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西的著作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如法律裁决之类的规范性陈述如何以理性的方式证立。阿列克西将规范性陈述的证立过程看作实践商谈或“实践言说”，而将法律裁决的证立过程视为“法律言说” 。由于支持法律规范的法律商谈是普遍实践言说的特定形式，所以法律论证理论应当立基于这种一般理论。 在阿列克西看来，如果裁决是理性言说的结果，那么这一规范性陈述就是真实的或可接受的。其基本观念在于法律裁决证立的合理性取决于证立过程中所遵循的程序品质。因为规范性陈述的可接受性与某种程序相关，所以他称其理论为程序性理论。 在理性实践言说的一般理论中，程序规则被精确地创设。这些规则阐明规范性陈述据以证立的各种条件。既然普遍实践言说的规则不能保证共识，而法律言说又要求有这样的共识，那么就需要提出一个专门的修正程序。 在《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言说理论》（1989）一书中，阿列克西提出了普遍实践言说理论和法律言说理论。该书的德文原版于1978年面世。在该书中的第一、二部分，阿列克西提出了他的普遍实践言说理论。在第一部分中，他探究了关于规范证立的理论，并且对道德分析哲学（包括斯蒂文森、维特根斯坦、奥斯丁、黑尔、图尔敏和拜尔）、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论、埃尔朗根学派(Erlangen School)的实践商谈理论和佩雷尔曼的论证理论等见解进行了评述。在第二部分中，他运用研究结论提出包括一系列规则和论述形式的普遍实践言说理论。在第三部分，阿列克西提出了他的法律证立理论，并描述了普遍规则和形式如何适用于法律论述的要求。

《法律的道德性》的基础是作者于1963年4月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所做的几次讲座，这些讲座是威廉.L.斯托尔斯讲座系列的组成部分。虽然目前的篇幅比起当初的讲稿来已经是扩充了好几倍，但作者还是保留了讲座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适宜于《法律的道德性》的主题，并且能够包容作者所偏爱的非正式的、经常表现出论辩特征的表达方式。其结果当然是一定程度上的“名不副实”；即使是耶鲁听众出于礼貌的耐心也很难支持他们从头到尾听完这里出现的第二篇“讲座”。

《法哲学》主要内容：对所有的作者来说，都有这么一个时刻——因为他自己会感到这个必要性——用来整理、了结自己的工作，并且把有生之年的剩余时间腾出来给其他任务。《法哲学》就是笔者对法哲学方面工作的一个总结。《法哲学》是《法哲学大纲》的第三版。第二版仅仅是1922年对第一版的重印，所以第二版上的出版年份写的还是第一版的年份，1914年。当时需要一个新版本，而要彻底改写又是不可能的，但在战争和革命这样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之后，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做全面修改的必要性。在新版上仍然标注原版的年份也可以说明，这种形式下的新版并不要求把笔者出版此书时的思想状态体现出来。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新版是以对全书重新阅读的记录为基础的。与其说这是一个新版本，不如说它是本新书，比如总论11章一15章)和个论(16章一29章)的一些章节就是新收录进来的。在个论中，笔者并没有把对个论的每一方面的对象加以详尽论述当作自己的任务，而是要开始研究总论所强调过的观点所指向的对象，并且用一个总论中的实例来检验其正确性。然而与此同时国家哲学(Staatsphilosophie)被剔除了出来，就此而言他也与法哲学分开了。即使是在老版中讨论过的部分也做了各种各样的改动，有些改动是对以前错误的更正，比如，在法律中体现正义的合目的性(Zweckm igkeit)被赋予了独立的含义；另外一些改动，比如关于意志自由(Willensfreiheit)问题的论述被删除了，这么做，不是因为笔者认为这一段是不正确的，而是因为它在前后文关系中是多余的；还有，许多以前详细的阐述也被缩减了。一些措辞，以及整《法哲学》的论调可能都有所改变，因为当年从年轻人嘴里说出来听着很自然的东西，在近二十年之后再从这已然老去的人的嘴里说出来，就显得很不真实了。当然也有可能，一些人会觉得老版(VII)比新版更好，然而，老版离我们并不遥远，新版也并没有替代它，而只是站在了它的旁边。但是笔者自始至终都信奉一种思考方法：“愿意停留在人们称之为启蒙运动之前的漫漫长夜中”(拉伦茨，Larenz)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us)。和“将自己当作完全非科学理论结果”(绍尔，Sauer)*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us)，而相对主义没有追赶非理性主义的时尚。当然，《法哲学》中所主张的理 性主义并不认为，这个世界能够被理性(Vemunft)整除而不余一物；它在对终极矛盾的理性揭示中，而不是在非理性的迷雾中，看到了自己的任务。作者还赋予了当代相对主义比《法哲学》第一次出现时更大的意义。因为，相对主义是民主在思想上的前提：民主拒绝把自己和确定的政治观点视为等同，而是准备将对国家的领导委托给任何一个能够获得多数的政治观点，因为它没有找出一个衡量政治观之正确性的明确标准，也不认为可能存在一种超越党 派的立场。相对主义及其学说认为，没有一个政治观点是可以被证明或者是反驳的。这非常适合抵制在我们周围的政治斗争中及其常见的自以为是，它自称在政敌那里只能看到愚蠢和敌意：如果没有一个政党的观点能够被证明，那么我们就应该为与每一个立场相对立的观点而斗争；如果没有一个观点可以被反驳，那么与每一个立场相对立的观点都应该被关注。这样，相对主义同时给我们传授了对自己观点的坚决性和对相反观点的正义性。 这里的法哲学，1914年作为一个微小的贡献，被归入了当时研究论文的一个系列丛书中，这个丛书是在法哲学研究停顿了几十年之后——这期问只有鲁道夫•施塔姆勒维护着法哲学的旗帜——使其重新开展起来的。从那以后，文献的数量得到了难以估算的增长，因此，笔者也无此能力在此书中把所有文献都深入研究一遍。鉴于在其他教科书(施塔姆勒，绍尔)中有充足的文献说明，我认为也就没有必要把它们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我认为，与其让学习者知道法哲学是什么，不如让他们知道法哲学是怎么样的，我想要让他们少囿于结果，而多引导他们进行法哲学的思考。我要让那些一同的追求者，特别是那些朋友——我最喜欢把他们当作是我的读者——回想起那句贺拉斯(Horaz)的诗： 再会吧，一路平安!你有比我知道的多得多的智慧， 于是诚实地告诉我：不智之处，与我一起体味。

