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经济离不开政治，谈中国离不开世界。《影子里的中国——即将到来的社会危机》是一本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国际学者共同把脉政治时局和经济轨迹、预测未来危机的著作。谈经济离不开政治，谈中国离不开世界。本书澄清了当下中国的改革理路，从“中国轨迹”到“世界上最危险的邻居”，从“即将到来的中国危机”到“未来中国的陷阱”，围绕金融革命、社会核心价值观与未来新秩序展开思考，评判中国改革成败，并预言今后中国的新危机与未来世界的新格局。 焦点话题均为约稿专文论述，作者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巨大，预言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满足了社会各界精英对中国梦的期盼与想象，并为新一届政府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参考。

历史上，从未有这么多人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进步。 中国正在经历的从一个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到中产国家的转型，一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炫目的一出人生剧。从长远来看，在影响中国发展的多股力量中，没有一股力量会比中国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和急速增长更有意义的了。 当然，中国中产阶级崛起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本书重点考察过去20年间，由中国中产阶级产生和成长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其中心问题是：从现在到将来，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会对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作为第一部研究中国中产阶级的英文专著，本书各章的撰稿人以第一手的独创性研究为基础，提出了各种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同时也为针对整体问题的每一种研究方式，提供了现有最好的资料。撰稿人们一致认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经济力量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分层和经济格局，同时也有迹象表明，中国的中产阶级有可能成为政治变革的关键性力量。

《左右为难:中国当代思潮访谈录》访谈内容多涉及政改、国学、思想争锋等热点话题，文字比专著轻松，可读性强，且兼具专业性深度。李泽厚、汪晖、刘军宁、许纪霖等九位访谈对象都是各个思想流派的代表性学者，他们不仅是著作等身且极具市场号召力的知名学者。 《左右为难:中国当代思潮访谈录》部分内容出版前已在《南方周末》、《瞭望生活周刊》等高端媒体上连载。

《死火重温》收入了作者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思索、思想史阐释、文化批评、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评析、鲁迅研究等引起学界和读者关注的系列文章，显示了深刻的理论观察、思考与历史感，锐利的文化批判立场，严谨的学术风格和广阔的思想视野。

我的政治主张—— 超越“左”的“文革”浪漫化与“右”的西方自由主义“革命”，在渐进发展的共识中，通过不失时机的改革走向新的政治文明，是解决中国转型困境的根本出路！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各篇文章环绕着一个中心问题，即超越左右之争，一方面，既反对激进的左的“文革”思潮回潮；另一方面，也反对简单化的西化自由主义，强调观察与分析中国问题时，要特别重视我们的历史经验与运用我们的常识理性，主张通过渐进的方式，通过发展公民社会与公民理性，在保持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经由多元试错来寻找摆脱转型困局的最佳路径，实现向民主宪政体制软着陆。

《潜流》共分4编：外交编、全球编、冲突编和理论编，前三编分别针对《中国可以说不》、《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超限战》提出批评，最后一编讨论如何建设健康的民族主义。该书汇集了李慎之、马立诚、秦晖、朱学勤、刘军宁等众多专家学者的文章。这些文章针对狭隘民族主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观点，都堪称经典之作。以马立诚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为例，该文“一石激成千层浪”，引起极大争议。后来有人这样评价：“从2002年底开始一直持续至今的关于‘对日新思维’的大辩论，在改革开放以降的历史上，恐怕只有‘文化热’可以媲美。与‘非典’一样，‘新思维’是2003年的关键词。”……如果说以前都是张扬狭隘民族主义观点的书籍首先挑起话题，那这次，另一行要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预料，这将再次跳起关于民族主义的大争论。 该书对爱国主义的分类、民主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人权与主权等众说纷纭的话题进行了详细的解说，称之为每一个爱国者的必读书并不过分。著名历史学家笑蜀在评价该书的时候说：“在中国当代民族主义喧嚣热闹的表象背后，是实质内容的空洞。因为喧嚣热闹，所以裹挟众多；因为内容空洞，所以茫然无措，由此而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盲人瞎马的危险前景。本书的意义就在于戳穿了热闹背后的空洞。”《青年参考》主笔黄章晋指出：“狭隘民族主义看到了真问题――开放时代的民族认同、全球竞争中的国家利益，却给出了错误的答案――仇恨、封闭与保守复古。”著名网络作家王小山更是直言不讳地说：“爱国主义不应成为丑陋行为的遮羞布，民族主义也不是流氓的避难所，该醒醒了！”

《微观历史:1957-1965》内容简介：建国初期，究竟是一段怎样的岁月？获得新生后的民众在改天换地的豪情中，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坎坷？历次大规模的运动中，个人命运发生着怎样戏剧性的变化？党和人民在探索的道路上，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和迷茫？作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整风整社运动、四清运动的当事人，作者依据当时的主流意识，以日记的形式，从个人视角记录了历次运动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带我们走进那段不平凡的岁月，重温历史，感受时代脉搏的跳动，以及特定历史时期真实的社会风貌。这些日记，既是火热年代平民的心灵史，更是时代的活化石。

