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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中国

  • 人间词话典评

    作者:卫淇

    《人间词话》成书于1908年,到今年刚好是一百年。百年来的寂寥悲戚,早已在远去的风中飘散无踪。再读此书,好似夜听花落,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静静的感受那一份无声的悲喜。 《人间词话》被很多人奉为古典文学批评里程碑式的作品,对古典文艺美学有极深刻的影响。但评论《人间词话》的意义并不是本书的写作目的。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也就是能和大家一起读一本还原成词评的《人间词话》,了解一个有性格有才华的王国维。应该说,一个真实的人,比一个被高高捧在华丽光环中看不甚真切的文化偶像更让人尊敬。
  • 林语堂经典作品选

    作者:林语堂

    林语堂,幽默的智者 作者:清秋思幽 曾与鲁迅并肩作战,曾留给我们对生命与艺术的深邃思考,林语堂先生是这么个幽默的智者。他的语言平和,哲性,娓娓道来中蕴涵了多少智慧。 鲁迅与林语堂,好比天平的两端。一个激愤,尖利,呐喊声如雷灌耳;另一个则是静逸,沉着,令人思绪飞扬。他们对文学的态度甚有差异,语堂先生提倡“幽默”,反对新文坛人物的艰涩偏激性攻击,于是与鲁迅先生的唤醒酣睡之人的心态甚是相左了。但是,当时的中国处于那种水深火热之境地,确实极其需要鲁迅先生这般的呐喊!有人提到,语堂先生离开中国是因为鲁迅对其的文字攻战,其实不然。鲁迅逝世后,语堂先生曾非常沉痛地写下那篇“鲁迅之死”——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语堂先生的确是一厚实恬淡的哲人。对于他的为人处事和生活哲学,我们可从其所提倡的“幽默”与所著之“生活的艺术”中深入了解到。 林语堂为“语丝”的主要撰稿人之一。那个时期他主张谩骂主义,后来一改而提倡幽默文体。他这么解释“幽默”:“新文学作品的幽默,不是流为极端的滑稽,便是变成了冷嘲……幽默既不像滑稽那样使人傻笑,也不是像冷嘲那样使人在笑后而觉着辛辣。它是极适中的,使人在理知上,以后在情感上,感到会心的,甜蜜的,微笑的一种东西。”正如他所言,“谑而不虐” 盖存忠厚之意。幽默之所以异于滑稽荒唐是在于同情于所谑之对象。人有弱点,可以谑浪,己有弱点,亦应解嘲,斯得幽默之真义。若尖酸刻薄,已非幽默。 幽默家视世察物,有独特见解,既洞察人间宇宙人情学理,又能从容不迫出以诙谐。他的“论语半月刊”就是以提倡幽默为目标的。 在语堂先生的语录中,他谈极到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引自“一夕话”)的确,我们国人缺少幽默,至今仍是如此。现代的名作家中好象也找不出类似于语堂先生的人。李敖,余杰,他们的风格太出挑,狂桀。比较稳重内敛的王小波在于幽默显现上也不足。(这些也是基于人之个性与风格的相异,不便作什好坏高低的定论)其实要达到语堂先生所言的“幽默”,是何等之难事。非但需要深厚的文化功底,博大胸襟与坦荡,而且这民族也要有一种能让此“幽默”生长发育延伸的氛围与养料。 可我们的社会呢?众人喜欢枉自攻击相异之群,以博片刻痛快,非言者了了几句就把人事给否定了,于己之立场定他人是非对错,且又不能从人性角度来番考虑,所引之理无非是准则理论云云。“幽默”,它的精髓容于宽容与诚恳,若无此品质,即便是广览博阅者也无从谈起,欲仿幽默,其所道之言亦属尖酸刻薄,伪幽默也。 他有一篇文章写到女人,他说:我最喜欢同女人讲话,她们真有意思,常使我想起拜伦的名句:“男人是奇怪的东西,而更奇怪的是女人。‘她们能攫住现实,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这个,她们懂得人生,而男人却只知理论。她们了解男人,而男人却永不了解女人……没有女子的世界,必定没有礼俗、宗教、传统及社会阶级。世上没的天性守礼的男子,也没的天性不守礼的女子。假定没有女人,我们必不会居住千篇一律的弄堂,而必住在三角门窗八角澡盆的房屋,而且也不知饭厅与卧室之区别,有何意义。男子喜欢在卧室吃饭,在饭厅安眠的。于”想做另一人“中他说道:一位现代中国大学教授说过一句诙谐语:”老婆别人的好,文章自已的好。“在这种意义上说来,世间没有一个人会感到绝对的满足的。大家都想做另一个人,只要这另一个人不是他现在的现在。还有那篇脍炙人口的”论中国人的国民性“,就那”老大“两字,先生作了如此精辟巧妙的分析,谈古论今,引据列证,好一个透彻!(未曾读过的朋友不妨读一读,实在是受益非浅。