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society has seen phenomenal change in the last 30 years. Two of the most profound changes have been the rise of the individual i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and the consequent individualis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tself. Yet, despite China's recent dramatic entrance into glob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neither of these significant shifts has been fully analysed. China presents an alternative model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therefore, its path to development may have particular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reveals how individual agency has been on the rise since the 1970s and how this has affected everyday life and Chinese society more broadly. The book presents a wide range of detailed case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economic policy, patterns of kinship, changes in marriage relations and the socio-economic position of women, 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culture, the politics of consumerism, and shifting power relations in everyday life. Exploring the rise of the individual in both rural and urban settings,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provides a detailed overview of this major social phenomenon and its wider implications. About the Author/Editor

中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投资目标国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年份，中国是全球性外国直接投资的第二大接受国。许多人为中国大量引进FDI（外国直接投资）而欢呼，认为是中国改革的重大成就。 在本书中，黄亚生提出了一个引发争议的反诘：中国大量引进行FDI，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某些本质弱点的表现。 黄的前提是：FDI——根本上讲——是一个微观经济现象，而非宏观经济现象。在一定的宏观经济条件下，如市场的扩张或劳动力的成本低下，一个国家获得的FDI多于或少于国内投资，取决于外国企业对国内企业的相对竞争力。FDI在20世纪90年代涌入中国，是由于中国国内企业不具竞争力。而且，无法为新的商业机会提供资本，外国企业以“向中国投资”作为回应。 黄界定了造成竞争力不足的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企业的体制性主从次序，它将中国的大量经济资源分配给低效率的企业——国有企业，而没有将这些资源分配给有效率的私有企业。其结果就是中国企业的普遍无竞争力。另一个原因是严重的市场分割——这是因国家所有制所致——它限制了国内企业的增长及投资选择，而对外资影响较小。 中国的FDI所带来的主要好处与以下方面有关：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私有化功能、提供给受到信用约束的私人企业的风险投资，以及地区间资本流动性的提高。黄认为，尽管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重要好处，但是，人们还是应该追问：为什么国内企业不能提供相同的功能？这个更宽泛的问题需要对中国的改革策略进行评价。中国的局部改革——尽管它成功地扩大了市场范围——但至今却未解决中国经济中与分配无效率有关的许多问题。 在中国经济问题上，黄亚生正迅速成为美国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权威之一。正是这本书，将对学者产生重大的影响，实际上，也将深刻地影响到投资者，甚至影响到中国本身。这本书一定会改变大学里传授和研究当前政治经济的方法。 　　——威廉·柯尔比，哈佛大学 这是一个研究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的全新、迷人的视角。黄认为较高的外资数量水平——部分地——源自中国未能有效地分配国内储蓄，这与人们在中国问题上大唱赞歌不同。随着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这本书一定会使人们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热烈的讨论。 　　——苏珊·罗斯?阿克曼，耶鲁大学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它对100个更穷的国家的示范作用——的学生，应该研读黄的细致分析，该分析逻辑严密，学术性强，而且，它是目前市面上对中国的外国投资的规模和数量进行了最好的量化分析的书。认为外国投资令人放心的商业经理、银行家和资本经营者应以严肃的态度阅读此书，从而做出更好的准备以获得在中国经济改革下一阶段的成功。中国领导人也应研究这本巨著，但是，他们能够解决黄所说的“常常源自于制度”的问题吗？中国的制度转型——而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取决于所给出的答案。 　　——丹尼尔·罗森，访问学者，国际经济研究所

怎样为沙地上的城堡筑实基础？ 改革三十年至今，中国在经验式的探索中取得了不少成绩，却也孳生了诸多问题。从经济模式到政治体制，从公共卫生到社会福利，从农民进城到全民教育……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已经越来越凸显和严重。“国富民穷”“国近民退”之敏感言辞，也时时被舆论搬上谈判台。 不论是一桶水浓缩为几滴水的台上智慧，还是从几滴水中领悟一桶水的普通听众，他们在讲堂相遇，都应是生命的盛事。今天这一课，来自凤凰卫视最坚守“思想性”“学术性”的品牌节目《世纪大讲堂》。 2010年8月，陈志武、张鸣、朱永新、盛洪、王思斌、毛寿龙、郑永年等十六位学者走上《世纪大讲堂》的讲台，审视自己的良心和智慧，在《中国的困惑》一书中对话凤凰卫视知名主持人王鲁湘，深度剖析房改、医改、税改、教改等现实热点，为中国如何走出困境群策群力，开具良方。 然而能否解决问题，终究还要看国家解决问题的决心和毅力有多大。王鲁湘说，中国已经到了重新审视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时刻，只有变“国富民穷”为“国富民强”，才能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华丽的转身。当今的官民博弈，究竟是一个难得的契机，还是一场虚无的海市蜃楼？中国式改革将何去何从？所有人问所有人，问题由中国亲自解答。