钟沛璋先生主编的《东方》双月刊酝酿于1992年，创刊于1993年10月，到1996年年底，共出版19期，短短三年多时间，发表了全国数百位学者、作家七百多篇关怀中国命运、富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吸引了大量有精神追求的读者，打破了当时思想文化界沉闷的空气，称《东方》重新开启了一个时代并不过分。《东方》有自己的定位，那就是自觉的知识分子公共意识，直面眼下的转型时代，并逐渐形成清晰的表述，为读者搭建起一个“书斋与社会、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平台。

中国，这个古老与现代并存的国度，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热潮。自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间，伴随着城市挖掘机的轰鸣声，一座座新兴城镇拔地而起。在这30年中，中国的大小城市已容纳了五亿新增居民。到2030年时，这个数字将达到十亿，占全球人口的八分之一。 中国，早已启动了全面城镇化进程的“和谐号”快车，其承载的是亿万中国人的希望之梦，以及说不尽、道不完的个中故事。 在中国，城镇化发展带来的，是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它打破了城乡二元化的平静，在勾起了人们欲望的同时，也强迫着大批农民背井离乡，远离土地，到城市去寻觅自己的生机。这些城市移民者们的生存之路，与中国不断深入的城镇化发展一样，走得并不平坦。 本书结合国内外媒体报道和新近研究成果，以一个在中国居住多年的西方人的视角，对中国在城镇化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却未能从中获取充分的经济及社会回报，进行了冷静、理性地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务必要寻找到更健康、更具有包容性，也更持久的城市发展模式，只有这样，中国的城市才能真正实现文明，并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2014年美國國家圖書獎 非虛構類大獎 美國人最新中國指南，連歐巴馬都要買來看。 作者請讀者買台灣版，他申明放棄簡體中文版，因為不願被中國閹割審查。 如果中國是另外一個宇宙，那麼它又為何如此？《紐約客》記者筆下的中國，為什麼和台灣人所見的中國不一樣？ 《紐約時報》、《華 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經濟學人》、《商業周刊》……西方各大主流媒體及政治觀察家一致贊賞 新浪、搜狐、南都周刊、外灘畫報、新周刊、人物周刊……中國主流媒體也紛紛評論連線採訪 亞洲週刊、蘋果日報、中國時報、明報、風傳媒……港台媒體也討論歐逸文旋風 1996年，本書作者第一次到北京，這座城市讓他大跌眼鏡，他看到的中國首都，地理和風貌上更肖似蒙古風吹草原而非霓虹燈閃爍的香港。等他2013年離開中國後，新書《野心時代》則變成美國政治人物和普通人理解中國社會和政治的最新指南。 作者認定，在廿一世紀頭幾年，中國由兩個宇宙組成：既是全球最新超強，也是世上最大的集權國家。「有好些日子，我早上跟新大亨在一起，晚上則與軟禁在家的異議人士為伍。你很容易把他們看待成代表新中國、舊中國；涇渭分明的政經領域，只是到最後我歸結認為，他們是同體合一的。」 這本書奠基在作者長達八年的訪談，行文則側重在不同領域打拚的男男女女，他們奮力想從某一領域推開一條路到另外的領域，不僅限於經濟，也涉足政治、思想及性靈。這些人很多是你我耳熟能詳的中國公眾人物，如異議藝術家艾未未、偶像作家兼賽車手韓寒、戴著鐐銬跳舞的媒體人胡舒立、逃跑到美國北京大使館的盲人律師陳光誠、從台灣泅水潛逃中國的林毅夫，還有很多是我們不甚熟悉，但在中國則知名度甚高的人物，如瘋狂英語的創辦人李陽、中國最大相親網站的創辦人龔海燕、用近乎虔誠的方式復興愛國主義的「憤青」唐杰、以及網路身份是詩人、真實身份是從農村移居北京的清潔工。歐逸文栩栩如生地描繪這些人，並將他們置放於轟動全球媒體版面的各種公共事件的背景下、放置於中國的政治和歷史的邏輯框架中，檢視他們何以代表了這個野心時代，及他們賦予給中國的意義。這些人物從表面看幾乎並無相似之處，但他們共同呈現出野心勃勃的新中國關鍵詞：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政治獨裁的高壓無處不在；人們追逐成功，與此同時也備感空虛，轉投信仰以尋求寧靜；自我意識的覺醒澆灌了個人主義，但也同樣滋生割裂感與不安。 唱衰中國和押寶中國，是目前外部世界看待中國的兩種主要視角，而作者不會如此簡化。他指出，由遠處看，大家經常描述中國已經無可逆轉地邁向康莊大道，但是在中國內部，人們則更小心謹慎。中國的一切，都是靠鐵、淚水及火而取得的，而中國人比誰都更曉得一切無常——誠如費滋傑羅形容：「真實的不真實，宛如一個許諾，即這個世界的基石乃是安置在精靈的翅膀上。」在北京的最後幾個月，那種脆弱感更深地纏繞著作者。 中國太複雜多樣，一直很難被定義，也永遠沒有終極答案。如今的中國，空氣中瀰漫著一種蠢蠢欲動的情緒，它驅動中國成為最新興的超級大國，也使得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威權政府感到擔憂。官方用「中國夢」來回應這種情緒，將其描述為一種復興強國的慾望；本書作者敏銳精準地捕捉到這種情緒，但他稱之為中國的「野心時代」。 如果每個時代都有它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傳記，中國的這幾十年則是由歐逸文來蓋棺定論，冠之以「野心時代」。

