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史故事(最新图文版)(套装共5册)》内容简介：《二十五史》是中国史学的宝贵典籍，是由历代著名史学家精心编撰的纪传体史书合集。各史以为人立传为主，记载了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有关历史事件的发展演变。《二十五史》是乾隆皇帝钦定的“正史”，毛泽东一生研读此书，批注最多。 《史记》是一部旷古绝今的英雄史。其中三教九流、诸子百家、高官贱民、军伍商贾、鸡鸣狗盗之徒，皆可成为主角，只是没有一个庸人。《汉书》、《后汉书》则显得大气磅横，风起云涌，横冲直撞，势不可遏，平民可为天子，“彼可取而代之”，令人壮心陡起。此后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晋武帝灭吴止，在不足百年的三国鼎立局面下，刀光剑影，纵横排阖，忠奸愚贤，粉墨登场，英雄主义时代的尾声犹自铮然。两晋是一个由上至下，个性都极为张扬的时代。翩翩名士，至情至性，悲喜忧愤，玄言无忌，纵有污浊战乱，掩不住一时清标、千古风流。 《二十五史故事(最新图文版)(套装共5册)》分五部，辑录了其中相对而言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篇章，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故事体编撰而成，每册包括数十篇相对独立的故事，整体上也尽力照顾到历史的连续性，使得不同知识背景、不同行业的读者都能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轻松地阅尽我国四千多年的人事沧桑，汲取源源不尽的睿见卓识，在丰富深广的历史经验中让自己的人生阅历获得深化和拓展。

从1984年创刊时起,《南方周末》就颇留意往事类题材，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随着报纸的整体转型，此类文章渐渐从“野史”、“轶闻”的窠臼中脱胎。往事版的前身，叫作“解密新闻”，要做的内容是“已经成为历史的新闻与当年的新闻背后的历史”。汇集在这里的文章，追述的是民国以来历史的片羽飞鸿――那些看似熟知却并非真知的时间或人物。

《东方文化丛书：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系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书中着重探讨了中国古代以孔丘、孟轲为代表之儒家、以老聃、庄子为代表之道家、以墨翟、公孙龙为代表之墨家与名家、以韩非子为代表之法家等诸多学派的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及对科学之一般态度，论述了其对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基本观念及其与古代欧洲科学思想的差异。

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记录了这座城市沧桑厚重的成长足迹，也折射出一个时期深刻宏大的社会背景。 古都西安的今天，见证了一幕又一幕的历史变迁…… 本书是一部关于西安历史与民情的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了民国时代的西安。

本书作者站在历史的角度，用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还原历史。正如作者所言，这是一本用随笔的文体，兼用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方法来写的寺庙传记。 大慈寺虽然经历了千多年的发展，但一直没有一部完整像样的寺志，因此其寺庙诸多情形付诸阙如。一座寺庙的历史，没有很好的实物档案和地下文物相互印证，没有较为完备的寺志，那么要说清该寺庙的历史是比较困难的。 由远及近，作者顺着历史的光环娓娓而谈，述说着一座寺庙的兴衰。于成都而言，大慈寺今天的地位十分重要，身处城市之心，人文厚重，就像一叶肺片一样，左边是文化新闻区，右边是现代商业区。所以被称之为“古蜀之肺”。 这，也正是作者在此书中，游刃有余的表达关键所在。

《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以“批判口述史学”的方法，将当事人的口述回忆与档案资料的鉴别以及学者的研究相结合，对1950年代的中苏军事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与思考。《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认为，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军事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合作关系，它是新的中苏同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苏两国关系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中苏军事关系既包括两国之间提供军事贷款及武器装备、培训军事人才及交流军事技术等一般意义上的相互援助和协作，又包括在战争状态下双方之间的协同作战，以及在和平时期双方为保障国家安全、进行国土防御而采取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但到195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产生并加深，以及对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立场的不同，两国关系从蜜月走向破裂。由此，双方在和平环境中的军事合作再也没有呈现过令人满意的局面，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实际已趋向式微。

《北京四合院》全书从多维的视角对四合院进行了阐述。开篇对合院住宅的演变，到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的四合院，做了概述。四合院的基本格局部分，对四合院进行了类型界定，如四合院的并联组合方式、带花园的四合院，以及四合院的庭院景观。第三部分主要是四合院的建筑构成，包括台基、屋身大木做、外墙、屋顶、外檐内檐、家具陈设等，条理分明，叙述明晰。然后是四合院中正房、厢房等房屋类型的分布，以及居者的身份界定。第五部分则是四合院的建造施工，石作、砖作、瓦作等等，非常详尽。 除此之外，本书后半部分的篇幅，采用了实例的方式，对四合院的居住文化，予以直观表达。与前文中的理论部分，相辅相成。如清代经典府宅四合院撷英，孚王府、恭王府、崇礼宅、张之洞宅、纪昀宅等。近现代文化名人故居的四合院例说，则选录了鲁迅故居、老舍故居、齐白石故居、梅兰芳故居等。在两部分四合院实例之后，本书又对四合院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情韵，如风水禁忌、伦理秩序、雅居生活等方面做了适度探讨。 如果把城墙比作北京的皮肤，故宫比作北京的心脏，那么遍布全城的的四合院就是老北京的血肉。所以珍爱四合院，保护四合院，把这些珍贵的建筑及其中所蕴涵的传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是每一个热爱北京的人的共同的责任。 自元代以来，无论是王公大臣、富商巨贾、还是文人学士、普通百姓，都住在大大小小的四合院中。很多人都对四合院有着模糊的印象，但北京四合院的确切定义又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本书中，便能够得到满意的答案。

