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泰斗”白川静穷毕生心血，为一般大众写的汉字研究心法与见解的精粹之作。白川静认为，汉字决不仅是语言的表记形式，而拥有自身的价值。汉字体现的，正是天地间万物万象所展现栩栩如生的姿态。《汉字百话》融合了日本国宝级汉学家白川静对神话、考古、民俗、训读细节的敏锐观察，捕捉每个文字构件所隐含的象征意义，并援引《诗经》《九歌》《周易》《礼记》与日本《万叶集》《古事纪》等经典，将渔经猎史融入汉字解析。这位一代汉学家，以他宏阔的学识和想象，通过汉字一笔一画的解读，让中国上古时代的世界观与生活史历历在我们眼前展开，为我们找回汉字根本的思维与记忆。

本书是一部别开生面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精彩之作。全书分三部分，分别是：（1）渴望现代：“五四”的西方主义和日本主义；（2）重思现代：京派；（3）炫耀现代：上海新感觉主义。民国时代对现代主义的理解呼唤了一种地区、全球语境相互交织的多元背景。文化争论、政治纷争和社会动乱等不断变化的地区语境塑造了现代主义，同时帝国主义推动下的全球文化经济潮流也参与了现代性的塑造。这种地区/全球连接最为明显的显现即是半殖民地性。这是一种多重外国势力对中国进行多层次占领的政治方式。为了自身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这种种的外国势力在中国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 作为我们所处的后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新殖民时代的标志即是：西方文化霸权将西方自身定位为终极价值的裁定人。同时，新殖民时代的被殖民者又反过来将这种定位内在化，从而使文化霸权的可能性得以实现。无论是在“五四”一代西方主义的现代主义之中，还是在京派的文化普遍主义那里，亦或是在新感觉派这里，都市西方的视角都参与其中。京派思想家发现中国文化复兴在战后欧洲流行的文明话语中占有相当的合法性。与之相区别，西方主义者对中国传统的彻底否定采取了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新感觉派既不号召否弃传统，也不呼唤有限度地复兴传统，而资本主义现代性是唯一需要他们考虑的因素。 在中国作家遭遇西方现代性之时，一旦作家们去除掉传统的保护层，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可被用来代替传统以发挥中介作用。西方主义者通过对自身必能赶上西方的确信来想象一种平等。京派思想家在西方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对西方进行一种有限度的批评，新感觉派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看做是不可改变的既定现实。这三种与西方协商的模式构成了三种重要的进程。如果被加以利用，它们将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为进一步反思中西关系的基础。

“现实主义”，最初是作为一项文化变革的工具被引入中国的，但它的美学前提与它所承诺的社会使命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现实主义的限制：现实主义的限制》这部专著从这一角度入手，首先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检讨了“现实主义”在中国被使用的情况分析了其特殊的接受历史；继而，作者又以鲁迅、茅盾、叶绍钧、张天翼等作家的作品为样本进行深入的文本阐释，关注小说叙述中种种有争议的、断裂的层面，从而揭示出作为一种“形式因素”的现实主义在小说中的渗透、变形，以及由此激发出的独特的美学可能性。书的最后探讨了在一种新的集体主义话语面前，现实主义的终结。

本书收录日本中国学家兴膳宏教授的十八篇论文，涉及从潘岳、郭璞、庾信到卢照邻、皎然，以至欧阳修等著名的中古时代的文人学者，也涉及《真诰》、《文选》、《诗品》、《金楼子》、《翰林学士集》、《隋书·经籍志》、《文镜秘府论》等重要的中古时代典籍，还有一部分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论述。这些论文，特别是其中有关文学与宗教的论文，一方面可以说代表了最近几十年来日本中国学界在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文化思想史研究上的一点进展、一种方向，另一方面也恰好弥补了国内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某不足。