《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是一部关系中国命运、关系国民福祉的良知之书，一部凝聚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界共识的改革建言书。《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由资深媒体人马国川对吴敬琏、厉以宁、江平、茅于轼、资中筠、高尚全、余英时、李泽厚、许倬云、袁伟时等当代10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学者的采访对谈整理而成；围绕中国改革的主题，涉及制度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社会转型、经济变革、司法改革、民生保障、文化重建、道德塑造等关系每一个中国人命运的重大命题，深入剖析一百年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转型的真实内在逻辑，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今日中国寻求历史方向性的道路。 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爆发式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某些激进主张开始萌动。如果不尽快重启改革议程，纾缓社会矛盾，就可能发生“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危及甚至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这个许多人选择沉默或称颂的时代，这一批耄耋之年的知识分子基于各自的学问背景与独思创见，秉笔直书，直言谠论，不粉饰，不搪塞，不推诿，不避讳，直指中国面临的巨大问题：资源日益短缺，环境破坏严重，腐败四处蔓延，贫富差距悬殊，道德水平滑坡，社会矛盾激化…… 他们提醒国人，中国还不是盛世，而是矛盾重重，中国经济能不能平稳增长，社会能不能和平转型，都是重大的现实问题。他们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之忧而忧，直言“不改革，无出路”，呼吁重启改革议程，并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解决之道。他们试图用自己的理智与良知，唤醒民众与当政者，廓清对当前中国问题的诸多混乱认识。他们的思想一定可以帮助读者增进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对中国现实的认识，更理性、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探求中国平稳实现现代转型的道路。 海报：

本书是韩国人金宰贤在中国生活近十年来的观察思考所得。他以一个韩国人的视角写下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观察，以及中韩两国的比较，话题从衣食住行到半岛局势，态度坦诚，言语恳切。一个韩国人眼中的中国，犹如一面镜子，让我们照见自己。

本书涵盖了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近年来所主张、研究主要观念，书中论点涉及市场、法治、改革、未来发展等重要领域，列出了作者长期思考的影响社会的二十四个重大理念。本书没有专业的经济学术语，而是用简单形象的类比说明经济现象，解决实际问题，是中国改革最前沿的一流经济学家为普通读者撰写的经济学读物，也是获取正确的经济观念、理解中国经济和世界格局的第一手资料。 张维迎教授在八十年代即提出价格双轨制并长期坚持自由市场理论，对中国社会改革和社会观念的影响有目共睹，他的许多观点和预言已被事实所证明，他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极具预见性的理念，相信也会为我们如何改变现实、面对未来提供重要的参考。 理念是重要的，人的行为不仅受利益的支配，也受理念的支配。 社会的变革和人类的进步基本上都是在新的理念推动下出现的，没有理念的变化就没有制度和政策的改变。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是理念变化的结果，中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走出一些错误的理念陷阱，而没有思想市场，就很难有新的理念的出现和传播，从而整个社会就会失去变革的源泉。

中国的崛起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而文明的道路却依然漫长。我们之所以会在富强与文明的路口犹豫不决，并非我们真的有多特殊，而是中国还无法与自己在近代的屈辱历史和解，也就无法与当日之列强今日之主流世界和解。所以我们一昧追求国家之富强，却忘了文明也是与世界、与自我历史和解的一种方式。本书精选许纪霖关于“富强与文明”这个话题的十多篇文章，从多个角度探讨中国崛起之后，如何走上富强与文明的和谐共生之路。 《中国何以文明》是著名学者许纪霖深入思考中国文明和富强之关系及未来走向的最新力作。许纪霖指出，富强不等于文明，光富强只是等于土豪而已，文明之路才刚刚开始。《中国何以文明》犀利观点直指当下，针砭时弊，像一盆令沸腾中国清醒的冷水，令读者理性反思