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这些诙谐深邃的言语带给我们多少想象与思考的空间。读着便就有那会心的一笑。他的幽默确实是蕴涵了深刻的智慧。语堂先生说过,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那么语堂先生就是在痛苦中把精神升华了的智慧者。他以深邃的哲思用平和言语向我们道来,对我们展示了最真实纯朴的生活之艺术。哦,可是,可是时代有它的缺点,人类有他的局限。 是有很多人尊重理解你,但受影响者未必能将这种态度作为处事原则。社会的茫然,文化的没落,精神的颓废,这不由得又令我想起语堂先生的另一句话,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确实是这样,我想语堂先生却是一位可以为自己骄傲的人,我们同样为他自豪;他是乐以满足的人,“生活的艺术”中我们读到了真实,一个恬淡的智慧者。 我也崇尚他提及的“生活之艺术”,在那些精短简练的语言中,我们可以发觉智慧的火花,不惊意中就得到了喜悦与宁和,如在一个温暖的下午,品着杯醇香悠远的龙井,是如此谢意与舒畅。正如他在“悠闲的情绪” 中说道: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于生活之艺术中,表达了对老人的赞美,对真理与艺术的剖析,对自然之美的歌颂,透过那些哲性的文字,我感悟到那颗纯洁高尚的灵魂。 语堂先生是知道满足,懂得如何去挖掘生活中的真理与美之人。在他那篇“大自然的享受”里,我们又读到了智慧与真实。“人不应该说这个行星上的生活是单调无聊的。如果他对气候的变迁,天空色彩的改变,各季节中的果实的美妙香味,各月中盛开的花儿,感不到满足,他还是自杀的好,不要再徒劳无功的企图追求一个无实现可能的天堂,因为这个天堂也许可以使上帝感到满足,却不能使人类感到满足……所以不要埋怨人生的单调。 先生为中国文学作了很多贡献。他于1924年成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 后,又创办过“人间世”,“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在美国时又写了“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他的一生颇为辗转,度过八十一个春秋,于1976年,林语堂在香港逝世。 语堂先生,你现在是与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了。当你优闲陶醉于土地上时,心灵一定非常轻松,好像是在天堂一般。你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那么就好好休息吧,我尊敬的智慧者。 林语堂的文化双语意识 张沛 “语录体”是一种古代白话文体或写作方式,属于汉化的外来文体,初期多为禅师传道记录,后宋明理学家亦纷纷效仿。禅宗是呵佛骂祖的汉化佛教,理学(尤其是“心学”)则是儒门的禅化“异端”,他们用当时的白话发表一己的“个性命题”,并在客观上对当时的“大说”(grandnarrative)造成了某种冲击。林语堂之“语录体” 未始没有这样的特点。林氏本为白话文学健将,但在1926年受军阀通缉南逃、厦大办学受挫、特别是次年春投身武汉国民政府任外交部秘书导致政治理想破灭之后,他对时局世事深感失望,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林氏把目光投向了晚明,在此他找到了精神的诗意栖居地——“性灵”、“幽默”,及其语言载体——“语录体”。在此之前,林氏曾实验过西式的语录体,如《萨天师语录》、《上海之歌》,其中显然有尼采及《旧约》的影响。此后不久,“新文学向何处去”的问题提上了日程。林语堂采取了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既反对左翼作家的革命热情,亦不满梁实秋等人的欧美古典主义理想,于是提倡一种闲适的艺术情趣来对抗所谓的“新旧道学”。在周作人的启发下,他开始醉心于明清性灵小品,写起了“语录体”文章。 此时“文学革命”硝烟甫散,“革命文学”风头日健,稍后“大众语文论战”与“民族形式讨论”又接踵而至,其中一元独白的苗头已隐约萌现,而林语堂株守一隅古调独弹,其中虽寄新声,但在当时的大多数人看来,未免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反动。林氏本人则在自卫还击中,将“白话四六”、“新道学”、“革命”一概标上了否定的“记标”。甚至在晚年定居台湾后,林氏又说当年鼓吹“语录体”是“在对症下药,针对当时人的口罗哩口罗嗦毛病”。