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视觉记录。 本书收录了刘香成自1976年到1983年间驻留北京时拍摄的照片200余帧，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视觉记录。彼时的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结束了，意识形态不再铁板一块；工业化、现代化的时代悄然拉开序幕：西方的物质文化进入中国，人们接受着新鲜的生活方式。 刘香成的镜 头抓住了社会变革的初现，许多来自日常生活中幽默与感人的画面体现了时尚与保守、舶来品与原生态并存的情景。政界领导人、知识分子、文艺界的个体影像，普通老百姓的特写，也被一一定格在画面中。这些合在一起，展现了摄影师通过8年的拍摄所显示的中国从“文革”中逐渐复兴的令人震惊的证据。这些照片拍摄的时间距今已将近30年，当时画面中的人们尚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而今改革已不可逆转地将中国推向现代国家，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本书最早于1983年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1987年由香港Asia2000出版社再版，同年由米兰Jaca Book出版意大利文版，第四版于1997年由M. Photo图片社修订再版。本书是在之前几个外文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相当数量未发表的照片，编辑制作首个中文版——《中国：1976—1983》。因部分读者反映《中国：1976—1983》定价较高，我们又重新制作了小开本的普及版《毛以后的 中国1976-1983》，在前一个版本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修订，添加了几幅照片。 “刘香成也拍政治人物，没有颂扬，也没有贬低，没有隔膜，他把人当作是人，认识的准确，会有一种辛辣钻到人心里，但又被幽默和寻常化解了，看他拍开会照片，中国人会有一种菀尔一笑的亲切。” ——柴静 “我多么珍视他对人民和土地的脉脉深情。他的作品朴素得像面包，明澈如水，有益如盐，新鲜如山风，勇敢如鹰，自在如无限远云。” ——黄永玉，画家、作家、诗人 “刘香成的北京之行似乎一举终结了此前西方的中国影像：他追踪这个巨大国家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的庞然骚动，这骚动，不但大幅度改变了中国，目下正以未知的方式与能量，改变世界。” ——陈丹青，自由艺术家 “对刘来说，中国不只是一个值得发现的真相，更是一种尚待阐明的爱。” ——帝奇亚诺·坦尚尼（Tiziano Terzani），前《明镜》（Der Spiegel）周刊北京分社社长 “刘香成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忠诚，给予我们的不是明信片式的中国，而是真正艺术家的敏锐、感人和真实的刻画。” ——包德甫（Fox Butterfield），前《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北京分社社长 “刘抓住了多重矛盾的幽默与讽刺，这些矛盾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有趣而难以捉摸。这个集子使得刘足以与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和马克·吕布比肩。” ——夏伟（Orville Schell），美国亚洲协会中国部负责人 “刘通过镜头把标准的‘西方的思索’带到了中国，却又不失中国气息，还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关心政治，这样的纪实摄影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独一无二。” ——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当代艺术评论家 “这样一个摄影师，和用他的相机所解读的那个时代，对于中国来说，有多么的稀缺和重要……因为他的普遍性和独特性，我以为，他成为了迄今为止对中国一个时代的最完整、最深刻和最彻底的记录者，以前没有，以后也很难有。” ——连清川，FT中文网

为什么1956年的希望和期待会转变成1957年的失望和消沉； 为什么中共八大在1956年确定了扩大民主、加强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到1957年却反其道而行之； 为什么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到头来还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为什么中共一代精英百般思索却做出了如此选择，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波兰、匈牙利危机中，中国充当了什么角色？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试图利用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献史料，描述这一历史过程。