《解读中国经济》是在首版《中国经济专题》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新版结合最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新变化全面更新了相关数据和分析内容，并新增一篇关于“全球失衡、储备货币与全球治理”的附录。书中总结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和改革活动的经验，提出了一个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一般理论，并以此理论分析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各项成就，面临的主要经济、社会问题，探讨其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解读中国经济》的最大特色就是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实例，系统地回顾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与改革经验，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重点阐述了自生能力理论和比较优势战略。 海报：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国家的许多人开始相信，东亚经济将会迸发奇迹。日本会主导世界经济，中国也将紧随日本。亚洲国家开始被冠以“虎龙”之名，不仅这些亚洲国家被视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神话，同时整个东亚也被视为一个文化和经济共通的统一体，且这个统一体的上升势头不可阻挡。 作为在东亚地区做过20年报道的资深记者，作者斯塔威尔深入研究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情况。他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展示了发生在亚洲这片土地上的真实情况，揭穿了西方世界对东亚的迷思和误解，同时他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的经济实力能够在短时间内极速爆发，而令一些国家则渐失活力。 作者深度分析了以下三方面：土地政策、制造业和金融业。土地改革对亚洲经济体的成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土地改革启动了亚洲经济的发展步伐，解放了一大批劳动力，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资本。他认为，只有制造业和其他工业领域的发展是不够的，国家需要“出口指导原则”，政府需要以此向企业施压，促使它们实现生产经营的国际化。在金融领域，有效的管理能够促进并支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同时，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模式也是本书讨论的重点。作者指出，中国重工业领域的大型企业已经逐渐与国际标准接轨，但消费品行业仍有差距。鉴于中国的人口结构趋于恶化，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如果这是宋史3:仁宗盛世卷上(新版)》内容简介：缔造出奇迹的宋真宗在晚年创造了“神迹”。天书降、圣主临，宋朝变成了神仙白日降临的乐园。一个来自蜀川的民间女子收拾残局。她出身贫寒，自幼孤苦，嫁给一个银匠一路卖唱走进开封城。二十余年期间，她从人世谷底攀上帝国之巅，在历史中留下了独一无二的年号——“天圣”。她本来穿着帝王的服饰入敛，无力说话后却被换上了太后的衣衫。这是她的本愿，还是一个遗憾…… 她之后，才是脍炙人口的“仁宗”朝。 宋仁宗的时代伴随着每一代中国人的成长。它是传奇，是故事，是忠奸善恶的极致，是吕夷简、范仲淹、富弼、文彦博……这个时代的包青天，他不畏权贵弹劾国舅、贵妃，此壮举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沸腾！ 可有谁知道发生那件事时，宋朝国内黄河泛溢，西北党项人入侵，民间爆发起义，哪件事都动摇国本，而他却去找什么国舅老爷的小毛病。仁宗朝，有太多的小秘密。

《中国思想史（套装共3卷）》为《中国思想史》第二版。全书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与描述。该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也描述产生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以及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作者改变了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论者评此书“突破了以往描述观念的历史嬗变的思想史写法，试图从知识、思想与信仰三者的经纬交错中、从精英与世俗之间观念的互动中揭示中国文明构成及发展的复杂底蕴”。

《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从古代天文学、文化地理与山川模式、礼文化与制度、器物与空间考古、传统绘画、堪舆理论等多角度，综合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古代空间文化的主要源流、概念、内涵、现象、特征与规律，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剥茧抽丝，充分论证，提出了突破性的见解。

《如果这是宋史4:仁宗盛世卷下(新版)》：仁宗朝进入中期，宋朝进入壮年，它有一切繁荣昌盛的数据，也同时潜伏着数不清的隐患。西夏国在李元昊的率领下雄踞西北，不仅让宋朝穷于应付，还打破了契丹人东亚第一强国的垄断，他让辽国的皇帝从战阵上仓皇逃命！ 三国鼎立，不可逆转。 宋朝的君子们要改变这一点。由此范仲淹成为了“宋史三百年间第一人”， 他所倡导的庆历新政到底打破了什么、成就了什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凝聚在时光中的是他守望者的形象，以及幼小早孤、不知生父、出走求学、寒门大成、进入仕途、造福百姓、转任武职、保卫边疆、主持新政、独立前行、贬职出京以及福泽天下的完美人生。 不完美的那个叫狄青。 别人中状元，他当配军；别人边关挂帅，他是大兵。他是名副其实的战场英雄，却在阶下被喝斥——“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才是好男儿！” 他登上西南昆仑关之巅，为帝国立下不世之功，本应成为一个民族的荣耀，却被迫低头做人，直到众口铄金，死在贬职外放途中…… 仁宗朝，是一袭爬有虱子的锦袍，美丽华贵，难以长久。