这个说法难免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语录体”的出现只是一个有关文体的文学语言学现象,林氏之所以对“语录体”产生兴趣也不过是他对汉语写作的一种尝试罢了。其实不然。语言不仅是“存在之家”,也是“我们在世存在的基本活动模式”。社会是语言的社会,语言是社会的语言,语言中沉淀了大量的个人与集体记忆,隐含着无数的价值判断,同时更蕴藏有不同的情感音调。语言的这些“隐性基因”中蕴含着极大的行为潜能,在社会动荡、文化转型时期就会从蛰伏状态中激活,以“杂话”或“多语”的面目成为社会/文化革命的主导与先锋。五四时期及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即处于这样一场文化转型的“语言狂欢”之中,其中每一句话语均成为“一个具有不同社会导向的音调和语气冲突交错的微型战场”,——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可作如是观,三十年代的文艺论争也未尝不是如此。 在这场革命化、政治化的“狂欢节”中,林语堂用“语录体”充当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方言”或斗争策略。 宋明“语录体”是以一种外来的非正统文体表达一种新兴的“异端”思想。起初它固然是一种“小说”(micro-narrative)或“个性命题”,但当它经过“社会化”成为集体意识、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用巴赫金的话讲,即“加冕”——之后,语录也就成为一种排斥“他性”的“大说”,口角亲切的白话下面恰恰裹藏着向心、单极化的“道学”内容。也许林语堂正看中了这一点。当然,他所倡导的“语录体”决不仅仅是对禅师、理学家语录的克隆再版,而是他有意识地参照西方文化来反观本国传统,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择学”。 首先,正如巴赫金所云,“人们只有通过参照几乎等于母语、但又非其母语的他人语言,才有可能客体化(objectivize)自身使用的特殊语言及其内在形式、世界观与特质”,而林语堂恰好具有这种“双语意识”。 其次,林氏的“统觉背景”亦异于常人。“统觉背景”包括“所知”与“所设”,二者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动态格局。如鲁迅出身书香之家,旧学渍润极深,但唯其对中国传统文化“所知”甚深,故能痛感其中“所设”之荒谬而“别求新声于异邦”。但林语堂不同。可以说,林氏在赴北京清华大学教书之前,一直是名不自觉的文化失忆—失语症的双料患者。后来他曾多次愤怒地回忆说,他很早就知道《旧约》中约书亚吹倒耶利哥城的故事,但直到三十岁时才听到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为此他感到“惭愧”和“羞耻”。这是所谓“文化震惊”(culturalshock)的一个典型事例:在林氏那里一度冻结的传统文化记忆就此大大激活了,而在这种情况下迅速获得的不无缺限的“所知”,与“所设”的“光荣化”(glorification)构成的失衡格局,再加上他的“文化双语意识”,“语录体”便因其糅合同/异、中心/边缘、权威/异端的特质而进入了他的视域。 林氏语录体反映了他的文化双语意识。确实,“局外的观察”往往可以对客观对象进行审美观照并重新发现自身;换句话说,通过切换视角,认识主体往往可以发现自身的“视域剩余”,即通过他者的眼睛来观察自身,并发现在自我打量自我时所难以认识到的自我特征,从而得以全面、整体地保握自己、完成自己并超越自己而达到主体的“超在”境界。但这只是就其理想状态而言。事实上,当认识主体以他者目光反观自身时,其主体的自足性往往面临解体的危险,或至少处于一种暧昧的状态,即有可能因此异化为认识客体或被注视的“他者”。林语堂作为游离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机制之外的边缘人,他不可能也未曾具有鲁迅那样的文化主体意识,对他产生“特殊摄力” 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只充任了被注视、被打量的“他者”;而由于林氏对传统文化“所知”相对不足,“所设”部分遂篡取了较大的“完形趋向”,被注视者乃以一种完好统一的图景展现在注视者的面前。这种文化观照很难说是一种“客观的”认识:“局外的观察” 确乎使林氏窥见传统文化的某些“视域剩余”与“外在性”,但认识者却也为此付出了牺牲主体性、历史感与使命感的高昂代价。 