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钱理群先生最具代表性的文章38篇。分为世纪思想遗产、知识者的心路历程、精神死亡的大悲剧、寻找“精神界战士”四辑，代表了钱先生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成果。透过这些朴素而真实的文字，能够体味出钱先生人格的魅力和灵魂的呐喊，不愧为真正的“精神界战士”。 本书曾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应广大读者要求，而今得以再版。

《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从炎炎的盛夏开始起笔，渐渐写到秋凉，他的心境也确乎从“郁热”转入一种“沉静”。作者也正是用“从郁热到沉静”来概括曹禺三、四十年代的生命流程，即从《雷雨》、《原野》时期的躁动向四十年代《北京人》阶段的沉静转化。这确实是曹禺生命历程中发光的年代；这是被爱情、友谊、青春包围着的生命发出的“美丽而真诚的光”，秋阳般温暖、柔和，而略带忧伤……没有“雷雨”前的“苦热”，也不如“日出”般眩目，“原野”似的阴森、恐怖，这里有—— “秋风吹一下泠泠的鸽哨响”，“恬适而安闲”……“卖凉货的小贩，敲着‘冰盏’，丁铃有声，清圆而浏亮”…… “在苍茫的迷雾里传来城墙上还未归营的号手吹着的号声”，“随着风在空中寂寞的振抖”…… “真实与真诚”反而要到“假”的戏剧里才能寻找到，真的人生社会却充斥着作戏与虚假，这种置换使钱理群感到的是一种莫名的“恐惧”，它意味着启蒙者一切真诚的努力都将在看客的眼中化为“演戏”，而丧失了预想中原初的崇高与意义。“假作真时真亦假”，当“真诚与真实”戏剧化，表演化了之后，对真实的命题本身的质疑便成为反思的一个前提。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一种对启蒙主义理想的消解甚至幻灭。启蒙主义的立场正是由此向怀疑主义的立场逐渐转化的。