《中国建筑史》是建筑学科的开山之作。全书共八章。第一章绪言，首对中国建筑的特征、建筑史的分期作了宏观概括，次以简要笔墨，介绍了《营造法式》与《清工部工程则例》。以下第二至第八章分述从上古至清末民初各时代，大多先从文献理出建筑活动之大略，次述实物遗存，再具体分析各代特征。 这本书的最大功绩在于第一次把中国建筑史学纳入了系统科学研究的领域，以历史文献与实例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揭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规律、技术要点，总结出中国建筑的成就和各时代的主要特征，使中国建筑史从蒙昧走向科学，形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向世人展现了一片崭新的学术天地。中国建筑是世界上唯一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与砖石结构相比，终因其不易保存而留存甚少，千年以上的更是屈指可数。所以要想了解中国建筑数千年发展演变之轨迹，文献便成为必不可少的资料。但古来正史，记建筑典章制度者多，具体而切实者少；词赋诗文又多务为大言，铺陈华丽，而疏于实指；两部古代建筑官书和诸多民间术书，又多专注于技术做法。又且时过境迁，多数古代建筑术语，在昔往往耳熟能详，至今却恍如天书。所以，文献虽浩如烟海，能够直接应用于总结历史规律者却十分希有，由此亦可见徵引之困难。《中国建筑史》显示了梁先生在文献应用上的深厚功力，除徵引浩博外，凡所徵选，皆属精当，文字却十分精炼深永。

《吕著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史学论著的一种。吕先生先后曾著作两部中国通史：前一部称为《白话本国史》，1923 年9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由于当时出版条件的艰难，上册于1940 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下册拖延到1944 年才由开明书店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当时作者编写此书，不仅是为了大学教学上的需要，还有个明显的目标，就是想从中总结出一些历史的经验，用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他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这部书针对当时上海大学文科学生学习上的需要，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的体例。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作者认为当时上海流行的通史著作，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大学文科的学生，他们正需要有系统的历史知识，以求进一步的钻研，因此就有采用这样特殊体例来编写通史的必要。在今天看来，这种体例的中国通史，对于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它对帮助读者初步掌握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历史知识有很大的好处。

《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讲述了：乾隆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入。他的性格也非常复杂——他风度翩翩，常使人感觉“蔼然有春风和气”；他又高己卑人，施政过程中经常峻烈严酷，刻薄寡恩，他为人节制，平生饮酒不过数杯，他又穷奢极欲，花起钱来如沙似海；他富于同情心，常常因民生困苦而潸然落泪；他有时又像野兽一样野蛮，任战争中进行种族灭绝。张宏杰饶有兴趣地向读者屣示了乾隆性格中的多个侧面。当然。在众多面孔中，政治家是他的基本面目。他的最大成就是将康乾盛世推上了顶峰。然而，在这个盛世背后，却藏匿着多重玄机，更何况，一个封闭的王朝已经埋下了备遭列强凌辱的种子。

康熙是公元1661年至1722年在位的中国皇帝。他凭恃着什么样的心理素质来治理中国？他自周遭的世界学到什么教训？他如何看待治下的子民？什么事情能令他龙心嘉悦，又是什么事情惹得他龙颜勃怒？身为满族征服者的苗裔，他如何适应于汉人的知识和政治环境，又是如何受到来京西洋传教士所夹带之西方科学与宗教思想的洗礼？ 在这本书里，史景迁打破习以为常的线性时间意识，而悠游于故纸堆之间，尝试透过康熙本人之口，述说康熙内心世界的种种欢愉、悚惧、猜疑、懊悔、无奈，乃至于追忆、梦境，俾以深入揣摩康熙的人格特质、心智意念。

★一部气势恢宏、雅俗共赏的大历史，一本剖析西方文明的大师之作 ★《大国霸业的兴废》之后，“许倬云说历史”系列第二部 ★主宰人类生活三百年的主流文明是如何兴起的？ ★全球化之下的人类又将走向何方？ 许倬云先生以宏阔的视野与通俗的语言，高屋建瓴地描绘出一幅现代文明的全景图：从宗教革命到民族国家的兴起，从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到近代资本主义大发展，提纲挈领，要言不烦，勾勒出现代社会的形成及发展，反思了文明进步的得与失，展望了人类的前景。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历史丛书的一种。本书为第3卷，论述隋唐时期的王朝历史，作为《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上卷。原书于1979年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外隋唐史研究的水平。 本书是一部结构来谨、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的断代史，在不少问题上有独特的见解，自成一家可言。相信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隋唐史的研究者也可作为参考。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对隋唐史上有争议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乏新意，富有创见。特点之二是它填补了隋唐史研究中的不少薄弱环节，乃至空白。特别之三是它在论述隋唐史时，没有局限于隋唐史本身，而是将隋唐史放在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从汉至宋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特点之四是它极其重视史料真伪和专题研究，并且广泛吸取了各国的学术研究成果。