1926年的白色恐怖结束了“五四”运动的青春期,五四人开始沉静下来,以较为理性的态度重新审定传统。鲁迅等采取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彻底批判态度,而这种文化批判意识的语言表现就是对文言、古文的彻底否定;白话与革命、创新、进步等正面价值观获得了等价的关系,并成为此后几十年间的主导话语,这一本为反对“文言—旧文化”的“个性命题”便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排斥“他性”的“大说”和“集体意识”,乃至在破坏旧偶像的同时自身又成为新的偶像,在“加冕”为这场“革命狂欢节”的一元独白之后逐渐异化为他所代表的“反传统”、“反权威”自由精神的对立面,其中奥妙颇足思量。 在这个意义上讲,林语堂提倡“语录体”也许是对这种一元独白倾向的警惕与反拨。林氏的“语录体”类似巴赫金所说的一种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方言”,在逐渐成形的一元独白的社会语境下构成了一种否定和批判的力量。当然,一切文化批判均不免受到“市场法则” 的无形操纵而可能沦为批判对象的同谋,批判主体亦或因与众不同而成为社会文化市场上的珍玩(阿多诺),但这只是一种可能的结果而非批判者的初衷。林氏之提倡“性灵”、“幽默”及其配套语言措施———“语录体”,其实也正体现了他反对偶像崇拜的怀疑主义精神。但这并不说明鲁迅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是错误的。鲁迅深知孱头的“中庸之道”无法推动历史在“正反合”的阵痛中胜利前进,因此“矫枉必须过正”;这正是鲁迅的悲壮选择。这一点,像游离于中国文化主体机制之外的林语堂是难以体会得到的。真正伟大的人格、思想与作品,应该在引发各代共鸣的同时,首先成为它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我们不是不需要多元对话,恰恰相反,多元对话是社会文化保持活力与革命性的前提与动力,但缺乏主旋律的对话也会“走调”,徒闻喧嚣,但实际上却成为聋人间的自说自话。林语堂选择“语录体” 为自己的语言—精神家园,固然有反拨、矫正的初衷,但在一个反拨时机远未到来的时刻祭出这一法宝,宜乎哉受到时人的冷落,而自己的思想也随之定格,未能达到新的更高层次的统一,他的怀疑主义因此也止于自适自足而缺少建设性,——这对于今天我们仍处于文化转型阵痛之中的国家和民族来讲,未尝没有现实的意义。 《中华读书报》 最早提“幽默”的人 从风格上讲,林语堂散文的最大特色是它的闲适幽默。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使用“幽默”一词的人。20年代他就积极提倡“幽默”,但应者不多,没有形成气候。30年代《论语》创刊以后,他又重新强调“幽默”,并大力创作幽默闲适小品文,这一次则得到了较多人的呼应。最初他只是把“幽默”当作一种语言风格来看待。后来他则把“幽默”理解成“一种心理状态,进而言之是一川观点,一种对人生的看法。”他还说“幽默是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它是心灵的放纵或者是放纵的心灵。”可见,林语堂先生已不再把幽默看成是一种单纯的语言手段,而把它看成是一种与特定的文化心理紧密相连的社会行为。林语堂先生正是以这样的一种幽默观来看待中国人的幽默的。比如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写过这么一件事。娄时的中国政府曾下令禁止其下属机关在上海的分部把办事机构设在外国租界内,而那些在上海办事的部长们,既不愿撤出租界,也不敢冒犯政府的禁令,于是就把在租界内的办事机关都换成了贸易管理局的牌子。这种花20美金换一块招牌的作法,既在表面上撤掉了办事机构,又让部长的官府留在了租界里,真是皆大欢喜。在林语堂看来这种花20美金换一块招牌的作法,实在是一种大大的幽默。这样看来,林语堂的所谓“幽默”,不是粗鄙显露的笑话,而是幽默中有睿智,洒脱中显凝重。 林语堂的散文往往以一种超脱与悠闲的心境来旁观世情。用平淡的话语去赞扬美文。这样便形成一种庄谐并用如“私房娓语”式的“闲适笔调”。林语堂散文的语言杂收并蓄,各色兼用,像旧时公文的程式用语,时下流行的政治口号等等,都可以在他散文中看到。这实际上是体现了林语堂先生的文学语言观念。他主张文学语言可以将文言、白话、上来语及方言俗语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种所谓“白话的文言”式的特殊语言。
  • 出走十五年

