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的杂文，笔触锋利幽默，语言风趣辛辣，其作品内容十分广泛，包罗万象，探触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古今中外文化的比较，台湾社会暴露出来的弊端、男女婚恋与家庭问题等等，都作了生动的描写与尖刻的讽刺，读之令人赞叹不已！ 柏杨先生的杂文被世人公认为是继鲁迅之后最伟大的杂文家。并拥有全球广大的读者群。世人称其杂文“峥嵘突兀，幽默磅礴。针砭古今，探讨人生百态，见人所不能见，解人所不能解，深入问题核心，均获至理。中国文字在其手中，如绕指柔丝，运用自如，堪称中国一枝奇笔。”

《女人，比了解上帝都难》中柏杨对女性心理洞幽烛微，解说女人这琢磨不透的心机。 依柏杨先生高见，要了解女人，比了解上帝都难。凡是有过紧张恋爱镜头的臭男人，都一定有此痛苦之感。我们平常是以推理去判断女人的。好比说，她既然花了那么多钱做了一件旗袍，当然要天天穿之，可是她偏偏只穿了一次就挂在那里让它生尘。问她为啥，她也说不出理由，如果非问不可，她会谈淡地曰：“我不喜欢它啦。”盖女人只是一个单纯感情动物，而不是推理动物，她每个时候说的话都是真的，过去她说永远爱你，她确实是要永远爱你。现在她说不爱你啦，也确实是不爱你啦。没有啥惊天动地说出来人人点头的道理，而只是靠她们的直觉。呜呼，女人们的直觉固然不见得可靠，但可靠的时候却也颇多。臭男人用推理推不出来的东西，她们能用直觉感觉出来。于是，臭男人爱上一个太太小姐时，那太太小姐马上就知道他在打自己的主意；而太太小姐爱上一个臭男人时，那臭男人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写到这里，不由得为臭男人深感悲哀。 一、 我们宣誓——从结婚这一天开始，不但成为夫妻，互相敬爱，分担对方的快乐和忧愁。也同时成为朋友，而且是诤友，互相勉励，互相规劝，互相批评。 二、 我们领悟——愉快的共同生活，全靠心灵沟通，所以，我们一定善用言语，不仅表达爱心、关心，也使彼此藉语言加深了解，一齐成长。绝不粗声叱责，绝不用肢体代替言词，绝不允许发生婚姻暴力。 三、 我们认知——家庭与事业是夫妻共同经营的果实，夫妻对家庭的贡献等值，在家庭内或社会上，价值完全相同，社会工作薪俸无论多少，家务工作的薪俸都与其相同。 四、 我们同意——将来我们有子女，管教上如果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有尖锐对立的意见，一定会克制自己，去请教专家，绝不把孩子当成实现自己希望的工具，也绝不用孩子来炫耀自己。 五、 我们认为——一夫一妻制，是社会安定的盘石，是孩子们成长最安全的温床，我们喜爱并尊重这种制度，并用事实和行动，维持它的尊严。 六、 我们警惕——婚姻生活并不多采多姿，它不但平凡，而且琐碎，如果不滋养珍惜，容易使生命憔悴，心灵伧俗，所以生活之中，我们一定保持适度的假期，与孩子一起长大。 七、 我们谨记——我们孝敬自己的父母，也孝敬对方的父母，不仅是回报养育之恩，也是培养自己人格的完整，为我们的下一代立下榜样。 八、 我们了解——我们将来会老，所以，我们从结婚这一天，就培养专业之外的其它艺术兴趣，如书、如画、如音乐，使我们的生命永远充实灿烂。

《西窗随笔(4):鬼话连篇集、死不认错集》内容简介：《鬼话连篇集》自黄帝而溥仪，历数各朝各国“祖”、“宗”辈人物的传奇事迹，名之为“鬼话”，乃讥学院派所谓二十六“正史”皆飞象过河兼鬼话连篇之作。本集一开始即引拿破仑语“一个人不是一生下来就伟大的，而是在成了功之后，左思右想，才发现自己伟大的”，来反观中国史书，则中国历代开国祖无不自出生便显出种种奇相以预示其日后成王的命运，就连国祚只有十余年、偏安一方的小国亦然。据此，柏杨更列举史书所用各类公式，从出生原因的虫子虫孙型、乱做春梦型，出生景况的怪光冲天型、硬是不生型，体态异常的胡乱生毛型、双手过膝型，以及验之于第三者的种种征兆，如祖坟冒烟式、神仙露脸式、有诗为证式、抬头见气式，嘲讽中国史学家之没有原则，没有是非，也没有逻辑；只要大人物权势在握，自有保镖护卫型文人为其杜撰异禀异样以明“天意”，以愚百姓。 《死不认错集》从两桩意外事件的发生而论侠义情操，以及与之相对的“势利眼主义”“正路学”，从而重新阐释柏杨一直要打破的“酱缸”。夫酱缸者，侵蚀力极强的浑沌而封建的社会也。也就是一种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断丧，使中国人的灵性僵化和国民质量堕落的社会。这是柏杨响应孙观汉所提问题，第一次对酱缸下如此清楚的定义，他更陈言酱缸文化有七样产品：“权势崇拜狂”“牢不可破的自私”“文字魔术和诈欺”“僵尸迷恋”“窝里斗，和稀泥”“淡漠冷酷忌猜残忍”“虚骄恍惚”。而酱缸蛆炫耀传统文化，正如老太婆至死不悟地炫耀她残废的小脚。要戳破酱缸，柏杨以为唯有学习外国人，不仅学习他们的科学，也学习他们的人文精神。

部分作者简介 柏杨，作家。著有《丑陋的中国人》、《酱缸震荡》、《中国人史纲》等。 林清玄，作家。1953年生。主要作品有《莲花开落》、《冷月钟笛》、《温一壶月光下的酒》等。 唐文标，哲学博士，评论家。广东开平人。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 许希哲，作家。先后出版了30多部著作，体裁涵盖了小说、散文、杂文、戏剧、电视剧等各种类型。 董千里，小说家，杂文家，专栏作家，资深报人。

《资治通鉴》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但是它采用编年体，使事件切割分散，阅读起来头绪纷乱，难得完貌；南宋袁枢用完整记录事件本末终始的方式整编《资冶通鉴》，编著了《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转换成一个一个完整连续的历史事件和故事，给阅读带来极大方便。 《通鉴纪事本末》是进入《资治通鉴》的大门，是中国从战国到宋代前一千三百多年政治运作和权力游戏历史的精华版。 《通鉴纪事本末》受欢迎的程度，不下于《资治通鉴》本身。 柏杨先生耗十年心血著了《柏杨版资治通鉴》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将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译为白话，同时大为改进，完成了《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的大工程： ◆柏杨的白话译文，带有柏杨式的幽默诙谐； ◆将传统纪年转换成公元纪年，使整部书有了清晰统一的时间标示； ◆在古地名之后夹注今地名，使历史事件有了一看便知的空间坐标； ◆柏杨亲自指导增绘大量地图。每个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配有地图； ◆古代官名称谓全部译为今人熟悉的名称，夹注原称，使能确知权力地位 ◆证补史事缺漏。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分为十九部（共三十八册），陆续推出，这是本著作第一次在大陆出版完整版。