本集收录了朱自清、鲁迅、周作人等大家的描写的关于父子之情、儿女情态、童趣盎然的作品，不仅是表现了真挚的亲子之爱，尊父之情，而且有着相当深广的历史、文化的内涵，也包含了对于文学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感悟。而这也正是本集中最动人，也最耐读的篇章。 　　“人伦”大概要算是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文学中的“拿手好戏”，这是有确论的，其大有文章可做也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们要讨论的，却是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散文）中的“人伦”，这就似乎有些麻烦，提笔作文章，也颇费踌躇了。这使我想起了徐志摩先生曾经提过的一个问题：“我们姑且试问，人生里最基本的事实，最单纯的，最普遍的，最平庸的，最近人情的经验，我们究竟能有多少把握，我们能有多少深彻的了解？”他是有感而发的：人的感情世界曾经一度被划为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的禁区；而“人伦”领域，是尽由感情支配，最少理性成份的，这里所发出的全是纯乎天机，纯乎天理，毫不掺杂人欲、世故或利害关系于其间的叫声。人伦之情是徐志摩所说的“人生里最基本的事实，最单纯的，最普遍的，最平庸的，最近人情的经验”，它也就愈遭到人为的排斥。在一些人看来，“人伦”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中占据特殊重要的位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对立物的现代文化与文学就必须将“人伦”摒除于“国门之外”，这叫作“反其道而行之”。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收入本集的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因为抒写了父子之情，在选作中学语文教材时，竟多次遭到“砍杀”的厄运。但世界上的事情也确实不可思议：在现代散文中，朱先生的《背影》恰恰又是知名度最高者中的一篇，至少我们这样年纪的知识分子就不知被它“赚”过多少回眼泪。可见人情毕竟是砍不断的；特别是人伦之情，出于人的天性，既“真”且“纯”，具有天生的文学性，这其实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的沟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摒弃了人伦之情，也就取消了文学自身。 　　说到现代文化与文学，这里似乎有一个可悲的历史的误会：现代文化与文学之于传统文化与文学，不仅有对立、批判、扬弃，更有互相渗透与继承，不仅有“破”，亦有“立”。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孟儒学的“人伦”观，确实进行过尖锐的批判，但他们同时又建立起了自己的新的现代“人伦”观，并且创作了一大批人伦题材的现代文学作品，内蕴着新的观念、新的情感、新的美学品格，是别具一种思想与艺术的魅力的，并且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人伦题材的现代散文中，描写“亲子　”之情的作品是格外引人注目的。这首先反映了由“尊者、长者为本位”的传统伦理观，向“幼者为本位”的现代伦理观的转变；同时也表现了对于人的本性，对于传统文化的新认识、新反思。且看丰子恺先生的《作父亲》里所写的那个真实的故事：小贩挑来一担小鸡，孩子们真心想要，就吵着让爸爸买，小贩看准了孩子的心思，不肯让价，鸡终于没有买成。爸爸如此劝告孩子：“你们下次……”，话却说不下去，“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这确实发人深省：纯真只存在于天真烂漫的儿童时代，成熟的、因而也是世故的成年时代就不免是虚伪的。由此而产生了对儿童时代的童心世界的向往之情。收入本集的有关儿女的一组文章，特别是朱自清先生与丰子恺先生所写的那几篇，表现了十分强烈的“小儿崇拜”的倾向（与“小儿崇拜”相联系的，是一种十分真诚的成年人的“自我忏悔”）。而这种“小儿崇拜”恰恰是构成了五四时代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从人类学意义上对于儿童的“发现”，表现了对人类及人的个体的“童年时代”的强烈兴趣。周作人说：“世上太多的大人虽然都亲自做过小孩子，却早失去了‘赤子之心’，好像‘毛毛虫’的变了蝴蝶，前后完全是两种情状，这是很不幸的”，五四时代出现的“儿童文化热”，正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深刻反思。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作为西方文化起源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西方文化也是正常发展的文化；而中国人无疑是“早熟的儿童”，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早熟的文化。五四的先驱者一接触到西方文化，首先发现的，就是民族文化不可救药的早衰现象，因而产生一种沉重感与焦灼感。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化热”本质上就是要唤回民族（包括民族文化与文学）的童年与青春，进行历史的补课。