《车记》由新华社资深记者李安定撰写，讲述了近三十年来的中国“轿车史”。该书以时间为序，从“1982 年那个阴云漫天的下午”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成立说起，直到2011 年北京限车“摇号”，中国轿车发展30 年的跨越尽收眼底，一部中国百姓走近轿车文明的历史跃然纸上。 作者李安定1978年就进入新华社，其记者职业生涯的起点，正好与中国轿车创业的起点重合。作为新华社采访宏观经济的一线记者，30年来，李安定得以走近中国汽车业的决策层和骨干企业，亲历了中国轿车发展的诸多节点和全过程，堪称“中国第一汽车记者”。 本书采取编年史和一章一个主题的结构，以大量第一手资料，以事件、企业、人物的故事为载体，独立观察、如实记录着中国轿车30年的发展历程。该书是国内第一部中国轿车史，但绝不是一部简单的产业发展史，作者对30年来围绕着轿车行业的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被曲解的史实，以棱角分明的真实记录和理性的诠释予以梳理、辨析。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对汽车的理解，远远超越了一个产品、一个产业的范畴。书中对轿车所承载的社会、艺术、科技、城市化、新能源、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等话题不乏另类的表述，而对汽车社会化、汽车文明对中国社会生活诸领域带来的深刻变革更有着清晰而独到的叙述，这些叙述最终都指向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在中国，轿车是什么？

2012年6月，全球经济学家排名前100名中仅邹恒甫一名华人，“中国经济学第一人”的名号再次坐实。然而，让邹恒甫名满天下的，不是他在经济学领域的成就，而是他以一己之力挑战北大，挑战学术界，挑战一切社会丑恶现象的“壮举”。 这，是邹恒甫的悲哀，但却是这个时代大行其道的悖论。本书想回答的是： 谁是邹恒甫？ 邹恒甫是北大，是学术界，是整个社会的敌人吗？ 我们应该支持他，学习他，还是批评他？ 读完这本最另类的自白和最尖锐的批判书，您是否应思考： 邹恒甫会不会成为中国最后的狂人？ 邹恒甫的今天会不会成为我们的明天？ 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应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理想？

中国人喜欢谈论政治，但只是旁观者的看热闹和看稀奇。他们猜测、嘲讽、诅咒，始终不过是局外的看客。政治就是统治权术和阴谋诡计吗？普通人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吗？怎样才能成为“精明的公民”？ 本书带给读者的，不只是以上问题的答案和干净、优雅的文字，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这句话无疑是本书最好的注解。

