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以前的姓》：当她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在一辆公共汽车里：正在他下车之前，他的冷峻的目光穿透了她；还有几秒钟，他们之间隔着玻璃。接着什么都没有了。 二十年后，他们偶然重逢的情形并没有使相互之间靠近，他们可能会一直这样下去，如果这一点只是取决于她的话。她在这段时间里已成了名流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的母亲；然而他，现在，他想要某些东西。 《我的大公寓》：我找不到我的钥匙了。而且安娜也没有回来。我因此睡在旅馆里。我的电话录音里也没有留言，除了马尔日的，她约我在游泳池见面。就是在那，我遇见了弗洛尔。她怀孕了。这正好：我也一样。

自从在中学的凳子上写成了她的第一部小说，玛丽・恩迪耶就一直在营造一个完全属于她自己的世界.她的书,无论我们怎样抖动,都不会掉下什么东西来,因为书里的内容全是必不可少的.她采用一些简单的标记,没有回答的问句,各种各样的惊叹,使用我们在一个不安的、疑惑的世界里东摇西晃。她不愿意只是玩弄一些普通情感的游戏。她把那些显得过于温柔的怜悯的倾向打碎了。她弄乱了线索。她用泪代替笑。和所有伟大的作家一样，玛丽・恩迪耶让我们着迷。 在写作两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家庭故事――《在家里》和《女巫师》――之间，她突发奇想地用一种荒诞笔法戏弄了巴黎人的优越感，当然，就像加伊一样，这只是贴附在外面的一个皮层。恩迪耶更感兴趣的是将故事推向残酷的边缘：让教授埃尔曼永远回不了巴黎，让一家人永远不能团聚，这种痛苦将随着小镇的禁忌日趋合理化而成为一种快乐。多年后，埃尔曼教授准能发现，他的生命之所以被凝固是因为他完全认识了自己――就像恩迪耶认为不应当赶走尾随而至的无名动物，而应当停下脚步呼唤它一样。

弗朗索瓦・邦1982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工厂出口》，他选定了受到当今经济和文化体系所排挤的社会生活――罪行、失业者、边缘人、死亡、工厂、郊区、监狱――为其文学表现的范围。 弗朗索瓦・邦显然像是一个排除了所有的可能性之后专事于底层考察的社会调研员。他本人生活在工厂的经历使他写出了最直接来自机床、打卡机、底托牵引车和嗓音的宣叙调，他的笔端常常涉及罪行、失业者、边缘人、死亡、工厂、郊区、监狱。人们阅读这些书，同时也改变着习惯上对于一部小说的期待。在邦的小说里，叙事被行动、独白和物品的清单分担着，极少有眩目的过渡和润饰。作为底层大众的代表，他的物理的、语法的方式正好是为他的作家同伴们所弃绝的。他好像是不懂得属于文学世界的语句与属于底层社会的语句有着根本的差异，他强行推动着他那沉闷、枯燥的语言机器，成为了这一代人中不合群的典型。

望远镜：新小说新一代作家作品选，ISBN：9787540424206，作者：（法）帕德里克·德维尔（Patrick Deville）等著；李建新等译

《史前史》 接着他发明了文字。从那时起就不可能后退了：人类进入了历史。不过以为对他来说一切都从这个早晨才开始，那也是错误的。人类早就在地球上活动了。在谋生的能力方面，他不如相邻的动物，野牛、野马、猛犸。他们平静的自信和实用的感官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把它们画成了岩洞壁画的主角――这些永恒的巨型画像已经有两三千年了，所以把它们与现在尚未干爆就已过时的油画相比，人们不禁会感到好笑。 帕勒岩洞就是这样开向一大片装饰丰富的长廊。人们进洞游览。开始接纳游人的时候，这段历史的叙述者正好被任命为一向空缺的遗址导游和看守。可是他迟迟没有上任，有些事情使他脱不开身。 《警报》 芒达克只有一天时间去向参观集中营的历史学家们揭示火药对了望台的作用力，他的发现的科学的有效性就这样产生了。 由于他预感到他的女儿因神秘的卡尔而有危险，他同时寻思他是否以够指望他的妻子，后者此时正答应他前去赴他们当晚的约会。 许多疑问令他一直处于警惕之中。他应该离开集中营与女儿汇合，还是应该给警察打电话？ 《野餐》 塞那尔森林中的一个平凡之日，为了和几个旧友一道野餐，路易毫无兴致地带着五岁的女儿波丽娜一道赴约。他没有看到他的朋友们，因此他就去找他们。他迷了路，而且，他还不见了他女儿。他去寻找，但找不到。相反，他见到一个女人，漂亮而迷人的女人。但是，当一个男人的女儿刚刚不见了时，再漂亮的女人又能让他做些什么呢？ 《清算》 对阿尔图尔・克莱恩而言，这个夏天开始得还算好：他在西班牙中部驾驶一辆敞蓬赛车，佩蕾洛普一只手伸到他衬衫底下，而且，在汽车后座上，一只手提箱里塞满了银行钞票――是啊，这个夏天开头不坏。 只是这笔钱是他们刚刚从塞扎尔那里偷来的，而且佩蕾洛普嫁给的也是塞扎尔――克莱恩的老板。和所有的老板一样，塞扎尔不是那种喜欢分享的人，他肯定想把属于他的――女人和钱――收回。因此，对克莱恩而言，这个夏天也许开始得好，但还无任何迹象表明这会持续下去。 更何况，现在他停下车加油，他本应想到永远也不要把一个女人留在一辆装有许多现金的车上。显然，在与他有关的事中，这个夏天的结果有可能会比开始时要差得多。 尽管还有索朗日。