比较法总论，ISBN：9787503641503，作者：（德）K·茨威格特（Konrad Zweigert），（德）H·克茨（Hein Kotz）著；潘汉典等译

《大陆法系》（第2版）自1969年出版发行以来，大陆法系已发生了诸多变化。在保留原书构架和大部分内容的同时，增加了新的内容，例如，关于大陆法系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便以新的章节予以论述。借此再版机会，《大陆法系》（第2版）也反映了第一版读者所提建议，此外，为了便于将来的研读，《大陆法系》（第2版）还更新了参考书目。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以及对《大陆法系》（第2版）第二十章撰写所提出的若干建议。对于一般比较法文献作者的思想及深邃见解，我也表示诚挚的谢意。

冯象在序言中曾提到他写这个系列的初衷之一，就是不满所谓的普法文章。什么是真正的“普法”？我的理解就是通过言说去影响一种现实的语境。从这个角度看学者的言说，其实和司法过程极其相似。法学家写的案子，和法官写的判决书都是必不可少的“具体法治”，是西法东渐和“法治本土资源”变迁的经验环节。鉴于目前我们的法官多半写不好判决书，法学家撰文说案更显得尤其重要。 　　汉语语境下的“政法”二字，其实并不是“政治与法律”的缩写。因为汉语的构造承袭的是三纲五常的微言大义，两个字放在一起就像两位领导出场，表面是平列关系，其实多半是一种偏正结构。甚至于有着语义上的越俎代庖。钱钟书《管锥篇》中谈过这个问题，如“兄弟”指的是弟，而“祸福”说的也多半是祸。钱先生说这种词义结构的特征来自道家相对主义对国人的思维影响。这道理固然精辟，但我对这解读还是不满。“偏义”与其说和道家思维有关，不如说恰恰是和儒家礼教一丝不苟的“差序格局”合拍的。因为没有一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就没有语法面前每个字平等的逻辑。 　　“政法”一词其实也带有偏义，而且来自古汉语的“本土资源”，并不是舶来词。现代法治西学东来，在细微技术上今天已几乎看不到一丝中华法学的遗迹。但奇怪的是今天我们谈到法律领域，笼罩全局的仍然是这个老妪般的“政法”二字。 冯象近年来的专栏写作，也和上述“政法”一词的语义变迁趋势相吻合，就是所讨论的主题和作者的基本理念从形而下的、被意识形态空洞化的“政法”概念，开始向着形而上的政法之道转变，最后凸现为一种清晰的宪法或宪政的视野。冯象这一走势大概从写〈它没宪法〉开始，尽管此文的观念老实说仍然相当模糊，但这一走势越到晚近越清楚了。尤其冯先生的专业是知识产权，但他却往往从对版权、商标权的纠纷中看出权属问题的“宪法化”趋势。如《修宪与戏仿》一文，从一篇小说戏仿《沙家浜》引发的案子，分析到版权权益与“戏仿”者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说产权问题不能只在商法或私法的领域中解决，而最终必将诉之宪法或宪法的司法化。这个故事和苏力讲过的“邱氏鼠药”的案子何其相似。我以前有一个看法，就是研讨宪法有两途，一种是从部门法往上走，一种是从政治学往下走。冯文属于前者，尽管他由于文体限制和过于借重文学笔法带来的自缚（这算冯象一个不太严重的弱点，所以我才说《万象》上那些风情文字是更纯粹的冯象文章），分析上不免大而化之。但其义理...[更多内容]

