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初文坛上，有一位雅俗共赏、妇孺皆知的大名士。他虽然名满天下，但生前死后人们对他的评价却很不相同。有人把他与晚明李卓吾、陈眉公相提并论，称赞他是韵人、贤人、真义士、医国手，有人则骂他“性龌龊”、“善逢迎”，斥他为“名教罪人”。他是以曲名世的，但他的朋友却说，只知道他擅词曲，可以说是不了解他。这位如此复杂而毁誉天壤的人物，就是浙江兰溪人李渔。 李渔是一位出色的文学艺术家，又是一位当行的编辑出版家。他一生写作、编辑的书“车载斗量”，留给后人以百万计的作品。但李渔的着作大多是戏曲小说和杂着，故向不为止统文人和藏书家所重视，加之清代康熙特别是乾隆时的禁书，所以李渔的部分着作至今已鲜为人知或很难觅得。

元代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是公认的我国古代杰出的戏剧作品之一。它自问世以来，不断有人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评点，其中以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的评点本最为著名，也最有影响。金评本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对于读者深入理解欣赏这部剧作的精髓所在，有很大的帮助。为满足读者在这方面的需求，此次整理出版金评本《西厢记》，特搜求荟萃数百年来与之相关的珍稀版刻插图，使图文互动，以期给读者在阅读时带来更多的审美关照。

那些红尘人事，就这样打开在你的眼前。 就像我们走近唐诗宋词一样，惊艳内心。 莞尔间又如同一幅水墨长卷，氤氲烟生。 樱花七日，这样的一种直见性灵与不可挽回。 黄金事物，终难久留。 如今，我写他们，梅尚程荀。 隔着近百年的光阴岁月望回去， 他们的人早已是杳杳于飞。 唯剩下只言片语，依稀隐约，在风里辗转。 梧桐树下拾翠羽。 有片刻的恍惚。 却又好比是梦中说梦，觉里寻觉。

《长生殿》是洪升戏曲创作的代表作，取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七月七日长生殿”诗句作为剧本题目。剧本写唐明皇宠爱贵妃杨玉环，终日与杨贵妃游宴玩乐，不理朝政，朝中大权由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把持。七月七日，杨贵妃与唐明皇在长生殿上情意绵绵，盟誓世世代代结为夫妻。不久，安禄山因与杨国忠争权，发兵叛乱。唐明皇带杨贵妃逃离长安，官军将杨国忠杀死，又逼唐明皇将杨贵妃缢死。安禄山叛乱平息后，唐明皇日夜思念杨贵妃。后来，道士杨通幽运用法术架起一座仙桥，让明皇飞升到月宫，与杨贵妃相会，实现了他们在长生殿上立下的“生生死死共为夫妻”的盟誓。 《长生殿》的思想内容相当复杂，它一方面颂扬了唐明皇、杨贵妃的生死不渝的爱情，一方面又联系了“安史之乱”前后广阔的社会背景，批判了统治阶级荒淫误国、祸害人民的罪恶，抒发出国破家亡的感慨。剧本艺术表现细腻而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作者善于用优美流畅、富于诗意的唱词，来描绘人物不同景况下情绪心理的变化。如《弹词》一出中，从金钗钿盒定情弹唱到銮舆西巡，低回深郁，曲曲动人。“破不刺马嵬驿舍，冷清清佛堂倒斜。一代红颜为君绝，千秋遗恨滴罗巾血”，这些唱词很好地把环境气氛与人物性格特征结合起来，充满诗意。

本书是大学生必读丛书中的一册，书中以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为依据，收录了清代著名作家孔尚任先生的传奇剧《桃花扇》。 本书具有很强的经典性及学术性，该书不仅是语言文学专业大学生从事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书籍，同时也是其他专业大学生加强人文素养、丰富文化底蕴、促进专业学习的重要读物。可供不同专业的大学生阅读收藏。