携手为无声者发出声音（代序） 陈桂棣 我和春桃因文学得以相识、相知，进而走到了一起，或许这就叫缘分。 一九九一年秋天，我和她从相距一千多里的安徽省和½¬西省，一起来到了北京八里庄中国作家Ь会鲁迅文学院，从此相识。那时，我已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一本散文集和一本报告文学集，写过电影也写过电视，又在一个省会城市担任作Ь主席，因为成绩比较突出，便成了这期进修班的班长。没想到，春桃在把我的这些作品通读了一遍之后，竟认为那全是教堂唱诗班一样的东西，没有多少价值。她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当然，她也注意到，早在一九八三年，我就和张锲写过中国早期企业改革的报告文学《主人》，并获得过《当代》文学奖。她认为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关心国家大事，喜欢思考社会问题的作家，又写过多部长篇小说，有驾驭大题材的功力，应该去写一些厚重的报告文学。尤其是，在那个墙上爬满了常春藤的鲁迅文学院，走出走进，确实常使人想起鲁迅，这也促使我对自己过去的文学创作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反思。我历来敬佩鲁迅的文学成就和他直面现实的勇气，他始终自觉地站在社会生活的“漩涡”中心，骨头是最硬的。鲁迅先生的作品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至少，它使我想到：作家只有敢去接触社会生活中那些尚未成熟的东西，才有可能写出警世之作。因此，可以说，血性和艺术，对于一个作家同样重要。没有痛苦的探索和足够的胆识，就不会有真正的发现和真正有价值的文学。 于是，我对自己以后的创作作了一次重大调整：准备拿出十年时间去主攻反映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 《珍珠城公案》是我们结婚后我的第一部直面现实的报告文学作品。它是我文学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开始，春桃也只是这部作品的第一个读者，ˬ知，她读着读着，禁不住就拿笔改了起来。她改得那样自信，把我的稿子划得一塌糊涂，这让我很是生气，心想，我操练文学这么多年，你才出道，竟这样不谦虚。她是喝着浏阳河的水长大的湘妹子，为人为事无不有着辣椒的品格，一旦认定了的事情，她也是不会轻易让步的。于是我们辩个不停，搞得邻居还以为我们是在吵架。她就这样介入到了我的创作中来。 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安徽省蚌埠市一个知名的企业家，只是因为一千多元的所谓“贪污问题”，就被市委书记拍板、检察院立案调查，最后冤死在狱中却得不到昭雪的故事。虽然案子涉及到了两级检察院、两级法院，涉及到了市委、市人大主要负责人，以及这座城市众多的领导干部，但这部作品却全部真名真姓，直陈事实，毫无顾虑地剖析了这场悲剧诞生的全过程。一九九三年年底，《珍珠城公案》在《当代》杂志发表了（发表时Ô¬名为《悲剧的诞生》），文章一出来，立即就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全国先后有三十多家报刊予以转载。因为这件事发生在蚌埠，震动最大的，还是安徽。一本当时只卖四元钱的《当代》杂志，在蚌埠卖到了一百元，还出现了复印本和手³¬本，一时变得“洛阳纸贵”。 为了写好这部作品，我在蚌埠市秘密调查了八十一天，骑着一辆破旧得连小偷也不会光顾的自行车，从早春到仲夏，没日没夜地在那个城市里幽灵般地东奔西走。正因为调查的深入，当我回到省城合肥，坐下来写作时，已无须再去•¬看材料。 高永嘉“罪案”的内幕被披露以后，首先被触Ŭ的是这座城市的市委书记，他不仅下令对《当代》杂志进行封杀，还利用手中的权力，以“蚌埠市委（1993）4号”“红头文件”，将我告到省委，告到中宣部。不久，安徽省委就组织人员对作品的真实性进行了专门调查。省委的调查，客观上给我造成了巨大压力，至今不堪回首。由于心情异常压抑，Ô¬本健康的心脏就在那时出了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讲真话付出的代价。那段时间，我切肤般地感受到了一种众叛亲离的人生境遇，而给了我最大勇气面对这一切的，只有春桃。她是一个有主见有胆识的女人，她给调查组打电话，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去调查高永嘉案件的真相，却反而没完没了地审查一个作家？她甚至提笔给调查组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既然有人敢以身试法，就会有人敢拿起手中的笔，用热血，哪怕用生命作代价，也要去照亮中国走向法治的道路！” 当然，最后的结局还是令人欣慰的：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高永嘉一案进行了复查，最后认定，《悲剧的诞生》一文对整个案件的陈述基本属实。不久，市委书记就被调离。 《南方周末》在把我作为“本周人物”介绍时，曾这样评述：“陈桂棣是有些‘硬骨头’的。他以文学的手段做着一些实事，他的坚忍与正气，使报告文学再次拥有了扣人心弦的力量。” 《悲剧的诞生》产生的轰动影响和它令人鼓舞的结局，无疑坚定了我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决心，也体味到报告文学的受众性以及它具有的巨大的魅力，同时，更深切地感悟到“全身心投入”需要付出的代价。 从这以后，我开始涉足更大的题材了。整个一九九五年，我就做了一件事：对淮河流域的水污染进行调查，写出八万字的报告文学《淮河的警告》。 我是喝着淮河的水长大的，在淮河岸边生活了二十六年，即便后来离开了故土，但同母亲河的情感是难以隔断的。那几年，不断听说淮河的水质每况愈下，而所有的传媒又都缄口不语，作为淮河养育出来的一个作家，我感到不应该沉默。当时春桃已去南京大学学习，我一个人拎着包就出发了。其决心之大，连不少朋友都感到吃惊，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能为当年的那个劲头感动。淮河流域地跨豫、皖、鲁、苏四省，三十六个地市，一百八十二个县以上城镇。我是从淮河的上游开始采访的，西起河南桐柏山，东抵½¬苏黄海之滨，南自安徽大别山腹地，北到山东蒙山沂水，历时一百零八天，行程一万余里，走访了上千人，调查的对象上自省市领导、国家环保局负责人，下到普通市民、农民、渔民，接触到的各色人物差不多涉及社会各个阶层。 采访是辛苦的。