了解了这样的文化背景，就可以懂得，收入本集中那些描写儿女情态、童趣盎然的作品，不仅是表现了真挚的亲子之爱，而且有着相当深广的历史、文化的内涵，也包含了对于文学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感悟。在我看来，这正是本集中最动人，也最耐读的篇章。 　　对本集中描写“母爱”的作品，也应该作如是观。五四时期在否定“长者本位”的旧伦理观的同时，把“母爱”推崇到了极致。鲁迅在著名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就大谈“母爱”是一种“天性”，要求把“母爱”的“牺牲”精神“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这里显然有想用“母爱”来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意思（鲁迅不是早就说过，中国国民性中最缺少的就是“诚”与“爱”么？）。这其实也是五四的时代思潮。李大钊就说过：“男子的气质包含着专制的分子很多，全赖那半数妇女的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相调剂，才能保住人类气质的自然均等，才能显出民主的精神。”沈雁冰还专门介绍了英国妇女问题专家爱伦凯的一个著名观点：“尊重的母性，要受了障碍，不能充分发展，这是将来世纪极大的隐忧”，并且发挥说：“看了爱伦凯的母性论的，能不替中国民族担上几万分的忧吗？”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沈雁冰并非杞人忧天。“母性”未能充分发展，对我们民族气质的消极影响，至今仍是随处可见的。收入本集的秦牧的《给一个喜欢骑马的女孩》，对此有相当痛切的阐发。把那些描写母爱的文章置于本世纪中华民族精神气质发展史的背景下，我们自不难发现它们的特殊价值，但也会产生一种历史的遗憾：这样的文章毕竟太少，而且缺乏应有的份量。不善于写母爱的文学，是绝没有希望的。鲁迅未能完成的写作计划中，有一篇题目就叫“母爱”；我们的作家，什么时候才能实现鲁迅的遗愿呢？ 　　“师长”在传统伦理观中是据有特殊地位的，所谓“天地君亲师”，简直把“师”置于与“君”同等的尊位。如此说来，本世纪以来一再发生的“谢本师”事件，恐怕是最能表现现代伦理观与传统伦理观的对立的。师生之间的冲突，是否一定要采取“谢本师”即断绝师生关系的彻底决裂的方式，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由此而确立了老师与学生、父辈与子辈（扩大地说，年长的一代与年青的一代）“在真理面前互相平等”的原则，却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由刘半农《老实说了吧》一文引起的争论（有关文章已收入本集），是饶有兴味的。作为争论一方的刘半农等是五四时代的先驱者，属于父辈、师辈；争论的另一方，则是三十年代的年青人，属于子辈 、学生辈。刘半农那一代人在五四时期曾有过强烈的“审父（叛师）”意识，三十年代他们自己成为“父亲”、“老师”以后，对年青一代就不怎么宽容了；不过，他们也有一个不可及的长处，就是敢于批评青年人，与青年人论战，绝无牵就、附和青年的倾向，这是保持了五四时期前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意识与个性独立意识的。而三十年代青年的“审父（叛师）”意识似乎更强烈，但从他们不容他人讲话，特别是不容他人批评自己的专制的偏激中，却也暴露出他们的潜意识里原来还存在一个“恋父（尊师）”情结，说白了，他们也是渴求着传统伦理中“父亲”（“老师”）的独断的权威的。这已经不是三十年代年青人（他们已成为当今八十年代青年的“爷爷”）的弱点，恐怕也是我们民族性的致命伤。而传统的鬼魂在反叛传统的年青一代灵魂深处“重现”这一文化现象，即所谓“返祖现象”则是更值得深思与警惕的。 　　五四时期，“爱”的哲学与“爱”的文学是曾经风行一时的；在以人伦关系为题材的现代散文中，也同样充满了“爱”。但不仅“爱”的内质与传统文学同类作品有了不同——它浸透着民主、平等、自由的现代意识（因此有人说这是将朋友之爱向父子、母女、师生……之爱的扩大、渗透）；“爱”的表现形态也有了丰富与发展：并非只有单调的甜腻腻的爱——爱一旦成了唯一者，也会失去文学；感情的纯、真，与感情的丰富、自由、阔大是应该而且可以统一的。鲁迅的《颓败线的颤动》里，这样揭示一位“垂老的女人”的感情世界—— 　　“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 　　“……她那伟大如石像，然而已经荒废的，颓败的身躯的全面都颤动了。这颤动点点如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振颤，仿佛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 　　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感情的力度，强度，更是一种自由与博大。而这位“老女人”情感的多层次性，大爱与大憎的互相渗透、补充，无序的纠缠与并合，是属于“现代人”的。而且写不出的“无词的言语”比已经写出来的词语与文章要丰富、生动得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对收入本集中的人伦题材散文理性的加工、整理过度，未能更多地保留感情与语言的“原生状态”，而感到某些不满足。