吉川幸次郎氏是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泰斗，在国际汉学界亦负盛名。不仅著作等身，且多独到之见。就这部书来看，无论是他对诗人、诗篇的论述抑或他所展现的中国诗歌发展的脉络乃至中国文学的整个历程，都跟我们熟知的颇不相同，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铁屋中的呐喊》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心理学的角度回顾家庭和教育对鲁迅心理发展的影响，说明中国文学传统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全书的中心，系统阐释鲁迅的文学创作，包括短篇小说、散文诗及杂文；第三部论述鲁迅最后的十年，集中研究他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看法。通过这三个部分，作者试图重新描述出鲁迅真实的心路历程，揭示出鲁迅内在的深刻悖论与矛盾。作者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鲁迅并非一位有体系的，甚至也不是前后一贯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的‘发展’也并非顺着一条从社会进化论到革命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路线。在我看来，他是一位高度‘思想化’（intellectualized）的作家，他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内心的鬼）转化为艺术的意义结构（structuresofmeaning），这种意义结构是决不能肤浅地仅仅理解为抽象的‘革命意图’的。鲁迅最终完成了自己在文学方面的使命，经历了许多的考验和错误，“他的心智成长的过程其实是一系列的以困惑、挫折、失败，以及一次又一次灵魂探索为标志的心理危机的过程”。书名中所使用的“铁屋”隐喻，是一个双重隐喻，既指中国社会和文化，是鲁迅所反抗的古老社会与传统的象征，也指鲁迅本人复杂的精神状态，那存在于其心底深处的绝望与期待。 这种充满矛盾与悖论的鲁迅形象，建立于作者细腻入微的文本分析。作者把鲁迅作品置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大背景之中来审视其作为艺术家的独创性，说明在前人积累的极其丰富的文学传统中进行创新的努力，才是鲁迅的“现代”和“伟大”之处，也才是鲁迅的现代性之所在。李欧梵认为鲁迅的文学创新及其深刻的“现代性”与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不可分割，甚至对西方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艺术技巧的借鉴也由此而触发。鲁迅创作的现代性与其说体现于象征、反讽、叙事等形式层面，不如说体现于这些形式层面所表达的主观的内心的精神活动。因此，李欧梵对鲁迅作品的文本分析、对鲁迅复杂精神世界的探寻其实是融为一体的。即以《野草》而论，以往论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其中的抑郁情绪，而李欧梵却认为《野草》是一次形式试验与心理剖析的完美结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通过对《野草》各篇相类形象的细读，李欧梵寻绎出文本背后的意蕴，以求重建作者叙述的寓意：诗人的内心自我正处于矛盾绝望之中，开始进行一种荒诞的对意义的求索。但他又意识到，在其长久求索的终点，并没有什么至高的目的，只有死亡与坟。当他在过去与未来的时间框架中寻求确定存在的意义时，发现“现在”也并无其他重大意义，只是一个不断的时间之流，一个变化的过程。因此，诗人的痛苦的情绪，可视为在希望和失望之间的不断的挣扎。当他到达最黑暗的底层时，他在每一极找到的都是虚空；就在这最虚无的时刻，他决定依靠着从身内看向身外，依靠着确定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而走出这绝境。 显然，这种在绝望中抗争中的形象，也就是鲁迅在小说散文中一直着力描写的那个清醒的孤独者的形象，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鲁迅自我形象与精神的写照。这个清醒者面对庸众，进行着无望的斗争，这种精神发展的最终点就是厌世或者说死亡，他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在绝望的境地中，与生存的无意义进行着殊死的抗战，这是一个多么具有悲剧性的情境。对于孤独者来说，空虚与充实、沉默与言说、生长与腐朽、生与死、明与暗、过去与未来、希望与失望，永远处于互相作用、互相补充和对照的永恒链环中：腐朽促进了生长，但生长又造成腐朽；死肯定了生，但生也走向了死；充实让位于空虚，但空虚也会变成充实。这种不可能逻辑地解决的悖论正隐喻了鲁迅在希望与失望之间的心理的绝境。李欧梵所揭示的鲁迅的矛盾与悖论，已越来越为后来汪晖、钱理群等人的鲁迅研究所印证，这一切都是由鲁迅的“中间物”意识所决定的。中间物意识体现出鲁迅一种深刻的内省精神或自我意识，意味着鲁迅对自己既反传统又处在传统之中，既追求光明又不属于光明的悲剧命运的洞察，标志着鲁迅对自己的孤独、寂寞、绝望、反抗、悲剧感等心理状态和现实际遇所达到的充分自觉。中间物意识更是一种自觉承担历史责任的自我要求，就是鲁迅所说的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人把自身投入了必然的历史进程，既然是“必然”或无可选择，那么即使是“绝望”也无碍于人坦然地走向未来（汪晖语）。《铁屋中的呐喊》及其后来者所重塑的鲁迅形象，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复杂而深刻的鲁迅，怀疑、否定、探索、创造、自我牺牲、矛盾痛苦，这一切才共同构成了鲁迅基本的历史文化品格和实践性品格的精神现象。