每一段言论都是一把尖锐的匕首，能刺痛和惊醒国人。 《柏杨妙语》以语录形式表达了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人生存状况方方面面的深刻揭露，以锋利的刀解剖剔出落后文化华丽外表装饰下的肮脏本质，发出去恶从善，除旧纳新的呐喊。 痛心中国的“酱缸文化”，反省中国人的“丑陋”，要中国人活得有尊严。枷锁：在政治挂帅下，中国史书成为欺诈的大本营。遇到帝王老爷们哎哟哎哟，端不起嘴脸，栽到在地时，总是讳个没完没了。或语焉不详，或根本成了没嘴的葫芦，把人气得吐血。呜呼，要想中国现代化成功，第一件事应该是砸碎政治挂帅的枷锁，先使史迹显示出真正的面目。 掘墓人定律：中国历史上有个很明显的现象：埋葬一个王朝，往往由该王朝的君王，亲自担任掘幕人。任何王朝都是庞然大物，如果他们的首领不自己猛掘自己的坟墓，它根本不可能死亡。这种特殊的运转，我们姑且称之为“掘墓人定律”。 轻视努力：中国人轻视努力而崇拜成功，是一种五千年传统的优秀文化，翻翻二十六史就明白啦，成功的都是官，失败的都是贼。坐在堂上的都是正人君子，绑到堂下的都是乱臣贼子。 天灾人祸：凡是人祸，首当其冲的多半是有钱人。凡昊灾，首当其冲的多半是穷苦朋友。你听说几个钢筋水泥的巨厦被台风吹倒的乎哉，吹倒的都是些可怜虫住的房子。 危险的投资：无论如何，妻助夫成功也好，夫助妻成功也好，都是一种危险的投资。 《柏杨妙语》是从柏杨所创作的杂文中辑出的精粹，内容涵盖了政治、社会、人生、男女四个方面。它以语录的形式，深入浅出，寻常中见崎岖；言近旨远，借古人以讽今，使人领悟后顿觉妙不可言。在嬉笑怒骂背后，我们始终看到柏杨一颗温暖的心和一张含泪的脸。

上编 论秦隋 第一章 论秦 一、东方各国互相缠斗 二、崭新的外交政策——远交近攻 三、吕不韦·韩非 四、六国覆灭 五、辉煌的80年代 六、赢政大帝 七、焚书抗儒 八、秦王朝突然瓦解 第二章 论隋 一、大分裂时代终结 二、突厥汗国崛起沙漠 三、仁寿宫弑杀凶案 四、杨广的大头症 五、十八年改朝换代混战 中编 说秦隋 第一章 说秦 一、八王国相继覆亡 1.齐灭宋（公元前329年——前286年） 2.秦灭周（公元前314年——前256年） 3.秦灭韩（公元前333年——前230年） 4.秦灭魏（公元前369年——前225年） 5.秦灭楚（公元前741年——前223年） 6.秦灭燕（公元前333年——前222年） 7.秦灭赵（公元前326年——前222年） 8.秦灭齐（公元前359年——前221年） 二、秦王朝倏兴倏亡 第二章 说隋 一、大分裂时代尾声 二、隋王朝夺嫡恶斗 三、突厥汗国 四、征战辽东 五、杨广精彩演出 下编 瓶颈峡谷，寻找真相 第一章 第二章 ……