"世故人情"主要是一种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从侧面凸现了一个神采飞扬的年代。本书节选了现当代文学史上很有名气的大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等的散文和小品文，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个鲜活而又充满情趣的精神世界。 　　《世故人情》这个题目是从朱自清先生那儿“偷”来的:据朱先生在《语文影及其他》序言里说，他原先计划着将“及其他”这部分写成一本书，就想命名为《世情书》。所谓“世情”，顾名思义，就是“世故人情”的意思。讲“世故人情”而能变成“及其他”，这本身就很有点“意思”。记得在“文革”中，报纸上在报道出席会议的一大堆要人显贵名单之后，往往带上“还有某某某”这样一句;这“还有”就是“及其他”，大概含有“附带”、“不入流”、“排不上座次”之类的意思。如此说来，“世故人情”恐怕就是“不入”正经（正式）文章之“流”的，但因此也获得了一种特殊价值:它可是“侃大山”的好材料。细细想来，也确乎如此，三五好友，难得一聚，天南海北，胡吹乱侃一通，除了“聊天（气）”之外，可不就要“谈世情”。这类话题，于人生阅历之外，往往透着几分智慧，还能逗人忍俊不禁，———就象人们一听到“还有”或“及其他”，就不免微微一笑。按朱自清先生的说法，这背后，甚至还暗含着“冷眼”看“人生”的“玩世的味儿”。这就进入了一种“境界”，我们不妨把它叫作“散文的境界”或“小品文的境界”———实在说，散文（小品）本来就是“侃大山”的产物;闲谈絮语中的智慧、风趣，连同那轻松自如的心态，都构成了散文（小品）的基本要素，并且是显示其本质的。五四时期，人们给深受英国随笔影响的小品文下定义时，即是强调“小品文是用轻松的文笔，随随便便地来谈人生”（梁遇春:《小品文选·序》）。把这层意思化为正儿八经的学术语言，我们可以说，“对于中国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世故人情’的发微，开掘，剖析，构成了中国现代小品文与作家所生活的现实人生的基本联系方式之一;自然，这是一种艺术的联系:不仅决定着艺术表现的内容，而且决定着艺术表现的形式”。———您瞧，经过这一番学术化处理，“世情书”竟成了散文（小品）的“正宗”，“不入流”转化为“入流”:两者之间，本也没有严格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世故人情”主要是一种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这可是咱们中国人的“特长”。有人说，中国这个民族不长于思辨，艺术想象力也不发达，却最懂世故人情，这大概是有道理的。我们通常对人的评价，很少论及有否哲学头脑，想象力如何，而说某甲“不通世故”，某乙“洞达人情”，都是以对“世情”的把握与应对能力，也即人生智慧、政治智慧的高低作为标准的。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孔孟儒学，还是法家、道家，对“世故人情”体察之精微、独到，都足以使世人心折。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就曾经赞叹韩非《说难》、《难言》那些文章“对于人情世故的心理分析是怎样的精密”，以为“他那样的分析手腕，出现在二千多年前，总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异”。鲁迅在研究中国小说史时，也从中国明、清两代小说中，发掘出了“人情小说”这一种小说类型（流派）。他评价说，这类小说常“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朱自清先生所谓“世情书”或许就源出于鲁迅也说不定。当然，也不妨说，这是“英雄所见略同”:整整一代人都同时注意到（或者说努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发人深思的。先哲早已说过，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相斫史”，由此而结晶出传统文化中的“世故人情”;历史进入本世纪，急剧的社会改革导致人心大变，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更是逼得人们必须深谙人情世故。天真幼稚，思维方式的简单化，直线化，认识与现实的脱节，甚至可能带来灭顶之灾。著名散文家孙犁在收入本书的《谈迂》一文中，就说到“文化革命”中由于“不谙世情”怎样备受磨难。这是一个毋庸回避的事实:中华民族是在血的浸泡中学会懂得“世故人情”的。因此，如果有人因为中国人富有政治智慧、人生智慧而洋洋自得，无妨请他先想一想我们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世情书”背后的血的惊心与泪的沉重是不应该忘记的。 　　但如果因此而走向极端:时时、处处念念不忘，沾滞于兹，无以解脱，也不会有“世情书”的产生。朱自清先生曾说，《左传》、《战国策》与《世说新语》是中国传统中“三部说话的经典”。应该说，《左传》与《战国策》里都包含有十分丰富的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但它们“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都不是我们所说的“世情书”。真正称得上的只有表现了魏晋“清谈”风的《世说新语》。这里的关键显然在“说话人”（作者）主体的胸怀，气质，心态，观照态度。鲁迅尝说“魏晋风度”于“清峻”之外尚有“通脱”的一面。“通脱”即是“随便”;如果说“玩世”嫌不好听，那么也可以说是“豁达”。所谓“豁达”，就是“看透”以后的“彻悟”。这既是彻底的清醒，又是一种超越，另有一番清明、洒脱的气度。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幽默”———这是更高层次的智慧，也是更高层次的人生的审美的境界。在我看来，真正达到了这一境界的，魏晋文人之外，唯有五四那一代。当然，两者文化背景的不同是自不待言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受西方理性主义精神的影响，科学民主的现代观念已经内化为自身的生存要求，但他们却又身处于中国传统习俗的包围之中，内心要求与现实环境的强烈反差，使他们不仅在感情、心理上不能适应，觉得象穿一件潮湿的内衣一样，浑身不自在;而且时时、处处都会产生荒诞感。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自我（及民族）生存方式的荒诞性的清醒的自觉意识，因此，它是刻骨铭心的;说出来时又是尽量轻松的。但敏感的读者自会从那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的语气中体会到，作者一面在嘲笑，甚至鞭挞中国文化与中国国民性的某些弱点，一面却又在进行着自我调侃:而恰恰是后者，使这类散文的“批判”不似青年人的火气十足，锋芒毕露，而别具“婉而多讽”的风致，这又在另一面与中国传统的美学风格相接近了。读者只要读一读收入本集的丰子恺的《作客者言》，林语堂的《冬至之晨杀人记》，梁实秋的《客》，就不难体味到，五四这一代作家笔下的“世情书”中的幽默感，产生于现代“理性之光”对中国传统“世相”的映照，其“现代性”是十分明显的。“幽默”里本来也多少含有点“玩世”的味道———在参悟人情世故之后，似乎也必然如此。但这里好象也有个“线”，“玩世”过了头，就会变成“帮闲”以至“帮凶”。这在中国，倒也是有“传统”的;鲁迅早就指出过，只讲金圣叹的“幽默”，未免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从血泊中寻出闲适”，是根本不足取的。也还是鲁迅说得对，“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入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象‘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世情书”中的幽默，正在于恰到好处地掌握了“世故”“不可不通，亦不可太通”之间的“分寸”，也即是“适度”。从人生态度上说，则是既看透人生，不抱一切不合实际的幻想，又积极进取认真，保存一颗赤子之心。在“玩世不恭”的调侃语调底下内蕴着几分愤激与执著，形成了这类现代“世情书”丰厚的韵味，其耐读处也在于此。读这样的散文，不管作者怎样放冷箭，说俏皮话，你都能触摸到那颗热烈的心，感受着那股“叫真”劲儿，这也是构成了本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学的时代“个性”的。