明朝的历史长达277年，对这样一个夹在两个少数民族统治王朝（元朝和清朝）中间的汉族王朝的历史，究竟应该如何表述和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而近年来由于一些电视剧的作用，在一般人的眼里，明朝几乎成为专制、黑暗、残暴的代名词。本书作者是长期研究明史的专家，他们认为明朝277年的历史中，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许多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晚明时期，更是呈现出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曙光。他们以讲座的形式，深入浅出地向读者阐述了明代的历史，并详尽地介绍了他们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全书分为十讲，论述了八个专题，这些专题有的是明史上的重大问题，有的则是目前明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在每讲之后都列有问题讨论和视野拓展，引导读者作进一步的思考，以期读者能在阅读和思考中了解真实的明朝历史。

[ 关于《深翻》： 1971年韩丁再度回到张庄，对张庄组织农村集体化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将改革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加以报告并分析，于1983年出版了《深翻》。 《深翻》是《翻身》的续篇，在这部著作把一个村庄如何组织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的经过，生动活泼的写出来。这本书由张庄人翻译成中文。] 《深翻》中文版序 威廉.韩丁(美) 我非常高兴《深翻》中文版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我特别高兴的是《深翻》中文版是山西人翻译的。最使我感到满意的是张庄村的干部和乡亲们对于本书的出版和所给予以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深翻》就是写他们的故事，因此，它的出版对他们来说意义最重大。一个作者很难想到像他作品的主题和故事的主人翁反过来又一次激发了他的创作更令人满意了，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和重新创造的文化正是本书原本形成的源泉。如果《深翻》的出版不能做别的什么，我希望它能刺激山西人民，特别是太行山的人民拿起笔、录音机或电脑，开始为后代记录他们个人的、家庭的和社会的历史。告诉他们的后代，那些丰富的、鼓舞人心的、使人震惊的、令人捧腹的、友好的、活跃的、无法预言的，但却是值得记忆的复杂的故事。 山西人民，你们的生活跨越了当代历史中最关键的，最富有生气的阶段，在你们身上有许多值得整个世界去学习的地方，你们不去记录、捕猎你们的过去，还有谁能作这个有意义的工作？ 从字面上讲，“深翻”的意思是深深的翻土。但我用这个词去象征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建设者们对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伟大和深刻的成就。 今天，把这场运动否定为“过失、极左、历史性的错误”的说法是很时髦的。中国现今的土地所有制理论家们甚至提出一种理论。他们说“从本质上讲，农业搞集体组织是经不起考验的。”他们说，播种与收获间隔的时间太长，以致于在合作制下，农民很难想象出他们个人的努力与未来几个月后分享的报酬有什么关系，因此起不了物质刺激的作用。由于缺乏物质刺激，从而导致工作质量不高，对庄稼漠不关心，低产量、低报酬。因此，合作社的结果便是“吃大锅饭”——也就是说，这是分享贫穷的一种委婉的说法。这些理论家更说，因为分配额小，每个人得到同等的报酬，因此是均贫。到今天，这种理论似乎已成了“真理”。现在无论任何人只要说到“农业合作化”都会说“那是一口大锅饭”。 现今还有一种时髦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是长官通过武力，或者是通过命令把合作化强加给了全中国的农民。他们还说，从互助组开始，到低级社再到高级合作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经历了各个不同的阶段，最后又合并为公社的集体化运动的发展是教条主义者梦想来出来，再强加给农民来满足某种理论的专横武断的作法，而不是对生活的需要和愿望的任何反映。 我认为，通过阅读《深翻》会彻底推翻以上两种说法。 《深翻》描术张庄村在建立一个广泛的合作集体农业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发展，个人的利益不但没有被否定，而且是整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在互助组阶段，各家各户在互助的基础上交换劳力、畜力和大农具，小孩对小孩、成人对成人、牛对牛、车对车。被划成了一、二、三等的耕畜定有不同水平的拉力，以相等的比率来交换。照习惯，当个人、家户的贡献不可能平衡时，小组就以粮食来补齐，这样，没有人占便宜也没有人得负担别人。 实际上，这样等价交换有时是会有困难的。因为，并非所有的粮食都一样，重量、湿度、是否发霉，都会影响一斗粮食的价格，量具（例如斗）有时也会与标准不符。而且，对人力的估价也难免有些主观因素。但是总的来说，在一个小组里面的组员们都能克服这些困难能收到互相帮助的效果，会使所有组员都感到公平满意。当耕畜、车甚至小农具不足时，分工合作的优点更明显了。 后来，进入初级社阶段，农民们合并了土地、耕畜和大农具，他们收入的分配是按照工分，这是一种按工作效果、技术和贡献来分配的制度。这不是“吃大锅饭而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分配原则，张庄使用的主要办法是，为许许多多不同的工作确立定额标准。自从村里实行了小（生产）队核算开始，每个小队由 50——60农户组成，队里为一百多种不同的农活制定了标准——一天的工能锄多少亩地、能拉多少车粪、能犁多少地、能种多少玉米。这样，一天完成满工作量可得10分。但是有些工作不能以个人的贡献而轻易地定算工分，这样情况下，小队根据每个人的力气和技术来定工分，最好的每天可得12分，最差的得4分。生产队的会计有帐，等到分配所得时，每个社员根据所挣工分分配粮食和现金。但在个人所得分配前，要从全队的总收入先交税金，再扣留公基金和公益金。公基金用来投资在生产工具的购买，公益金用来作教育、医疗保健和对病、老成员的补助。 这样，虽然像张庄这样的村对村集体收入所制定的基本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但在公积金和公益金的分配上却应用一种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补充原则“按需分配”。在这一范围内，核算单位中的每一个活着的人，不分年龄、性别、健康水平和能力，对集体资产有同等的所有权，而且在教育、医疗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对病人和老人都给予帮助。 正是“按需分配”这条补充原则导致了那些管理不当、瓴导不力的大队有时会犯绝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毛病。产量低的地方，社员们所付出的劳动只能挣得刚刚够吃自己吃的粮食。这时，往往口粮（按人口分配的粮食）和福利就要用掉队上所有的收入。所以就没有剩余可以去奖励勤劳的和有技术的社员，在这样情况下，会挫伤了积极努力工作的，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勤劳工作，但收入并不高于不努力工作的人，这样的平均主义，不但会引起士气下降，连粮食产量、收入和生活水平也会随之下降，情况就会越来越糟。 但是，因为一些陷入了仅有口粮水平的搞得很糟的集体，因此，就指控整个体制是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对的。就整个国家来说，这些贫穷的集体只是少数，贫穷并不是解散它们的很好理由。集体化体系是牢固地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它是有物质利益为基础的。