柏杨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历经过中国现代动荡不宁的社会变迁。早年的柏杨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一度崇拜蒋中正。“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参加三民主义团，在青干班受训，并且宣过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到台湾后，有过挫败的经历，但也曾担任蒋经国文艺部队“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于事。这些政治经历无疑表明柏杨具有相当强的政治情结。后来，柏杨被国民党当局投入监狱，理由是在《中华日报》家庭版的《大力水手》上发表漫画内容“侮辱元首”，释放后又再次被捕，这次则罗织了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做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他于1968年6月27日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多）。如果根据国民党当年的定罪来判定的话，柏杨早就有私通共党嫌疑。再根据那个时期中国大陆的统战思想来看，柏杨那个时候对国民党的斗争，那不亚于一个小组的地下党。这显然是国民党当权者的神经过敏，柏杨并没有任何政治企图，大陆、台湾那时隔着茫茫海峡，怎么通敌？实际上，柏杨就是一个文化人，一个民间文人，他的批判根本着眼于文化批判。在他看来，任何政治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文化的根基不加以修正改良的话。 有很长一段时期，柏杨在台湾被称为“活着的鲁迅”，在对社会现实的尖锐透彻的批判上、在用杂文做主要战斗武器这一点上，二者确实有可比之处。但其实质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鲁迅在中国现代时期与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建构相伴生，他既是奠基者，也是不断的开拓者。他与民族觉醒和解放的历史共命运，也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历史展开同呼吸，所以鲁迅完全被历史化，也被历史象征化了。相比较而言，鲁迅还是属于中国现代被历史化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一直是在民族解放与历史觉醒的话语中被阐释和理解的。柏杨所处的历史境遇很不相同，柏杨不承载那么多的历史含义，他更单纯，更加个人化、民间化、世俗化。 柏杨的杂文展开的文化批判也就是世俗批判，他集中注意力对日常社会中出现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展开批评，针砭时弊，毫不留情。没有人像柏杨那样深入细致地观察世俗社会，他本人就是一个世俗化的知识分子，甚至更像传统中国文人，生活于民间，既不在大学任教，也不供职于政府公务系统。他是一个自由写作者，一个卖文为生的人。这种人实际上在中国三四十年代相当多，大陆在1949年以后，就再也不可能有这种知识分子或文人存在了。沈从文当年因为没有被邀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几乎精神失常，不被体制化，在五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末日，直到九十年代大陆才以王朔和王小波等人为首出现一批自由撰稿人。柏杨也是自由撰稿人，他的立场可说是民间的立场，是自由文人的风格。他的言说方式，显然与我们被长期体制化所规范的知识分子话语很不相同。在今天中国大陆，非职业和非体制的写作者越来越多的时期，读读柏杨这个“活化石”级的中国自由撰稿人的文字无疑是有一种亲切的感受。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柏杨其实是一个十分另类的知识分子，他就是一个“非贵族的”文人，以我的观点来看，他就是一个世俗社会的代言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柏杨始终是站立在世俗社会的立场上来发言，他不是要驯化世俗社会，而是试图建构一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而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应该是这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的合理延伸。再强调一下，柏杨所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是把世俗社会提升到精英社会的水准，他首先是要建构本真性的世俗社会，其次是要把精英社会拉到这个世俗社会的水准上。因此，他把不停息地针砭社会看成是自己推动中华民族自强自尊的责任。 柏杨对自己的文化立场定位十分清醒，他时常有意使自己的写作平常化，也就是平民化。他从来不把他的写作描述为要承担民族国家走向现代之重任，而是有意强调自己的世俗民间的平民立场。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柏杨先生的杂文所以能够出版问世，完全受读者先生的爱护和支持，否则，谁肯冒本利皆销、全军覆没的危险，去印无名老汉的作品也。当初猛写时，和现在的心情一样，不过为了糊口，毫无雄心大志。后来写得久啦，偶有来信鼓励者，心中稍喜。后来鼓励日多，才正式觉得有点不同凡品。”当然，这是明显的谦词，但也由此可见柏杨自觉平民化的态度。这使他的写作，始终是在世俗社会的言论空间内，面对平民的言说。 柏杨的杂文始终流宕着一股为底层平民伸张正义的激情，对社会任何不平等的现象，柏杨都给予关注，并毫不留情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是柏杨的杂文极富号召力所在，他为所有受损害的弱者叫屈，为底层被蹂躏者鸣冤，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平民百姓最好的精神抚慰。在柏杨的杂文叙述中，“柏杨”始终把自己作为一个底层平民的角色来处理，这种处理绝无任何矫情的成份，而是显得亲切朴实，平易近人。对平等正义的呼唤，这与柏杨的身世经历也密切相关。柏杨在他的回忆录与诸多杂文中也不时地提到他年幼时的孤儿处境，他一生的艰难坎坷使他始终对下层民众的生存艰辛有着切身的体会，每当他看到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时，他就抑制不住他的悲愤之情。柏杨讲的平等正义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不是学院派式的法理争辩，也不是革命家的起义造反，只是世俗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是新闻媒体每日翻新的奇闻轶事。柏杨谈论社会之平等正义，绝没有赤化革命的意思，他没有那些高深的革命真理与伟大的革命目标，他只是作为一个平民，作为一个人所要获得的基本生存权力，理应要得到的尊重。在柏杨后来结集出版的《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收录了他历经沧桑后的一些篇章，岁月的磨洗，老先生一如既往，抨击丑陋，倡导平等尊严。可以说，柏杨后来的政论色彩更重些，但也没有失去他所具有的平民本色。 本丛书就柏杨的主要杂文按专题划分为三个系列，已经出版的第一系列——疯狂红颜，第二系列——传统大反思。现在是第三个系列，我们把它归纳为“文明大整合”系列。 酱缸文化批判是柏杨杂文批判的重点所在。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柏杨以对中国传统的激烈反思闻名，他的反思批判不同于其他，他直接而尖锐，彻底而击中要害，全面而痛快淋漓。可以说，反传统话语在柏杨这里达到顶峰。 “酱缸”是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尖刻而形象的比喻，这个“酱缸”酱了两千年，里面堆满了猛料，奇味难闻。但现代以来，总有些不安分的人要搅动它，让它的味道散发出来，让人们面对它，看到里面的糟粕和丑陋。从鲁迅到柏杨，无疑是最激烈的搅动者。柏杨指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本性这点上就出了问题，而由此上升而成的政治文化更是离谱。柏杨要展开的批判就在于中国流传至今的日常性文化，这就是世俗生活本身的文化。柏杨并非没有直接批判政治文化，但他的深刻之处也许正在于，他立足于世俗的立场来看待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他如此看重世俗文化，看重日常性文化。正因为日常性文化本性上有问题，那么从这个日常性文化生长出来的，并且力图超越于日常性文化的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具有健全的本性。但这只是后话，只是根据这个批判的前提作出的推论。对于柏杨来说，“酱缸”就是根本，就是所有。他搅动“酱缸”，就是要去除杂质，去其糟粕，还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社会以更清明纯净的本性。柏杨痛心疾首地认识到中国人身上的文化重负太多了，温文尔雅的态度改变不了“丑陋的中国人”，而是应该下猛药，集中火力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即使用太夸张、绝对的批判态度，才能对现状有所改变，类似于鲁迅提倡的大的、剧烈的变革。这也是他作为一个“野生的知识分子”的决绝态度。 柏杨针砭社会文明与他批判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二者没有实质区别，只是为了编辑和阅读的方便，我们列为两个板块，各自选编了三卷。“传统大反思”更侧重于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根源的批判，“文明大整合”则偏向于对社会的人伦习惯、日常心态、教育体制的反思，这些反思也贯穿着柏杨一贯的风格：以小见大，针砭时弊，嘻笑怒骂，妙趣横生。 在文明大整合系列中，柏杨对国人的崇洋媚外心理给予了尖刻的嘲讽。作为一个激烈批判传统的人，柏杨当然不屑于站在狭隘的东方主义立场，他恰恰看到国人崇洋的片面性，西洋文明优秀的地方，没有被国人学习，而是那些外在的、负面的时尚却被模仿得：睢妙惟肖。对待西方文化、制度和文明，“崇洋不媚外”是柏杨一贯坚持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主张吸收西方的精华，与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在深层内涵上是一致的。然而柏杨的杂文并不谈论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是以西方国家里一些细微的日常生活细节作为标准，于细微处见精神，来衡量中国是否达到了一个现代发达国家的文明要求，这体现出了柏杨“文化批判”的特征。 柏杨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文明抑或野蛮，只有看他们的车辆对斑马线、对红绿灯的尊敬程度，马上就可得出结论”（《反撞大同盟》），他称赞美国是一个让中国人自顾形惭的礼仪之邦，主要原因是美国公民遵守交通秩序。他指责中国人没有交通观念，乱走乱撞，司机也同样如此，造成了整个交通一片混乱，车祸事故频出。柏杨不但指出交通混乱的病源：中国人的不守规则的传统性格，以及政府执法不严，敷衍了事。而且给出“治疗药方”——“只有重罚——当然公正的重罚，才是治疗交通混乱的特效药”（《反撞大同盟》）。这是柏杨以西方国家的交通守则为参照得出的一个结论。这样的批判直接尖刻，也不无简单的偏激，但却显出柏杨的干脆可爱。 柏杨在鼓吹“西化”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东西进入中国后会“变”，变成一种“四不像”，其中原因很复杂，但是一定与中国传统中的酱缸文化有关系。洋奴政治就是“变”的一种产物，是他批判的全盘西化的“媚外”的产物，具体体现在“西崽”这类畸形人身上。他们满嘴英文，“二抓牌气质，一切洋大人第一”（《洋奴之味》），是中国人由于过度自卑引起的颓废自尊产生的恶果。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只有“崇洋”而不“媚外”的精神和正确态度才能杜绝包括“西崽”现象在内的西化后遗症。 柏杨显然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并不掩饰他崇尚西洋民主自由制度，他也对西洋文明中强调个人的价值津津乐道。特别是他对西方个人的自律精粹赞赏有加。这些观点都是柏杨在三四十年前发表的观点，今天看来有不少可商榷之处。特别是在当今时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大行其道，民族身份政治深入人心，而文化民族主义也跃跃欲试，都使人们可能对柏杨的观点不容易产生共鸣，甚至可能反对者也不在少数。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现在已经没有人像柏杨这样地看问题，也没有人敢于这么坦率地发表对西方文明持一定程度的肯定态度。重新捡起柏杨，不只是历史温习，也是作为现实的警醒。在“文明大整合”系列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再次揭历史的老底。说柏杨先生是个捣乱分子一点不过分，被掩饰得严严实实的历史，被美化得华丽壮观的历史，柏杨非要掀开历史的外表，让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历史陈迹。柏杨的历史知识之丰富，历史观察之透彻，这是专业历史学家都表示敬佩的。他在狱中写《中国人史纲》，那是一部情文并茂的著作，没有一部正史能像他那样揭露历史真相，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历史上存在的暴力、荒淫和压迫。在某种意义上，柏杨的历史观反倒是应了毛泽东的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反抗的结果却又不过是改朝换代，历史再次重演。 柏杨对历史书写就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那就是“鬼话的历史”。他信手拈来，都是掌故；随便翻翻，皆为材料；奇闻异趣，又都是有根有据的史实。在他看来，中国的二十六史，即所谓“正史”，简直飞象过河兼鬼话连篇。柏杨说，“说它是鬼话还算客气的，真乃是一大缸酱也”。在《玉皇大帝高坐云端》中他写道：“中国人也真怪，一旦略露头脸，就非冒出一点异禀和冒出一点异样不可。这种干法，洋大人不太了解，你听谁说过华盛顿先生是一条爬虫——龙乎？又听谁说过林肯先生降生时满屋红光，红光满屋乎？只有中国政坛上的头目，不管他是大一统天下的祖字辈也好，或是可怜兮兮小局面的崽字辈也好；百年以上长命王朝也好，三载五载短命活剧也好；千篇一律，全都不同凡品。”他写的是那些皇帝老子，当了皇帝后，后世的正史野史都把他们写得神乎其神。权势越大，异样也越精彩。柏杨按照“正史”的顺序，逐个王朝研究研究他们的开山老祖，结果发现，它们出生要么是虫，要么蛇，要么是什么白虎精，要么满屋红光，早有各种预兆，真是装神弄鬼。柏杨通过对中国古代历代皇帝出身的分析，看到正史为了维护封建帝王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造出了历代皇帝都是上天注定，出身不凡，是天生的龙种之类的鬼话，指出“这正是中国所谓的‘正史’，也正是圣人所歌颂的‘良史’。内容啥都有，就是缺少真”（《且看“良史”》），其根源是“有权就有理”的传统文化造出了这种荒谬和失真的历史，这是柏杨对“鬼话连篇”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重痛击。他要做的事，可以称得上的最彻底的历史祛魅。 在这一个系列中，柏杨对教育做出尖锐的批判。柏杨对任何不满的现状都要说三道四，教育更是他认为一个问题重重的“坑道”。他把“救下一代孩子”作为现代教育改革的一部分，针对教育制度的弊病，详细分析了它的原因，由此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目的是建立一个由身体强壮、精神健康的国民组成的富强民主的现代国家。他要以个人之力清理这个坑道。这当然不可能。但柏杨的精神是可贵的，他责任感意义重大，直到今天，柏杨的那些批评还是那么中肯。 柏杨台湾六七十年代（部分文章涉及八十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体制。那时就可看到，台湾国民党政府也寄望于教育来振兴台湾社会，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教育有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但优势教育资源还是非常欠缺，选择好学校和出国途径，这使中小学学生的竞争异常激烈，学生不堪重负。柏杨对联考制度进行抨击。他呼吁“联考必须改变”，最重要理由是他看到，因为“联考”的巨大压力而产生了恶性补习，这是对中小学生身心的谋杀，也是对教授“恶补”的教习的摧残。柏杨指出“恶补”之所以官方屡次制止而失败，主要是因为学生之间激烈的竞争。他继续发现，人口太多产生出太多的学生资源，这也是“恶补”流行的最根本的原因。柏杨还看到台湾特色的“殖民地意识下的教育，除了原有的科举坑道外，又出现了洋科举坑道”（《集天下之大鲜》）。这是“人生以出国为目的”的一种新的科举坑道，而恶补还是通过它的惟一法宝。所以柏杨对“恶补”深恶痛绝，极力提倡“节育”和避孕，认为这是“根绝恶补惟一方法”（《节育！节育！节育！》）。通过节育来减少人口，相应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教育质量，改变教育现状。台湾当年面临的这些问题，今天在中国大陆一样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柏杨的尖锐批评，今天看来，依然不无道理，对于我们如何教育下一代，对于当代教育的种种弊端困局，都有借鉴意义。 在这个系列中，柏杨依然对国民的陈规陋习，种种不良品性展开批判。鲁迅早就抨击过中国人的冷漠、麻木、嫉妒的性格和看客心理，多年后尽管社会状况改变了一些，但是这些弱缺点仍然惊人地存在着，而且与以前极其相似。妒嫉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窝里斗、不团结甚至造成了死亡的悲剧，是国民劣根性的最极端表现，所以被柏杨称为“万恶之源”，极力批判。柏杨亦关注人性的缺点，在多篇杂文中，他都对人性的各种弱点不留情地加以揭露，长期历史地形成的习惯如何造就了各种各样的变态的社会心理。 身为中国人，柏杨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始终挂在嘴边的信条与经文，人们都乐于充当民族传统精神弘扬的精英，没有人愿意揭短。特别是在海外的华人，都乐于把中华民族定位成勤劳智慧、互助友爱的集体。但柏杨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种种负面性格和狭隘心理，他直率指出来，让中国人正视，让中国人有勇气面对。 作为一个激烈的世俗社会的批判者，柏杨恰恰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怀抱着深远的理想，怀抱着提升中国文明的最真诚的愿望，愤世嫉俗，嫉恶如仇，从不姑息，决不手软。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坦诚与彻底。“中国人有这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胴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惟一的一条路。”在《丑陋的中国人》结尾，柏杨如是说。问题的根本当然不在于柏杨说的尖锐直接，而在于他说的是否是真话？不幸的是，只要是坦诚的中国人，只要是明白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柏杨直陈的那些事实，不得不为柏杨敏锐犀利的观察和分析所折服。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自从1960年5月在《自立晚报》上写专栏起，迄今已近半个世纪，看看历史的巨大变化，柏杨所指陈的那些文化病症，并未销声匿迹，有些依然顽固，有些变本加厉。既然如此，反对柏杨是没有意义的，那等于是重新蒙起自己的双眼，柏杨不过是让大家睁开眼来看看事实，他没有错，他是有勇气的，他有切肤之痛，他是负责的，他是真实的。21世纪的今天，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强劲发展，中国在2l世纪的崛起似乎指日可待，中国人也正陶醉在对未来的辉煌想像中。在这样的时候，读读柏杨的杂文，真正去除掉我们身上的固弊陋习，以更为务实的态度去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及关注我们教育制度的更新改革，这对于创建一个健康坚强、博大宽广、精神焕发的中华文明，无疑意义无限深远矣！ 本人承蒙柏杨先生和张香华女士谬荐担当杂文丛书主编，深感学浅才疏，不能胜任。然恭敬不如从命，在此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因时间紧迫和本人的水平有限，错误与疏漏在所难免，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是以为序。 陈晓明 2005年11月9日于北京