十二年前，我曾向台湾的听众描述过这种笛声。应《联合报》之邀，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发表了一个有关昆曲的演讲。演讲之余，还与我所敬重的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作了一次有关昆曲之美的长篇对谈，发表于《中国时报》。那是我第一次到台湾，《文化苦旅》还没有在那里出版，因此我留给台湾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昆曲研究者。 十二年间经历了很多事情，我的主要精力投注在对人类各大文明废墟的实地考察上。忘了是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我得到消息，昆曲被联合国评上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消息，使我荒凉的心境间增添了一份滋润。我在万里之外，听到了来自苏州的笛声。 不久又听到另一个消息，世界遗产大会将在苏州召开。苏州有这个资格，种种理由中有一项，必与昆曲有关，我想。 回国后我又几度访问苏州。奇怪的是，似乎冥冥中已有安排，每次都遇到白先勇先生。他忙忙碌碌地往来于美国、台湾和苏州之间，只想把昆曲艺术再一次隆重地推向海内外。他向我介绍苏州昆剧团的演员和剧目时，如家人捧持家珍示客，这让我感到惭愧。我们常常与珍宝相邻咫尺而不知相护相守。所谓文化，就在这相护相守间。 近年来，古吴轩着意重振苏州文化的历史荣耀，嘱我谈一谈昆曲艺术。这个建议使我的心情重归平静，慢慢地翻阅以前从事这方面研究时留下的一些文字，终于把十二年前在台湾的演讲和有关篇什整理成册，以襄盛举。文陋心诚，藉以献给美丽的苏州，献给那似远似近的悠扬笛声。

经历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世纪回眸”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本丛书辑取其中尤具开创性而篇幅不大者，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不仅梳理其理论框架，剔抉其精义要眇，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历史文化背景，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大师们的学术个性。 王国维戏曲研究的成果，随着时间的推延，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它的意义。戏曲研究之新学科次后应运而起。 王国维不仅在古史地、古文字上是一代大师，在中国戏曲史研究上也卓有贡献，本书即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中国戏剧艺术在元代达到了高度的繁荣，但却因以往学者的轻视而晦暗不显。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在这方面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它全面考察，追根溯源，回答了中国戏剧艺术的特征，中国戏剧的起源和形成、中国戏曲文学的成就等带根本性的问题，使元曲这一瑰宝重放异彩，并为今后的戏剧史研究指明了道路。

《观音》是安意如继《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思无邪》等书之后推出的又一本古典文学赏析随笔。 《观音》延续了安意如之前古典优雅的创作风格，对元戏曲的代表性剧作《牡丹亭》《西厢记》《桃花扇》等进行了优美的赏析。 忙碌的现代人，有谁曾静静地坐在戏院里，领略昆曲软糯的声腔、曼妙的身段？《牡丹亭》、《西厢记》、《桃花扇》，也许这些戏名很多人耳熟能详，但有谁细细领略过它们的浪漫与传奇？“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元杂剧的魅力哪一点比唐诗、宋词逊色？以古典文学随笔闻名的安意如，带你畅读元戏曲的美丽与哀愁。她着力发掘元代戏曲中体现的人情、人性和自由浪漫的幻美精神，将今天的男男女女与古典文学中的人物千丝万缕的情愫牵扯在一起。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他的一生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仕前阶段：三十七岁前，在家过着养亲、读书的生活。他接触了一些南明遗民，了解到许多南明王朝兴亡的第一手史料和李香君的轶事。对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历史剧萌发浓厚兴趣，开始了《桃花扇》的构思和试笔，但“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桃花扇本末》）。二、出仕阶段：1684年康熙南巡北归，特至曲阜祭孔，三十七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讲经，颇得康熙的赏识，破格授为国子博士，赴京就任。三十九岁，奉命赴江南治水，历时四载。这个时期，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南明故地，又与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结为知交，接受他们的爱国思想，加深了对南明兴亡历史的认识。他积极收集素材，丰富创作《桃花扇》的构思。康熙二十九年（1690），奉调回京，历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广东司外郎。经过毕生努力，三易其稿，康熙三十八年，五十二岁的孔尚任，终于写成了《桃花扇》。一时洛阳纸贵，不仅在北京频繁演出，“岁无虚日”，而且流传到偏远的地方，连“万山中，阻绝入境”的楚地容美（今湖北鹤峰县），也有演出（《桃花扇本末》）。次年三月，孔尚任被免职，“命薄忍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诗赞予〈桃花扇〉传奇，依韵却寄》），从这些诗句看，他这次罢官很可能是因创作《桃花扇》得祸。三、隐居阶段：罢官后，孔尚任在京赋闲两年多，接着回乡隐居。康熙五十七年（1718）这位享有盛誉的一代戏曲家，就在曲阜石门家中与世长辞了，年七十岁。他的作品.还有和顾采合著的《小忽雷》传奇及诗文集（湖海集》、《岸堂文集》、《长留集》等，均传世。