在全国，它应用的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它给几亿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因此，应该把那些搞得不好的队，重新组织起来，走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陈永贵带头走的路。陈所做的是发动群众在每个村选出有社会主义觉悟和献身精神，能先公后私的有能力的男女，由于他们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能够团结和组织起全村的人，集体改造自然和集体建设，搞好副业和工业，陈把这样的人放到领导岗位上，他们先改变了家乡继而改变全县的面貌。 张庄虽然离大寨很远，但也受到了大寨的影响。七十年代初，在不同领导干部的领导下，社员们的庄稼收成很少。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在春天就到河南去买红薯干，但经过挫折和失败，这里最终产生了有觉悟和献身精神领导班子。这个以党支书王金红为首的领导班子一上任就发挥村里所蕴藏的智力和能力，把张庄由一个 “老、大、难”村变成了一个工业和农业都出色的先进村。由于有十几个繁荣的工业企业和在山西水平较高的农业机械，张庄变成了一个十分令人羡慕的模范村。 我认为中国三十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事实驳倒了“农业合作社是极左、乌托邦、导致了长期平均主义，是吃大锅饭”的说法。70年代末期，中央农业政策调研组的多方面研究，总结道：30%的大队搞得好，40%虽然面临严重问题，但仍可维持，还有30%搞得很差，不能轻易地重新组织起来。如果这些数字准确，那就与我在我最了解的几个地方的有限的观察结果相吻合了。这样，就有二亿四千万农民在集体化生活得很富裕，另外三亿两千万农民起码能顾住自己。有据可查的这么大的数字很难证明“农业生产从其本质上就不适合集体所有制形式”这样说法的正确性。如果还有搞得不好，很明显的，原因不出在集体化，而是领导不好，训练失误和政策贯彻不力——过早地迈向更高一级、隔阶跳跃、命令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和其它官僚主义现象。仔细阅读《深翻》，这一点就会得到证实。 仔细阅读《深翻》还会帮助反驳第二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合作化运动在各个阶段的前进，从互助组到低级合作社，又到高级合作社直到公社是被那些革命的教条主义者强加在农民身上的武断专横的理论公式，根本不根据农民实际经验，而强加在农民身上。 从互助组开始，真实的生活告诉我们的是，每一种形式的组织，在其发展中都存在着内部矛盾、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矛盾中有一部分是较严重的，解决这样的矛盾最有效的办法是或采取更高一级的集体化，向更完整的集体形式迈进，或干脆放弃集体生产。如果当时选择了一条道路，发展个体经济，相似的矛盾终究会以更严重的、对抗性的和不可解决的形式产生出来，难道不是吗？否则，我们今天所目睹的又是什么？ 如同毛泽东所预料的，集体化道路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梯子，一套连续的台阶或阶段，从私有制到公有制，从各个方面都处于危急中，靠老天支配、受波动的市场支配、受个人年老体弱支配的个体生产者，到全国性的公有制经济和社会的集体网络，在这个范围内，生产力达到了充分的解放，个人安全由于整个团体的力量得到了保证。 毛泽东的见解是辩证的，他描述了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各个不同水平的集体都以它们自己力所能及的、和它们自己内部的潜力所决定的速度，朝著更高的多方位的合作生产前进。陈永贵十分清楚地理解了这个见解。在《深翻》题为“肥田沃土”一章中，他指出了大寨及周围村庄，在一旦达到了平均水平的兴旺后如何希望前进到全公社核算，最终发展到全县核算。到那个阶段，最大的集体、在更高水平上、具有相等繁荣程度的公社就和国家合成一体了，这样，集体的财产就变成了全民所有，而县作为一个整体则转为一个大的农业单位。陈说“这个成为事实后，我就可以领导整个县那么大的农场进行生产了。” 然而，在此我要强调的不是长期以来还没有人能够实现的集体化的伟大的未来（当然在个体体制下是无法实现的），而是把集体生产从一个水平推动到另一个水平的内部经济和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这不是主观理想主义的法令的结果，而是由它们的成功而产生的和遇到的矛盾的结果。 互助组，这个合作化的最简单的形式很好的阐述了这一点。没有足够的耕畜、马车、粪罐、犁具和牲口拉的播种机，贫穷的农户，几户才拥有牛的一条腿，有犁却没有车，有车却没有犁，在这样的村庄，互助是很有优越性的，至少开始时是这样，并且相对容易组织。互助的基本原则是“互助自愿”，相等劳力或相等价值彼此交换，应实行民主管理。另外，为了容易贯彻这个原则，互助组不宜过大。这些原则虽然易制定、易理解，却难以切实贯彻，特别是时间长了以后。 各家各户一旦开始在一起劳动，在决定上就发生困难。辟如说，下雨了，土地疏松易锄，我们该先锄谁家的地呢？庄家干旱，又该先浇谁家的地呢？你的骡子拉了我的车，我们该用什么比率来交换？为了扯平我欠你的一些粮食，但我的粮食有点发霉，我又该打多少折扣呢？要决定这些事就需要开许多次会，因此就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们可以通过解散互助组来避免这些问题，或通过合并土地、耕畜和大农具，合作起来种地。分享收成来绕开这些问题。 如果决定合并土地，我们就解决了以上许多问题，但一连串的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般地讲，虽然我们都是些相对贫穷的劳动农民。但我们所拥有的土地、耕畜和农具的量却各不相同。如果我拥有的多，合并的多，我就应该得到的多，等到分红时我就要求为我入社的财产分配一份额，而不只是按劳分配。 如果社员们能在按劳和按财产的分配比例上取得一致的意见，（这个比例常常是一半对一半），那么以上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但时间一长，小组里的生产关系（谁投入了多少）就一定会变化。如果集体领导得好，大家都辛勤耕作，毛收入就会增加，剩余额自然也以积累资金的形式相应增加，这样就可以进行新的投资。这个积累和投资主要地应归功于组里那些强壮的、正在成长的青年社员的劳动。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会对那么多的粮食和钱分给那些靠财产分红、不劳而获的人感不不满。为了公平合理，小组就必须降低靠财产分红的人的百分比，增加劳动工资的百分比。到后来，由活劳动所创造的新的财富越来越多，社员们就会要求全部废除财产投入的比例，这样，就在较低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较高级的合作社。这并非任何人的武断决定，而是现实形势的必然结果，是村里劳动与资本之间比例产生变化的结果。当劳动创造的新财富超过了合作开始时所依赖的旧财富时，如果还根据旧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比例，就会把财富从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的人身上转移到那些拥有财产的人（甚至这些人已经不再劳动了）这样，就成了剥削。 反对新剥削的社员们会站在耕畜集体化的一边。在互助组阶段，农民们开始合并土地和财产时，对耕畜的集体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并不是某些领导干部的要求，而是在实际经验中，生产过程中牲畜私有这个关键性的环节所引起的社会矛盾的反映。土改以后，互助组中的一员借给另一个农民一头好的耕畜，它一天的劳动可以换来一个人力5天的劳动。在张庄，李胖子有一头驴、一头骡子，农忙季节把他们借出去，就可以换取大量人的劳动力，数量之大，以致分根本不必为别人干活，甚至很少给自家干活，而向他借耕畜的人则要加倍干活。这样显然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而更像是按拥有的财产分配，是一种更稳蔽的剥削。最后，村委会按公道的市场价格为所有的牲口估了价，因此，牲口的主人不得不把它们卖给了新成立的合作社。耕畜成了集体的财产，由集体喂养和管理。 