《西窗随笔(1):高山滚鼓集、道貌岸然集、闻过则怒集》内容简介：《高山滚鼓集》所谈主题有病、吃、酒、建筑等大项，随意而谈，生活杂事，娓娓道来，笔调轻松。以谈医为例，柏杨将生病的类型分为四大类：“曰要命型的病焉，日受罪型的病焉，曰享受型的病焉，曰遮羞生气的病焉。”刻画病榻人物，栩栩如生。其中，“遮羞生气的病”乃是一种“政治病”，其病源来自“生气”与“遮羞”，是“生病”的另一名目。 《道貌岸然集》中柏杨陈述了若干官场文化的特质。“影钟学”，指部属跟随上司唱和，不辨是非，“‘影钟学’——也可从俗之名曰‘听话学’，博大渊深，与‘一脸忠贞学’有互相发明之处，融会贯通之后，可无敌于官场也”；又有“奇响学”，指拍人马屁，或“自己的马屁被人拍”；“颜陈症”、“朝琴路”等现象，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当官员恶形恶状，小百姓又该如何因应？柏杨发明了一种“茅坑学”，当官崽道貌岸然，训诲不已时，“你应对该官崽或该圣崽仔细打量一番，想象其拉屎时所摆出来的种种奇妙姿势……” 《闻过则怒集》大部分谈的官崽学——成为二抓牌（抓钱、抓权）的学问。从介绍胡秋原的《中国英雄传》开始，我们看到中国的历史几乎是一系列奸胜忠败、劣胜优败的反淘汰历史，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成了知识分子嘲弄的对象。这种不讲是非、只问荣华富贵的传统，柏杨说：“这是中国社会上特有的娼寮气质。”他进一步说：“中华民族最大的特征是人人想当官。”