本书解读了五位皇帝在皇冠压力之下的不同表情：比如王莽，阴差阳错地被“人民”戴上了皇冠，却因为不熟悉权力之车的性能，被中途甩下并碾死。比如杨广，机关算尽地夺取了皇冠，然后又毫无节制地榨取皇冠给他带来的快乐，终于死于权力之酒的酒精中毒症……这五种表情，既可叹，又可怜。因为“皇帝制度” 不仅损害着国家民众，也同时伤害着操纵这个制度的统治者。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皇帝”两个字，包含了解读中国社会的大部分密码。

本书自公元前三世纪中国与国外的交通谈起，简述闳放昂扬之盛世，如何被历史大势扒至“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进而用十九章，七十万言的篇幅，细述偌大一个中国，如何在内外交迫的情势之下，经历了百余年的震荡、动乱及嬗变。作者悉心描摹其间中外力量之角逐、中央和地方权力之消长，及权势人物和社会精英在政治、外交等领域的种种图存在之努力，为读者提供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完整图景。 本书选取的历史事件和叙述结构，看似与市面上通行的近现代史教科书出入不大，但作者旁征博引，极严谨而客观。在少数客观。在少数流露个人喜好之处，聊聊数语，又极传神。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是《剑桥中国史》最后两卷中的第一卷的前一卷（即第14卷），描述了1949—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努力解决中国当代问题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及遇到的挫折。其第一编主要记录了新政权以苏联发展模式运用于中国的尝试，第二编概括了其后期间中国领导人为更快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而寻求本国发展模式的努力。本卷的第一编都分析了政治、经济、教育、党与知识分子、外交五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及发展状况。本卷撰写人皆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国外专家，他们向读者展示了所有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并揭示出这些相关因素如何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准备。