    作者:余秋雨

    余秋雨更愿意人们称他为“文化行者”。走出书斋十几年来,“我品味到的是一个行者的艰辛,在世界各地感悟到的是历史留下的种种细节。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把我对于自然景观的思考和体验,用散文的形式进行收藏,它们是我对生命、文化和历史的体会,也是我作为一个行者的责任。我愿意与读者一起分享内心对文化的渴念……” 十五年前,余秋雨携《文化苦旅》亮相《收获》,融历史积淀和现代意识的文化大散文由此发端,轰动海内外;十五年后,余秋雨检视漫漫旅程的每一个脚印,把最精彩的风景留在这部《出走十五年》里。 这本书收录了我考察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十五年间写下的小部分文章。我的考察,路虽不少,但主要还是在寻找各大文明的“经络系统”和相关“穴位”,因此一路上所遇到的艰难是双重的:行旅的艰难和思考的艰难。 其实还有一项更隐秘的艰难,那就是表述的艰难。我不能把行旅者独特的精神悖论展示给读者,也不能把路上已经解决了的艰难说得危言耸听,更不能把思考中尚未获得晓达的障碍丢给读者,以上这重重叠叠的表述的艰难,几乎贯穿了我十五年的全部时日。因此,读者看到的这些文章,不管表面上如何轻松洒脱,字字句句都伴随着生命的全方位煎熬。我历来非常珍惜自己的文字,这是读者能理解的。我考察中国文化的篇什被选编和转载得较多,这次选择主要偏向于我考察世界文化的部分。                     ——余秋雨
  • 女神

    作者:郭沫若

    《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女神》是《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中的一本,附有由专家撰写的导读文章,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该书的有关情况,引导学生理解作品。版本完善,注释详尽,译文准确,适合中学生阅读。《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女神》共分三辑。除《序诗》外,第一辑包括《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部成熟的新诗集。它是郭沫若早期诗歌代表作的结集,完整地体现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
  • 道德经