本书是欧洲最负盛名的汉学家普实克的名著，由哈佛大学著名学者李欧梵教授编选，汇集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九篇经典之作。普实克描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个显著传统，既洞见了中国民间文学所具有的多样性、自发性、艺术创造性和生生不息的活力，又充分注意到了士大夫文化的遗产，看到了其语言的准确、精巧以及表达的微妙，通过勾勒史诗的/客观的与抒情的/主观的这两支传统的相互交融，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重要联系。此外，本书还探讨了欧洲文学中与之对应的现实主义与抒情思潮，在此脉络下，普实克相当深入地讨论了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等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及其与西方文学的关系。最后一篇是普实克与著名学者夏志清之间著名的学术交锋，反映了两者研究方法和文学评价标准的不同。

乱世佳人斯佳丽·奥哈拉姗姗降临一九四〇年炮火隆隆的上海，由一位典型的美国南方佳人摇身一变成为战时上海的一个经久不衰的公众偶像。这一跨国传奇的成功转型集中体现了这座城市中层文化的韧性与弹性，而上海完全沦陷后为这一文化持续注入崭新的生命力的恰是刚开始写作生涯的一代年轻女作者。年仅二十出头的张爱玲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个。才华盖世如张爱玲，她在沦陷上海的出现并非偶然，她的成名也不是什么奇迹。她的周围是一群与她一样在战争夹缝中顽强生长的女性作家，她们显然不以民族自救的代言者自封，时代的号召仿佛离她们很遥远，然而她们笔下记录的却是穿越战争与占领的个人旅程。在政治高压环境里巧妙地占据了一席空间之后，她们巩固并发展了一个中层读者群，建立了一个新的文化舞台，延续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端的现代都市文化反思，也维护了上海这座饱受战争蹂躏的大都市中的文化生活。 《乱世书写》不仅重点论述张爱玲，更将视野投向同时期的苏青、潘柳黛、施济美等女性作家，第一次全面而深入地论述了这批女性作家如何以各自的书写穿越战争与占领，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文化舞台，延续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端的现代都市文化反思。《乱世书写》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沦陷时期上海文 学及通俗文化的细腻体认，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期因各自不同的原因而发生与外部世界（异域）的频繁遭遇，进而相互影响并导致剧烈的文化转型。第一个时期是南北朝，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兴盛而导致对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发现”，求道的僧人如法显等等远行印度求法，居外十四年，途径三十余国，归国后除带回经文外，还有记录个人经历的游记《佛国记》传世；而当时还被北方高门显贵视为化外蛮夷之地的长江之南，随着东晋被迫南渡后精英士大夫的重新“观看”，变成了陌生又新鲜的“风景”，王羲之等的“兰亭雅集”和谢灵运的山水诗应运而生。 另一个时期是19世纪的晚清，西方的船坚炮利带来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也让国人对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生出无穷的遐想和行动，进而开启了一个世纪轰轰烈烈的文化转型和社会巨变，这是我们更为熟悉的。