作者为国内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本书分三部分，即“鲁迅的当代阐释”，从鲁迅作品的解读入手，由小见大；“鲁迅与当代青年”，作者在北京大学所作讲演，与作者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给北大学生讲授鲁迅专题课时，大学生对鲁迅不同的感受、体验，从中可见一代代人的“鲁迅观”；“鲁迅的当代命运”，探讨鲁迅式知识分子在当代的价值承担与困境。全书为作者九十年代对鲁迅的最新理解。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乃钱理群先生“接着樊骏先生往下写”，有关现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思考结晶。其一为“学人研究”，讨论王瑶、李何林、贾植芳、田仲济、钱谷融、樊骏、支克坚等学界前辈开创的学术传统：其二为“学科研究评述”，透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唐绸青年文学研究奖及王瑶学术奖以及有代表性的现代文学史著作等展现学科研究历史及现状；其三为“海外现代文学研究”，借丸山升及木山英雄等海外学者的研究实绩来关照国内现代文学研究：其四为“研究视野，观念，心态，方法，反思现有研究模式利弊，强调学术坚守与学术担当，重视史料独立准备，总结“典型现象”研究方法。

《致青年朋友》是著名人文学者钱理群先生与大学生们进行心灵的对话与交流的产物和记录，收录了钱先生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的十六篇演讲以及与青年人交流的五十通书信，他饱含着生命的激情，孜孜探寻社会的出路，苦苦求索生命的真谛，为广大青年朋友开启广阔的精神空间。 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出发，告诉青年朋友怎么才能避免“外在的黑暗转化成内心的黑暗”，怎么才能面对黑暗，却唤醒内心的光明，永远活出生命的诗意与尊严。生命中有许多顺应我们生命本性的东西，能让我们深深体会到生命的无穷乐趣，当你“以婴儿的眼睛去发现”这个世界，拥有“黎明的感觉”时，学习探索的乐趣可以使人进入一种忘怀的境界，甚至可以超越生命。我们需要开创一个大的生命境界。 他还告诉我们，在这个不尽完美的世界中，在这个处处充满物欲诱惑却让人精神委顿的现实世界中，青年应该有怎样的担当。今天的中国不能没有梦，而青年人又应该从那里开始出发？青春是美丽的，大学犹如我们人生的盛夏，在大学里，我们要收获三样东西――知识、友谊、爱情。在大学期间要打好专业知识的底子，更要打好精神世界的底色。我们要对社会、历史、民族有所承担，也需要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承担，要担此重任，我们必须在“苦痛的沉默”中“沉潜十年”，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和境界去应对复杂的现实和人生。他相信这个时代的青年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本书为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退休后第一部思想性作品。作者以饱满的热情关注时代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投以深切思索。以敏锐的发现和亘接的剖析，展开了诸多事件与世象中不常为人所省觉的一面。学术规范，大学改革，世界和平，文化重建……都能从历史经验与现实分析中透出浓厚的人本关怀。