    作者:老子

  • 十七楼的幻想

    作者:黄磊

    《十七楼的幻想》文字优雅,情怀细腻,韵律如诗,不自觉地挥洒出无限诗情与哲思。才子黄磊最綿密細致的心情手記,配数十幅首次公布的各个时期的珍贵照片,阅读最真实的心情:读苏格拉底的领悟、依凭着气味勾起的回忆和惆怅及生活里恬淡的体会,借着在排练场晕眩着、在康河畔纵声放歌、在医院病床上的漫长念想,我们得以慢慢地深入了解这个活跃在各个舞台上,不断寻求突破的认真男孩,以及他在十七楼幻想的心灵深处! 我站在十七楼的昏黄之中,望向西山,日头已经疲倦,斜倚在山边,将我眼前的世界染成金色,我望得很远,忽然觉得心中涌起万千愁绪,莫名。
  • 徐志摩诗

    作者:徐志摩

    《徐志摩诗》收入了徐志摩各个不同时期创作的代表诗作多首。有:《草上的露珠儿》、《明星与夜蛾》、《望月》、《他眼里有你》等等。
  • 三十六大

    作者:馮唐

    馮唐散文元氣淋漓,飛流直下三千尺,順手拈來汪洋恣肆,讀來十分過癮。 他與現代當中國散文路數很不同:幾乎不談「正經事」,正經都在不正經中;幾乎不說「大道理」,道理都在日常中;乍看都是「碎片」,碎片中自有規矩;文字常喜「越軌」,越軌得來又讓人拍案叫絕──他的路數便是陳言務去,挑戰文字表達的極限。 不管寫自己或寫他人,都是一種俯瞰的姿態:螻蟻一樣的人生,荒誕不經的世相,理想是虛妄,偉大是無稽,日子是實在,終極是了悟,「我不是愛自己,我是愛人類;我不是厭惡我自己,我是厭惡人類。」說到底,做人便是如此矛盾。 這或是今日國人的寫照:盛世也好,末世也好,都先過好當下。
  • 王小波全集(第九卷 书信集)

    作者:王小波

    《王小波全集(书信集)(第9卷):爱你就像爱生命(终结版)》讲述了:你要是愿意,我就永远爱你,你要不愿意,我就永远相思。对了,永远“相思”你。从出生到去世涵盖王小波一生的照片,李银河独家授权《王小波全集》终结版。
  • 品三国(下)

    作者:易中天

    下部的内容是讲赤壁之战以后,魏蜀吴三大集团虽然还有打打杀杀,但已经无法吃掉任何一个集团,然后三个集团各自发展,各自称帝,形成中国历史上的三国鼎立的形势。接下来又讲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晚年性格的矛盾,和魏蜀吴三国必然灭亡归于晋的历史进程。
  • 47楼207

    作者:孔庆东

    《47楼207》以描写大学生活的《47楼207》开篇,以描写高中生活的《遥远的高三·八》压卷,一以贯之的是幽默。可谓是“凤头”和“豹尾”,全须全眉地描画出80年代自然而率性的学生生活;荒诞的历史小传——《风流大寻呼》,挣扎着向人们展示着人性的丑陋与卑劣;《可笑的“试验”》中,口诛笔伐荒谬的伪科学;《高考制度之我见》、《灵魂工作者还能逮老鼠吗》、《游戏审判官——看〈海马歌舞厅〉》、《躁热的美神》等充满忿忿不平的呐喊,呼叫着人们去体味世态,回溯历史。 作者理性而又敏感地思索着人生、关注着世态,荒诞中肩着责任,幽默中透着冷峻,充满智慧和侠气,读之酣畅淋漓,过瘾至极。
  • 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