为了拿到真实的材料，我大部分的日子是在“微服私访”；为节约¾¬费，又只能去啃面包，吃À¬面，有时不得不去住最便宜的车马店和大通铺；为了赶路，我挤过拖À¬机，坐过能把人五脏六¸¬都颠•¬的三轮蹦蹦车，有时还要像打工仔一样从窗口爬进列车的车厢，只为找个座位去眯瞪一会。在离开河南省项城市丁集镇赶往漯河的当天晚上，终因过度劳累，心脏病复发，住进了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尚未康复，又开始奔波，最后竟昏倒在郑州火车站。 写作是艰难的。也许当时考虑得太多，或是难以从那一大堆素材中跳出来，一时间，不知怎么下笔才好，烦躁得坐卧不安。想不到，春桃又一次让我感到吃惊：她竟不声不响地帮我把头开好了。有了这个开头，我的思路一下被打开，这以后，便势如破竹地写了下去。同样没想到的是，一九九五年夏秋之际奇热难耐，我们当时还住在合肥一处大板楼的顶层，室内酷热如蒸笼，整个白天无法坐下来，只有熬到晚上，凭借一把竹梯，把电线À¬上去，爬到房顶上去写作。作品写到一半时，我的颈椎又出了毛病，伏案便头晕目眩，只好打电话把春桃从南京喊回来，由我口述，她记录整理。就因为这部作品，她的外语缺课太多，最后毕业时竟丧失了获得学位的机会。 发表也是困难的。稿子送往北京，当时的大环境还是谈“污”色变。尽管《当代》杂志很喜欢这个作品，而且，《当代》在敢于发表贴近生活的报告文学方面所表现出的勇气也是中国其他文学刊物少有的，但《淮河的警告》毕竟涉及到大量鲜为人知的污染数据，并对造成污染的Ô¬因和治理污染的误区，都进行了大胆的剖析，他们吃不准，需要一个权威部门的鉴定。为此，我在北京奔波了二十四天，最后不得不斗胆去闯国家环保总局业务副局长王扬祖的办公室。 《淮河的警告》发表后，当即在全国产生反响，并引起中央的重视，治理淮河的水污染遂成为当时中国的热点。国家环保部门认为：《淮河的警告》为我国全面治理淮河的决策提供了依据，吹响了前奏，并对全国½¬河湖泊的治理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一九九七年七月，国务院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了淮河流域环境保护执法检查现场会，按照当时国务委员、国务院环委会主任宋健的提议，我有幸成了这次大会唯一的特邀代表，宋健在大会最后的工作报告中曾三次提到这部作品，希望到会的中央十部委和沿淮四省的有关领导都能读一读《淮河的警告》。 《淮河的警告》荣获了中国最高文学大奖之一——鲁迅文学奖；我所在的合肥市，市委、市政府破例作出一项决定，以“合肥市委（1998）9号”红头文件的形式，对我“予以嘉奖，并奖励住房一套”。用这种规格表彰一个作家，安徽省的历史上没有过，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春桃从南大毕业之后，我们便开始了真正的合作：共同采访，联手写作。《民间包公》就是这样产生的。由于我多年超负荷地调查采访“爬格子”，健康状况一度变得很糟糕，不得不服用“心血康”来维持。在动笔要写《民间包公》时，春桃就想了一个办法，提议我们到五公里外的Ь会的办公室去写，每天从家里走过去，晚上再走着回家。就这样，两个多月，风雨无阻，待九万多字的作品完成时，我的身体已有明显好转，居然可以不再依赖“心血康”了。 如果说《淮河的警告》揭示的是我们自然环境上的问题，《民间包公》解剖的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法制环境。正像作品中所表述的：“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场市场取向的改革历程是惊天动地的，相对而言，法制的调整水平却是远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的法律体系亟待完善，我们的商品和市场的法律覆盖面仍很狭Õ¬，我们的市场发育所急需的法律还一直处于尴尬状态，已¾¬制定出来的许许多多的法律内容还较粗疏，可操作性差，甚至相互之间存有矛盾，有些仍留有旧体制的烙印。”“更何况，目前的诉讼领域仍严重地存在着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情藐法、以钱枉法的丑恶现象。许多地方决定诉讼成败、官司输赢的，还不是案内的是非；神圣不可玷污的法律，其应有的权威还树立不起来。”因此，我们在《民间包公》中讲述的一个关于律师的故事，就不能不和我们讲的关于淮河的故事一样沉重。我们介绍了安徽律师陈三乐¾¬手的五个案子，这是我从他¾¬办过的几十个典型案子中筛选出来的，我们看重的当然不仅是案情本身的曲折、离奇，而是其背后，其容量，其所具备的巨大的社会“当量”。我们的这种努力，得到了许多著名评论家的认可。周政保读了后，“由衷感到这是一部有思想、有主见、有分量的作品，也是一部与时代的脉搏跳动相呼应的、富有社会前沿精神及公众意识的作品。它在让人感动的同时，也把信念、忧虑或思考的沉重一起交给了读者。”雷达则从另外的角度谈了看法：“首先，我要说《当代》杂志历来有个好传统，就是敢于发表这些干预生活的好作品，像《民间包公》这样深层次地揭示社会问题，特别是涉及到的又是法制建设的大问题，其尖锐的程度，一般的编¼¬部是不大敢发的，他们却发了不少，替老百姓说话，敢于同权势抗衡，深表钦佩。”马相如觉得这部作品在报告文学主体性的结构上显然有着新的收获。丁临一评价道：“这是一部面向未来的作品。两位作家当前把这样一位古稀老人的赤子之心，推向社会，推到我们面前，我认为意义是重大的。”何西来的评论使我们备受鼓舞，他说：“我认为，就作品达到的高度，应该是新时期报告文学中第一流的。无论其题材的尖锐性、新颖性、重要性，还是从作品本身的思想容量和认识价值来看，都应该给予一个很高的评价。” 许多专家已¾¬注意到了，《民间包公》文章中的宏大雄劲、理性思辨，那是我的强项，而其中的简洁细腻、婉约动人之处，便出自春桃之手。我们真正做到了优势互补。 从《珍珠城公案》到《淮河的警告》再到《民间包公》，我们在涉猎重大而敏感的热点与焦点问题的写作上，已积累了一定的¾¬验，也有了足够的信心和驾驭能力；彼此之间默契的配合更犹如人的左手和右手。于是，我们便将“大主题、大视野、大境界、大手笔”的“四大”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从二OOO年秋天起，我们开始了对有着九亿之众的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进行深入调查，决心为中国这个最大的弱势群体做些事情。三年后，我们写出了三十四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 我们真的没有想到，仅仅是为失语的中国农民说了真话，仅仅因为把中国农村改革艰难而曲折的历史如实写了出来，就引起这样大的反响，甚至，有媒体形容这本书出版时的轰动是“石破天惊”。