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寓言》以位于贫穷闽北农村的南平市为个案，提出了一种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新思维，讨论了将城市资源输送至农村、“和平演变”旧有的官僚技术体制等适用于欠发达地区的举措。

本书在国内首次对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划分了其主要发展阶段，提出了一个以“控制—制衡”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并从党与市场、党与国家、党与社会三个维度对其研究内容进行了阐述，得出如下启示：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型中，中国共产党同时面临着两大根本任务：一是适应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承担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重任；二是维持自身的组织存在与政治认同。这两大根本任务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同时，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变迁息息相关。

当代中国为何会赢得世界各国那么多的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为何会招来国际舆论那么多的议论？是因为中国令人意外的发展成就和社会问题，还是因为出乎意料的中国崛起和中国崩溃的议论，或是因为中国潜在的经济威胁和军事威胁？ 通过阅读本书，您会对上述问题有个清晰的认识。其实，中国吸引力的关键原因是“中国不一样”。每个国家说起来都“不一样”，但中国的规模和影响力显然最突出，“中国不一样”的核心是中国的“制度与文化的组合”不一样。中国吸引力的关键原因，是中国的这个“不一样”所包含的种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震撼和焦虑。焦虑，往往比震撼更加持续有力。 本书一方面回答了“中国为什么不一样”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回答了“谁有可能实施什么方案”的问题。通过一种远距离观察中国的理论视角，本书将读者心目中非常熟悉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多少有些“不一样”却更加逼真的中国！

由景跃进、陈明明和肖滨三位教授联合主编的《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一书，致力于从经验层面系统分析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组织结构\基本特征、运行机制及历史发展。本书从理解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关键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及中国共产党本身入手，进而在横向维度上分别阐述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统一战线重要内容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刀把子”的政法系统、作为“笔杆子”的宣传系统，以及作为“枪杆子”的军事系统，在纵向维度上分析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政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基层治理四个方面的问题，最后，还探讨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及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变迁和发展。 本书是一部由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6所高校及中共中央编译局的13位学者组成的作者团队精心打造的精品力作。全书具有两个方面的鲜明特色：第一，将中国共产党作为理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钥匙，将“党政体制”作为理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关键词，并且认为，应当处理好宪法与党章、法律与党规、国家机构与党的组织、正式制度与政治惯例之间的互补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政府与政治；第二，强调历史脉络对于理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重要性，并主张应以内在发展和演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政府与政治。

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 深刻洞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症结 本书是一位卓越思想家的文集。1949—2010 年间朱厚泽留下了大量文章、讲话及访谈录，本书从这些文稿中汇集了他关于商品经济发展、经济工作、文化及宣传工作、环境问题、二十世纪至今人类社会进程的思考，探讨中国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路径，以及对全面深刻的改革和长期持续发展的忧思。 当下语境，时代命题，历史眼光，洞见发展的症结所在，明白清晰的语言表达， 诸如这些方面都使得本书具有极高的价值。