Empress Dowager Cixi (1835–1908) is the most important woman in Chinese history. She ruled China for decades and brought a medieval empire into the modern age. At the age of sixteen, in a nationwide selection for royal consorts, Cixi was chosen as one of the emperor’s numerous concubines. When he died in 1861, their five-year-old son succeeded to the throne. Cixi at once launched a palace coup against the regents appointed by her husband and made herself the real ruler of China—behind the throne, literally, with a silk screen separating her from her officials who were all male. In this groundbreaking biography, Jung Chang vividly describes how Cixi fought against monumental obstacles to change China. Under her the ancient country attained virtually all the attributes of a modern state: industries, railways, electricity, the telegraph and an army and navy with up-to-date weaponry. It was she who abolished gruesome punishments like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and put an end to foot-binding. She inaugurated women’s liberation and embarked on the path to introduc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to China. Chang comprehensively overturns the conventional view of Cixi as a diehard conservative and cruel despot. Cixi reigned during extraordinary times and had to deal with a host of major national crises: the Taiping and Boxer rebellions, wars with France and Japan—and an invasion by eight allied powers including Britain, Germany,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ung Chang not only records the Empress Dowager’s conduc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but also takes the reader into the depths of her splendid Summer Palace and the harem of Beijing’s Forbidden City, where she lived surrounded by eunuchs—one of whom she fell in love, with tragic consequences. The world Chang describes here, in fascinating detail, seems almost unbelievable in its extraordinary mixture of the very old and the very new. Based on newly available, mostly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such as court records, official and private correspondence, diaries and eyewitness accounts, this biography will revolutionize historical thinking about a crucial period in China’s—and the world’s—history. Packed with drama, fast paced and gripping, it is both a panoramic depiction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and an intimate portrait of a woman: as the concubine to a monarch, as the absolute ruler of a third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nd as a unique stateswoman.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出国浪潮中，本书的作者们背负着理想、期待，以及改变命运的渴望走出国门；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他们为了生存、尊严和追寻真理而挥洒血汗。当他们以“成功者”和“过来人”的目光审视那段苦乐参半、异彩纷呈的人生历程时，他们渴望讲述，渴望为往昔留一点纪念，给后来者一点启迪。 他们创造历史、他们撰写历史。三十一位历史学者用浸透人生感悟的史笔，记录了自己在美国求学与工作的经历、对美国理想与现实的解读，书写了一份因真实而精彩的历史实录。 每个历史研究者都面对着“两个历史”：一个是他所研究的过去的历史，是他所希望重构和解释的对象；另一个是他所属于的学术史，他所作的历史重构和解释不可避免的是这个还在持续着的历史的一部分。一个有价值的历史研究应该对这两个历史都作出贡献。 ——巫鸿 我意识到自己具有的多重身份，我既是“里面的人”——在中国长大，又是站在外面往里看的人——我的困惑和问题意识，和我在西方的生活有直接关系；我既是历史的亲历者，又是历史的研究者。多重身份有时会造成不同身份之间的“紧张”，但也有助于超越单一身份可能带来的局限，有利于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 ——叶维丽 （这些作者）从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大学教授的成长经历充满了鲜为人知的失败与成功、痛苦与光荣、博弈与创造的故事。本书的许多篇章是他们作为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历史学人对人生经历的社会学式的观察与思考。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生故事不但激人意气，而且耐人寻味。 ——王希、姚平

《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讲述了：早在1920年代，高本汉（1889-1978）就因其在中国方言和语言史领域开创性的研究工作而蜚声国际，其成果体现在构拟汉语早期的两个语言阶段：中古汉语（公元600年代）和上古汉语（公元600年前）。这种对古汉语的构拟为高本汉对公元前10世纪初的重要文献进行划时代的文字学研究开辟了道路。对古典文献的诠释、对语法的研究和对词典编纂的贡献，凸显了高本汉高深的造诣和科学的精准。为数不多的几部较为重要的语言科学和文字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一部分还被译成日文。他凭借雄厚的语言科学功底对中国古代青铜器断代的研究成果，也属于他的伟大科学研究成果。 高本汉没有涉足甲骨文的研究。作为瑞典人文学院的杰出成员，他为促进瑞典人文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高本汉的门生相对较少，但是全世界几代汉学家都尊崇他为学术大师。 马悦然是高本汉的得意门生，他在这部回忆录里描写了自己的老师在延雪平度过的青少年时代、始于1904年的辉煌科学研究生涯——从上中学开始，延续了七十多年。同时，我们还能看到一位勤奋科学家背后的、生活中的高本汉。

本书以日志形式记述了18世纪一名叫胡若望的中国天主教徒在法国奇迹般的生活经历，并辅这以早期中外文化宗教交流的史事。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使这个中国人的法兰西之旅充满艰辛手曲折，灵魂也备受煎熬，以致最后竟沦浇到精神病院。本书再现了胡若望200多年前的奇遇，并试图对他的疑惑予以历史和文化的解释。

《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通过对康熙遗诏草稿的扩充性解释，采用倒叙、插叙、补叙、跨越时宽的回忆等手法，以六个范畴来揭示康熙的成长过程，统治的具体活动和策略，人生的种种体验……康熙的帝王之威严及常人心态跃然纸上。《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完美地结合了细节描写和时代概述，是一部具有学术水准和文学成就的历史人物传记。