柏杨先生的杂文被世人公认为是继鲁迅之后最伟大的杂文家。并拥有全球广大的读者群。世人称其杂文“峥嵘突兀，幽默磅礴。针砭古今，探讨人生百态，见人所不能见，解人所不能解，深入问题核心，均获至理。中国文字在其手中，如绕指柔丝，运用自如，堪称中国一枝奇笔。”

《求婚记》（台湾1981年版名《打翻铅字架》），收录了柏杨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的中、短篇小说17篇。 这一时期正是台湾经济转型带动文化转型的“躁动期”，“事实上的窘迫处境是，既迷恋于又受困于都市物质文明的现代人，虽然都希望从传统乡村文化中寻找逃离都市的精神补偿，但当他们漫游在臆想中的精神家园时，却未曾也不可能真正脱离城市的物质环境。” 柏杨笔下的一群小人物，正是在这种“物质迷恋”和“

柏杨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历经过中国现代动荡不宁的社会变迁。早年的柏杨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一度崇拜蒋中正。“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参加三民主义团，在青干班受训，并且宣过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到台湾后，有过挫败的经历，但也曾担任蒋经国文艺部队“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于事。这些政治经历无疑表明柏杨具有相当强的政治情结。后来，柏杨被国民党当局投入监狱，理由是在《中华日报》家庭版的《大力水手》上发表漫画内容“侮辱元首”，释放后又再次被捕，这次则罗织了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做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他于1968年6月27日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多）。如果根据国民党当年的定罪来判定的话，柏杨早就有私通共党嫌疑。再根据那个时期中国大陆的统战思想来看，柏杨那个时候对国民党的斗争，那不亚于一个小组的地下党。这显然是国民党当权者的神经过敏，柏杨并没有任何政治企图，大陆、台湾那时隔着茫茫海峡，怎么通敌？实际上，柏杨就是一个文化人，一个民间文人，他的批判根本着眼于文化批判。在他看来，任何政治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文化的根基不加以修正改良的话。 有很长一段时期，柏杨在台湾被称为“活着的鲁迅”，在对社会现实的尖锐透彻的批判上、在用杂文做主要战斗武器这一点上，二者确实有可比之处。但其实质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鲁迅在中国现代时期与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建构相伴生，他既是奠基者，也是不断的开拓者。他与民族觉醒和解放的历史共命运，也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历史展开同呼吸，所以鲁迅完全被历史化，也被历史象征化了。相比较而言，鲁迅还是属于中国现代被历史化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一直是在民族解放与历史觉醒的话语中被阐释和理解的。柏杨所处的历史境遇很不相同，柏杨不承载那么多的历史含义，他更单纯，更加个人化、民间化、世俗化。 柏杨的杂文展开的文化批判也就是世俗批判，他集中注意力对日常社会中出现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展开批评，针砭时弊，毫不留情。没有人像柏杨那样深入细致地观察世俗社会，他本人就是一个世俗化的知识分子，甚至更像传统中国文人，生活于民间，既不在大学任教，也不供职于政府公务系统。他是一个自由写作者，一个卖文为生的人。这种人实际上在中国三四十年代相当多，大陆在1949年以后，就再也不可能有这种知识分子或文人存在了。沈从文当年因为没有被邀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几乎精神失常，不被体制化，在五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末日，直到九十年代大陆才以王朔和王小波等人为首出现一批自由撰稿人。柏杨也是自由撰稿人，他的立场可说是民间的立场，是自由文人的风格。他的言说方式，显然与我们被长期体制化所规范的知识分子话语很不相同。在今天中国大陆，非职业和非体制的写作者越来越多的时期，读读柏杨这个“活化石”级的中国自由撰稿人的文字无疑是有一种亲切的感受。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柏杨其实是一个十分另类的知识分子，他就是一个“非贵族的”文人，以我的观点来看，他就是一个世俗社会的代言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柏杨始终是站立在世俗社会的立场上来发言，他不是要驯化世俗社会，而是试图建构一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而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应该是这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的合理延伸。再强调一下，柏杨所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是把世俗社会提升到精英社会的水准，他首先是要建构本真性的世俗社会，其次是要把精英社会拉到这个世俗社会的水准上。因此，他把不停息地针砭社会看成是自己推动中华民族自强自尊的责任。 柏杨对自己的文化立场定位十分清醒，他时常有意使自己的写作平常化，也就是平民化。他从来不把他的写作描述为要承担民族国家走向现代之重任，而是有意强调自己的世俗民间的平民立场。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柏杨先生的杂文所以能够出版问世，完全受读者先生的爱护和支持，否则，谁肯冒本利皆销、全军覆没的危险，去印无名老汉的作品也。当初猛写时，和现在的心情一样，不过为了糊口，毫无雄心大志。后来写得久啦，偶有来信鼓励者，心中稍喜。后来鼓励日多，才正式觉得有点不同凡品。”当然，这是明显的谦词，但也由此可见柏杨自觉平民化的态度。这使他的写作，始终是在世俗社会的言论空间内，面对平民的言说。 柏杨的杂文始终流宕着一股为底层平民伸张正义的激情，对社会任何不平等的现象，柏杨都给予关注，并毫不留情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是柏杨的杂文极富号召力所在，他为所有受损害的弱者叫屈，为底层被蹂躏者鸣冤，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平民百姓最好的精神抚慰。在柏杨的杂文叙述中，“柏杨”始终把自己作为一个底层平民的角色来处理，这种处理绝无任何矫情的成份，而是显得亲切朴实，平易近人。对平等正义的呼唤，这与柏杨的身世经历也密切相关。柏杨在他的回忆录与诸多杂文中也不时地提到他年幼时的孤儿处境，他一生的艰难坎坷使他始终对下层民众的生存艰辛有着切身的体会，每当他看到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时，他就抑制不住他的悲愤之情。柏杨讲的平等正义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不是学院派式的法理争辩，也不是革命家的起义造反，只是世俗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是新闻媒体每日翻新的奇闻轶事。柏杨谈论社会之平等正义，绝没有赤化革命的意思，他没有那些高深的革命真理与伟大的革命目标，他只是作为一个平民，作为一个人所要获得的基本生存权力，理应要得到的尊重。在柏杨后来结集出版的《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收录了他历经沧桑后的一些篇章，岁月的磨洗，老先生一如既往，抨击丑陋，倡导平等尊严。可以说，柏杨后来的政论色彩更重些，但也没有失去他所具有的平民本色。 本丛书就柏杨的主要杂文按专题划分为三个系列，已经出版的第一系列——疯狂红颜，第二系列——传统大反思。现在是第三个系列，我们把它归纳为“文明大整合”系列。 酱缸文化批判是柏杨杂文批判的重点所在。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柏杨以对中国传统的激烈反思闻名，他的反思批判不同于其他，他直接而尖锐，彻底而击中要害，全面而痛快淋漓。可以说，反传统话语在柏杨这里达到顶峰。 “酱缸”是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尖刻而形象的比喻，这个“酱缸”酱了两千年，里面堆满了猛料，奇味难闻。但现代以来，总有些不安分的人要搅动它，让它的味道散发出来，让人们面对它，看到里面的糟粕和丑陋。从鲁迅到柏杨，无疑是最激烈的搅动者。柏杨指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本性这点上就出了问题，而由此上升而成的政治文化更是离谱。柏杨要展开的批判就在于中国流传至今的日常性文化，这就是世俗生活本身的文化。柏杨并非没有直接批判政治文化，但他的深刻之处也许正在于，他立足于世俗的立场来看待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他如此看重世俗文化，看重日常性文化。正因为日常性文化本性上有问题，那么从这个日常性文化生长出来的，并且力图超越于日常性文化的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具有健全的本性。但这只是后话，只是根据这个批判的前提作出的推论。对于柏杨来说，“酱缸”就是根本，就是所有。他搅动“酱缸”，就是要去除杂质，去其糟粕，还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社会以更清明纯净的本性。柏杨痛心疾首地认识到中国人身上的文化重负太多了，温文尔雅的态度改变不了“丑陋的中国人”，而是应该下猛药，集中火力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即使用太夸张、绝对的批判态度，才能对现状有所改变，类似于鲁迅提倡的大的、剧烈的变革。这也是他作为一个“野生的知识分子”的决绝态度。 柏杨针砭社会文明与他批判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二者没有实质区别，只是为了编辑和阅读的方便，我们列为两个板块，各自选编了三卷。“传统大反思”更侧重于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根源的批判，“文明大整合”则偏向于对社会的人伦习惯、日常心态、教育体制的反思，这些反思也贯穿着柏杨一贯的风格：以小见大，针砭时弊，嘻笑怒骂，妙趣横生。 在文明大整合系列中，柏杨对国人的崇洋媚外心理给予了尖刻的嘲讽。作为一个激烈批判传统的人，柏杨当然不屑于站在狭隘的东方主义立场，他恰恰看到国人崇洋的片面性，西洋文明优秀的地方，没有被国人学习，而是那些外在的、负面的时尚却被模仿得：睢妙惟肖。