決定中國未來興衰的關鍵，就在城鎮化！ 中國城市擴張有多快？ 中國在21世紀的最初十年，都市人口增加了兩億，平均每年增加約一個澳洲的人口。到2030之前，中國還會有三億農民走向城市，相當於一整個美國的人口。屆時，中國城市人口將高達十億，地球上每八個人就有一個住在中國城市裡。 一百兆商機的未來！ 據估計，因為城市人的收入與消費均是農村人的三至四倍，中國城鎮化（即城市化）將可以帶來一百兆台幣的商機。因此，中國國家總理李克強曾說，「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也是廣大農民的普遍願望，它不僅可以帶動巨大的消費和投資需求，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其直接作用還是富裕農民、造福人民。」 然而，如果稍有差遲？ ──肆意擴張的城市將併吞中國有限的耕地。 ──巨量人口與車輛將癱瘓城市交通。 ──地方政府因為無力負擔社會福利而破產。 ──官商勾結土地兼併造成上萬農民流離失所。 ──中國的經濟會因城鄉失衡而陷入停滯。 ──極度的貧富差距會導致政治動亂。 ──空氣汙染瀰漫人口超過百萬、千萬的大城。 ──無數外觀毫無美感、樣式千篇一律的冰冷城市。 主導人類未來的最重要發展！ 一個富裕而穩定的中國城市中產階級，將會是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穩定力量，但一個個破產、騷亂、擠滿憤怒的失業人口的中國城市，將是人類的災難。因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曾說，「21世紀主導人類未來的最重要發展有兩項，一是美國的科技創新，二是中國的城鎮化。」 中國的農村與城市，農民、民工與都市人口究竟將何去何從？這對台灣來說是一個威脅還是機會？《中國經濟季刊》編輯主任唐米樂（Tom Miller）在《十億民工進城來：史上最大規模人口遷徙如何改造中國？》中為你深度報導分析。 【精采內容】 城鎮化是中國必走的路 在中國經濟持續成長的過程中，農村人口大規模地向城市移動是一個自然的現象，也是必然的政策目標。 對個人來說，城市意味著更高的收入、更舒適的現代化生活、與更新潮的娛樂與消費。在本書中，作者唐米樂（Tom Miller）指出，以2010年的重慶為例，城市居民的可消費金額是農民的三倍，差距高達一萬三千人民幣。 這也是從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至今，五億中國農民選擇進入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大城市討生活的主因。可悲的是，僵化、嚴厲的戶口制度逼使他們只能過著二等公民的生活：在城市裡享有醫療保險或退休福利的民工不到20%；他們的子女能唸公立學校的人數不到40%。但是，他們還願是前仆後繼地來到現代化城市，只因為這裡收入更高…… 另一方面，大量農村人口進城也是一個中國政府樂見的現象，並名之為「城鎮化」。儘管媒體都大幅報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人口已經太過擁擠，導致嚴重的交通癱瘓與空氣汙染，且過度的城市投資已經造成諸如鄂爾多斯「鬼城」等泡破經濟的前兆，然而，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中國城市人口竟然還不夠！ 其背後的策略考量是：中國只有全球7%的可耕地，卻得養活20%的人口。為了提高農地使用效率，中國政府不得不大力推動城鎮化，目標是在2030年前，繼續將兩億五千萬農民移入城市，將城鎮化比率推升到65%以上，使城市人口達到十億之眾。果真如此，中國每戶農家的耕地將增加到一公頃。根據日本與台灣的經驗，每農家有一公頃耕地是經濟起飛的先決條件。 因此，中國國家總理李克強在就任記者會上就宣示，「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也是廣大農民的普遍願望，它不僅可以帶動巨大的消費和投資需求，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其直接作用還是富裕農民、造福人民。」 城鎮化的負面後果 然而，城鎮化工程背後隱含了無數的難題與危機，其中有的已經爆發，譬如： 1. 空氣汙染：符合WHO所訂二氧化硫與二氧化氮標準的中國城市不到20%。 2. 交通堵塞：北京已有五百萬輛私人轎車，北京人花在通勤上的時間全球第一。 3. 投資氾濫與城市的無度擴張：在1980至2010年間，中國城市新區擴大三倍有餘，但同期間城市人口只增加了120%。 4. 工業區擠壓住宅區導致的房價飆漲：在2006至2008年間，工業用地占了所有新城市建設用地的45%，住宅用地卻只占20%。 當然還有不少尚未爆發，但已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潛伏危機。譬如，地方城市為了加速開發以催高經濟數據（這是在中國官場升官的重要指標），經常過度借款、盲目投資，中國銀行業的壞帳總額很可能將於2014年達到兩兆人民幣…… 土地兼併與左右之爭 當然，所有危機與弊病當中，最怵目驚心、駭人聽聞的還是土地兼併的問題。無論是為了私利還是公益，中國地方政府為了建設城市常無情地驅離在地農民。作者指出，自地方政府於1990年代開始收購農地以來，每年有約二十萬公頃遭徵收，已有四千萬到五千萬農民失去土地。2011年十二月在廣東烏坎村爆發的官民衝突，就是在這背景下誕生的…… 從土地問題切入，我們進一步看到中國城鎮化過程中的核心問題：財產權。西方觀察家與中國的改革派人士無不極力呼籲賦予老百姓更完整的財產權保障，讓老百姓能夠自由地買賣他們的土地財產，才能避免官員的剝削。然而，另一批同樣關懷底層民眾福祉的左派思想家卻擔心，在沒有建立完善的社會福利安全網之前，鼓勵老百姓自由買賣土地只會陷民於水火之中，並合理化了奸商與貪官對農民的欺詐……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城鎮化的問題極度的複雜，任何片面的觀點都不足以一窺全豹。所幸，《中國經濟季刊》編輯主任唐米樂（Tom Miller）在《十億民工進城來：史上最大規模人口遷徙如何改造中國？》一書中試圖對中國城鎮化做出比較完整、客觀的報導。 「鬼城」不足為懼 唐米樂有記者的敏銳觀察，也有學者的冷靜分析。他一方面讚嘆中國政府已達到的驚人成就，譬如在中國城市裡我們幾乎找不到在印度或南美大城裡那種慘不忍睹的貧民窟（感謝嚴厲的戶口制度）。另一方面，他也發現在絢麗的城市光彩之下，中國仍然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家，且就算在城市裡，也有多達兩億五千萬的中國城市居民缺乏基本的保障。他們遭受歧視，過得沒有尊嚴的生活，且屢遭貪官汙吏欺壓。改革絕對是必須的。 除了提供全面、持平的介紹之外，作者也不乏驚人之洞見。儘管吳敬璉、陳志武等中國權威經濟學家都已憂心忡忡地指出，「鬼城」的出現象徵了投資氾濫的中國經濟即將出現泡沫，唐米樂卻大膽斷言，以中國人口規模之巨、城市住房需求之殷，「鬼城」現象只會是暫時的。唐米樂估計，中國的住房根本建得太少，「大約還短缺七千萬個單位。」 中國城鎮化的成就與難題究竟何在？它會是一個危機還是希望？全球經濟是否能夠從十億的中國城市居民口袋中獲益？唐米樂的大膽樂觀有沒有根據？讀者可以從《十億民工進城來：史上最大規模人口遷徙如何改造中國？》獲得答案。