“我应该，但却没有心境，没有品味也没有开赋来写小说。” 1943年出生，已经在午夜出版社发表了九部小说的克里斯蒂安・加伊如是说。以自谦的方式向小说发问，这是加伊写作技巧的另一种体现。 作为一名同样具有极少主义特征的小说家，加伊的每一部作品都涉及到一个空间──真理的空间、矛盾的空间，其中欲望与柔情、轻浮并存。为了获得治愈某些伤痛的喜悦，加伊习惯于揭开另一些伤疤，这就是他的那些故事既朴实无华又令人焦虑的原因。他讲述事物的空虚时，所用的却是有力的、带电的语言。这种充满断裂、缩写词和句子成分被颠倒的极富个人特色的语言，越过了沉默和谨慎的界线，声速地将空洞填满，并且赋予了事物以身体。 我们还可以说，加伊是一位爱情作家，一位夫妻作家和写夫妻生活历险的作家。他笔下的爱情故事既是艰深莫测的，又是无比精致的，一切看似矛盾的欲望和习惯集中在同一个人物身上。这一切都非同寻常。

小说的政治阅读是把小说放在社会学范围及其意识形态表现的交接点上，是把言语的功能和精神范畴内的游戏联结在一起，把具体化的表现体系和社会政治面以及文学形式面联结在一起。本书由世界的感知与再现，精神分析学观点的引入，历史、神话和书、神话与写作四部分组成。通过把小说的政治阅读理论应用于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嫉妒》，本评论被视为意识、历史、文学阶段的“新小说”。

1960年的“历史动荡”时期，他们应征去阿尔及利亚参战。两年后，贝尔纳、拉布、菲弗里埃和其他一些人回到了法国。他们沉默无语，他们经历着他们的生活。 但是偶尔只需有一点点随便什么，冬季里的一个生日聚会，一份从衣兜里掏出来的礼物，就能让往昔在四十年之后突然冒出来，进入到原以为能将它忘却的那些人的生活。

巴黎的植物园在其博物馆、玻璃温房和动物园中集中了数百种矿物、植物和动物，散步的人每天走过小径时都能看到不同的景色。 小说植物园把一个人于本世纪各时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零碎生活片段混杂在一起。但是人们不会弄错：书中的每一元素都如同在一部自传中那样与作者的亲历密不可分。

让・艾什诺兹写的是一些人称“边角废料”的离奇事件：《切罗基》中的鹦鹉，《出征马来亚》中的假公爵的命运抗争，《高大的金发女郎》中屡屡推倒男人的神秘失踪女。在这些故事里，爱情、侦探、冒险总是一种过度切分的语句以及滥成灾的各种比喻恶作般地纠缠在一起，然而每一个细节又都是精心雕琢煞费苦心。这种由太多废话堆砌出来的杂货铺、语词工场，并没有吓坏早已领略过新小说的艰深晦涩的读者，

“一切开始于下雪的一天，巴黎花街，1979年1月9日。” “一切停止于一个灰暗的上午，在特鲁维尔的一条大街，2001年4月2日星期四。” 在两个句子之间，让·艾什诺兹回忆了二十年间充满矛盾的感情故事，故事发生在他自己——这个总是谨慎小心、对动词精打细算的人，与另一个人——语句严格节约和个人情感保留的践行者之间。在餐馆，在出版社的办公室，或是在他们一起巴黎散步的过程中，某一天他们发现彼此趣味相投，而实际上他们像共同维持着一种无声的对话，只交流必要的东西，甚至他们之间很多东西不言自明，它们几乎总是遵裓暗含的秩序。 ——让-克洛德·勒布伦

离开他的妻子并不是全部，还得走得更远些。费里斯・费雷因此起程前往北极转了一圈，在那，大浮冰围信的一个宝物等了他半个世纪。 艾什诺兹是位逃避的小说家，似乎他从未停止用动词“出发”的所有形式以及它的所有变体给它变位。他的作品是抛弃、决裂以及失踪的最高点。那些人物奔跑着，漂泊着，寻找着。那些精疲力竭的女人和那些极端敏感的男人走向何方？然而当人们跃入空里，得当心别被系在一条橡皮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