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原为费正清、崔瑞德共任全书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于1986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剑桥中国史》不是按卷次先后印行的，在这卷之前，第10、11和3卷业已先后问世，并且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翻译出来，以《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国隋唐史》为题出版了。现在历史所的朋友们又译成《剑桥中国秦汉史》，要我在书端写几句话，我既感欣幸，又颇为惶恐。我在秦汉史方面学力有限，本没有着笔的资格，但承鲁惟一先生盛意，在本卷出书后即行寄赠，得以成为国内最早读者之一。细绎全卷，曾将一些感想写作书评，发表在《史学情报》上，其中即呼吁赶快把这卷书翻译出来。现在经过历史所各位努力，这个愿望实现了，写一篇小序确实是我的义务。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全卷16章，原文多达981页，分别执笔的学者大都对章节论述的范围有长期深入的研究。例如第1章《秦国和秦帝国》的作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退休教授卜德，30年代即已出版《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一书；第3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汉斯，著有《汉朝的中兴》；第6章《汉朝的对外关系》的作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著有《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9章《秦汉法律》的作者荷兰莱顿大学退休教授何四维，著有《秦法律残简》、《汉法律残简》；第7章《政府的结构与活动》、第12章《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鲁惟一博士，著有《汉代的行政记录》、《通往仙境之路》等书，诸如此类，不遑枚举。还有的学者，如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日本东京大学退休教授西嵨定生等，更是大家所熟悉的。因此，本卷的作者阵容在西方学术界可称极一时之选，这部书也可谓西方研究中国秦汉史的结晶。 西方对秦汉史的研究有相当长的历史。本卷《导论》对此有概括叙述，一直上溯到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卫匡国的著作。中国的二十四史始于《史记》、《汉书》，读史者也总是从前四史入手，所以一接触中国史就是秦汉，同时秦汉在整个中国史上又有其特殊的重要位置。西方学者研究秦汉史的较多，成绩也较丰硕。看本卷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便可得到相当的印象。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和提高的。不很熟悉西方研究情况的读者，通过本卷不难知其涯略。卷中引用日本学者的论著也很多，足供读者参取。 这部书有几个特点，想在这里介绍一下。 首先是秦汉史列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这一点恐怕是国内读者不易理解，而且是会有较大意见的。《剑桥中国史》的总主编序对此曾有说明，他们提到，在筹划编著这部巨著的时候，本想从中国史的开端写起，可是我国的考古发现日新月异，70年代以来更有进一步扩大的倾向，把中国史前史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历史面貌几乎彻底改变了，而现在还没有能把崭新的考古材料与传统的文献记载融会贯通而成公认的成果，因而全书只好从有大量可靠文献依据的秦汉开始。这种看法，和晚清以来疑古思潮的见解是有实质差别的。 《剑桥中国秦汉史》广泛引用了文献材料，而且很注意文献的辨伪和考订，这是不少西方中国学家一贯坚持的作风。大家可以看到，本卷各章中的引文，大多注意了使用经过整理校订的版本，包括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者的各种注释。卷中图表也尽量做到有足够的文献依据。这是作者很重视文献的一种表现。 这样说，并不意味本卷的写作不重视运用考古材料。相反的，本卷不少作者都征引了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成果。例如都城的发掘和一批大墓的发现，在书中好几个章节得到介绍引用。尤其是有关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的部分，涉及考古材料的地方更多。由于本卷作者有几位是秦汉简牍帛书研究的专家，他们写作的章节引用这方面材料，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论法律时，征引云梦睡虎地秦简；论屯戍时，征引敦煌、居延等地汉简，使这些专门的研究汇合到历史的论述中去。中国的学者研究秦汉史，也是这样做的，但当前还有人在谈考古对历史研究的贡献时，总是过多地强调先秦，对秦汉考古重视不够，应该说这是不很公平的。

《两晋南北朝史》(上下)吕先生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两晋南北朝史》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断代史系列著作的第三部。本次新版，以开明书店的初版本为底本，吸取了作者和杨、吕诸先生的校订成果，并将原书的繁体直排、双行夹注改为繁体横排、单行夹注，更适合现代人的看书习惯。

由作者发表在《中国经营报》上的专栏文章修改而成，畅谈晚清改革，针砭时弊，反响热烈。 1909年，整整一百年前，在改良派、革命派、执政者等各方势力的推动下，垂死的清王朝进行了最后的自救努力。但那场看上去轰轰烈烈的改革最终在各方的极度失望下被暴力革命所吞噬。100年前的改革为何归于失败？旅澳清史学者雪珥在为我们再现那一段历史的同时，也试图能找到其中的答案。

作者大胆地将系统整体研究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从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余年与每两三百年爆发一次大动乱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提出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并用这一套模式去解释中国社会、文化两千年来的宏观结构变迁及其基本特点。由于本书观点在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海内外学术界也普遍受到关注，一般认为是中国十年改革时期重新诠释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理论著作之一。

《昨天的中国》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回顾了晚清何以在立宪中走向灭亡，并分析了大国盛衰的五大枢机，在作者看来，一向被我们斥为晚清“假立宪”清末宪政，若用一个“假”字全盘否定清政府的立宪，未免过于简单。事实上，清政府的确为立宪做了不少准备，相反，最后导致清王朝的速灭，也与这场宪政有关。 下篇则是对辛亥革命及革命后的一些独特思考，作者眼里的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少有的干材，若不是宋教任被刺后，革命党人断然发起二次革命，中国极有可能走上宪政之路，因为牵扯事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都被传唤到了上海审问，这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司法机构作为正义的最后守护者的威力。 类似发人深省、给人启迪的观点在书中频频出现，虽谈不上石破天惊，但至少也能让读者从另一个角度更加深切的了解昨天的中国，从而更清楚明天将要走的路。