（薛爱华是）以往四十年美国中古中国研究的同义词。 ——柯睿（Paul W. Kroll），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 本书是关于中古中国的热带地区，它以朱雀为其象征。……我要考察其对于中古中国人的知识构成有何贡献，同时考察其对于中国人的感觉、情感以及想象力的影响——或者反过来说，考察中国精神这个大熔炉如何改变了这一片土地。 本书的目的不是让过去“观念化”，而是以一种生动活泼而且感性的方式，去了解过去，而且不必牺牲其精确性。这意味着要尝试将唐代人的中世纪世界，既看作是一个实有的境界，又看作是一种想象的诠释。 ——薛爱华 内容简介： 今天富饶的岭南（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岛）和毗邻的安南（大部分北越及红河三角洲）地区，在唐代还是一片边远地区的“蛮荒化外”之地，旧称“南越”。本书即是关于这片神秘而燠热之地的历史文化研究，作者“遵循了上帝造物及从诺亚方舟登岸时的顺序”，逐一描述了中古南越引人注目的自然风物与山川地貌：从天空到海洋、岩石、河流、植物、野兽与鸟类，当然还有历史地理、区域分布、语言、人种、宗教、气候等等。 作者卓越的历史语言文献的功底与人类学、民族学与民俗学的广阔视野，使得本书集历史研究、文化人类学研究与名物研究于一体；而唐代诗文与笔记史料中所呈现的中原唐人对南方土著的人文、宗教、风土、名物的认知与想象，使得本书不是在展示“博物馆抽屉中的一些标本”，也不是把历史“观念化”，而是要真正地“复苏”并“认识”那段历史，在千变万化的气、味、音、色中，试图探究这种南方的气味和感觉——以朱雀为象征——如何激发了在南越的唐人的想象力。

史景迁步入历史研究的起步之作，也是他“最学术”的博士论文，格外厚重、耐读； 史景迁用一如既往的细致笔法，勾画出盛世中“主人”与“奴才”之间相互依存的政治样态。 本书以曹寅在江南织造任上的生活为着眼点，描述和探究了清楚统治者与江南富庶地区及该地区代表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刻画出在康熙盛世这个表象之下的种族矛盾和社会冲突。

作者并不想描绘一幅太平天国运动的全方位画面以揭示这场运动的形成、成熟、扩展、被镇压以及对整个中国的影响，许多学者已对这段历史的某些或所有方面作了阐述；作者在这本书中集中探究的是洪秀全的内心世界，并尽力去理解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在这么多年里对他的国家产生了如此惊人的作用。

《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内容简介：在一幅绘画中，一名荷兰军官倾身向前，正对着一名面带笑容的女子。在另一幅画中，一名女子站在窗口，掂量着几枚银币。在第三幅画中，水果从瓷碗中滚出，滑落在一条土耳其地毯上。维梅尔的绘画作品向来以美丽与神秘征服世人：这些描绘精巧的动人时刻背后隐藏着何等奇妙的故事？正如卜正民在《维梅尔的帽子》中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尽管这些图画的含义似乎十分私密，但它们实际上为世人打开了通往一个迅速扩张的世界的大门。 军官戴的时髦帽子是用海狸毛皮制成的，当时的欧洲探险家从土著美洲人那里用武器换取海狸毛皮。贩卖海狸毛皮的收益则为水手寻找前往中国的新航线之旅提供了资金支持。在中国，欧洲人用秘鲁银矿出产的银子，购买了数以千计的瓷器，瓷器成了这段时期荷兰画作中最亲切的常客。 卜正民追溯了迅速成长的全球贸易网络，正是全球化经济的发展，让海狸毛皮、土耳其地毯和中国瓷碗同时出现在台夫特（Delft）的客厅里。一位法国客人曾写道，荷兰码头“货品的丰富程度令人难以想象”。《维梅尔的帽子》恰恰展示了荷兰码头的库存何等丰富，以及人们攫取全球财富的迫切贪念如何完成了对整个世界的改造，改造世界的彻底程度超出任何人的想象。《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提供的丰富内容，让我们对维梅尔的绘画作品及其所描绘的年代有了全新的理解。

本书的要旨是改写五四史观对传统妇女史的论述。明末清初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促进了“才女文化”的繁荣。其中最突出的是坊刻的兴起、读者大众群的出现，对情感的重新关注，名妓文化能见度的提升、女性教育的提倡，女性出游机会的增多及女子特性的重新定义等。因此，本书认为，明末清初的江南闺秀远不是受压和无声的。这些妇女在男性支配的儒家体系中，创造了一种丰富多彩和颇具意义的文化生存方式。作者通过儒家理想化理论、生活实践和女性视角的交叉互动，重构了这些妇女的社交、情感和智力世界，透过妇女生活。本书提出了一种考察历史的新方法。这种方法是以具体了解妇女是如何生活为前提的。 作者简介： 高彦颐（Dorothy Ko）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学学士、东亚历史系博士，专攻明清社会史及比较妇女史。曾任教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及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历史及妇女研究系，现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分校历史系教授。近作有（步步生莲：绣鞋与缠足文化）（Every Step a Lotus; Shoes for Bound Fee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及（灰姑娘的姐妹：缠足的修正历史）（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