本书既是一部个性化非常鲜明的思想学术人生自传，更是一部结合个人身心创痛和研究心得来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和中国经验的得失，反省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所遭遇的大问题大困境，表达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追求的深度之作。思考透彻，激情飞扬，充满了敏锐的发现与深刻的思索。黄钟大吕之声，世所少见；沧海桑田之辨，令人回味。是受过中等教育以上的读者不能不读的当代启示录。 本书是钱理群先生近年来最为重要的作品，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作品。钱先生在该书后记中说，“最后成书，已经耗费了五年时光，更是倾注了退休前后的主要心血”，“这本书，在我的学术著作中，确实占据了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既是我的自传，学术自传与精神自传，又是一部学术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 这本书又是一部关于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著作”。阅读过该书手稿的北大学者贺桂梅认为该书更是一部20世纪中国的经验史。 该书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我的回顾与反思；第二部：我的精神自传。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人”——这个评价不管是在鲁迅生前生后，亦不管是在鲁迅受人批评或受人敬仰的时代，都不会引起人们的质疑的。也正因为如此，从鲁迅生前，到40，50，60年代，进而到80年代，直到今天，人们一直未停止过对鲁迅的研究。对此，钱理群教授在《心灵的探寻》中做出了解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鲁迅’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工作者，都按照各自所处的时代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情感，人生经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由此而构成了一个不断接近‘鲁迅’本体，又不断丰富‘鲁迅’本体的，永远也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也正是在各代人广泛参与的过程中，‘鲁迅’逐渐成为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钱理群的思考，正是从鲁迅开始的，这是一种心灵与心灵的对话。

《名作重读》的文章大部分发表在上海《语文学习》“名作重读”专栏上，因此以《“名作重读”与“我”》一文作为“代序”。此外，又补充了一部分作者在集中精力研究周氏兄弟与曹禺之余，陆续写的一些现代作家作品的鉴赏文章，其中涉及老舍、深从文、冰心、朱自清、张天翼、孙犁、丁西林诸名家，虽是普及性的介绍，但写作时仍是十分用心，力图说出自己的见解，别出新意，也就仍然有学术探讨的意味在内；普及与提高，通俗性与学术性，并无绝对对立意义上的严格界限。