对待西方文化、制度和文明，“崇洋不媚外”是柏杨一贯坚持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主张吸收西方的精华，与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在深层内涵上是一致的。然而柏杨的杂文并不谈论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是以西方国家里一些细微的日常生活细节作为标准，于细微处见精神，来衡量中国是否达到了一个现代发达国家的文明要求，这体现出了柏杨“文化批判”的特征。 柏杨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文明抑或野蛮，只有看他们的车辆对斑马线、对红绿灯的尊敬程度，马上就可得出结论”（《反撞大同盟》），他称赞美国是一个让中国人自顾形惭的礼仪之邦，主要原因是美国公民遵守交通秩序。他指责中国人没有交通观念，乱走乱撞，司机也同样如此，造成了整个交通一片混乱，车祸事故频出。柏杨不但指出交通混乱的病源：中国人的不守规则的传统性格，以及政府执法不严，敷衍了事。而且给出“治疗药方”——“只有重罚——当然公正的重罚，才是治疗交通混乱的特效药”（《反撞大同盟》）。这是柏杨以西方国家的交通守则为参照得出的一个结论。这样的批判直接尖刻，也不无简单的偏激，但却显出柏杨的干脆可爱。 柏杨在鼓吹“西化”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东西进入中国后会“变”，变成一种“四不像”，其中原因很复杂，但是一定与中国传统中的酱缸文化有关系。洋奴政治就是“变”的一种产物，是他批判的全盘西化的“媚外”的产物，具体体现在“西崽”这类畸形人身上。他们满嘴英文，“二抓牌气质，一切洋大人第一”（《洋奴之味》），是中国人由于过度自卑引起的颓废自尊产生的恶果。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只有“崇洋”而不“媚外”的精神和正确态度才能杜绝包括“西崽”现象在内的西化后遗症。 柏杨显然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并不掩饰他崇尚西洋民主自由制度，他也对西洋文明中强调个人的价值津津乐道。特别是他对西方个人的自律精粹赞赏有加。这些观点都是柏杨在三四十年前发表的观点，今天看来有不少可商榷之处。特别是在当今时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大行其道，民族身份政治深入人心，而文化民族主义也跃跃欲试，都使人们可能对柏杨的观点不容易产生共鸣，甚至可能反对者也不在少数。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现在已经没有人像柏杨这样地看问题，也没有人敢于这么坦率地发表对西方文明持一定程度的肯定态度。重新捡起柏杨，不只是历史温习，也是作为现实的警醒。在“文明大整合”系列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再次揭历史的老底。说柏杨先生是个捣乱分子一点不过分，被掩饰得严严实实的历史，被美化得华丽壮观的历史，柏杨非要掀开历史的外表，让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历史陈迹。柏杨的历史知识之丰富，历史观察之透彻，这是专业历史学家都表示敬佩的。他在狱中写《中国人史纲》，那是一部情文并茂的著作，没有一部正史能像他那样揭露历史真相，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历史上存在的暴力、荒淫和压迫。在某种意义上，柏杨的历史观反倒是应了毛泽东的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反抗的结果却又不过是改朝换代，历史再次重演。 柏杨对历史书写就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那就是“鬼话的历史”。他信手拈来，都是掌故；随便翻翻，皆为材料；奇闻异趣，又都是有根有据的史实。在他看来，中国的二十六史，即所谓“正史”，简直飞象过河兼鬼话连篇。柏杨说，“说它是鬼话还算客气的，真乃是一大缸酱也”。在《玉皇大帝高坐云端》中他写道：“中国人也真怪，一旦略露头脸，就非冒出一点异禀和冒出一点异样不可。这种干法，洋大人不太了解，你听谁说过华盛顿先生是一条爬虫——龙乎？又听谁说过林肯先生降生时满屋红光，红光满屋乎？只有中国政坛上的头目，不管他是大一统天下的祖字辈也好，或是可怜兮兮小局面的崽字辈也好；百年以上长命王朝也好，三载五载短命活剧也好；千篇一律，全都不同凡品。”他写的是那些皇帝老子，当了皇帝后，后世的正史野史都把他们写得神乎其神。权势越大，异样也越精彩。柏杨按照“正史”的顺序，逐个王朝研究研究他们的开山老祖，结果发现，它们出生要么是虫，要么蛇，要么是什么白虎精，要么满屋红光，早有各种预兆，真是装神弄鬼。柏杨通过对中国古代历代皇帝出身的分析，看到正史为了维护封建帝王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造出了历代皇帝都是上天注定，出身不凡，是天生的龙种之类的鬼话，指出“这正是中国所谓的‘正史’，也正是圣人所歌颂的‘良史’。内容啥都有，就是缺少真”（《且看“良史”》），其根源是“有权就有理”的传统文化造出了这种荒谬和失真的历史，这是柏杨对“鬼话连篇”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重痛击。他要做的事，可以称得上的最彻底的历史祛魅。 在这一个系列中，柏杨对教育做出尖锐的批判。柏杨对任何不满的现状都要说三道四，教育更是他认为一个问题重重的“坑道”。他把“救下一代孩子”作为现代教育改革的一部分，针对教育制度的弊病，详细分析了它的原因，由此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目的是建立一个由身体强壮、精神健康的国民组成的富强民主的现代国家。他要以个人之力清理这个坑道。这当然不可能。但柏杨的精神是可贵的，他责任感意义重大，直到今天，柏杨的那些批评还是那么中肯。 柏杨台湾六七十年代（部分文章涉及八十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体制。那时就可看到，台湾国民党政府也寄望于教育来振兴台湾社会，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教育有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但优势教育资源还是非常欠缺，选择好学校和出国途径，这使中小学学生的竞争异常激烈，学生不堪重负。柏杨对联考制度进行抨击。他呼吁“联考必须改变”，最重要理由是他看到，因为“联考”的巨大压力而产生了恶性补习，这是对中小学生身心的谋杀，也是对教授“恶补”的教习的摧残。柏杨指出“恶补”之所以官方屡次制止而失败，主要是因为学生之间激烈的竞争。他继续发现，人口太多产生出太多的学生资源，这也是“恶补”流行的最根本的原因。柏杨还看到台湾特色的“殖民地意识下的教育，除了原有的科举坑道外，又出现了洋科举坑道”（《集天下之大鲜》）。这是“人生以出国为目的”的一种新的科举坑道，而恶补还是通过它的惟一法宝。所以柏杨对“恶补”深恶痛绝，极力提倡“节育”和避孕，认为这是“根绝恶补惟一方法”（《节育！节育！节育！》）。通过节育来减少人口，相应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教育质量，改变教育现状。台湾当年面临的这些问题，今天在中国大陆一样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柏杨的尖锐批评，今天看来，依然不无道理，对于我们如何教育下一代，对于当代教育的种种弊端困局，都有借鉴意义。 在这个系列中，柏杨依然对国民的陈规陋习，种种不良品性展开批判。鲁迅早就抨击过中国人的冷漠、麻木、嫉妒的性格和看客心理，多年后尽管社会状况改变了一些，但是这些弱缺点仍然惊人地存在着，而且与以前极其相似。妒嫉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窝里斗、不团结甚至造成了死亡的悲剧，是国民劣根性的最极端表现，所以被柏杨称为“万恶之源”，极力批判。柏杨亦关注人性的缺点，在多篇杂文中，他都对人性的各种弱点不留情地加以揭露，长期历史地形成的习惯如何造就了各种各样的变态的社会心理。 身为中国人，柏杨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始终挂在嘴边的信条与经文，人们都乐于充当民族传统精神弘扬的精英，没有人愿意揭短。特别是在海外的华人，都乐于把中华民族定位成勤劳智慧、互助友爱的集体。但柏杨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种种负面性格和狭隘心理，他直率指出来，让中国人正视，让中国人有勇气面对。 作为一个激烈的世俗社会的批判者，柏杨恰恰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怀抱着深远的理想，怀抱着提升中国文明的最真诚的愿望，愤世嫉俗，嫉恶如仇，从不姑息，决不手软。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坦诚与彻底。“中国人有这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胴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惟一的一条路。”在《丑陋的中国人》结尾，柏杨如是说。问题的根本当然不在于柏杨说的尖锐直接，而在于他说的是否是真话？不幸的是，只要是坦诚的中国人，只要是明白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柏杨直陈的那些事实，不得不为柏杨敏锐犀利的观察和分析所折服。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自从1960年5月在《自立晚报》上写专栏起，迄今已近半个世纪，看看历史的巨大变化，柏杨所指陈的那些文化病症，并未销声匿迹，有些依然顽固，有些变本加厉。既然如此，反对柏杨是没有意义的，那等于是重新蒙起自己的双眼，柏杨不过是让大家睁开眼来看看事实，他没有错，他是有勇气的，他有切肤之痛，他是负责的，他是真实的。21世纪的今天，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强劲发展，中国在2l世纪的崛起似乎指日可待，中国人也正陶醉在对未来的辉煌想像中。在这样的时候，读读柏杨的杂文，真正去除掉我们身上的固弊陋习，以更为务实的态度去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及关注我们教育制度的更新改革，这对于创建一个健康坚强、博大宽广、精神焕发的中华文明，无疑意义无限深远矣！ 本人承蒙柏杨先生和张香华女士谬荐担当杂文丛书主编，深感学浅才疏，不能胜任。然恭敬不如从命，在此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因时间紧迫和本人的水平有限，错误与疏漏在所难免，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是以为序。 陈晓明 2005年11月9日于北京

