一方面梳理了佛教在我国的发展情况，兼顾如“三武一宗之厄”等重要史实，以及鸠摩罗什、玄奘、永明延寿等高僧事迹。最后还着重介绍了天台、法华两个极具中国佛教特色的宗派思想，并详细论述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全书史料翔实，说理客观，不仅能让刚接触佛学者迅速入门，获得正确的见地，也能让有一定佛学基础者建立起全面的知识构架，驾驭起佛学全貌，以便更深入地研习。

最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宗教思想史》，作者是美国的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晏可佳等翻译。该书是西方著名宗教史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的代表作之一，该书综合反映了20世纪西方宗教的研究成果。 《宗教思想史》讲述了米尔恰·伊利亚德1907年3月9日出生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特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格奥尔基·伊利亚德（Gheorghe Eliade）是一名上尉军官，是摩尔达维亚人，摩尔达维亚人生性忧郁、充满诗意、喜好玄想；母亲是奥尔特尼亚人，奥尔特尼亚人热爱冒险、精力充沛、性喜骑马。父母亲不同的性格给了伊利亚德双重的影响，伊利亚德好胜心强、敏感、诗意盎然，但有时却陷入绝望、忧郁。 中学时代的伊利亚德热衷于科普创作，梦想着“用文学形式来处理科学问题”，同时对于宗教、东方学和神秘主义的兴趣与日俱增。1925年高中毕业，就读于布加勒斯特大学文学和哲学系。1928年到1931年在印度学习印度瑜伽和奥义书，同时刻苦学习梵文，印度的三年经历成为他学术生涯中极其后重的一笔。伊利亚德在文学创作方面数量颇丰，作为学院派小说家，其学术重心始终在宗教研究上。 二战结束后到1955年，伊利亚德一直居住在法国巴黎，这一期间他的宗教研究达到了一个顶峰，以法文的形式出版了一系列宗教著作：《比较宗教的范型》、《宇宙和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瑜伽:不死与自由以及《萨满教》。这几本著作几乎涵盖了20世纪所有宗教已经的重要领域，使他迅速崛起成为一名蜚声国际学术界的宗教史家。1956年伊利亚德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应邀到美国芝加哥主持哈斯科尔讲座，次年任芝加哥大学宗教系主任和教授等职，与同事将芝加哥神学院建设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宗教史研究中心，从此伊利亚德与美国宗教史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1961年主编出版了《宗教史》创刊，成为美洲大陆宗教研究的一份重要刊物。80年代，伊利亚德的学术声名日盛，担任《宗教百科全书》的主编，不幸于1986年4月22日逝世。就在他去世一年之后，16卷本的《宗教百科全书》正式出版。这部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数以百计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共同参与的著作的出版，为伊利亚德的学术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宗教史作为一门学科，不仅要描绘历史上各种宗教现象的发展过程，更应该在空间上揭示宗教的结构以及宗教对于人类的意义。伊利亚德强调宗教学家不仅是一个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 现象学家。伊利亚德还特别重视“宗教史”研究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 本书全方面地展示了人类历史上各种纷繁复杂的宗教现象的发展过程，伊利亚德特别注重了那些对人类发展产生重要作用的宗教思想的创新，突出了人民在遭遇深层危机之际是如何通过宗教的创新来解释、摆脱和化解这写危机的。但是伊利亚德强调任何宗教思想的创新都不是凭空而起的，都以一定的传统宗教思想为基础。伊利亚德在书中大量吸收和融合了20世纪在专门宗教领域中其他大师级宗教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还特别关注了一些被以往宗教史家所忽视的宗教思想，因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宗教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识。 本书分为3卷，第1卷勾勒了旧石器时代、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希腊、小亚细亚、巴勒斯坦以及伊朗在内的古代文明的宗教观念；第二卷叙述了中国宗教、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的发展历程；第三卷讲叙了伊斯兰教的产生和发展、基督教宗教改革时期的思想激荡、中世纪犹太教神学思想的演进、中国西藏宗教的基本发展等。每一卷附有一个长篇“研究现状：问题与进展。评论性书目”，罗列了相关宗教专题的已经书目和原始材料，并且做了精辟扼要的评论，既可供读者做进一步的研究参考之用，又可以对西方20世纪宗教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宗教经验之种种》是一部从个人经验方面讨论宗教作用的著作。作者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1842-1910）。《宗教经验之种种》是他应聘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所作的讲演。共二十讲：第一讲论宗教与神经学；第二讲说明《宗教经验之种种》讨论的范围限于个人的宗教心理；第三讲说从许多人的经验看来，实有个无形者（精神界）的存在；第四第五讲论心态健全的人的宗教经验；第六第七讲论“灵魂”带病态的人的宗教经验；第八讲论这种分裂的人格如何恢复统一；第九第十讲论未信教者转而皈依宗教之心理过程；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讲论圣徒之性质；第十四第十五讲论圣徒性之价值；第十六第十七讲论神秘经验；第十八讲论宗教哲学；第十九讲论宗教的其他特色，如美感成分，牺牲与忏悔，祈祷及其与潜意识的心之关系；第二十讲为结论，最后是后记，是作者对于结论的补充声明。