在本书中，高柏清楚地梳理了解释“中国谜题”的三种流派：崩溃论、民主化论和延续论，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可以被看作是魔方式的六面体，一旦一面被打破，则会出现全盘的支离破碎的景象。这六面是：威权主义国家、掠夺式国家、新自由主义国家、改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型国家、统合主义国家。

中国能否通过创新，走出长期经济放缓的困境？ 雷小山认为可以。 毫无疑问，雷小山并不是唯一认为中国企业正在步入创新阶段的人。2014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把4家中国企业（联想、小米、腾讯和华为）纳入其年度全球最具创新力的50家企业榜单。 雷小山认为，中国如今将开启创新之路，因为它不得不如此。而过去它之所以没这么做，也主要是还不需要。 在《山寨中国的终结》中，雷小山写道，在一个基本商品供应不足的国家，发展最先进技术的动力往往不足。如果靠山寨就能赚钱，谁还会去关心技术创新？这也正是很多中国企业在过去几十年里所做的。 在赢得向国内消费者提供基本商品的战役后，如今，中国企业被迫转向创新。由于供应基本商品这颗“低垂的果实”已被采摘，这些企业不得不开始在中国或国外市场攀爬价值链的更高端。 那么，这些转型的中国故事是个例，还是全局？创新力和个人主义是否正在亚洲崛起？ 在5万份消费者调查报告的基础上，为了获得贴近事实的观察视角，雷小山与普通消费者、公司高管、最具创新能力的企业创始人，甚至是官员进行面对面的深入交谈。 无论如何，对于中国而言，唯一确定不变的，就是这个国家正在快速改变。