贺卫方教授随笔集。

如果受困山洞，水盡糧絕，大家約定抽簽吃掉一人，以救活大多數時，你會參加嗎？如果受困的探險隊員吃掉同伴，他們獲救後應該因謀殺罪而判死刑嗎？ 如果犧牲一個同伴和10個拯救人員才救出倖存者，處死他們是荒謬嗎？ 但是，如果人不應該因飢餓而偷竊，法律應該容忍人因飢餓而殺人嗎？ 法律不光是法官和律師的事，透過思考這案件，我們將重新審視法律、人情、公義、道德、判決、犯罪、殺人、刑罰、赦免、辯護和審判等概念。 1949年，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富勒（Lon Fuller）虛構的山洞案件，是史上最偉大的虛構法律案，藉五位法官的陳詞展示了20世紀中葉的法哲學思想。 如今，本書作者薩伯（Peter Suber）增添了九條新思路，再以山洞奇案闡述了晚近五十年法律思想的發展。 本書兼收了富勒和薩伯兩人共十四個觀點，有如一桌法哲學的盛宴，讓讀者品味精彩而動人心魄思辯，培養面對法治社會的法學素養。

《为权利而斗争》主要内容：耶林一生的思想正如他的作品一样可以分成几个阶段：从历史法学派的捍卫者，到概念法学的追随者，再到利益法学的开拓者。耶林的法学作品中有三部特别引人注目：《罗马法的精神》、《为权利而斗争》和《法律目的论》，虽然它们并不一定称的上耶林最著名的作品，但却标志着耶林不同发展阶段的思想。

本书以亲切家常、平和幽默的手法漫谈西方法律文化，对似乎是信手拈来的法律现象材料进行点拨评说，说的是西方法律文化现象，却时时启蒙着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着痕迹地调动着读者的思维，去思考中国的问题。文章短小、精彩，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领略作者颇为尖端、颇为前沿的研究心得，在这样的论说里，进入法律的智慧天地，享受智慧的乐趣。

《木腿正义》一书共收录作者以前的31篇文章，其中上编16篇谈法律，属于带有学术性的法律杂文；下编15篇谈文学，学术性较强，也包括一些访谈文章。法律与文学、法律与社会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作者凭借其深厚的法学与文学功底，结合法律和文学个案，立足社会现实，以其一贯犀利的笔锋为我们展示了法学、文学、法律与文学不一样的图景。一如作者此前的著作，书中同样配有30多幅西洋名画的插图，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

五名洞穴探险人受困山洞，水尽粮绝，无法在短期内获救。为了维生以待救援，大家约定抽签吃掉其中一人，牺牲他以救活其余四人。威特摩尔是这～方案的最初提议人，但在抽签前又收回了意见。其他四人仍执意抽签，并恰好选中了威特摩尔做牺牲者。获救后，这四人以杀人罪被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这是美国20世纪法理学大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的假想公案。富勒还进一步虚构了最高法院上诉法庭五位大法官对此案的判决书。这一著名的公案成了以后西方法学院学生必读的文本，并在此基础上演绎出了更多的公案。1998年，法学家萨伯延续了富勒的游戏，假设五十年后这个案子有机会翻案，另外九位大法官又针对这个案子各自发表了判决意见。他们真的有罪吗？请看十四位法官的判决书。这些判决书，实际上反映了20世纪各个流派的法哲学思想，有如一桌法哲学盛宴，让读者得以品味精彩动人的深邃思辨，培养适应法治社会的法学素质。本书既是法哲学专业领域寓言式的经典文献，又是大学跨学科通识教育的理想读本。本书适合的读者是那些不热衷于给观点贴标签或猎寻虚幻、对严肃而有意义的论证充满兴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