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衰腐的晚清帝国在喘气的间隙开始洋务运动，西学东渐，改变悄然发生。纪实摄影的先驱约翰•汤姆逊恰逢其时来到中国，223幅照片以强烈的纪实风格，记录下落后腐朽与求变图强并存的中国。因此有了这部中国最早的全景式影像记录，也是第一部通过直观的照片而不止是抽象的描述，多层 面地介绍中国的皇皇巨著。 1867—1872年间，约翰•汤姆逊足迹遍布中国南北各地，包括香港、澳门、台湾、海南、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南京、镇江、厦门、福州、宜昌、九江、烟台、宁波……镜头下既有达官显贵与贩夫走卒，也有山川河流和民生时局，显要人物如恭亲王奕、晚清重臣李鸿章、两广总督瑞麟、军机大臣宝鋆、兵部尚书沈桂芬、工部尚书毛昶熙、户部尚书董恂、数学家李善兰等，都有珍贵的影像呈现；又如烟客、媒婆、马快、兵卒、囚犯、纤夫、乞丐、僧尼、商贩、艺伎及识银、缫丝、制茶、葬礼等等社会百态都有生动的记录，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初建时的上海外滩，以及铁路、轮船等新的气息，也是书中重点观照的对象。 汤姆逊不仅仅是一名摄影大师，更是一位带着自己的思考行走的观察者，他对中国社会的解析涉及方方面面，无论镜头或是文字，视角都颇为科学、严谨，至今仍觉新鲜、生动。我们看到的人物、风光、建筑、物什，不仅仅是1870 年代中国的面貌，也是更长的时间跨度内、甚至在某些方面数千年都鲜有改变的中国的侧写。因而很多时候，文字并不是照片的附注，而照片却可视为文字的说明。 汤姆逊出版此书的初衷，是为西方提供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影像资料，而在当下中国，透过西方人探寻的目光，我们看到了一个近150年前真实存在的中国，看到了今天的中国从哪里走来。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晚上发生在舟山群岛外海的太平轮沉没事件，九百多人死亡，俨然是东方的泰坦尼克号。船上载有大量物资，至今还有“黄金船”的传说。太平轮从一九四八年起航，往来上海、基隆两地。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败局已定，太平轮成为运输撤退军民到台湾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二十七日晚为旧历除夕前夜，全船人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约十一点三刻，太平轮和建元轮丁字形相撞，建元轮立即下沉，没过多久太平轮也开始下沉。乘客先被告知有惊无险，多没有防备，船员也没有做好应做的应急措施，来不及靠岸，未放救生艇……导致轮船沉没，近千人丧生。这一撞，多少家庭因之改变了生命轨迹，亦为这个特殊的年份增添了更多曲折的故事。 作家张典婉的母亲司马秀媛就是在一九四八年搭乘太平轮到台湾的，她表示，即使不是受难家属，在台湾也有许多人堆太平轮念念不忘：有人一家大半皆死于船难，带着心痛的记忆过了一生；也有人因为到了台湾，在这片岛屿活出了精彩人生。二〇〇五年，张典婉参与《寻找太平轮》纪录片的拍摄、制作，之后开始写作这本书。二〇〇九年《太平轮一九四九》在台湾出版，本书通过采访太平轮生还者、受难家属和有关人员，并调查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而编辑成书，作者期望借此书的出版，填补历史来不及填补的空白，替换恶性对抗与猜忌，朝向和解共生迈进。 《太平轮一九四九》的增订版，作者还访到了叶伦明之外第二位生还者王兆兰，增加了一篇文章；记忆拼图部分也增加了一整篇文章——“送张桂英回家”；此外，“来不及道别”、“与死神擦肩而过”等篇也都增补了内容。二〇一〇年四月，张典婉召集太平轮生还者和受难家属，一起在东海举行了海祭活动，这次活动整理成一篇“海祭——离散的记忆，团圆的拼图”的文章，作为“记忆拼图”的最后一部分。这次增订版增加了“附录”部分，都是太平轮海难后的真实文献：有当事者讲述，有报纸文章，有剪报记录，还有法院起诉书……使得本书更具有史料价值。