本书是根据钱理群教授上课的录音整理而成的，涵盖了钱理群有关鲁迅、周作人研究及现代文学研究等方面的最新思考。这些论题均是先生长期情有独钟、寄寓深厚之所在。在讲清楚鲁迅、周作人基本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更注重他们的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的当前现实中的意义。

钱理群先生是北大知名教授，被誉为8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在现代文学研究学界、中学生大学生当中都有巨大影响力，每本新书都从面世前就备受关注（本书也不例外）。本书是他最近两年在时下最流行的民间读书会上读《野草》和鲁迅杂文的讲稿，书中表达了他晚年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观察和忧虑，更寄托了他对当代青年的寄托和期望。 2014年12月钱理群宣布“告别学界”、“告别青年”，在学界和青年之间引起轩然大波；2015年7月钱理群夫妇计划搬入养老院的消息，更引起整个社会各界一片哗然。本书是钱教授宣布“告别”、回归自我写作之前，留下的一部著作，也是其宣布告别后出版文集中遗漏的一部新作。 钱先生出版本书的目的之一“是希望有更多的知识界，思想、文化、教育界的朋友关注、支持青年读书会及类似组织的活动”，所以本书的目标读者正是积极活跃在各种读书会、讲座、文化沙龙的渴望读书和思考的青年。因此，本书文字非常生动易读，内容贴近当下生活，读后又引人深思，非常适合在读者中普及和推广。

本书在我的学术著作中有些特别：它是根据上课的录音整理而成的。因此本书的副题是“北大演讲录”。这是一部偏于普及性的著作，讲课与整理成书的目的都很明确：要把我在书斋里的研究成果讲给青年学生听，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反馈，进行两代人，师生之间，研究者与读者之间的思想的交流。评述，在讲清楚鲁迅、周作人基本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更注重他们的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的当前现实中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是更接近于我在这一时期所写

钱理群 著 ISBN 978-7-108-03572-1 2011.01出版 定价：38.00 钱理群教授在北京大学讲完最后一轮鲁迅研究，整理出版了《与鲁迅相遇》，但这并非他的“天鹅绝唱”，退休后，他于2004年回到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为中学生开起了一门选修课；2005年，他又在北京大学附中、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分别开设了一学期 “鲁迅作品选讲” 的选修课。2009年又到台湾清华大学讲授了这门课。本书就是根据这四处的录音整理而成，每一部分都附选了学生的优秀作业。还是看看学生们是怎样看这门课和他们的老师吧：“他不再是拗口的语句，不再是每一篇都要背的烦恼，而给了我一种想要静下来读他的欲望。”“以平常心看鲁迅。”“以前认为他是一个冷冷的、尖刻的人；现在发现他的内心充满了那个时代的人所不具有的爱与悲悯。”“老师讲课的样子和方式都很可爱。”“老师讲到了中国人的奴性，那您受谁压迫，被谁而奴役呢？您有奴性吗？”“说实话，我对这门课的感受要远比单纯的对鲁迅的感受要丰富、真诚得多。”

编辑推荐：这是一本由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等四位青年研究工作者合作撰写的有特色的现代文学史著作。 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们吸收并反映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与发展趋势，打破狭窄格局，扩大研究领域，除尽可能地提示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主流外，同时也注意到展示其发展中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力图真实地写出历史的全貌。

1948天地玄黄，ISBN：9787532824830，作者：钱理群著

本书是《回望鲁迅丛书》系列之一。 本书要说的是“我之鲁迅观”。而且，“我”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同样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总和”，透过“我与鲁迅”，可以从一个特定侧面，看到中国的成长于50、60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与20世纪中国变革的先驱者鲁迅的认同与辩异，理解与误解，感应与隔膜……

本书合刊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和《漫说文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两册“有趣的小书”，是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位学者1985年到1990年切磋学问、品谈文章的记录。“三人谈”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关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打通了近、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格局，扩大了研究领域，在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漫说文化》收录各自的回忆文章及各集的序言，阐明了编者对“散文”的独特理解，注重突出文化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