何西来先生在序中称：“这是一本把严酷的真实推向读者，推向公众的书，是一本无所隐讳地把‘三农’问题的全部复杂性、迫切性、严峻性和危险性和盘托出的书。”确实是“无所隐讳”了，书中所涉人物上自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中央国家有关部委负责人，省、市、县、乡各级官员，下至广大农民，并且用的全是真名真姓；不仅触目惊心地解剖了曾震惊中央却又长期鲜为人知的几起涉农大案，还首次公开披露了正在安徽试点的中国农村税费改革艰难的决策与推进过程中大量的幕后故事。 我们相信，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这么大轰动，主要是因为社会各界读者良知上的认同和大家心灵深处的共鸣，这就是：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不只是政治家的专利，也不应局限于官场，应该有来自民间的声音，应该有更多的人为中华民族担当一份责任。 当然，我们同样没有料到，会因为这本书吃上官司，地方法院不仅受理了，开庭了，也惊动了海内外，但直到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居然还见不到判决的结果；也没料到，盗版书竟曾¾¬猖獗一时，达上千万册之多；更不会料到，《中国农民调查》所披露的问题，有一些很快就会被中央政府予以解决；而且我们还会因此入选美国《时代》周刊的“亚洲英雄”，并获得“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唯一的一等奖。 收入到这个集子中的《走近中国农民》，正是摘自《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两个章节。 《风雨包公墓》，也是我和春桃共同完成的《包公遗骨记》一书中的几个章节的缩写。Ô¬书已先后由中国、泰国以及台湾的三家出版社出版。《风雨包公墓》是应《中国故事》杂志之约撰写的。故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合肥一家钢铁厂要建一座石灰窑，举世闻名的包公一家老小三代人的墓群就得统统迁走，可以说，这是中国文明史上最荒唐的一件事了。可是，没ˬ会想得到，发掘的过程中居然冒出了那么多的奇怪之事，意外之事，令人凄然泪下之事，让人拍案而起之事，感人至深又发人深思之事。其实，当看完了这个故事，你就会发现：地下的世界Ô¬来也是那般扑朔迷离，埋藏的，简直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秘史！ 《失忆的万佛湖》，这是春桃的作品。发表在《当代》杂志时，Ô¬叫《失忆的龙河口》。“失忆”二字乃点睛之笔，但失忆的显然不是龙河口；现在安徽省舒城县早已把当年的龙河口水库改为“万佛湖”，无疑是受到浙½¬千岛湖的启发，要把它当成摇钱树。春桃作品写到的，就是发生在“大跃进”年代兴建龙河口水库时，涌现出的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女英雄许芳华悲凉的一生。许芳华成为英雄的事迹，我早在二十多年前参加国家水电部组织的“淠史杭写作组”时，就写过。那已¾¬是“文革”后期，离龙河口水库的兴建已有十多年，可是，被我采访的许多当事人，都可以绘声绘色地讲出许芳华的感人故事，也有人隐约提到了她后期的不幸，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下落，我最后也没见到她。英雄的命运触动了春桃，对英雄的不公更是激起了她的义愤。虽然这时离那故事已有四十余年，她却下决心要找到这位女英雄。后¾¬多方打探，历尽艰辛，终于如愿，却听到了一个远比想象更凄惨的故事。 《失忆的万佛湖》正是春桃以一个女性的敏感和特有的视角，令人百感交集地讲述了一个不该被今天遗忘的一群人和一段历史。 这部作品发表之后，不仅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反响，还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安徽省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党委书记专程去看望了许芳华，并派了医生为她的痴呆女儿治病；舒城县委则从组织上解决了她的生活费，终于让英雄老有所养了。 应该说，一部作品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其实，这Ô¬本就是我们要写这一类报告文学的题中应有之意。回顾收入到我们这个集子中来的其他作品，由于作品中揭示的那些问题，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问题不是被解决，就是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一想到我们能用手中的笔，为底层的黎民百姓做些事情，我们就感到活得很充实。 我曾¾¬是我生活的这座城市的政Ь委员，当了一回政Ь委员，知道参政议政是自己义不容辞的权利和义务；虽然现在不是政Ь委员了，但我和春桃所做的，无疑也是在用自己的作品“参政议政”。 这些年来，虽然我和春桃一直在秉承为弱势群体写作，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类作品，我们分明已¾¬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去年撰写的一本以我们自己亲历的一场官司为背景，反映中国农村不容乐观的法治环境的长篇纪实《等待判决》，出版就遇到了挫折；今年出版的《小岗村的故事》，也是历尽坎坷。我们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了，甚至，感到难以坚持。一些和我们有着类似写作¾¬历的同道，或迫于压力，金盆洗手，或为了生存，改写其他文体。走在这条路上，我们越来越感到了孤独。 我们真的很担心，中国的报告文学会不会从此走向沉沦？ 谨借用《调查背后》出版的机会，向一直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广大的读者朋友，表达我们由衷的敬意！ 2009年12月18日 --------------------------------------------------------------------------------