毛的集体化“阶梯”描述了从小到中到大的核算单位，最后又与国家的最底一级的单位联合起来不断进步，给了农民们一个像国家工厂的工人们一样的后盾和安全。这不是一个传统的、容易被意外的天灾虫灾打碎的泥碗，而是一个由整个国民经济保障的铁饭碗。80年代的改革开始时，集体所有制还没能达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当然更没能达到建立公社核算（登上集体化“阶梯”重要的一步，但离全民所有制还相距甚远）改革摧毁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上，既使是大寨这个社会主义的典范村也只能达到大队核算。这是因为大寨是一个很小的村庄，总共90户，只有大多数地区一个小队的规模。别的地方更糟的经历说明，在小队变成大队或村级核算之前，他们必须是同等富裕起来，它们的劳动日的现金标准不得相差太大，否则，硬把他们扯在一起核算就是平调（一平二调）——一个集体将另一个集体的财产进行非补偿性调拨，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行为成了众所周知的“共产风”，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它通过命令让人们平等，而不是帮助村里的所有小队克服生产上的问题，达到生产队之间收入上的真正的平等，以便为公社作为核算单位创造条件。 然而，如果合作化运动继续搞下去的话，随着生产的发展，合作的问题就会像合作社的兴起、土地合并、取消土地股份和合并牲畜一样很自然地被列入议事日程。陈永贵相信，一旦当地公社各大队的劳动日报酬都达到了1.5元，（为了不与他们相差太远，大寨当时执行的就是这个标准）他们就可过渡到公社核算。 陈说：“一旦实行了公社核算，我们就可重新安排生产计划，我们可以在应该植树的地方植树，在收成最好的地上种庄稼。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大块地上，充分利用农业机械。这样，一切事情就就绪了。光靠我们大队管理不了我们能造出的新的土地，我们得和别的大队携手，过渡到公社所有，一齐来管好所有的事情。如果有人说这样错了，应该重新分开，那就让他解释一下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怕合并财产，我们有很多财富，应该共同享受，这和平分穷困不一样。” 陈永贵所描述的是一种真正的经济发展，一种成功的土地建设，它在朝着毛泽东为社会主义道路所描绘的所有制阶梯上更上了一层，爬上这个阶梯不是乌托邦，不是唯意志论，不是教条主义，这是一个为中国农民描绘的，只要中国农民不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就可以实现的未来。 那么，在为支撑更大的组织而逐步扩大集体化规模的同时，农民们究竟可以得到些什么呢？规模经营、生产力发展、投资积累、机械化、多种经营、专业化、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妇幼保健、医疗服务、照顾老弱病人，对各个年龄层次的所有人的　　各种水平的教育。从长远来看，这就意味着最终消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从短期来讲，将意味着动员全部的人力物力为当地的发展而奋斗。 毛泽东的“以粮为纲”一直被嘲笑为片面的，并因诸如砍伐果树、森林种粮食等行为而受到指责。但“以粮为纲”只不过是下面这一段话中的一句：“以粮为纲，为发掘农村的潜力发展农、林、牧、副、渔业。” 毛的观点远不只一个方面，而是全面而有综合性，具有远见的，它指出了中国广大农村的方向。那些拒不解散的大队，全面贯彻了毛的指示，都繁荣起来了。在那些集体解散了的大队中（实际上是绝大多数的大队）只有那些特殊优惠的地区——像长江下游、珠江三角洲、山东北部沿海、天津和北京周围的华北平原、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的东北地区，搞起了一些多种经营，当然主要是搞了与所属地区的城市中心有联系的工业活动。其余的地方，绝大多数都停滞不前。尽管粮食价格和主要农产品的价值升高了，尽管化肥、农药和良种的投入增多了，但由于投资缺乏（例如在搞个体生产或大队不再积累的村庄），又分开了耕地而使得有效的机械化实际上不可能了，而地势偏僻和交通通讯状况差，导致必要的农业投入和他们的产出之间不合理的价格比例，使他们受到了制约。主要地，是由于“单干”意识所引起的混乱状态使他们受到了制约。不是激发人类美好品质的“先公后私”，而是诱发坏事的“发家致富”。 如果这些地区不重新组织起来，如果他们不以各种形式重新学会如何在一起工作，那么他们的问题就会变得更糟，两极分化只会加剧，经济萧条只会加深，“像面条一样的细长的农田”不可能发展，只是死路一条。 我认为《深翻》，写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本质和这个运动的正确性，它澄清了当前歪曲合作化运动的宣传。但在本书涉及到的大的政治问题上，在毛泽东和刘少奇间的政策分岐的性质上，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以后革命的性质上，《深翻》做的不好。书中提出了许多恰当的问题，但却很少给出清晰的答案。 我在书的163页写道：这两种具有强烈分岐的不同观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观点）的确是存在的。“它们只是反映了中国问题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现在的问题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它们是否有阶级性，这两种观点是代表了两个对立阶级的阶级观点呢？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采取什么步骤最好的意见上的不同？ 我接着写道“在这一点上让人感到不太明白的是刘少奇的观点，他号召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否是号召搞资本主义”。 在写这些话的当时，我对这些问题并不十分清楚，然而现在，问题就清楚得多了。我现在认为毛是对的，像我在165页上解释的那样，不但农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搞土地合作，防止两极分化是对的，而且对问题的对立面的性质的分析也是对的。 评论者：HD　 主题：现在刚翻译出版的？有意思 回复日期：2002-3-8 9:37:31 如题。 评论者：wryd　 主题：续完 回复日期：2002-3-8 11:59:24 在写这些话的当时，我对这些问题并不十分清楚，然而现在，改革开放十四年以 后，问题就清楚得多了。我现在认为毛是对的，像我在165页上解释的那样，不 但农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搞土地合作，防止两极分化是对的，而且对问题的对 立面的性质的分析也是对的。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一个尖锐的现象，这个斗争 从一解放就一直支配着中国的政治。毛在考虑需要一场文化大革命时，总结道， 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前者倾向于走社 会主义道路，而后者则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这个阶级斗争又不像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的阶级斗争一样，有一个明 确的工人阶级存在，在中国，决定性战役是在共产党内部展开的。在党内展开的 原因是，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是那样的全面，它的威望是那样的高，权力是那 样的大，以致它成了一个政治活动的竞技场，同时，党内本身就有像党外一样多 的派别，这样，各种各样的团体在党内共存是因为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 （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就把包括民主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进步力量 联合在一起。这个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是由不同阶级建立起来的，这个统一 战线的建立，是因为几十年来不同阶级在政治和军事的战斗里有联合的必要。