《长生殿》是洪升戏曲创作的代表作，取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七月七日长生殿”诗句作为剧本题目。剧本写唐明皇宠爱贵妃杨玉环，终日与杨贵妃游宴玩乐，不理朝政，朝中大权由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把持。七月七日，杨贵妃与唐明皇在长生殿上情意绵绵，盟誓世世代代结为夫妻。不久，安禄山因与杨国忠争权，发兵叛乱。唐明皇带杨贵妃逃离长安，官军将杨国忠杀死，又逼唐明皇将杨贵妃缢死。安禄山叛乱平息后，唐明皇日夜思念杨贵妃。后来，道士杨通幽运用法术架起一座仙桥，让明皇飞升到月宫，与杨贵妃相会，实现了他们在长生殿上立下的“生生死死共为夫妻”的盟誓。 《长生殿》的思想内容相当复杂，它一方面颂扬了唐明皇、杨贵妃的生死不渝的爱情，一方面又联系了“安史之乱”前后广阔的社会背景，批判了统治阶级荒淫误国、祸害人民的罪恶，抒发出国破家亡的感慨。剧本艺术表现细腻而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作者善于用优美流畅、富于诗意的唱词，来描绘人物不同景况下情绪心理的变化。如《弹词》一出中，从金钗钿盒定情弹唱到銮舆西巡，低回深郁，曲曲动人。“破不刺马嵬驿舍，冷清清佛堂倒斜。一代红颜为君绝，千秋遗恨滴罗巾血”，这些唱词很好地把环境气氛与人物性格特征结合起来，充满诗意。

《西厢记》的剧情直接取材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西厢记》以《西厢记诸宫调》为基础，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作了修改，从而弥补了原作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删减了许多不必要的枝叶和臃肿部分，使结构更加完整，情节更加集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让剧中人物更明确地坚守各自的立场——老夫人在严厉监管女儿、坚决反对崔、张的自由结合、维持“相国家谱”的清白与尊贵上毫不松动，张生和莺莺在追求爱情的满足上毫不让步，他们加上红娘为一方与老夫人一方的矛盾冲突于是变得更加激烈。这样，不仅增加了剧情的紧张性和吸引力，也使得全剧的主题更为突出、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再加上它的优美而极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使得这一剧本成为精致的典范之作。

《于丹游园惊梦:昆曲艺术审美之旅》主要内容：在于丹看来，昆曲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于丹说：“我喜欢有一种生活方式可以叫作‘昆曲’。”她认为，昆曲那种细腻、婉转、精致、唯美的特点，完全可以作为一种“元素”，进入当下的时尚生活。比如，我们现在流行一种“慢活”的生活方式，所谓“慢活”，“它是指我们每天可以做一些从容舒缓的运动，比如说打打太极拳，练练瑜伽；过一过环保的生活，能够节约能源，能够有大段悠闲的时间与家人、与朋友分享。所有这些健康从容的生活方式”。而这种“慢活”的例子和元素，在昆曲中，触目皆是。于丹还强调了“过程”的重要。《牡丹亭》中，杜丽娘因为梦中遇到俊逸书生柳梦梅而情不能自已，醒来后要去“寻梦”，并因梦而亡又因梦而生。我们往往要问：这种追寻有什么结果？这种投入是否值得？于丹说，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爱的过程。过程关乎人心，不仅体现一种意愿，而且体现一种能力。能够享受过程，也就是能够享受人生。