Who exactly are China's new rich? This pioneering investigation introduces readers to the private lives—and the nightlives—of the powerful entrepreneurs and managers redefining success and status in the city of Chengdu. Over the course of more than three years, anthropologist John Osburg accompanied, and in some instances assisted, wealthy Chinese businessmen as they courted clients, partner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Drawing on his immersive experiences, Osburg invites readers to join him as he journeys through the new, highly gendered entertainment sites for Chinese businessmen, including karaoke clubs, saunas, and massage parlors—place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cater to the desires and enjoyment of elite men. Within these spaces, a masculinization of business is taking place. Osburg details the complex code of behavior that governs businessmen as they go about banqueting, drinking, gambling, bribing, exchanging gifts, and obtaining sexual services. These intricate social networks play a key role in generating business, performing social status, and reconfiguring gender roles. But many entrepreneurs feel trapped by their obligations and moral compromises in this evolving environment. Ultimately, Osburg examines their deep ambivalence about China's future and their own complicity in the major issues of post-Mao Chinese society—corruption, inequality, materialism, and loss of trust.

Through window displays, newspapers, soap operas, gay bars, and other public culture venues, Chinese citizens are negotiating what it means to be cosmopolitan citizens of the world, with appropriate needs, aspirations, and longings. Lisa Rofel argues that the creation of such “desiring subjects” is at the core of China’s contingent, piece-by-piece reconfiguration of its relationship to a post-socialist world. In a study at once ethnographic,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she contends that neoliberal subjectivities are created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various desires—material, sexual, and affective—and that it is largely through their engagements with public culture that people in China are imagining and practicing appropriate desires for the post-Mao era.Drawing on her research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among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Hangzhou and Beijing, Rofel analyzes the meanings that individuals attach to various public cultural phenomena and what their interpretations say about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post-socialist China and their roles within it. She locates the first broad-based public debate about post-Mao social changes in the passionate dialogues about the popular 1991 television soap opera Yearnings. She describes how the emergence of gay identities and practices in China reveals connections to a transnational network of lesbians and gay men at the same time that it brings urban/rural and class divisions to the fore. The 1999–2001 negotiations over China’s entry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 controversial women’s museum; the ways that young single women portray their longings in relation to the privations they imagine their mothers experienced; adjudications of the limits of self-interest in court cases related to homoerotic desi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nsumer fraud—Rofel reveals all of these as sites where desiring subjects come into being.

本书内容包括：三个奇特现象的解读——珠三角农民工观察、回乡农民工搅动乡村政治、天安门旁边的流民家园等。

“旧城的再造”与“公民的生产”构成《再造城民：旧城改造与都市运动中的国家与个人》两个前后呼应的部分，既记录了平城全面城市化初期的两段重要历史，又展现出社会变迁中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形塑。其间，“城”与“民”的再造，体现出 “中国式”的社会行动逻辑，也诠释了中国转型的独特进程。

冷峻地剖析社会，是社会学家的志业，但如果不是因为对人类社会的爱，社会研究就没有意义。 “变中之痛” 个人从家庭纽带中剥离，老人被子女离弃，骨肉间的亲情开始变味……这一切，果真是人们所要的吗？小津安二郎说出了奋斗着的日本人的疑虑和辛酸。 “小菜场背后的城市逻辑” 惟利是图、缺少价值理念的城市增长是可怕的，而生活者无法成为权利主体的任何城市承诺总不免是可疑的。 ”面对灾难，日本国民不会隐忍“ 不是国民的隐忍，而恰恰是国民的奋起，推动着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乃至专家集团逐步正视并落实国民的生活安全需求。 《社会的风景》（外五则） 社会学让人注意的是现象背后的关系，或者说，让人透过物质的形态，去观察那社会的风景。