《江村纪事》主要内容：“纸上纪录片”是一套纪实摄影系列丛书，包括《希望》、《火车上的中国人》、《江村纪事》、《上海人》、《茶铺》、《寻常》等六册，这是一群具有特殊品格和旨趣的人，在道德感的规范下，在三十多年的时光中，默默地用影像表达一种寻常却别有意蕴的视角。耄耋高龄的摄影家张祖道先生，4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从潘光旦、费孝通先生。因社会学的师承和实践，专注于社会学原则下的记录摄影。在一种紧迫感的敦促下，张祖道先生用相机记录了江村这个江南水乡小村从1950年代从事农桑到1990年代工业化的变迁过程。作为一份首次披露的社会学视觉文献，它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本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首先讨论了“地理”、“政治”和“全球化”这几个关键词，并引入问题。第二章讨论了中国城市化走过的道路和当前面临的困境，并总结了中国城市化和城市体系的研究文献。第三章到第七章里，分别从个体和城市两个层面展开中国城市化和城市体系的研究。其

黄宗智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1) 林　刚　　良性互动与恶性循环 ——关于中国城乡关系历史变动的一点思考………………………………(24) 老　田　　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转移”与“杜润生－林毅夫假设”………………(57) 周　立　　农村金融体系的市场逻辑与中国经验………………………………………(75) 张　玮　岳谦厚　　中共减租政策中的两个环节及相关问题讨论 ——以战时中共晋西北根据地区域为中心的考察………………(94) 郝志东　　知识分子和乡村发展：以山西省平州县为例………………………………(128) 贺雪峰　　试论２０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157) 董磊明　　村将不村——湖北尚武村调查………………………………………………(174) 岳永逸　　乡村庙会的政治学：对华北范庄龙牌会的研究及对“民俗”认知的反思(203) 翟一达　　传承与嬗变：洽村的嫁妆变迁………………………………………………(242) 行　龙　马维强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273)

《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内容简介：中国自以巨大的落差遭遇现代性以来，至今已逾160年。在这160多年中，中国人经历了各种持续的动荡和断裂，以及持续的革命和后来极端的社会整合，直到中国经济突然爆发的最近20年。然而，经济突然的大规模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现代性转型的完成，恰恰相反，它反而会加速地暴露其在政治七需要发展完善之处，这正是马克斯·韦伯在100多年前对德国精英和知识阶层的警告。在我们看来，这个警告也适合于今天的中国。 30年前，正值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者开始进行反思，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思想启蒙。20世纪80年代，先后出版了《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和《二十世纪文库》等丛书。这些从书所传播的现代知识，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思维定式，为30年来中国社会变迁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今天，中国又面临着重大的历史关头，如果说，当年的思想启蒙重在传播现代理念，为骤然而来的改革提供思想力量，那么，博源基金会作为思想启蒙的传承者，编辑出版《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则旨在集近30年来实践、研究与探索之成果，寻求对今天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共识。

本书内容包括：三个奇特现象的解读——珠三角农民工观察、回乡农民工搅动乡村政治、天安门旁边的流民家园等。

《都市的角落》是一本城市调查报告，作者们通过对其周围世界敏锐的观察和细致深入的采访调查，向人们讲述了一个个就在我们身边却不为我们所了解的人和事。整《都市的角落》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那个年代京城以及生活在京城里的某些人的基本状况，从而使读者更全面、更透彻地了解这座城市、这个社会。《都市的角落》对于城市社会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本很好的参考资料。