《牡丹亭》是明代大曲家汤显祖的代表作，这时作家的思想 和艺术都已经成熟。明代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为《牡丹亭》提供了基本情节。《牡丹亭》在《惊梦》《寻梦》《闹殇》各出的宾白中还保留了话本的若干原句。在小说中，杜丽娘还魂后，门当户对的婚姻顺利缔成；而在戏曲中，汤显祖进行了脱胎换骨的创造性劳动，把小说中的传说故事同明代社会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使它具有强烈的反礼教、反封建色彩，焕发出追求个性由的光辉理想。 女主角杜丽娘是古典戏曲中最可爱的少女形象之一。出身和社会地位规定她应该成为具有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她的人生第一课是《诗经》的首篇《关雎》。传统说法认为它是“后妃之 德”的歌颂，是最好的闺范读本。她却直觉地认出这是一支恋歌。在婢女春香的怂恿下，她偷偷地走出闺房。“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春天的大自然唤醒了她的青春活力。她生活在笼 罩着封建礼教气氛，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眼睁睁地看着青春即将逝去，她却无能为力，不由自主，只好把炽热的感情压制在心中。汤显祖没有因袭前人小说戏曲中一见倾心，互通殷勤，后 花园私订终身的手法，而安排杜丽娘在游园之后和情人在梦中幽会；幽会以后，接着描写她第二次到园中《寻梦》。《惊梦》和《寻梦》是杜丽娘郁积在心中的热情的爆发，也是她反抗现实世 界的实际行动。 《牡丹亭》的感人力量，在于它具有强烈地追求个性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的浪漫主义理想。这个理想作为封建体系的对立面而出现。善良与美好的东西都属于杜丽娘。汤显祖描写杜丽娘 的美貌很成功，而描写杜丽娘的感情和理想的那些片段更具魅力。《牡丹亭》写出，她不是死于爱情被破坏，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通过杜丽娘的形象，《牡丹亭》表达了当时广大男女 青年要求个性解放，要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呼声，并且暴露了封建礼教对人们幸福生活和美好理想的摧残。

编辑推荐：本书由明代著名作家孔子尚任所作，讲述了明朝未年南京所发生的事，以李湘居与侯方域的爱情悲欢离合为线索，展开了戏剧冲突推动了剧情的变化发展，借此抒发作者的情怀。