现代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难点，一是离我们太近，没有距离感的历史研究总是有许多复杂的情感埋藏其中，很难做到客观。二是资料的匮乏，很多当时的文献都封在档案馆里，一般人无法发掘。三是太过于敏感，一不留神就会踩到地雷。 杨奎松教授则是一位能抛开历史是非、以材料说话，又能发掘到未解密档案，行走在雷区的学术人，在中国，能这样做，并且能够做到的，并不多。在本书“前言”中，他这样写道：“历史已经发生了，成败是非已成过去。即使牵扯到祖辈、文化，或是党派、国家、民族感情，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尊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理应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如果戴着有色眼镜，无论看过去，还是看现在，其实都没有办法弄清历史事实。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暂时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我们要发现历史真实并非没有可能。”这或许也是他研究历史的原则。 本书不是一部“大书”，没有一大串的目录，只有一篇篇并不算短的文章，文章所讨论的问题也没有连续性，皆不相同。如第一编“读史”中的《历史的湮没与改写》，讲的是关于1946年中共武装在安平镇袭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事件的始末，该事件在中国现代史或中共党史上很少提及；《政治独立的前提》则是有关共产国际对中共进行财政援助的历史考察；《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共红军的一次尝试》是揭秘长征之后的中共红军为“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援助而做的一次努力的经过。 不同的人对历史事实会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例如个人情感、所掌握的资料、解读材料的角度，等等。然而历史真相只有一个，这就需要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不断商榷，最终“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发现历史真实。第二编“讨论”便是杨奎松教授在历史研究中不断与人碰撞、商榷的讨论性文章。如与邓野的关于中条山战役中共“出兵”之争的商榷——《中条山战役“出兵”之争》；与刘统的关于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探讨——《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 本书的第三编比较特别，所收录的三篇文章并非是针对历史事实而写，它们实际上是一篇篇书评，是对书籍作者的历史观和写作方式的评价和批评。正如所言，杨教授是一个行走在雷区、敢踩雷的学术人，对于历史和历史学，杨教授一向秉持着公允客观、求真见疑的态度，所以其才会在《民族革命史观的解读尝试》一文中，对金冲及先生作品《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的一些“避重就轻”的写法和观点提出质疑，也才会对畅销一时、影响甚深的《苦难辉煌》一书做出正误之举并提出最尖锐的批评。 克罗齐曾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总是为现实需要而不断变幻着自己都模样。然而当现实以这种虚假的历史为镜子，借着它反映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往前走的时候，也许前面就是悬崖深渊。 “每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都有资格来讨论什么是我们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但无论谁来讨论这样的话题，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先把历史真实弄清楚。……舍此即无所谓总结历史经验或教训。”作者的这一段话，或是是对书名的最好注释。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性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加强之间的矛盾（本书第一章）；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之间的矛盾（第二章）；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第三章）。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 孔飞力认为，当政治环境的变化对社会形成重大威胁时，人们便会围绕着种种“根本性议程”开始形成共识。在中国帝制晚期，深植于历史文化之中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经过哪些人的努力，导致了向着现代性、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渐次发生转变？孔飞力通过论述魏源、冯桂芬、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思想，结合晚清以来相关的历史叙事，较为宏观地回应了这一问题。 孔飞力对这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非常自负。相对于孔的另外三部专著和其他专题论文，这本书确实很不寻常，此书的初稿是讲座稿，孔飞力别的论著均为实证研究；在本书中作者试图对一些较为宏观的问题作出正面回答，而不再隐藏在具体问题的研究背后。总的来说，孔飞力治学的宗旨，他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在此书中有最为直接的展现。 书中各章是以作者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1994年）为基础改写而成，1999年先以法文出版，英文版于2002年推出，此次中文版首次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