但 这样的联合是暂时的。各个阶级对未来的社会有不同的目标。因此就分裂了。只 是在毛活着的时候，一直把社会主义作为一切政策的中心，并通过反对所有对它 的攻击来保护着它、动员人民通过群众运动来改造社会，并在运动的过程中教育 人民、教育党，提高领导和被领导者觉悟，不断的寻求新的途径来为改造社会更 进一步。 然而，在前进中的每一步，毛的路线都会遇到反对和抗拒，这反对和抗拒主 要来自中央围绕在刘少奇旁边的一群较保守的人，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在一切之 上，他们认为党应该不受外部监督，只要党内自我整风就好，不必把党深入到人 民的群众运动中。这些人不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依靠的是计划者，他 们强调专家和技术、等级制度和一人专政。他们片面地把物质刺激作为社会进步 的关键，否定把个人世界观的改造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的基本的工作。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执行和结果上，两条路线发生了一连串的尖锐的争 执，在一系列的冲突达到顶点以后，毛总结道，党的高级层内一小撮走资派已成 了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不可逾越的绊脚石。耐心的说服和教育，以及迄今为止党 所进行的整风，已证明对解决这个问题无济于事。这时，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这是一场从下而上整顿党的，属于党外人民的群众运动。 毛当时得到的结论，即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对抗性矛盾就在党内，是令人吃 惊的，是前所未有的。而他所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发动全体人民，更是 令人吃惊的和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大胆而不可预知、充满困难且不能保证成功 的计划。很少人——甚至在毛的最坚决的支持者中——真正理解这个计划。当 然，我也不太明白。在张庄较有政治觉悟的，像党支部的干部们也不明白，他们 后来告诉我“我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谈过、说明过、解释 过，可我们还是不明白，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只有现在，改革以 后，实行了责任制以后，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东西都承包给个人去谋利之后，我 们才有了一点资本主义道路的经历，才明白了一点儿”。 不能原谅的是，我也一直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着。在美国长大，我至少有许 多年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经历，对于它我极少有错觉，但也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后 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个个部门都拆毁了（这是我以前从来不认为是可能 的），我才终于开始明白毛所说的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和“走资派”是什么。这 样，1979年以来全面展开的改革教育了我，我开始明白，它并不是像改革派所说 的，他们所作的只不过是要探索对国家发展最有效的道路。他们也不是要通过错 误和挫折学到什么，他们尝试这个或反对那个，也不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也不是像改革派所说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摸石过河”（一种非政治的概念，因 为它不告诉你他们要过哪条河）相反地，它是一套有意识的、逐步去执行的、完 整的计划。这个计划一步步地拆毁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逐块挖掉社会主义经济 基础基石。 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别熟练精心安排和计划的战役，它要做的正是它公 开宣传不做的事，每一个阶段都以选择社会主义政策或制度中一些小的、难以反 驳的弱的关节，作为攻击的对象开始，再掩盖和取消与这个关节相连的整个结构 的联系。他们搞的时间越长，这一点就越清楚。他们要做的根本不是“摸”，而 是要不屈不挠地展开一个宏伟的蓝图，把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牢牢的拴在一 起，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完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把 中国改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的内地，使中国再一次陷入新殖民主义的 剥削。 如果我现在能重写《深翻》，有了从改革的实践中获得的认识，我就会非常 不同地，更具有批判性地去评价解放后关于巩固新民主义体制的矛盾。我也会批 判我以前所认为的，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是封建主义，而不是党内走资派 的错误看法，我会对毛在庐山会议的斗争，对毛与批评毛的人之间的冲突，作出 更加积极的评价。毛抓住了绝大多数人（其中包括我自己）没有抓住的一幅清晰 的图画。这幅图画告诉我们那些大肆声张的批评出自何处，告诉了我们批评的阶 级所带的偏见，他坚决支持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坚决推动大跃进。如果我有 今天的认识，我会对文化大革命有更正面的评价，我会更正面地对毛的一生的工 作做出评价，特别是他的晚年，因为正是在他的晚年，毛作出最有创造性的贡 献，他看得最远，对于人类和社会辩证的发展探索得最深。 我们这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毛领导的都已在混乱中结束，至少暂时 已结束。但是尽管毛的伟大战略计划——文化大革命没有能够挽救中国的社会主 义，但他的分析却揭示了过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所面临的问题的关键，并给未来 的革命提供了沉痛的教训，像太阳必然升起一样，它们一定会再完整地出现。毛 的远见和他的勇气揭露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共产党内一直都在进行的、对抗 性的阶级斗争。他坚持，只有通过动员真正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来掌管和纠正 党，才能挽救革命。毛坚持说：“党本身只是继续革命的辩证过程中的一种工 具，它不是统治者……。党不能站在革命运动的外边去预见发展的规律，为了让 人民了解这些规律，他们必须深入到运动中去。先锋队也不能例外，它也只有通 过实践，才能发现规律。”（见毛泽东，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Mao Tsetung，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Monthiy Review Press，1977， 第二十页） 我多么希望当初我写《深翻》时，已经能对这些观点做出很有说服力的说 明，如果真能做到这样，它对那些在下一个世纪必须改造世界的人将是一本有用 的书。然而，现在重写它是不可能的了。在张庄三部曲的第三部中我还有机会把 这些谈清楚。这第三部叫《分山》（我改变以前名命为《立春》的决定），《分 山》将告诉你一个小村庄集体农业解散，采用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故事。 威廉.韩丁1993年六月