此作我前后翻过三遍。初稿的一些浮躁、夸大的地方都已经过修改，结果是一本好书：题目新鲜、重要；材料比较难得而又相当丰富；分析比较平稳、多面。这是一本开创性的学术专著。 黄宗智（国际著名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这是一篇相当优秀的博士论文。选题就很出色，切入点很小，但关注的社会问题和理论论题都颇大。作者有足够的学术训练，对相关理论和文献娴熟在心，关注理论，却不拘泥于图解理论。作者充分运用了多学科的知识，贴着社会生活去分析，分析细致，也比较深入，思路灵活、流畅。论文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 苏力（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这是我近几年评审过的最优秀的一部博士论文。作者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其学术旨趣在于理解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而非单纯与西方“接轨”或“对话”。作者选取了一个重要但被人忽视的问题作为切入口，提供了一个理解乡村社会变迁的新视角，因而具有创新意义。该文资料翔实、结构合理、行文通畅，确实是一部优秀的博士论文。 曹锦清（著名三农问题专家，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这是一本以独特视角研究农村的著作。作者有深入的调研经验和足够的学术敏感，抓住了“乡村混混”这个被学界忽视却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其分析建立在对农村社会透彻把握的基础上。这本著作提出的“乡村混混”问题应当引起社会足够的关注。 李昌平（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河北大学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如何研究中国》是曹锦清先生继《黄河边的中国》后，持续对中国观察、研究与思考的成果汇总。文集由22篇文章组成，其中的大部分都已发表，且讲演稿居多。根据文章的内容和关注角度的不同，文集被分成了三部分：第一部分“中国研究的方法”，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第二部分“重新发现传统”，既是作者从历史中汲取资源分析当下中国，亦是作者从新的角度诠释历史；第三部分“中国转型转向何方”，是作者以学者身份对转型中国发表的看法。《如何研究中国》一以贯之地体现了曹先生浓厚的现实关切和人文关怀，而“三农”问题则始终是他关注的核心问题。借助于走出书斋，深入群众、深入农村的研究方法，曹先生对许多社会热点问题的看法十分新颖和深刻，极具启发意义。

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思维。我们要准确地来判断中国发生的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地来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机的可能性。既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特别不要宁左勿右。在这个前提下，用充分的自信来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时代。 我们应当认识到，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的冲突，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的方式解决的。我们的任务不是消灭这种现象，而是要为这种现象的发生设立规则，要为这种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的方法。好的制度不是消灭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和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 尽管我们目前的经济问题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的，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与其说与美国今天的问题相近，不如说与历史上那些传统经济危机引发的问题更相近，或者说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所面对的问题更相近。

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ISBN：9787539909677，作者：钱宁著

 纵向关注中国改革进程，考量改革成败得失；全面厘清中国改革逻辑，解读未来道路。  从经济改革到行政体制改革，从改革的路线图到改革的突破点，从人口红利到利益逻辑，从转型期的社会稳定到政府职能转变，各路学者回顾改革，前瞻国是。  对改革动力来自何方、如何克服当前面临的阻碍、如何有效推进等问题进行深层思考，对未来改革道路进行展望、分析和设计，以期让民众读懂中国改革，成为大众把脉时局、改变命运的引路之作。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作为一个问题，已有一百多年时间。它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站在本土历史文化传统与世界现实格局之上对中国道路的全局性的观照，也是几代中国读书人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习得与创造性地同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思考中国问题的恰切的视角。 如何在这种观照与视角下进行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综合认知？ ——立足自己的历史传统来夯实自己的发展道路，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值得骄傲的还没有被资本和权力侵蚀太多的山河； ——近观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并积极参与竞争为自己在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规则中谋得生机保护自己不过分受这个规则的左右，从而有一个相对宽舒的调整空间； ——在国内的资源利用和法律、法规的创建上，以乡土中国的基业为社会契约管理的基准，以广大的乡土上所发育起来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特效药来约束全球化的消费主义文化对资源的攫取和滥用，并以此掏资本与权力对这些资源的侵蚀。

传统人所拥有的品质使他们容忍或安于不良的现状，终身固守在现时所处的地位和境况中而不求变革。那些陈腐过时的、常常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制度就暗暗地靠着这些传统的人格性质，长久顽固地延续下去，死死抓住人们。要冲破这个牢固的束缚，就必须要求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来，形成现代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并把这些熔铸在他们的基本人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