《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由柏杨先生的两部著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和《天真是一种动力》合编而成，收录了柏杨近十年来的最新作品。在这些文章里，柏杨先生依然幽默，充满智慧，不但继续挖掘中国文化的劣根性，而且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当代人的亲情、婚姻和衣食住行上，从中可以看到柏杨先生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性的不懈探索和最新成果。 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以八十九岁的高龄特为八十八岁的柏杨先生绘制漫画插图，两位年近九旬老者的携手，珠联璧合，实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大盛事。 这是酱缸培养出来的另一特长，自己的尊严，永远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尊严上——伤害别人的人格尊严、身体尊严、生命尊严。中国人什么能力都有（尤其是窝里斗的能力），就是没有“尊重别人”的能力。 我们社会的传统，等级森严，有长有幼，有富有贫，有贵有贱。而贵和贱两个阶层——贵中有贱，贱中有贵，层层分明，威力无边。贵的一层，永远乐意于虐待贱的一层，所以市井小民，虽然可以虐待妻子、女儿，但在广大的男人社会中，自己却永远是蚂蚁一样卑微的族群。 如果你从外太空突然降落到地球上的一家餐厅，发现客人喧哗震天，用不着算卦，准可以肯定它是一家中华料理。不但餐厅，即令是一项正式大会，主席在台上穷吼他的，台下听众，三人一群，五人一堆，分别交头接耳“讲悄悄话”，那可准是华人地盘。