信访制度是了解下情和上下沟通的一个重要制度，尤其产生和延续的特殊背景，从有关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来看，无不强调要加强这一制度并进行改革和创新。近年来，信访工作出现了许多问题，其实归根结底是法治的贯彻和落实问题。 本书认为，国家基础权力的弱化加剧了农村基层信访治理的严峻形势，基层政权因无法对维权型上访与谋利型上访进行区分而影响了信访治理的绩效，信访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之中。所谓信访治理内卷化，意指国家在信访治理工作上的资源投入大量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信访治理工作初见成效，但信访治理的既有逻辑依然在延续，陷入“越维稳越不稳”怪圈之中。信访治理内卷化困局表明，国家试图通过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实行直接治理模式的改革措施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与监控，却导致了国家基础权力弱化的意外后果。由此，欲推动国家转型、建构现代国家，就不仅需要强化对基层代理人的监控，而且要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增强乡村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再造中间层。而这又要求从根本上增强基础权力的同时，还原专断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让国家权力能够在正常的治理轨道上运作。本书基于国家中心范式，以国家基础权力作为分析框架，围绕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核心，通过对当代中国农村基层信访问题的生发、演化及其治理机制展开研究，尝试在国家治理转型的时空进程中，探讨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的方式及其绩效，揭示出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逻辑。 作者以一个镇的信访治理为案例，展开了转型期间中国乡镇治理的逻辑，总结为转型政治学这一思路，并用基础性权力这一迈克尔?曼的理论为根基，展现了基层的政治生态以及信访的类型，通过田野调查和具体案例比较客观地分析和论述了信访制度的问题和症结，并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治理的方式，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综合国力显著上升。但由于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制度改革，使得社会越来越难以消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消极后果，矛盾丛生，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紧张。为此，他高声倡导“保卫社会”——政府应建立基本的社会制度，以保护人民的基本社会权利，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发育，避免转型期的社会问题演化成为社会危机，为中国的长期繁荣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现在，编者把反映这些观点的评论文章汇编成书，与广大读者共享。在编辑过程中，编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章的原貌，仅对个别文字作了纠正。此外，每篇文章均注明了发表日期和出处，这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原文，另一方面也能客观地体现出作者对当时局势的看法。

这是一本我花费的力气最多，但也是在编写中最快乐、最兴奋的书。因为在编写过程中，我感到有机会与那么多的学术大家对话。搜寻到这些学术大家的每一本难觅的著作，都给我一种莫名的喜悦，就像是中彩或发现了宝藏。 这项工作前后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逐句校对了全书约70多万字的选文，我把此项工作当作与大师们的心灵对话，不仅受益匪浅，而且乐此不疲。做学生的时候，主要是系统地读西方社会学的著作，过去还没有像这次这样非常系统地读中国社会学早期的著作。 本书共介绍了56位学者的生平、著作和学术贡献，精摘了他们的约75本著作。这项工作就像探寻中国早期社会学在各条路径上的发展轨迹，并在这些轨迹上确立一个个的界碑，每一个界碑都将成为此后轨迹延伸的起点。 ——李培林

以往的政治社会化研究主要关注阶级、阶层、社会经济地位、种族等客观因素对于儿童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而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子女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对他们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首先，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通过什么方式形成的?不同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最后，如果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会对他们政治观念与行为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围绕身份差异而形成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分化究竟有多大?农民工子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者，抑或形成了一套相对自主的底层文化?如此一来，看似后现代的“认同政治”就与政治学的传统议题——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阶级再生产——紧密地勾连在一起。 研究表明：第一、家庭、学校、国家(包括基层政府和意识形态的国家)、社会干预(NGO、志愿者)是农民工子女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农民工子女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包含建制化的政治学习与事件化的政治学习两种机制，前者主要型塑他们的价值观，后者则更多地影响他们的知识库存。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事件在他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 第二、农民工子女与政治社会化媒介的互动过程，往往是围绕着身份的确认与否认、斗争与妥协而展开的，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化是以身份生产为中心的。由此形成的身份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社会结构与具体情境共同作用下的权宜性结果，一旦失去外力的推动，一种特定身份就可能停止运作了。身份认同从来不是自由意志的表达，而是始终存在于特定的权力结构之中。当农民工子女试图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群体和国家治理行为的制约，防御性认同和进取性认同便应运而生。本文用“运作性认同”来表述农民工子女身份生产的这一特性。 第三、通过对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虽然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学习积极性高于前者，但却更为强烈地感受到城市主流社会的歧视，对个人的前景也更加悲观，其成长过程中存在显著的“天花板效应”，也就是说，由于对社会流动的预期很低而主动放弃学业上的努力。农民工子弟学校则盛行“反学校文化”，如果说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是因为低预期而选择“自我放弃”，那么，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反学校文化”并不是因为自暴自弃，恰恰相反，他们常常为自己离经叛道的行为感到自豪。通过否定学校的价值系统、蔑视校方和教师的权威，他们一方面获得了独立与自尊，另一方面则心甘情愿地提前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加速了阶级再生产的进程。 但是，反学校文化并不是一套独立的底层文化，对调查问卷的分析显示：农民工子女对基本社会规范的接受程度与城市儿童相差甚微，价值倾向基本一致，只不过城市儿童的态度更趋近于政治正确性，也就是说，对于主流价值观认可的观点，城市儿童表示更强烈的支持;对于主流价值观否定的观点，城市儿童表示更坚决的反对。简言之，与城市儿童相比，农民工子女与主流价值观表现出轻微的疏离，但他们并没有站在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他们与城市孩子的不同更多地表现在知识库存：在遭遇群际冲突事件之后，农民工子女会对这些事件进行加工，将其整理为相应的“故事”，当日后再出现类似的事件时，这些生活记忆所构成的知识库存将成为他们判断和行动的依据。 论文的最后一部分还讨论了相关命题与概念的适用范围，在超越个案的同时避免过度夸大结论的解释力，一方面揭示了农民工子女政治社会化的深层机制，另一方面也补充和修正了政治社会化的一般理论。 关键词：身份生产 政治社会化 建制化的政治学习 事件化的政治学习 运作性认同