此书论述历代律法，着重在汉律、唐律及明律。唐律是我国现存最早而又最为完整的古代律法，也是唐以后各朝律法之所本，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明律为清律所直接承袭，书中对明律的论述目的是比较明确，主要就在于借鉴。和沈家本同时的律学大家薛允升着有唐明律合刻，论说利弊得失，薛氏右唐而左明，沉家本对唐律也很推崇，但态度却较为客观，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对汉律的研究是本书的精华。历代刑法考收有汉律摭遗二十二卷，约占全书的份量的三之发之一。汉律摭遗的特点是对材料的征稽探隐发微，力求穷尽，而考辨则多引汉人说法以解释汉律。汉律久亡，经过沉家本的整理，汉律面目大致可观，其中有些还是研究汉代典章制度及社会性质的珍贵资料。历代刑法考一书及稍后问世的程树德九朝律考，在整理我国法制史资料方面，都应算是具有总结性的研究著作。

《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主要内容：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人物照片中，除晚清人物和逊帝溥仪等在故宫居住期同的人物照片外，还有溥仪住在天津张园和静园时所拍的一批照片、民国时期部分人物和故宫博物院建院初期的一些照片，以及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晚清新式军队、清末某地水災災民照片等等，都保存了很多难得的历史镜头。又如1924年印度诗圣泰戈尔来华时，曾到故宫会见溥仪，并在御花园四神祠前合影留念，其后在景山荘士敦家中舆诗人林徽因、徐志摩及当时的民国政府总理颜惠庆等十二人合影；以及张学良、于凰至舆美国人端纳等参观故宫乾清宫的照片等，也都极为珍贵。这些照片，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宫廷史、文化史、社会史及帝国主义侵华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我们期望，这本《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的出版，能够满足广大历史研究者、爱好者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需要。对《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编选上的缺点和错误，则望读者批评指正。