《西厢记》的剧情直接取材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西厢记》以《西厢记诸宫调》为基础，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作了修改，从而弥补了原作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删减了许多不必要的枝叶和臃肿部分，使结构更加完整，情节更加集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让剧中人物更明确地坚守各自的立场——老夫人在严厉监管女儿、坚决反对崔、张的自由结合、维持“相国家谱”的清白与尊贵上毫不松动，张生和莺莺在追求爱情的满足上毫不让步，他们加上红娘为一方与老夫人一方的矛盾冲突于是变得更加激烈。这样，不仅增加了剧情的紧张性和吸引力，也使得全剧的主题更为突出、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再加上它的优美而极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使得这一剧本成为精致的典范之作。 《西厢记》通常被评价为一部“反封建礼教”的作品，这当然不错。但同时它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者很少从观念的冲突上着笔，而是直接切入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势利考虑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作者把反对礼教的主题充分生活化了。像一开场莺莺所唱的一段《赏花时幺篇》： 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写出了生活在压抑中的女性的青春苦闷和莫名的惆怅，在这背后，则存在着她那非出于己愿的婚约的阴影。而张生初见莺莺时所唱的一段《元和令》： 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 更是非常直率甚至是放肆地表述了男子对于美丽女性出于天然的渴望与倾慕，以及女子对这种渴慕的自然回应。这里并没有也不需要多少深刻的思想，而是在人物自然天性的基础上大胆地表现出青年男女之间一见钟情的爱悦，而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共鸣。在经过一番艰难曲折之后，作者以舞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以一种心理的满足。虽然这种胜利不得不以剧中冲突双方的妥协、矛盾的消解为代价，以男主人公中进士然后完婚的陈旧的大团圆模式来完成，但毕竟是张扬了受抑制的情和欲的权力，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从而对封建道德教条的某些方面造成有力的冲击。 《西厢记》以很高的艺术水平来展现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使得它格外动人。 从剧情来说，由于《西厢记》是一部多本戏，加上关目的布置又很巧妙，写得波澜起伏，矛盾冲突环环相扣。从一开始崔、张邂逅于普救寺而彼此相慕，就陷入一种困境；而后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张生在老夫人许婚的条件下飞书解围，似乎使这一矛盾得到解决；然而紧接着又是老夫人赖婚，再度形成困境。此后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暗相沟通，却又因莺莺的疑惧而好事多磨，使张生病卧相思床，眼见得好梦成空；忽然莺莺夜访，两人私自同居，出现爱情的高潮。此后幽情败露，老夫人发威大怒，又使剧情变得紧张；而红娘据理力争并抓住老夫人的弱点加以要挟，使得她不得不认可既成事实，矛盾似乎又得到解决。然而老夫人提出相府不招“白衣女婿”的附加条件，又迫使张生赴考，造成有情人的伤感别离。在可能是后人续作的第五本中，直到大团圆之前，还出现同莺莺原有婚约的郑恒的骗婚，再度横生枝节。这样山重水复、萦回曲折的复杂情节，是一般短篇杂剧不可能具有的。它不仅使得故事富于变化、情趣浓厚，而且经过不断的磨难，使得主人公的爱情不断得到强化和淋漓尽致的表现。 剧中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彼此衬托，相映成辉；在这部多本的杂剧中，各本由不同的人物主唱，有时一本中有几个人的唱，这也为通过剧中人物的抒情塑造形象提供了便利。 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 这个人物身上带有元初像关汉卿、王实甫这些落拓文人的“成色”，又反映出元代社会中市民阶层对儒生的含有同情的嘲笑。他同剧中所赋予的家世身份不尽相符，却显然是按照市民社会的趣味塑造出来的。在后代民间传说中唐伯虎一类人物形象的身上，还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张生在《西厢记》中，是矛盾的主动挑起者，表现出对于幸福的爱情的直率而强烈的追求。他的大胆妄为，反映出社会心理中被视为“邪恶”而受抑制的成分的蠢动；他的一味痴情、刻骨相思，又使他符合于浪漫的爱情故事所需要的道德观而显得可爱。 崔莺莺在元稹《莺莺传》中已具备一定的性格特点，到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她的性格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物形象开始变得鲜明起来。但这一人物形象仍然描写得不够细致，甚至有些前后矛盾。如一开始她已经和张生以诗唱和，间接表达了彼此爱慕之心，但当张生进一步以情诗相赠时，却在心中骂他“淫滥如猪狗”，这虽然也可以解释，但至少在分寸上是掌握得不准确的。到了《西厢记》中，莺莺的形象得到了相当精细的刻画，她的性格显得更为明朗而又丰富。在作者笔下，莺莺始终渴望着自由的爱情，并且一直对张生抱有好感。只是她受着家庭的严厉压制和名门闺秀身份的约束，又疑惧被母亲派来监视她的红娘，所以她总是若进若退地试探获得爱情的可能，并常常在似乎是彼此矛盾的状态中行动：一会儿眉目传情，一会儿装腔作势；才寄书相约，随即赖个精光……。因为她的这种性格特点，剧情变得十分复杂。但是，她终于以大胆的私奔打破了疑惧和矛盾心理，显示人类的天性在抑制中反而会变得更强烈。这一形象较之在诸宫调中，显得更加可信和可爱了。而作者以赞赏的眼光看待女性对爱情的主动追求，使得这个剧本更有生气和光彩。 红娘在《西厢记》中所占笔墨的比例较《西厢记诸宫调》又有大幅度的增加，而成为全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她在剧中只是一个婢女身份，却又是剧中最活跃、最令人喜爱的人物。她机智聪明，热情泼辣，又富于同情心，常在崔、张的爱情处在困境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 她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并因此而充满自信。所以这个小小奴婢，却老是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无论张生的酸腐、莺莺的矫情，还是老夫人的固执蛮横，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辞驳斥。她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世上什么道理都能变成对她有利的道理。所以她的道学语汇用得最多，一会儿讲“礼”，一会儿讲“信”，周公孔孟，头头是道，却无不是为己所用。这个人物形象固然有些理想化的成分，却又有一定的现实性。在她身上反映着市井社会的人生态度，而市井人物本来受传统教条的束缚较少，他们对各种“道理”的取舍，也更多地是从实际利害上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