本书所收录的是邓正来先生从1992年以来就“国家与市民社会”论题发表的一些论文和译文。它是从一个特定的维度出发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秩序的正当性”问题及其研究状况所做的一个个案性的分析、反思和批判。在“国家与市民社会”这个题域中，本书的努力主要是透过对既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解释模式的批判和反思而试图建构起中国社会理论中的“国家与市民社会”或“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并努力依据此一分析框架揭示出中国在步入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以后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更为深层的结构性困境。这一努力的要旨在于为既有的以国家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分析框架中引入“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概念或向度，主张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存于其间的秩序在缺失国家建设的特定情势中都必须依赖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更是强调指出不同的知识系统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遭遇需要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并步向国家与社会相分离但却良性互动的社会结构。

在急促發展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大工地，城市的工地有如中國社會的縮影，揭示了三十年來改革開會所造成的社會矛盾。被城市的消費文明吸引的農民，從鄉村到城市的工地上打工，在分包勞動制和城鄉戶籍制度下成了「農民工」，他們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沒有任何受國家法律保障的身份，得不到作為工人的基本權利。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但作為主要勞動力的農民工卻只能在資本主義生產結構夾縫中掙扎求存。 本書以扎實的田野調查，深度的理論分析，結合故事的敘述方式記錄了建築農民工的種種苦難，使本書成為了解當代中國社會的重要閱讀作品！

新版序 一本10年前的著作重版，是好事，也是坏事。 对作者也许是好事，意味着北大出版社认为该书还有些商业或其他价值；而如果这个判断不错，那就意味着这本书对今天的中国读者也还有点价值。但这个价值是什么？是书写得好吗？而所谓“写得好”，又是什么意思？ 校订之后，我发现，也许重版的主要价值在于，本书各章（有关方法的第十二章除外）集中关注和讨论的中国司法制度的所有问题，在不同程度上或以改变了的方式仍然存在；有的有所改善，有的则更尖锐了；并且不限于基层法院，甚至不限于中国的中西部或农村地区；当年研究问题的基本思路，以中国问题和经验为基础的分析和理论追求，至今或许仍然前沿，特别是面对概念法学和教义法学的泛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本书中展现的对中国问题和中国学术的关注甚至变得更为急迫了。这本曾引发很多讨论和争议的书，因为不合时宜，才没过时，甚或更有针对性了。 对于一般所谓以学术安身立命的人，这好像是一个成功，一种安慰；但由于任何文本——包括文学文本——的意义从来是社会需求构成的，对一个希望以学术研究来参与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人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失败，一个悲剧。我渴望速朽。毕竞10年了，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包括10年来的司法改革，中国基层的司法还是有了不少变化。10年间我也曾写过其他一些文字，触及了这些变化和问题。①概括说来，大致有： 1.中国基层司法，特别是在农村，变得更为重要了。由于包括立法和司法自身在内的多种社会原因，目前中国处于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和凸显期，人们诉诸司法解决纠纷更多了；人们对司法的期待高了，但失落感也更多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令纠纷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人们交往的对象更多变化和更为多样，纠纷增加了；由于人际关系的变化，即使在农村，调解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也明显下降；即使农村的案件类型也变得不再那么简单了，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纠纷中有了更多城市生活的因素；即使在偏远的农村，离婚案也更多由女性提出；因车辆、机器、电器引发的各种人身伤害已经完全改变了侵权纠纷的类型；涉诉上访的问题变得很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