《女人，天生是尤物》、《女人，危险的投资》、《女人，比了解上帝都难》三本书，几乎涵盖了柏杨先生在各个不同时期对女性审美、女性婚姻情感、女性心理的精彩论说。《女人，天生是尤物》中柏杨笑谈女人对自己妆容姿态的种种努力，细致到头顶发型千变万化、旗袍开叉长短、高跟鞋的粗细高矮等等，其中透着男人的审美疲劳和无可奈何，读起来让人忍俊不禁。 作者对女性的审美观念，女性的婚姻情爱，女性的独特心理等等有着诸多评论。他的此类杂文并没有因为内容是评述女人而变得委婉柔顺，还是读者所熟知的柏杨似的锋利畅快，尽数女人这比上帝还难懂的天生尤物。虽说是对女人的评头论足，却嬉笑怒骂男人因着女人而生的种种丑态，笑叹男人也薄命。犀利的文字撕开男人，女人伪装自己而披于外表的华丽袍子，笔锋直指人这种情爱动物或卑微或伟大或猥亵或美丽的隐秘内心。 一、 我们宣誓——从结婚这一天开始，不但成为夫妻，互相敬爱，分担对方的快乐和忧愁。也同时成为朋友，而且是诤友，互相勉励，互相规劝，互相批评。 二、 我们领悟——愉快的共同生活，全靠心灵沟通，所以，我们一定善用言语，不仅表达爱心、关心，也使彼此藉语言加深了解，一齐成长。绝不粗声叱责，绝不用肢体代替言词，绝不允许发生婚姻暴力。 三、 我们认知——家庭与事业是夫妻共同经营的果实，夫妻对家庭的贡献等值，在家庭内或社会上，价值完全相同，社会工作薪俸无论多少，家务工作的薪俸都与其相同。 四、 我们同意——将来我们有子女，管教上如果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有尖锐对立的意见，一定会克制自己，去请教专家，绝不把孩子当成实现自己希望的工具，也绝不用孩子来炫耀自己。 五、 我们认为——一夫一妻制，是社会安定的盘石，是孩子们成长最安全的温床，我们喜爱并尊重这种制度，并用事实和行动，维持它的尊严。 六、 我们警惕——婚姻生活并不多采多姿，它不但平凡，而且琐碎，如果不滋养珍惜，容易使生命憔悴，心灵伧俗，所以生活之中，我们一定保持适度的假期，与孩子一起长大。 七、 我们谨记——我们孝敬自己的父母，也孝敬对方的父母，不仅是回报养育之恩，也是培养自己人格的完整，为我们的下一代立下榜样。 八、 我们了解——我们将来会老，所以，我们从结婚这一天，就培养专业之外的其它艺术兴趣，如书、如画、如音乐，使我们的生命永远充实灿烂。

《莎罗冷》写一对年轻夫妻,偶到龙水塘，揭发了四十年前发生在莎罗冷岛的一桩谋杀案。薇薇第三纤细，对为她治疗的葛医师产生了怀疑。在发现自己的恶行被揭发后，葛医师坦承了自己在四十年前为了和旧爱美琪在一起，设计将美琪丈夫害死，而他的爱人却为了救自己的丈夫亦命丧黄泉。葛医师在道出这桩陈封已久的往事后，作者安排了同样发生在莎罗冷岛的船难，葛医师为了救人实现了最后的救赎，薇薇也在这一次的救难行动中丧生。

门当户对的意义，昨天已经言之，不是金钱上的相对，也不是权势上的相对，更不是社会地位的相对。《堡垒集》上曾经说过，恋爱往往是有条件的，只有少不更事的男女，或别有用心的男女才高喊恋爱没有条件。呜呼，夫无论男的爱女的，女的爱男的，都是爱对方的优点。 　　年龄悬殊太大，是家庭不幸福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形成怨偶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并非说他们一定非离婚不可。读者先生来信举的例子，几乎全是曰：若某某，并未离婚呀。呜呼，若他们离了婚，倒是幸福的矣。不离婚不就象征幸福，很多夫妇间的谋杀案，或夫杀妻，或妻杀夫，他们固都没有离婚者也。 　　然而，如果奇丑的女孩子手中握有十亿美金，或者她爹是现任皇帝，甚至她本人就是女王，恐怕臭男人一哄而上，发誓她美如天仙，艳若桃李，爱她爱得要命，发誓愿为她跳河。请问明察秋毫的读者老爷，这种婚姻能幸福乎？ 　　现行离婚的方式，有两种焉，一曰协议离婚，一曰判决离婚。协议离婚比较简单，只要一张离婚协议书，经过两个人证明，就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可是，如果一方非离婚不可，而另一方又硬是不肯，问题就出来啦，那就要仰仗判决离婚，也就是告到衙门，请法官老爷做主。

《男左女右》天下只有一件事，虽经过沧海桑田，天翻地覆，千讨论万讨论，讨论到世界末日也讨论不完的，那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不吵架，就是好夫妻？离婚一定是悲剧？初恋是不是最美？夫妻间是不是要绝对地诚实相处？爱的价值到底如何？柏杨的人是不是跟他的笔一样的锋利？和这样一位“是非边缘”的人物结婚，是否大胆冒险？

作家柏杨将结集出版他的杂文精选集。首期发售的“疯狂红颜”系列，包括《女人，天生是尤物》、《女人，危险的投资》、《女人，比了解上帝都难》。这三本书是柏杨不同时期对女性审美、女性婚姻和女性心理的精彩论说，笔锋直指人这种情爱动物或卑微或伟大或猥亵或美丽的隐秘内心。 《女人，危险的投资》中则探究女性在婚姻中的种种出人意表的选择和在婚姻社会中的矛盾地位。

柏杨先生的杂文被世人公认为是继鲁迅之后最伟大的杂文家。并拥有全球广大的读者群。世人称其杂文“峥嵘突兀，幽默磅礴。针砭古今，探讨人生百态，见人所不能见，解人所不能解，深入问题核心，均获至理。中国文字在其手中，如绕指柔丝，运用自如，堪称中国一枝奇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