    作者:周国平

    1998年获全国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这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父亲用感情的一砖一瓦垒筑起来的一座坟!周国平是一个哲学家,更是一个父亲,一个爱他的孩子胜过一切哲学的父亲,甚至只要他的孩子活着,随便什么哲学死去都好。 一个父亲守着他注定要夭折的孩子,这种场景虽异乎寻常,却令人心碎地发生了。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世界上是存在绝望这种东西的!妞妞出生后不久就被诊断患有绝症,带着这绝症极可爱也极可怜地度过了短促的一岁半时间。在这本书中,周国平写下了女儿妞妞的可爱和可怜,他和妻子在死亡阴影笼罩下抚育女儿的爱哀交加的心境,在摇篮旁兼墓畔的思考。对于作者夫妇来说,妞妞的故事是他们生命中最美丽也最悲惨的故事,一岁半的妞妞,摇着她的小手,轻经地叹了一口气,停止了呼吸,离开了这个世界。至情至性的周国平却用他的笔留住了和妞妞相处了五百六十二个日日夜夜,妞妞的可爱与可怜,死亡阴影下抚育女儿爱哀交加的心境。韦尔乔亦实亦虚的线描插图,更让人感到似乎妞妞触手可摸。
  • 中国文学史(上中下)

    作者:章培恒,骆玉明

    自清末黄摩西撰写《中国文学史》以来,已有许多同类著作出现。优秀的也为数不少。其中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余冠英先生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长期作为大学文科的教材,影响尤为广泛。这些书各有其成就和贡献,因而深受称道。但是,由于一则新的材料在不断出现,再则人的认识在日益深化,时至今日,再写一部能反映当前研究水平的中国文学史的任务,已提上议事日程。 于是,我们不自量力,作了一番也许是吃力不讨好的尝试,并将本书呈献于读者之前。 这是集体劳动的成果。由章培恒、骆玉明任主编,讨论、决定全书的宗旨与基本观点,经全体编写者商讨后,分头执笔,写出初稿。然而,编写者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看法只是大致近似,一涉及具体问题,意见互歧在所难免;至于不同的写作者所撰各部分之间的不能紧密衔接,各章节分量的不均衡,文字风格的差别、更为意料中事。此类现象对于一部完整的著作当然很不相宜。是以又由骆玉明对全书进行编排整理,统一认识,贯串脉络,修订文字,而成为目前的这种样子。因恐经过改动的有些章节中的提法与原写作者已经或将要发表的论著中的见解发生矛盾,引起读者对原写作者的误解,故于这些章节均添署骆玉明的姓名。
  • 花间一壶酒

    作者:李零

    《花间一壶酒》收入了作者近年写作的杂文和随感,全部属于“凡人小史”,即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冷眼旁观,对身边的历史、书本上的历史,讲点个人的看法。这些看法,虽然也利用了一点专业知识和杂览偶得的读书感想,但作者关心的事在有如工业流水线的专业学术中没有位置,只能用业余的方式,另外找个地方说话。 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第一组文章,只有两篇,是个引子。第二组有六篇,是谈战争或与战争有关的事,属于“武”的话题。第三组有七篇,是讨论与读书人有关的事,则是“文”的话题。第四组有八篇,都是高雅话题,不是琴棋书画,而是酒色财气。
  • 思想与乡愁

    作者:崔卫平

    在今天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价值尺度,如何拥有恰当的美学眼光?这两者是否同样重要?能否既是拥有伦理的,也是符合美学的?《思想与乡愁》主要运用文学及电影作品,通过追寻伏尔泰、狄德罗、康拉德、伯尔、索尔仁尼琴、海子、王小波等人的踪迹,对这些问题做了独特而极具意义的思考。这本富于深刻思想内容和人文价值的思想文化随笔,重在探讨当今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价值理想,以及如何拥有恰当的现代美学眼光,其中议题包括当代美德、人文精神、人性的幽暗意识、文化现代性,美学与伦理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角色等。其对当代价值理想的反思,对人性的思考都站在美学、哲学的高度,其命题和内涵所指向的当代思想文化重建,富于极强的人文价值。
  • 一个人的记忆