▲贺雪峰、王小强、潘毅、梁鸿、祝东力、老田等知名学者鼎力推荐 ▲入选2015年网易影响力图书榜、2015商报·腾讯年度原创华文好书（社科类）、凤凰读书2015年度非虚构类好书、《新京报》：2015年度好书候选书目（社科）、《经济观察报》书评：2015“年度好书”候选书单/社科类等 ▲网易、腾讯、搜狐、凤凰网、澎拜新闻、晶报、中青报·冰点、《光明日报》、《南风窗》等国内主流媒体重磅荐读，上市一月紧急加印 ▲中国乡土到底发生了什 么？ ▲奢婚，打工潮，空巢老人，乡村留守者…… ▲一个基层媒体人的十年乡土观察实录。 ▲一部关于乡土中 国的民族志。 ▲同名纪录片即将上映。 【内容简介】 一部关于乡土中国的 民族志。 一个基层媒体人的十年乡土观察实录。 在城市化浪潮之下，中国乡土到底发生了什么？ 奢婚，打工潮，空巢老人，乡村留守者……乡土生态以及秩序在悄然发生着裂变。到底何处才能还乡，乡愁如何安放，乡土终归走向哪里？ 本书通过文字和镜头，全景式呈现中国西部名为“崖边”的村庄变迁史，记录数十年来崖边人的命运史，打开乡愁之结，探讨和寻找还乡之途。 【名家推荐】 海军以家乡作为个案，用细腻的笔触呈现乡村巨变，饱含着对乡土的热爱和巨变的焦虑。他在书中描述的诸多问题，对应的是中国农村当前正在发生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治理之变”、“基础结构之变”和“价值之变”。海军对家乡沉浮的观察，较新闻报道多了几分理性，较学术研究，多了几分情绪。这是一部值得品读的佳作。 ——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一个年轻人，离开农村，不忘家乡，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奋斗多年，写出所见所闻的父老乡亲，这种朴素感情和天然联系，是城里学者不具备的优势。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曾面对镰刀锤头的党旗宣誓效忠。要关注基层设计，因为大多数人生活在基层。 —— 王小强 （著名政治经济学家） 《崖边报告》是一部优秀的农村民族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深入自己的家乡，一步一步地为人们揭开理想失落、集体瓦解、阶级再造的年代中，农民和农民工在社会的底层苦苦挣扎的真实情况。《崖边报告》的贡献在于指出中国必须调整发展模式，农民必须再新走合作化道路，我们才能看到一丝的光明。 —— 潘 毅 （香港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女工》《苹果背后的富士康工人》作者） 《崖边报告》以一个记者犀利而又宽阔的视野把中国乡村故事的深层矛盾给揭示出来。它不只让我们看到一个个感伤而又沉重的人物的命运，也勾画出这命运背后的总体逻辑和结构，有很强的“震惊”作用和启发性。 —— 梁 鸿 （著名作家、评论家，《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作者） 海军生长在崖边村，是内部人，掌握外人所不熟悉的鲜活丰富的生活细节；同时，他作为记者兼学者，又有着开阔的历史视野和理论视野。所以，他总是能够从一个边鄙村庄的实况，从村史，追溯共和国的历史，并提出深入系统的理性思考。 —— 祝东力 （《中国艺术年鉴》副主编、研究员 ） 作者阎海军对家乡的熟悉和感情，在书中处处可见：黄土地上农民的所思所谋及其由资源紧缺引发的竞争，如何根本上再造了乡村社会网络。这些知识对那些真诚关心中国三农问题出路的人们，可能比各种“美国头脑”和“美国学问”更具有优先性。 —— 老田 （独立学者、著名评论家）

《城乡中国》是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关于中国城镇化这一焦点问题的鼎力之作。周其仁《城乡中国》与费孝通《乡土中国》一脉相承。在《城乡中国》一书中，作者用经济学视角解析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厘清迷雾预见中国城乡发展的大趋势。他借城乡之分野，把脉中国经济，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解读中国的过去和未来。《城乡中国》用清晰的逻辑、简洁的语言、浅显的实证、趣味的叙述，把复杂的经济现象和本质深入浅出地分享给大众。《城乡中国》由陈锡文、文贯中、李培林、李铁等各路专家学者强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