目录： 一、论教会 二、作为传统的圣传 1.《圣经》与圣传 2.论正典 3.论教会传统 三、论教阶制度 四、论教会中外在正确无误的权威性 五、教会的统一性 六、教会的神圣性 七、教义 八、圣礼——教会的圣化力量 九、东正教中的圣母崇拜和圣徒崇拜 十、东正教中的礼拜活动 十一、东正教中的圣像和圣像崇拜 十二、东正教中的神秘体验 十三、东正教中的伦理学 十四、东正教与国家 十五、东正教与经济生活 十六、东正教与《启示录》 十七、东正教的末世论 十八、东正教一其他基督教过派 结束语 俄汉人名译名索引

《楞伽经》也是一部对禅宗、唯识乃至整个中国佛教有着重大影响的佛经。《楞伽经》思想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融汇了空、有二宗，既注重“二无我”，又讲“八识”、“三自性”；二是把“如来藏”和“阿赖耶识”巧妙地统合起来。因此之故，《楞伽经》既是“法相唯识宗”借以立宗的“六经”之一，又被菩提达摩作为“印心”的依据，并形成一代楞伽师和在禅宗发展史颇具影响的“楞伽禅”。

我们的宏大的善，亦即人间的爱，同时也是重大的诱惑，能够在我们心中引发出像”上帝是否软弱无力、是否邪恶”这样的问题，因而引发出怀疑之罪。这一罪恶又引发出骄傲．从骄傲中又产生出下一轮的罪过。但是，也有相反的情况；恶能够转变为善。撒旦的王国不仅仅是阴暗的中世纪，在今天，恶也在我们周围设置陷阱，不断地把我们拖拉进去。

本书是赫丽生的重要著作之一，本书虽然是研究古代希腊宗教的专著，但同时它能够帮助我们从更深层面认识古希腊的文学艺术，哲学、历史乃至整个古希腊文化，因此，对于研究古希腊宗教、文艺、哲学、历史的专业人士以及所有对希腊文化感兴趣的人来说，本书确是难得的参考资料。 　　本书从神秘的祭奠和再生仪式入手，广泛涉猎戏剧和史诗，旁征博引了雕塑、壁画、古钱币图案等史料，独具慧眼地考证了忒弥斯女神等古希腊神话人物的象征意义，揭示了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该不仅是研究古希腊宗教、艺术、哲学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由于文字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对有兴趣于古希腊文化乃至人类学的读者，也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一书的作者简·艾伦·赫丽生曾被誉为“英国最有才华的女人”，是古希腊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考古学家。至今，她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七十多年了，但对当今学术仍有很大影响。而在我国，介绍赫丽生及其著作的书籍却是凤毛麟角，该书的翻译出版将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并弥补因此而生的缺憾。

宗教展现了人性的一个基本的和永久的面向，而宗教社会学则试图解释人们身边这一现实存在。宗教社会学中，韦伯的研究举足轻重，尤其在比较宗教社会学方面的学术水准，其奠基地位举世公认！ “如果要简洁地以一名话描述出所谓世界诸宗教的主要担纲者，那么，可以这么说：儒教，维持现世秩序的官僚：印度教，维持现世秩序的巫师；佛教，浪迹世界的托钵僧；伊斯兰教。征服世界的武士；犹太教，流浪的商人；基督教，流浪的职工。”韦伯这句话画龙点睛地描绘出世界各大宗教的特色，也是他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多年的心血结晶。相对于韦伯其他针对世界各大宗教的具体研究，本书偏重理论的构架，带有提纲挈领的性质。换言之，本书可谓韦伯整体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凝缩本。

本书综合运用现象学和释义学方法，描述了恶的原始象征系列以及成因，探讨了神话的动态联系及由此产生的哲学思想。作者将哲学家甚少关注的界域，诸如言语、诗、梦、神话、宗教史料、习俗等圈进思想领地，叙述了亵渎、有罪和恶的起源，暗示人的原本清白的存在向邪恶的现实的转变，从而考察了伦理—法律方面的惩罚与责任的关系；伦理—宗教方面的良心背谬；心理—神学方面深受诅咒和谴责的良心。由此，“径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此书代表了西方学术的前沿水准。

本书是一部基督教世界通史，以时间为经，以地区和国别为纬，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基督教产生、发展和流传的历史。全书所记时限始于基督教产生前的犹太社会状况，止于基督教在近现代中国的流传。所记内容按教派分化展开，广泛涉及基督教及各支派的经籍、教义、神学、人物、组织、教制、教职等等，同时兼及基督教的节日、礼俗、圣地、遗迹、建筑、文学、艺术等等。在对基督教本身作全面考察的同时，书中还对基督教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对一些重要史事和学术问题也提出了新的见解。

.◆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具煽动性的文学批评家、当代文学批评领军人物 哈罗德•布鲁姆诺顿演讲精华结集 .◆明快流畅、深入浅出的布鲁姆读本 .◆信仰与文学，经典与焦虑 兼具《西方正典》与《影响的焦虑》双重视角，简笔勾勒西方文学文化史 在基督教与犹太教信仰的大背景下，布鲁姆主要从三个角度评论，即对前人的继承，作家所独有的原创性以及对后人的影响。书中评述了西方文学传统中影响巨大的作家、作品：从希伯来《圣经》写起，到弗洛伊德、贝克特等现代派作家为止，他重读了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布莱克、华兹华斯、卡夫卡等重要作家。同时，他在描绘文学发展的框架中，对信仰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极富启发性的阐释：文学在人性的立场上与神学及宗教抗衡，才能使人的创造力与神的创造力颉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