    作者:史铁生

    本书是著名作家史铁生的中短篇小说选。收入短篇小说《爱情的命运》 、《兄弟》、《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午餐半小时》等36篇,中篇小说《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插队的故事》、《礼拜日 》等7篇。
  • 中国民间传说

    作者:袁珂

    中国神话学大师袁珂先生集中记述中国民间传说的唯一著作 生前亲自校订誊清,尘封半个多世纪首次出版 【编辑推荐】 袁珂先生一生写就诸多神话著作,关于中国民间传说,虽在多部著作中提及,但是却无集中记述这一内容的著作,本书填补了袁珂先生无专门记述中国民间传说著作的空白。 《中国民间传说》尘封半个多世纪首次出版。“《中国民间传说》一稿内容,经父亲校订过,也做了认真的誊清,收藏于藤箧底。”袁珂先生后人袁思成先生颇感遗憾的告诉我们。但同时也表示,幸得后浪发现此宝,方能面世,短小精悍,足见袁珂先生对这一领域的关注。 本书封面采取内外封设计,封面三个元素做漆片工艺,书名烫黑,使这一沉睡良久、极具欣赏和研究价值的著作从内到外散发着一种高端雅致的气质。 【内容简介】 《中国民间传说》是袁珂先生集中记述中国民间传说的唯一著作,首次出版。全书二十余篇,多取材于魏晋人作的笔记小说,且做了较大的艺术加工,有的扩充篇幅甚至达到10倍以上,既充分传达了这些简古、精短的魏晋文字的思想内容,又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 书中所收录的民间传说,有的歌颂人们降妖捉怪的智勇,有的讽刺权贵显要人物,有的赞美动物的品德……将这些混淆在魏晋人写作的神鬼志怪小说中的古代民间传说分类叙写,传达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
  • 新民说·野渡

    作者:严彬、马培杰 /编

    做一个自由的读书人:凤凰读书四年磨一剑,新民说2013压轴之作! 朱天文、苏伟贞、骆以军、严歌苓、梁文道、莫言、李洱、洛夫、安妮宝贝、白先勇、林夕、九把刀、罗永浩、冯唐、李银河……分享他们精彩独到的文学见识,畅谈文学背后的故事,讲述写作中的痛与情。 朱天文只给侯孝贤写剧本?她眼中的胡兰成是怎样的人?苏伟贞如何为亡夫完成极限书写?严歌苓为什么不再写移民小说?骆以军的“经验匮乏”和梁文道的“穷”是怎样的故事?洛夫给最爱的女人写情诗最难?莫言如何塑造中国人的形象?白先勇为推广昆曲做八年义工?九把刀小说里的女主角都是沈佳仪?林夕从不选歌手写歌词?冯唐写书之前是妇科医生?……他们是情感与心灵的书写者、精神苦旅的探路者,他们也是平凡生活的体验者、世事变迁的记录者;他们有的是对文字的痴迷及对写作的坚持,寻找一种永远向前的精神。 《野渡》汇聚了活跃于当代文坛的大陆及港台众多知名作家的对话与访谈,话题人世百态、语言趣味横生、见解精彩独到,引领我们走进文学的殿堂,品味思想的盛宴。
  • 食指的诗

    作者:食指

    《食指的诗》: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 :相信未来!
  • 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作者:余华

    “音乐的叙述和文学的叙述有时候是如此的相似,它们都暗示了时间的衰老和时间的新生,暗示了空间的瞬息万变;它们都经历了段落的开始,情感的跌宕起伏,高潮的推出和结束时的回响。音乐中的强弱和渐强渐弱,如同文学中的浓淡之分;音乐中的和声,就像文学中多层次的对话和描写;音乐中的华彩段,就像文学中富丽堂皇的排比句。一句话,它们的叙述之所以合理的存在,是因为它们在流动,就像道路的存在是为了行走。不同的是,文学的道路仿佛是在地上延续,而音乐的道路更像是在空中伸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