《末代太监孙耀庭传》一书中，作者补写了其暮年生活和逝世前后及贾英华为其题写的墓碑竖立前后的真实故事。溥杰在生前亲笔所作“序”中称此书：“难得清宫汇秘闻，拨开当日九重云。”年逾九旬的老太监孙耀庭在生前亲笔作的“序”中亦评价说：“惟此书最为翔实，亦绝无任何随意编造或穿凿之处，可以作为信史来读的。”此书被节译成十五种语言在海外发行。

《中国建筑史》分中国古代建筑、近代中国建筑、现代中国建筑三部分，每一部分除对发展概况进行综述外，重点对城市建设与各类型的建筑作了分章论述。其中古代建筑部分所占分量较重，内容较系统、全面，对木构建筑特征和清式建筑做法也辟有专章介绍；近现代建筑部分则着重于建筑发展的概括论述和典型实例的分析，使读者对近、现代中国建筑的发展有一个完整而具体的了解。为了使读者获得更丰富而形象的相关信息，《中国建筑史(附光盘)》还配有光盘，收录古代建筑重要实例的彩色照片约千幅。

清季民初之时，传统的中断与传承并存、断裂与延续交织。这不仅是史家观察到的现象，也反映在士人的愿望和表述之中。注重继往开来的历史眼光并非只存在于不特别激进的士人心中，就是那时被认为非常趋新的知识分子，也分享着类似的观念。当年不少士人的共同期望是让中国像欧洲一样通过复古的手段而“复兴”，同时相当一部分趋新士人又怀有将中国传统送进博物院的持续愿望。这些曲折微妙的现象提示出一个与既存认知不甚相同的早期20世纪中国，且早年的关怀和思考已延续下来，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全程，非常值得进一步反思。